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
为了山间轻流的小溪，为了宽阔的草原，
流浪远方，流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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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顺馨说，齐豫的这首《橄榄树》，成为了她的北大情怀象征。甚至，在不同的场合，都唱得那么投入、动情，不只一次失声痛哭。
她考上北京大学中文系研究院，是八九年，是北京经历天安门民主运动，以及，血腥镇压的那年。她这头长发，是在北京读书时慢慢花白起来。
八十年代，陈顺馨带着对中国河山的浪漫想像，流浪中国大地，交朋结友，写诗，感怀游子的心情。
“故乡、母亲、祖国等想像与当时支配着我的民族情怀，结合得天衣无缝。”
直到六四枪声响起。
陈顺馨的民族情怀就从河山转为勇敢参与民运的中国人民。
那时北京戒严。为了自己的民族认同，为了和人民忧戚与共，她没有放弃学习机会，只身赴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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邂逅国家
现年六十一岁的陈顺馨，任职大学老师多年，刚退休。一直以来，她都热心社区，投身女性主义运动，是新妇女协进会的创会成员，现在是活耕建养地协会的执委，在近沙头角的南涌租地耕种保育。
陈顺馨头顶白菊，胸怀民族。要解释这种情怀，得要回溯到七十年代，或者更早。
“七十年代里头，我濛查查（不知就里），对中国并不熟悉。经历六七暴动后，我们认识左派，但并不明白什么是国粹派，最多只是与阿妈回大陆才有接触中国的机会。”
那种接触，是回乡。那是罗湖海关，是成千上万的人潮；是头戴红星帽子边防员的严厉，是笨重行李与人潮构成的走难；是七十年代初的少不更事，也是无意识的国家经验。
“对中国的理解还有国货公司、当时文革武斗后从大陆漂到香港的浮尸、还有毛泽东像及『东方红』乐曲。这是一种对中国的不认识，迷惘，恐惧，好奇，最主要是不明所以。”
火红的七十年代，最初只是一些人的七十年代。
1973年，陈顺馨在教会认识的韩德民神父邀请她帮忙开展“官塘居民谘询服务”的义工点，替当时“为民请命”的市政局议员叶锡恩做翻译，接触到七十年代基层市民所面对的房屋，福利问题，到访了收容所，安置区等等恶劣的环境。到1973年进了理工学院，她参加了天主教同学会，让她在思想与实践上受到冲击。
就是这样，义工服务的开展以及成为大专生，让她走进火红的七十年代。
“我进入学生运动的渠道是天主教学生同学会，不是非常政治性，但强调服务，『非以役人，仍役于人』，例如在五一劳动节时在理工学院的饭堂帮工友收拾碗筷等。我当时都不会称自己为社会派，只是后来回望才会这样去理解自己。相对当时是国粹派的理工学生会，天主教同学会的性质是较关心本土的社会，因此让我有机会理解香港本土的问题。我是从这些本土的问题出发，去思考殖民统治的问题，继而反思资本主义。”
“这一方面是本土，同时相对的是家国的迷惘。当时我不是太明白学生会为什么会不喜欢我们。”
“我最记得是学生会会撕掉我们贴的海报，而他们分给我们的钱是各属会中最少的。还是不给？都忘记了，但肯定是非常不喜欢我们。我们的焦点是『关心社会』，他们举办中国周活动的时候我们没有参与。我们随天主教大专联会做事，不是学生会的那条线，所以就会奇怪为什么他们不喜欢我们。”
国粹派与社会派的差异在于意识形态，尤其是当时还处于“文革”时期，理工学生会拥护中共中央，认为天主教同学会是改良主义，不够“进步”。
今天的陈顺馨当然明白，那个时候“国粹”对她的不喜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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艇户事件
1976年，香港大专学界里的国粹派随着中国“四人帮”倒台而失去了思想及组织上的支持，失却了在社会上的影响力。
那个时候，陈顺馨反而与一帮“社会派”的朋友进一步介入香港的社会问题，开始阅读马克斯、恩格思和毛泽东的作品，尝试了解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从中探寻社会的出路。
毕业后她在香港旅游协会（今旅发局）当了短暂的研究助理后，便加入荃湾合一社会服务中心（“合一”）工作。当时的“合一”是比较激进的社工团体，提倡以冲突模式组织基层居民，争取自身权益。公余其间，她仍然参与观塘居民谘询服务的义务工作，包括与其他朋友一起在油麻地避风塘协助艇户争取上岸居住。
