麦海华，现任民主党纪律委员会主席，支联会副主席，曾在各种社福机构工作担任要职。他同时是城大应用社会科学系助理教授，这次与他的访问，就是在他的办公室里进行。
甫进去，书本堆积如山，各种的奖状与证书挂在墙上，还有学生为他所画的人像画与合照。
有参与过雨伞运动的朋友或者对他有印像，他曾在2014年9月28日警方发放催泪弹后在金钟现场讲课，也在学联此前举办罢课之时在立法会外示威区为学生讲学，题目是《学生运动的回顾与前瞻》。
七十年代中前期，大专学界被国粹派把持，国粹派是一群对中国有热情，紧随中共立场的大专学生。而与之对抗的，是社会派，支持本地社会抗争，强调要批判地认识中国。麦海华在1975年当选港大学生会会长，一度打破国粹派的垄断，后来被记载为大专学生组织历史上的分水岭。
在他身上，你会看到一种家国的忧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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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识中国
“其实我当上学生会会长是误打误撞。”
1969年麦海华中五毕业后到了由“香港佛教僧伽联合会”所办的佛教孔书院念预科。
“当时一班同学提议办学习班自学，读殷海光、罗素、Karl Popper、Hayek、也读到有关中国的现代化问题。后来我在机缘巧合下，认识了许冠三先生。”
许冠三先生是南来的历史学家，对中共的管治素有批评。在浸会学院教书的时后，他编了一本《人物与思想》的杂志，每个月发行几百份，那是从中国大陆的报章、电台资料当中来分析大陆政策。这本杂志一来销量不好，二来被左派的集团打压，不替其批发。所以许冠三先生就叫朋友帮忙派到报摊代售，能卖多少就多少。当时他找了何俊仁帮忙，何也就找了麦海华。
“许冠三说可以替我们办些课程，专谈中国近代史，从1911说起，也会谈中共的历史，比如说三反五反，反右运动，文革、谈过毛泽东思想，刘少奇与其路线。我是在那里开始接触中国的近代史。”
有了这样对中国的理解，初进大学的麦海华自然对国粹派那种支持中共的态度看不过眼。但真正决定参选学生会，那是1974年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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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国粹大联盟
1974年，麦海华是文学院学生会的出版秘书。那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廿五周年。
当年暑假《中大学生报》建议港大、中大、浸会及理工四份学生报联合办一个“新中国专辑”，对新中国的成败及学界那些年的认识祖国运动作检讨。港大《学苑》提出了三份受其他三家院校编委会批评的文章：《我们的立场－70年代》、《理性的黄昏－虞雪》、《中国往何处去－吴仲贤》。
《70年代》是一本激进的无政府主义刊物，主张世界革命；虞雪是一位1973年逃亡来香港的造反派红卫兵的笔名，以自己文革的造反经验反思中国社会主义；吴仲贤是当时有名的托派，也是《70年代》的创办人之一，批评中共专政。这三篇文章被中大、理工及浸会三报编辑以“文章对中国有独特看法，但抽象冗赘，未能面对多数同学”为理由，要求港大《学苑》再加考虑。《学苑》总编指斥其余三报编辑认为这些文章是“反华反共”而拒绝刊登是“政治偏见”，坚持刊出，退出联刊。
《学苑》把三篇有争议的文章刊出后，引来当时由崔绮云当会长的港大学生会不满，向学苑提出不信任动议，校内出现不同的大字报批评《学苑》。
“在不信任动议的代表会会议上，我认识了国粹派的霸道，只要是不同的声音就被压制下来。那个时候我就认为学生会不能再让这班人把持下来，因为这会使言论空间与自由都扼杀掉。”
“在1974年10月左右的时间，就算我不满，也没有打算过出来参选。最后在11月左右，何俊仁来找我，对我说他想组阁参选学生会，但环顾左右却无人有学生会的公共经验，而我曾任文学院学生会会长，他就建议我参选。我是在这样的情况下，短时期内准备选举。”
在何俊仁的自传里，他说自己是麦海华的竞选经理；在访问里，麦海华也笑着承认。
“其实当时我都没有出来参选学生会的念头，因为我已经三年级了，理应快毕业。当时我也是胆粗粗（大胆一试）。”竞选时我打出‘多种角度，兼容并包，均衡发展’的口号，而对手钟瑞明的内阁则以‘认识祖国，关心社会’为路向。结果我们以1400多票对他们700多票。总投票人数是2338，相对上一届投票人数200多票，我们是10倍有多。这是港大直至当时为止最多人投票的一届。”
这些数字他倒背如流。
