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红殆尽
1976年9月9日，毛泽东逝世。毛泽东之死，对于很多国粹派中人来说是精神甚至信仰领袖之陨落。
同年9月18日，学联在理工学院贾士域堂举行了追悼大会。经过两天的通宵布置，会场庄严肃穆，毛主席的遗像高悬在礼台中央，台上翠绿松柏，台下是学联、八间成员学生会、院系会、属会及一些院校负责人敬献的花圈。会场内安装了十二部闭路电视机，直播北京百万群众追悼大会的实况。
现场出席者众，超过二千名同学与北京的人民默哀、听国务院总理华国锋致词、唱红歌。北京那边的追悼会结束后，杨宝熙以学联会长的身分致悼词：
“毛主席为我们遗下了宝贵的革命财产，千车万船载不完，过去旧中国的青年学生，为了寻求真理和救国救民，奋斗牺牲；今天我们香港青年学生在社会主义祖国的阳光下照耀成长，今昔对比，我们是何等幸福。”
当年声音微微颤动而又坚定的杨宝熙如是说。
毛泽东死后，“四人帮”很快也垮台。对于国粹派，“四人帮”一直都是毛泽东思想路线的捍卫者，得知“四人帮”倒台后，第一个反应是当作“谣言”，接下来当中共中央的取态改弦易辙，国粹派就明白事态，陷入思想迷茫：他们所紧紧追随的中共中央已经放弃了他们，他们所投身所奉献的青春，也被彻底否定。很多人因此无法面对自己。
而杨宝熙算是当中一个例外的不例外。曾经的火红，随着文革结束而烧尽。
“我比较特别。一定会失落，因为整个精神支柱失去了。但我现在想反问当时的社会派，或者那些说一早知道’四人帮’是说谎的人：当时张春桥，姚文元那几个写手所说的东西是很吸引嘛。对我来说，’四人帮’所说最深刻的是那些他们说了但永远不会做的事。”
“例如为人民服务，艰苦朴素奋斗之类的口号。”
“‘冧’（崩溃）的地方是在这里。我们喝’四人帮’奶水长大，但原来他们说一套做一套。”
“但’四人帮’所高举的价值，我今天仍然在实践。”
她着力肯定那段历史对她的正面影响。
火红盛极，烧下来的灰烬总是成长的养分。而其他同辈的国粹派，绝大部都被烈焰焚尽，轻风一吹，什么都没有。
“明明是中国内部的党派斗争，却要利用我们搞起香港的社会气氛......可能因为上面（中共）要交报告，声称在下面（香港）做了什么工作。这令我之后与组织切割......但是或者所谓’冧’......即是......个人来说就是非政治化自己：以后关于政治的东西你不要找我，我不想谈政治，我不想看中国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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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绑架的民族
在杨宝熙的成长故事里头，这样的过去，几乎是理所当然。在中学时起关心社会上受苦难的人，结果于参加了《70年代》，继而参与社会运动；后来之所以参加中大社工队，同样是因为其关注贫苦的在地行动；“四人帮”之所以吸引她，都是因为他们关注群众，尽管他们没有实践。
她的关注点，从来都是人。
“不是，我所关注的是民族，不只是人。”
“那纯粹是好模糊的民族主义：河山、文化、历史、国土、地理、风景，再多一点。到我所谓左倾、国粹派时，我就会把党跟民族结合，成为一体，党与民族为一体。”
“当时有首歌很有名，唱’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嘛。整个新中国就是因为共产党的带领下才能出现，所以我就会把党国结合。”
这等于是中国共产党把她的民族偷走了，而中共诠释的民族再不是她刚经历知性火苗温柔时期的那个民族。当她认清事实时，已经无法回头。
“即使是六四我也没有觉得需要与中国切割。我当时仍在想那是党派之争：某一派失势，因而出现六四屠杀。这意味着我仍然在共产党里派系斗争的框架下思考，仍未察觉共产党本质有问题。直到九十年代，江泽民成为党主席，谈什么’三个代表’，公开地说会代表资产阶级。哗，然后我想：’咁都得？’那不是共产党了。”
杨宝熙说自从四人帮倒台后，她就没有关心政治。即使她提及八九六四，她也并没有出席那个轰动香港的百万人大游行。1984年中英联合声明，她“完全无感觉，完全唔关心”。
杨宝熙没有说到的是，她毕业后曾在五育中学任教师，因1982年校方无理禁唱《义勇军进行曲》而发动老师集体辞职抗议。
“不愿想。是逃避一种。”她淡言，没有丝毫火花。
“九七年主权移交也无感觉？”我问。
“也无。”
然而当日曾经批评杨宝熙不懂中国的爸爸就非常高兴。
“我爸爸在1998年才过身，所以他能见证回归。回归当晚我爸爸特意叫一家人出外吃饭庆祝。他好开心，但我就无感觉。我想也没想过九七。”
“想也没想过”，相对于历史书上描述九十年代香港人面对主权移交时的焦虑与不安，是那么的不相衬；而对于杨宝熙，却是那么的理所当然。
昔日“认为外国月亮特别圆”的杨宝熙，在七十年代成为亲中的国粹派要员，到九十年代，她已经无法认可那个中国，变回“不懂中国”。
