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扼杀的家国
1976年，四人帮倒台，中共中央改弦易辙，放弃文革时期的极左路线，那些强烈认同从中共中央的国粹派受到极大震荡。
对于国粹派，麦海华批评得狠。
“国粹派最大的悲哀是不谈事实，只问立场，直到今天仍如是。他们听指示，看当权者的口径，因为他们没有独立思考，只随权力走。”
“最多人的反思是发现自己没有了对社会的分析：四人帮的极左思潮倒台，忽然间整个政治判断的依靠“冧”了（崩溃）。很多人自觉脱离国粹派的组织。如果你是be true to yourself（对自己真诚）的话，你会很痛苦，因为你曾经相信的东西不复再，于是就会问自己为什么当时会全心相信，甚至打击其他声音？”
相对应国粹派的“只问立场”、“没有思考”，麦海华给社会派的描述当中重覆着“独立思考”与“原则”。
“社会派、民主自由派有独立思想，分析，看法。虽然我们社会派对国内的制度是比较同情，但我们在七十年代初期时，已经有批评共产党可以因垄断政府而成为压在人民头上的新阶级。社会派从新左的角度来说也会反对中国共产党。我认为对中国的批评要从中国大陆的现实出发，我同意要政治现代化。我认为宪政民主是中国可走的道路。但共产党一党专政就扼杀了这样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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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一种
七十年代国粹派与社会派对立，后来国粹派倒台，社会派再细分出各种各样的派别。就当时的争辩，麦海华认为是年轻一代寻求香港定位的举动；而四十年后的今天，社会也正在进行一场有关中国与香港，或者不成主义的主义争辩。
今天很多人在说抗拒中国，这对麦海华来说无法认同。
“怎么不喜欢中国也好，中国也是我们的国家。我认为自己是有责任提出反对声音，尽言责，如果有机会则利用一切可能的方法在架构里争取发表声音。”
“我们香港之所以重要是在于有活跃的公民社会，可以从下而上提出争论。我也会挑战为什么港区人大是由这群人所霸占，为什么是由1200人所选而不能扩大到大多数人选举。我会认为我是一个中国人，我有责任，能做多少则多少，但最主要是我有自己的独立思想。”
麦海华曾在2008年参选港区人大选举，向刘迺强邀得提名，结果他们各自被民主派及建制派的支持者攻击。
“我觉得本土论对香港来说是一种伤害，我不认为香港能走独立路线。而且我们应该放眼中国，不是因为其市场、地大物博，而是这是我们的国家，我们应有所责任。小的则尽言责，可以的话更要装备自己，以备将来中国走向宪政民主时我们香港可以有公民社会制衡政府。”
国家，责任。他说到这些词时眼神坚定，有种不移的气势。
“我们要准备自己将来成为国家的参与者。我们不能简单的划地为牢，说大陆的事不关心自己，一来这不可能，二来香港对中国大陆有很大的影响，中国南方社会某程度上是看香港的模式来运作。香港建立了一套合理理性运作的模式，如果香港的制度能够行得通，中国也应该是可以参照。我不会简单的划地为牢，因为这是犬儒主义，鸵鸟政策。香港是不可能独善其身的。老实说，我们最终也是希望影响中国大陆。”
好些年轻人也认为香港要理解中国的问题，但是在身份认同这个骨节位上却不认为自己是中国人。
“我觉得不是的，我们就是中国人。我们就是对国家有责任，有承担，我们不能脱离。现在中国大陆在水深火热底下。人民并没有自由，我们是要挑战中国大陆那种一党专政底下的不合理现象。中国不可能长期这样，中国一定要打跨一党专政的制度，从至使到国家在宪法之下保障人民的权利，国家乃是大于党的。”
我没有追问下去。
对于麦海华，香港之于中国有种天然的责任与特殊的角色。
“只有我们才能看见中国的这些问题，中国大陆并不能看到的，因为国人根本被禁止言论，资讯以至思考。这是香港的功能所在，为国人提供思想，宪政民主是中国该走的路。为什么中共要不让我们踏足中国？”
自从八九六四后，身为支联会要员的麦海华一直无法踏足大陆，不过这并没有影响他坚持的国人责任。
“我这牺牲大，但我对中国的道义责任并不会放弃。你不能对我说八九民运没有发生。这是中国的一个分水岭。1989年的民运是重大的转捩点，做成一代人无法平伏。我在这个问题上，我不能说没事发生，我说不出共产党做事是对的。这是说不过去的。我能做多少就多少，尽力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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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家国，你的本土
这份沉重的家国承担，使得麦海华与强调香港本位的各种本土派有天然张力。他很意识到自己这样的立场，其实并没有很多的影响力。
“但是我认为必须要点出青年人的要害。”
对他来说，似乎年轻人大多都是本土派。
“现在年轻一代要求革命，要推翻一切，甚至乎认为民主派也是在阻碍民主发展，搞了数十年，民主回归也是垃圾，但是他们没有策略，是情绪化，认为只要老一辈都走掉就好了。这是幼稚的，但你会见到这是时代气氛。”
“我们这些在七十年代成长而来的人，策略是逐步逐步争取的，寸土必争，每一次争取多一点。我认为这样才是实在，才可以使制度不断更新与调整，赢得更多市民的支持。”
麦海华是七十年代众多流派抗争者，之一。
“我是欢迎年轻人走出来，但是现在的情况则是太情绪化了，太过希望推倒一切，如果连民主派所建立的少数否决力量也被打跨，就会被建制派垄断议会，到时什么也没办法，香港就会走新加坡的路，高压操控，不可翻身。”
他很强调七十年代的来时路，对于麦海华来说，这条路，还有指引的作用。
“我们七十年代是由贫穷转向富裕，我们是要付出努力来换取生活的改善。这跟现今一代的年轻人不同。他们觉得很多东西是应分的，要照顾到他们的需要，批评上一代霸占着社会位置，他们的要求有时候是偏离客观现实。我们那代会逐步争取改善，现在的年轻人要求争取一步到位，以激进行动破除一切。他们的反对力量是大的，要出来颠覆社会。但是到底可以给出什么样解决问题的方法，却是一片空白。经过多年斗争，我们希望中国走向一个和平的演变，宪政民主，使得人民利益与自由得到保障，有独立的司法制度。这些中国都需要逐步发展。这些发展都需要在和平的空间下进行，在革命的情况下将会抹杀了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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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十年代，社会派认为国粹派盲目认同中国，对香港没有足够的重视，及此，社会派提出要批判地认识中国，以行动改革香港，引起大辩论。
八十年代起，当日的社会派纷纷成了后来的泛民主派，在香港的政坛上面担当重要角色。
时间换到当下。
本土派认为泛民主派思考框架过于认同大中华，对香港本土没有足够的重视，再次引起香港往何处去的社会争辩。
就像历史的钟摆，现在摆了回头。
麦海华是当年拨动潮流的旗手，今天却身处历史的洪流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