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的6月4号晚，学生在维园的悼念舞台上烧毁基本法，要求修宪，引来社会讨论，不少学者以至议员口诛笔伐，少见支持的声音，甚至后来也少见学生们的自辩。
基本法要重新制定！倘若把基本法当作是神圣的东西，处处拿基本法作为民主奋斗的依据，那同样是有害的误导。我们的基本方向是要求民主重订基本法，而不是连民主奋斗也要按基本法办事，也反对按基本法规定的程序要求修改基本法。
这段话并不是来自学生的口中，而且，这并不是今天的评论。这是来自1997年一本叫《先驱》的民间独立时政杂志，文章题为《重订基本法的X个理由》，作者叫区龙宇。
作为托洛茨基主义者，他的主张长期都被讥笑与讽刺，当年任何人若被怀疑是托派，就会被疏远。我问他如果现在回望七十年代八十年代初的青春岁月，会怎样评价所经历的一切一切？
“八个字……”
来，我开始数了！
“踽踽独行，深深思索。（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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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初觉醒
区龙宇今年已经58岁，他十多年前的批评直至今天仍然铿锵。然而，他的政治主张，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始终无人问津。
身形瘦削的他，顶着一头銀发，一副金丝眼镜里有着深邃的眼神，总是面带笑容。这种笑容，多少是种饱经历炼的从容。
那时是1971年，他当年十四岁，中学生。1971年7月7日，学联发起的“保卫钓鱼台研究及行动委员会”不理会警方要到政府大球场的要求，坚持在维多利亚公园示威。几千人在维园示威，在当时的社会来说，已经是惊动的大事。
“港英政府镇压那几千人的示威，很多人被威利警司警棍打穿头，这样一来，市民大众就愤怒了。”
翌日他看报纸知道事件后非常愤怒，去了找学联希望可以出一分力。当时学联有保钓运动中学生组，他帮忙办展览，派传单。这是他第一次的政治经验。
十四岁的他之所以会对保钓感到愤怒，不得不谈到当时的青年刊物。《中国学生周报》是其中一份很有影响力的青年杂志，对很多人扮演着一种启蒙的作用。
“我的启蒙老师算是《中国学生周报》。在保钓运动之前我就一直在读《中国学生周报》，内容谈到民主，中国近代史，五四运动，亦介绍了不少五四时期的文学家与漫画家，例如丰子恺的漫画就见于每期。同时该报介绍了不少美国花生漫画，带来进步视野：例如以往漫画只得白人角色，但后来慢慢增加了黑人或其他拉美裔角色。《中国学生周报》孕育了我的民主意识，潜移默化地就会关心社会。”
“港英打人的举动，其实很容易唤起反殖心理。这是我们这一代的初步觉醒。那个时候，只要你不是高等华人，对殖民政府是有一种憎恨心理。举个例子，我曾在街上亲眼目睹卖鸡蛋的小贩，被经过的警察没作一声地把整箩鸡蛋践踏，然后喝令小贩离开，小贩唯有听命，默默远去。这样的事当你看多了，不可能不反殖。”
这与今天社会对英殖时期的推崇备至，截然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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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派主张
1976年，欧龙宇中学毕业，投身社会，同时正式加入《社会青年社》，1978年与《十月评论》此刊物组织合并，成为革命马克思主义联盟（革马盟），是当时有名的托派（托洛茨基主义）组织，认同苏共革命家托洛茨基的思想，长毛梁国雄当年也是成员之一。托派在整个七十年代及其后，可以说是备受打压。
“当时托派看待中国与香港，简单概纳的四个口号是’反资、反殖、反官僚、争社会主义民主’。反官僚是针对中共。托派认为1949年在中国所发生的革命并没有错，而且革命打倒地主阶级，农民分田地是必须的。地主不过凭世袭就垄断财富，如果不消除地主经济这种前资本主义的剥削方式，则没可能发展完整的国内市场。”
“然而，中共的官僚统治与一党专政则是错误的。民主革命的起点理应是召开立宪会议。英国没有一次性的宪法，但从十三世纪的Magna Carter（大宪章），一直至后来确立了国会至高无上，从此皇权受限，亦能视为是一种立宪革命；法国如是，德国如是，1848年全欧洲的革命亦如是；1905，1917年的俄国革命都是要求召开立宪会议，只不过沙皇不批准而已。但是中国1949年的革命并没有召开过立宪会议，只有过政治协商会议，把共产党及民主党派都聚在一起，是党的会议，而非普选亦非全权的会议。最后在1954年召开的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才有人民代表在内，然而那时的会议而被中共牢牢操控了。”
“托派当时的口号并不是要求社会主义革命，而是’召开国民会议’，回归到民主革命的道统，召开普选全权的国民会议。托派自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开始一直坚持这种民主革命的原则，亦此不同意中共那场一手包办所有的革命形式，希望可以透过国民会议的展开来落实形成一个民主共同体。”
这样的诉求，使得在大陆的托派遭受中共的肃清。1950年起，中共以“反共反革命”为由开始逮捕托派，彻底摧毁了中国托派。被捕的托派都没有经过法院公开审判，大多数人在口头宣判后即被送去劳改场所服刑，一小部分人留在监狱里。部分托派分子成功逃离大陆到香港，继续办地下刊物，传播理念，是为香港托派的起源。在1970年代，这批逃到香港的托派多是五十来岁而已，仍然活跃于在港的托派组织与笔耕不绝。区龙宇参加了属于托派的《社会青年社》。