“我们最后全阁当选，赢了钟瑞明。他是上届学生会会长崔绮云现在的丈夫，是之前的城大校董会主席。”
崔绮云毕业后加入新华社香港分社，官至文教部副部长；钟瑞明则曾当上多届全国政协，亦曾出任民建联总干事。
港大的学生会选举11月进行，麦海华在月初才决定参选，却以大比数胜选，可见当时校内对国粹派行径的不满。
“我们其实旨在走出来挑战那一片红（国粹派）。当时我们自称为‘反国粹大联盟’，社会派，自由民主派，逍遥派，什么人也好，因为反对国粹派的高压垄断而集合了起来。”
1975年麦海华上任学生会会长，成为在国粹派占主流的大专界下的唯一社会派力量。胜选以后，国粹派没有就此罢休。落选的钟瑞明，在同年10月于为学联办了一个《中国科技发展史展览》。
“我也不知道他是以什么身份去办。国粹派仍然有控制一些属会，可能他是在输了学生会选举后选了进去属会。亦可能因此国粹派要办些大型活动，再叫他出来帮手。”
“一方面是政治酬庸，另一方面则代表他们很有组织：若他们的人选不成学生会则会到学生会属会参选。在我当学生会的那届，属会比以往都积极很多，办很多活动，又办得大型，令我们学生会超支二十多万。以往从未试过。”
同时，崔绮云在落任学生会后没有呈交学生会全年工作报告，却发行了一份《托派如何插手学生运动》的特刊，着意批评当时学苑三篇文章的托洛茨基主义倾向。
“她们在任期后才发行刊物其实是不合规矩，我在任学生会时其实不想批印刷费，后来不记得什么原因也是批了。其实她们是有针对性地攻击我们，因为她们（国粹派）万料不及会在选举中输了给我，所以要反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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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界里的家国与革命
社会派批评国粹派盲目认同中国，但并不代表否定中国，只是强调要批判地认识中国。
“中国是我们的祖国，正如母亲之于我们有着亲切的感情。…突然母亲站在我们面前，让我们仔细端详，这种莫名的喜悦实非外人所能道。…我们强调认识中国要“是其是，非其非；爱之深，责之切”。”
－节录自港大学生会七五年“现代中国探讨”资料论文集之序言
当时学联口号是“放眼世界，认识中国，关心社会，争取权益”。麦海华认为，国粹派对国家是认同，但对香港却只是认识。
“我们社会派提出‘认识国家，改革社会’，希望可以带出对香港的认识与批判，看我们学生能够怎么参与社会，做改善工作。”
因为这样，麦海华在学联里就时与国粹派冲突。
1975年1月，电话公司以通货膨胀、公司业务发展、资金周转不灵为由向政府申请加价七成。
“当时我们在学联代表会讨论，说反对电话公司加价不能只有抗议书，更要有行动，但学联干事的回应是：‘现在是四届人大会议，香港很多人也不认识，中国政府现在很开明，又有人大代表在讨论国是，我们该推广介绍，不要搞反对电话加价的行动。’最后我们只有港大学生会，大专同学会及天主教大专联会三个一起反对，出版特刊，在街头收集签名，并举办游行。”
“社会派觉得香港是我们生活的地方，我们要做点东西去改变制度。学联内的国粹派看香港问题，表面批评殖民政府，但却不行动。因为中国政府说明，不能搞乱香港，不想冲击殖民政府。”
“我们却不至于《70年代》双周刊那班人要激进地推翻政府，要革命。我们认为要改变政府的政制来解决贫穷问题，失业问题，通货膨胀，高地价问题等等。”
对于当时的托洛茨基主义者，麦海华很不认同：
“托派太极端，而且我们当时认为革命之后也无非是再革命。社会要走向宪政民主，这才是可行的道路。如果要革命，换来的可能也只是专权。我不相信革命，激进的行动也产生不了好的效果。不过我也不认同国粹派扣帽子的做法，这样并不能解决问题。”
在其时的大专界里头，有着各种各样的国家与家国，或者无家无国。
我问，为什么当年港大在学联的代表屡与其他院校及学联干事意见不合，但最多却只是愤而离席，而没有更多冲击学联体制的行动？麦海华的回应很简单：实力不足。
“我们没有实力。当时只有港大的反对声音，而且我当时是第一届非国粹派的学生会，连自己阵脚也站不稳，因此我们无法做出更多，充其量是下一届学生会出声明谴责。我们当时内部也有想过要不要退联，后来可能因为知道不够实力而没有付诸实行。”
四十年后的今天，港大学生会，联同另外三家学生会已经发动公投成功退出学联了。
在港大退联后，麦海华曾在香港电台写了一封香港家书给其时的港大学生会会长梁丽帼，寄语院校要遏止退联的“歪风”，改革学联，否则容易被左派渗透，无人代表学生向校方争取权益和参与校政，领导发挥先锋角色的学运。
“现在回想，学生的自治组织其实十分重要。如果没有了学生自治组织，就会被左派组织代表了青年声音。”
麦海华为当年的退联倾向辩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