飘来飘去，我们就这么飘来飘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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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9月底由学生冲进公民广场而爆发的雨伞运动，数以万计的人留守街头，餐风露宿。当时六十二岁的杨宝熙，白发苍苍，与友人共置帐篷，经常到场。只不过，她的角色不再是当年的国粹派先锋。没有了浩浩荡荡言辞与领导，换过来的是平静参与及观察。
在她温柔平和的面容上，我们无法得知她曾经是中大学生会及学联会长，曾经也有过激昂的学生运动岁月。我们在中大一个咖啡室，一个七十年代尚不存在的建筑物里，追忆仿佛不存在的往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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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性火苗
七十年代是个暴风的年代，而我们把之称为火红。
那时电视未曾普及，年轻一代的想像空间都从文字中得到满足，一批又一批的青年刊物在这个时代诞生。这里头有各种各样的思想，有拥抱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青年文学》、柔性的年青报纸《青年乐园》、无政府主义较强的《70年代》双周刊、谈民主自由的《中国学生周报》、探论回归议题的亲中杂志《盘古》等。当年被称为国粹派的杨宝熙，就是在这样的一个时代成长过来。
杨宝熙爱读《中国学生周报》。早在1970年，《中国学生周报》就做过一个叫“个人？香港？中国？世界？香港华籍青年何去何从？”的专题。这个问题即使到了今天，仍然是最敏感的政治议题。
因为向往西方民主自由的思想倾向，杨宝熙就曾被经历过抗日战争的爸爸批评她认为外国的月亮特别圆，不懂中国。
“我是听美国反战歌曲长大的，中学时期的几年时间是越战年代；中国则是刚开始文革，因此感觉较乱，不会认为有值得投入的地方。”
她中学时期思想萌芽之时，也不至于完全抗拒中国。比如爸爸每星期订来的《大公报》，她也会看当中的副刊；又会看《人民画报》，一本当时反映大陆社会的报刊；甚至随父亲去看革命样板戏。
这是她第一次感思想的碰撞。自由世界与共产世界碰撞而生的知性火花，温柔而又明亮，打开了她的眼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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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无政府”
1969年，香港珠海学院的学生不满校方打压言论，在校外的一份青年刊物《大学生活》投稿揭露及批评校方不合理措施。珠海校方在8月22日以“他们不适合在本校就读”为由，开除十二名学生。这后来引起全港大专院校过二百名学生到珠海学院静坐抗议。
被停学的学生吴仲贤认为传媒对学潮的报道负面，歪曲事实，决定创办《70年代》双周刊，推动社会抗争。这本杂志的立场激进，主张无政府主义，追求革命。
他们着力揭露香港社会在殖民政府下的阴暗面，引介世界各地学生运动理论，鼓励文艺创作，也活跃于直接行动。因此七十年代初期一连串的抗争里，包括中文运动、保卫钓鱼台运动，盲人运动，反贪污捉葛柏运动都有《70年代》成员的积极参与及发起。
杨宝熙中七时在街上看到《70年代》，那期正在谈有关孟加拉水灾的事，办筹款。她战战兢兢的在班上筹款，筹了些钱后就拿到他们的会址去。
今天的莫昭如专注文艺创作，而属香港托派的吴仲贤则在94年因病逝世，但在当年的《70年代》中，二人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据莫所忆述，《70年代》其中一个特点就是几乎任何人，读者也好，示威时认识的朋友也好，只要对这刊物有兴趣的都可以参与，很快就可以融入组织，成为刊物的一分子。
所以杨宝熙此次一去，就成为了《70年代》一员。
“莫昭如与吴仲贤是我的启蒙导师。”
“我为什么会参与《70年代》，为什会对社会不满，就系因为看到底下阶层，看到不公平不公义。”
“早期的《70年代》无政府主义思维较重，这对中学生来说也是’好中’（很有共鸣），反叛嘛，对现状不满嘛，我们就是在这样的思潮里。”