我问，托派对中共的态度似乎有点尴尬：认同中共那场革命的需要，但是反对其具体形式及中共的统治合法性，对中共介乎承认与不承认之间。
“不是，这是实事求是。世界上没有非黑即白，总有矛盾，因此在欧洲的政治文化里critical support（批判地支持）这种态度是常有之事。反而在香港与台湾政治文化上仍有华人文化的坏传统：要么你支持我或是反对我。大陆则更加不用说。此亦是为什么今天泛民一盘散沙，因为大家都没法接受critical support此种立场。”
这种critical support的立场，不论今天还是在七十年代，都无法被接受。
“国粹派自然会攻击我们，自由右派都会攻击。后者认为1949年的革命本身是有问题的，不应出现，如果支持革命则等同支持地主该被罚跪玻璃。但是我们认为需要革命并不等于要跪玻璃，不等于要把之打成黑五类，其子女则备受歧视连学习的机会都被剥夺。我们要的是改变土地的拥有权，而不是要把人消灭。中共最大的问题是结合了史太林的一党专政以及中国传统皇权的不包容。国粹派对我们的批评，亦正是如此，无法接受我们对革命的critical support，把我们打成苏修、特务、反革命、反华、反共、反人民。当时《新晚报》、《大公》、《文汇》都有这样攻击我们。”
1974年，工联会出版的《香港工人》里，批评托派为“反革命分子”和“帝国主义走狗”；1975年，港大学生会国粹派掌权，在《港大学生会通讯》及《卸任特讯》里刊出“托派如何插手运动”一文，批评托派“渗透大专学生会”，“利用学生”，“以达到他们的政治目的”，“助长帝国主义”；亲共组织《盘古》和李怡主编的《七十年代》不断有批托文章出现；右派《华侨日报》社论批评托派；《明报》低调处理托派新闻；港英政府把反对者打成托派，斥之破坏社会。
“幸好香港也不是那么的政治化，在校园里说什么也可以，虽然有些攻击，但走出校园外，没有人理，受不到日常生活上的攻击。”
他说来轻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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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专时候
出口成文，分析有理有节的区龙宇，因为中学成绩不佳，是在中学毕业后几年才念大学。正确来说，应该是大专。
“我没有念预科，因为那几年（1976年前后）是社会思想的危机。社会运动在1971年保钓运动后是低沉的，虽在1973年反贪污捉葛柏之时稍有起色，却依然迷茫。而且，因为参与社会运动，我的成绩不好。亦此，我想找出路，决定找工作，搬家自住。”
“我在工作的同时有参与革马盟，但是到了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我却与内部成员意见不合。部分成员估计香港的革命形势会是一个new upsurge（上扬）。但我对此并不乐观。他们不相信香港的群众运动会go on a great decline（大倒退）。不幸地我是对而他们错了。我去读书也是这个原因，因为想认真思考抗争出路问题。”
因此，在1980年起区龙宇半工读，念预科，最后考上浸会学院。浸会学院是在1990年才正式升格为大学。当时他读的，是中文系。
“我并不想读中文系，这是殖民主义的阴影所致。”
当时区龙宇读预科，最希望读历史科。当时教师对他说公开考试写鸦片战争要随正统的说法作答，即这只是东西文化的冲突：英国希望贸易，并非殖民，只是中国不接受国际自由贸易才使战争出现。
“他是善意提醒我，若非如此高考的考官会评你不合格。然而我无法接受，因此我最后选择读中文系。这样最好啦，不用理会政治。”
话虽如此，区龙宇还是没有离开政治生活。在浸会学院时，他是国是学会的干事，甚至有参与到学联在1984年的访京团，到访了中华全国学生联合会（全国学联），就中国经济，统一问题、香港前途及学生运动作交流。在这一年前的1983年，学联就已经作出首次的官式访京，同样是到访全国学联，然而名为访问全国学联，实际当然会接触中共高层，学联就递交过学联和两大（港大中大）就香港前途问题意见书，基本的论点是支持回归，但强调港人民主治港。其时鲁平向学生代表披露收回香港的十点方案，是中方首次提出收回香港的具体构想。因此，在区龙宇有份参与的那次访京团之时，中国收回香港的方针其实已经落实，这次学联代表团上京，意义不及上次。
“学联代表团是由各个院校的会长或副会长所组成。由于十五个名额当中有两个名额剩下，学联作公开招募。虽然学联对中共有所批判，但因为学联支持回归，所以港澳办着力统战学联。”
访京团费用全免，好吃好住，更有国家级待遇。那时的招募需要写文章及由学联会长面试，测试报名者对中国事务的认识。由于区龙宇有办国是学会的经验，最后成功成为访京团的一员。
“我们在北京时是由港澳办接见，他们鼓励我们拥护回归，同时警剔英国殖民地政府。当时每次招待奢侈得让人无法相信，连访京的同学都说浪费得过分，港澳办甚至会请厨师出来介绍菜式。你可知道当年大陆尚有多少人衣不称身，衣不蔽体。这是种腐败。”
然而，学联也非只被统战。1976年中共“四人帮”倒台后，很多中国年轻人开始反思文革与党政，陆续有人在北京西单的一面墙上贴上斟酌时政的文章，甚至批评党政，要求保障人权，实行民主政治。这面西单民主墙引发了一系列的自发组织、刊物、集会，随后这场被称为“北京之春”的民主运动陆续扩大到上海、天津、武汉、广州、西安等城市。中共中央初是支持，后来认为要用强力手段对待，因此全国成千上万的民刊组织活跃分子被捕。
“在北京的时候，学联会长与几个人曾秘密探访过当时未必捕的民运人士及家属。后来我估计，所谓秘密探访，其实中共一早知道。接待我们的北京代表团有两个人，其中一个必定是替共产党做事，应该是国安的人。不过当时中共出于统战需要，要统战首批支持回归的香港年轻人，所以有利用价值才不干预。”
除了中共，区龙宇反对的，还有泛民主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