七十年代油麻地避风塘停泊了大小艇只，今天已被填平成为了九龙西隧入口。由于渔民没有经济能力把日久失修无法出海的艇只翻新，因而放弃捕鱼，转为上岸打工。上岸的渔民薪水低，无法置业，这样一来，渔艇就变成住家艇。
艇户的居住环境恶劣。因为没有排污系统，污水与垃圾就只能倒在塘里；为免风季到来令艇只翻侧，失去居所与家当，艇户以绳子把艇只联系起来，却做成火烧连环船的危机；而由于地方狭小与船身摇晃，家长要以绳子把小孩绑在艇边，防止他们掉到水里淹死。
其实艇户争取上岸的行动始于七十年代初，但到了七十年代未才引起社会更大的关注。1978年，由十三个大专院校学生组织和一些较前卫的劳工、居民和社工组织（包括观塘居民谘询服务）所成立的“各界支持艇户上岸联合委员会”在12月24日前往辅政司署请愿，要求房屋署集体安置艇房到岸上的临时居所，被警方以行动未经批准为由被截。
“当年我们不叫公民抗命，当时会说游行示威是我们的公民权利。其实在1978年的圣诞节游行已被政府截了一次，我们知道1月7日再去是一定被捕的。”
1979年1月7日他们再次出发，游行到港督府请愿。当时山东街这个在雨伞运动里冲突最激烈的地方仍未填海。
“我们一班人在山东街码头集合，与艇户同坐两架旅游车前往港督府。我们兵分两路，有些人乘旅游巴，有些人直接在港督府那边等候。”
“旅游巴在红磡隧道口被警察截停，显然他们早已准备。然后警察就上车宣布我们非法集会，直接着令那两架旅游巴士开往中央警署落案。那些原本在港督府等候的人就到了警署门外声援，另外些人就到港大开记者招待会。那时是叶锡恩替我们保释的。我和一位艇户小朋友最先离开警署，随即前往港大参加记招。”
在1967年订立的“公安法例”说明三个人或以上往同一个目的地就构成非法集会。56名艇户老少男女与11个支持者，就是在旅游巴上被“非法集会”的罪名被拘捕。这是艇户争取上岸化成“艇户事件”的转捩点。
1979年2月12日，67个被捕者同样乘坐旅游巴到铜锣湾裁判司署受审，现场上百支援者声援。
“有一点我一定要说。当时我们以各自的人脉去找人帮忙，其中一个联络到的是梁爱诗，当时她已是律师，她居然叫我们认罪。我们当然不理睬她。之后我们就找了余叔韶，是御用大律师。他帮我们免费打官司。后来判决的时候，艇户不入罪，十一个支持者被认为知法犯法，入罪，留案底。我们上诉到高等法院，找了一个御用大律师列显伦帮我们。”
“结果当然也失败，因为这是政治判决，而非法律判决。我们其实也是有所预料，因此那次上诉的支持者带了个花圈，上面写着『民主已死』，打算一输了便游行。那个时候警察警告我们，如果再行进便拘捕。当时如果我们再被拘捕就会直接坐监，因此内部意见分歧，最后没有继续游行了，就这样结束。”
在七九年，民主已经死了。当然，八十年代的“民主回归”，却是后话。
“我们之后再上诉到英国枢密院，当然最后也是输掉。”
艇户的问题依然是没有解决。1979年8月，台风“荷贝”袭港，数小时内便吹翻50多艘停泊于油麻地避风塘的住家艇。
“当时政府要艇户沉船后才可上岸，搬他们到新界。以前新界没有交通，是很遥远的，我们问为什么不让他们住在市区。政府回说没有地方。但当时那个漆咸营其实是空置的，我们质疑为什么不能让艇户住在那里？”
“我们就说不如去占领漆咸营，然后大家就冒着大风雨从油麻地走去尖沙咀。去到漆咸营时我们骑膊马，爬了进去。当时托派有一个很强壮的人，忘了什么名字，他弯下了腰，让我们踏他的背爬进军营，占领了一星期到十多天左右，有十多人，有艇户，有支持者。”
其实在“占领”的第二天，他们已被警察重重包围。
“我们还在里面开会，有人就从外面运水运粮食进来，后警察叫我们走，我们不从，他们封营，不准人进来。接着我们后援不继，断水断粮，最后就走了，但警方没有拘捕与控诉我们。”
这些参与社会的种种与及要面对的风险，让陈顺馨及一些积极参与社运的社工，想到成立工会的需要。1979年4月的一次中国旅行中，她与麦海华在内的六位社工在长江三峡的船上，正式商议组织社工工会，回港后成立了香港社会工作者总工会。
那次中国之行，让陈顺馨感受到的，还有是乡土情怀。
中国1979年的改革开放，更让我有机会多次以游客的身份踏足家乡以外的中国土地，满足我对感到自豪的“社会主义祖国”、“锦绣山河”的想像。现在还起得1979年在昆明第一次见到从越南战场回来的解放军、在重庆走在“毛主席走过的路”上、在长江三峡发思古之幽情时那份兴奋和浪漫，但我对中国的认识其实不深。
── 《正值银杏生辉──记北大》
这种认识不深，成了陈顺馨日后寻根寻民族身份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