“好中”，就像很多东西都是忽然而至，别无他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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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国粹红”
远不只此。杨宝熙进入了中文大学，因为读书的关系，慢慢淡出了《70年代》，先后当过中大学生报的编辑，中大社工队，后来七五年当上中大学生会第一届女会长，成为火红一员。
火红年代，对今天的学运朋友来说，是抗争轰轰烈烈的意思；对于杨宝熙，是确确实实的赤红，来自北方的红。
“七四年已经开始有人找我参选学生会了。那时我会问为什么要找我？因为我从不觉得自己有能力当会长，当所谓的领袖。”
在今天的中文大学里，参选学生会是公开招募，同学自行组成内阁，没有什么“找人”的概念。
“真是有人专门来找我。”
“那个人是几届前的老鬼（旧生），还未毕业但在念硕士。因为大家都有参与学生活动的关系我已经认识他。他跟我说：来年学生会，不如出来选啦。”
对自己能力成疑的杨宝熙追问原因，老鬼这样说：“两点。一，因为你是女同学，可以夺得女同学的选票；二，你形象较温和，因为已经有些国粹派被人认出来，如果这群人出来参选胜算较低。”
所谓国粹派，泛指当年大专学界里的亲中分子。
“其实当时也知道他与上面（中共）有联络。”杨宝熙坦言。“他并非前学生会成员，却来找你选学生会，其实很有问题。老实说，我的内阁成员也是他找回来，参选政纲也非出自我手。”
虽然如此，杨宝熙还是参选，而且当选了。
而相对于国粹派，是社会派。国粹派因为要跟随北京的外交政策，对香港“长期打算，充分利用”，不支持挑战殖民地政府。而社会派则参与社会抗争，并认为资本主义殖民地不公义比比皆是，如果是支持社会主义的祖国大陆，更没理由反对在香港进行反殖民抗争。
当时在中大里的国粹派与社会派时有冲突，包括撕对方活动的海报，事前破坏布置之类。
火红渐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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摇曳的火红
中大学生会卸任后，杨宝熙就当上了学联会长。当年的学联，是行会长制，设中央干事会，权力远高于院校学生会，而且当年的学联也是“一片红”。
“今次参选学联是自己所想？”我问。“当然是别人叫啦！”“也是那个老鬼？”“是，哈哈。”在她看来，顺理成章。
在杨宝熙当上学联会长的那年，被称为国粹派的巅峰时期，他们几乎控制了整个大专界的学生会。
但火红得旺，就有殆尽之时。
1976年北京的“四五天安门事件”，第一次摇动了如日中天的“认识祖国”之势。认识祖国在当时的大专学生来说，大约就是办“中国周”展览，北上中国探访团等等的活动。七十年代里中国在国际舞台上冒起，引来一股中国民族情绪，因此这类活动十分受欢迎。
1976年4月5日在北京，过百万群众聚集于天安门广场悼念已故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其后中共中央政治局认为纪念活动背后是邓小平所操纵，于是定性运动为“反革命”，撤销邓小平国务院副总理的职位，出动一万多民兵、公安和卫戍部队，以木棒暴力驱散了在广场进行悼念活动的群众。
76年4月下旬，学联第十九届代表会第一次常务会议召开。港大代表团成员麦宗民提出“谴责中共中央违宪”的议案，认为中共中央政治局撤销邓小平职务的举动有违宪法所列明的“国务院总理、副总理之任免权在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抗议其越权及违宪。
在杨宝熙等国粹派主导的学联里，此议案在会上受到激烈批评。与会代表及列席同学达700多人，辩论十多个小时后议案率被否决。旋即，杨宝熙在会上动议早已准备好的“反撃右倾翻案风”决议案，谴责天安门群众是反华反共势力，支持中共镇压：
“天安门事件及邓小平之翻案全是违反全国人民包括香港大多数居民及学生的根本利益的。”
如此立场，如此文风；旧日之事，今日不可追。
“我们自愿成为一只棋子。”杨宝熙直认不讳。
“比如说四人帮批邓（小平）时，我们也在批邓。其实现在回想会觉得荒谬，居然为’反右倾翻案风’激辩几十小时，但当时又觉得好理所当然。某一派斗一派，为什么会去到学联大会讨论呢？哈哈。”
虽然杨宝熙道来轻松，但当年的她却要面对更大的震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