只是，她不再青春少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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割掉家国
“其实到反国教时我对民族和政权的关系仍有点含糊未明。直至今次雨伞运动就想得好清晰：正因为党与国家民族结合，我一旦切割，就要把所有都割掉。”
“连国家民族也割掉。”
“我并不觉得没有家国是种伤痛。”
曾经为家国痛哭流涕，奉献最美好年少时光的杨宝熙自道。
2012年，特区政府推出德育及国民教育科，因教材偏颇，被批为洗脑教育，一群七十年代的社运老兵出来绝食，声援学生的抗争。九人的绝食名单当中，就有杨宝熙的名字。
“那是因为反国教绝食是岑建勋所发起。”
岑建勋同样是当年《70年代》双周刊的成员，参与多次社会运动，1973年参加反贪污、捉葛柏运动被拘捕，八九六四后曾与其他人士暗中组织黄雀行动，营救被通缉的北京学生。
要讲杨宝熙因反对国民教育科而绝食，得要将片段回带。
“2003年七一游行，我本来也没有想过要参与。”
“其实我与《70年代》的故人断绝联络了好一段时间。直至1994年吴仲贤逝世，我在报纸看到讣闻，知道出殡时间，才觉得一定要去。所以就开始再接触《70年代》那群人。”
那种“一定要去”的感觉，就像当年她觉得《70年代》反殖民地揭不公义那种精神“好中”一样，仿佛并无他选。
“之后与他们有保持些少联络，及至2003年七一，岑建勋问我去不去游行，既然有人找我，而我又想见回旧朋友，那就去吧。如果不是他们找我，我也不会去。”
至于反国教，除了是岑建勋的联络外，更多的或者是种介乎偶然与不偶然的感应。
“我记得我收到岑建勋讯息当日，我早上去了拜佛，因静坐而出神。当时我已有些断食经验，亦知道何芝君绝食到要进医院，就在想怎么办。当我完成拜佛后就收到岑建勋发给我的短讯，说他们老兵（旧日学运中人）会去绝食，问我会否参加。”
“我觉得这是一种精神沟通，转过头来就收到短讯。若非岑建勋组织，我也不会绝食。”
“我现在相信感应之类的东西，意思类似坊间所讲的第六感，脑电波的沟通。”
当日火红，几近尽褪；然内心心火，今日未灭。未灭之火，是不是因岑建勋之故，都不再重要了。
直至雨伞运动，杨宝熙以一个普通参与者的身分，见证着她心目中整个党－国－民族的崩坏。今天的她，不再“不懂中国”，而是“没有家国”了。
“连国家民族也割掉。”
她的这句话，余音袅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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烙印
一路娓娓道来，杨宝熙从容不迫，并没有如她的同代人，连往事也不敢重提。
“有关当时的感受及反思，我其实并不知道他们（同辈的国粹派）如何去想。没有人胆敢把这个问题提出来。”
她与当年学联的同学定期聚会，在会上大家会分享茶余饭后的小道消息，就是没有人会旧事重温。杨宝熙如是说。
“深入的讨论再无出现。”她斩钉截铁。
退任学联会长后，她当老师，做主妇，在社会服务中心兼职，去嘉道理农场暨植物园出任农业部行政主任，转职为专案主任推广有机耕作，建立“共同购买点”支持社区农业，成立社会企业“自在生活”，继续推动共同购买方式。从红变绿，一切自然而然。昔日国粹先锋，今日农业先锋。
只是，火红如何不再，总有昔日火烫的烙印痕迹。
“你现在回望当年学生运动，会有什么感觉？”我本来以为这一个平常不过的问题，因为整个访谈里，杨宝熙应对所有问题都是笑容挂面，悠然自在。
她沉默。
伴随而来的是哭泣声与她的颤动。
此情此景，与在毛泽东追悼会时哀思奔腾的杨宝熙，已过近四十年。
“其实我自己一个是无法反思，需要有人与我坐谈，把旧事挖出来。我有点翻腾。”
“但我不想用后悔来形容，我觉得这不是后悔。路是自己选，如果我再次身处当年，很老实说，以我这样的背景，我觉得我仍然会这样选。”
话已至此，泪珠凝在这位曾经火红的国粹派先锋脸上。
“除非我参与了《70年代》后不进大学啦。我中学时又不想工作，家里小康，又想搞社会抗争，那当然是进大学。在大学里又遇上那些人，除非遇不上他们，即是有很多’除非’才会这样......没有办法的。”
“所以我不想以后悔去形容，但是......有很多东西会觉得：为什么自己当年会这样？只能说自己愚蠢与单纯。唯一会这样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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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唱入云的众声喧哗，总有历史枝干承托。我们的当下，又是在怎样的往昔里生成？
“历史充满各种偶然，却又是那么的必然。”
曾在历史火眼里的杨宝熙如是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