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媒体《财新》12月18日报导，自明年1月起，一个全新的“全国法院裁判文书库”将上线运行。有别于2013年7月开通的面向社会公众的中国裁判文书网，该系统仅支持“全国法院干警在四级法院专网查询检索”裁判文书。报导发出后，中国舆论持续发酵。
伴随新闻带来的舆论持续发酵，四川大学法学院教授韩旭又公开发文呼吁最高法院紧急叫停裁判文书仅限内部使用的做法。而包括洪范法律与经济研究所举办的“裁判文书上网公开制度研讨会”实录在内的多位法学专家的评论合集，在中国网络上收获大量转发。
早在今年8月，网上已多方流传“裁判文书将不再上网”。9月下旬至10月初，多位法律博主撰文批评，近两年裁判文书公开率呈断崖式下降，。如今，裁判文书库的出现令公众对“中国裁判文书网究竟何去何从”愈加困惑，更质疑“司法公开有倒退趋势”“可能助长新的司法腐败”。
从“上网”到“入库”，去年底风向已变
根据互联网上披露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建设全国法院裁判文书库的通知》，建设全国法院裁判文书库的主要目的是“优化裁判文书管理、有效支持类案检索、促进法律统一适用”。
官方报导显示，今年7月26日，最高人民法院党组研究启动建设人民法院案例库，履新四个多月的最高人民法院党组书记、院长张军主持会议。案例库建设旨在落实习近平“一个案例胜过一打文件”的指示。而据“财经E法“的报导，有法官透露，其所在法院正是在今年7月下发内部通知，“裁判文书原则上不必须上网了”。
公众号“数据何规”统计发现，2013年至2020年，裁判文书上网率逐年上升，达到最高点81.48%，但2021年骤跌至50.2%，2022年则只有29.01%，公开文书量跌破千万数量级。另据律师黄俊涛统计发现，不再公开的案件中行政案件数量最多，2022年一审文书仅公开187份，公开率只有0.06%。
事实上，中国裁判文书网主页显示，12月18日和12月19日当日新增各类裁判文书数量分别有7415篇和4941篇。截至发稿前，2023年裁判文书上网数量仅有325万份，比2020年整整少了两千多万份，其中行政案件裁判文书只有98份。（延伸阅读：《政府信息公开“天价”收费，进一步缩小中国社会维权空间｜Whatsnew》）
绩效考核的“转向”，或许可以看作裁判文书网被“边缘化”的直接证据。上述“财经E法”报导指从两位不同省份的法官处了解到，今年最高法院重新制定的绩效考核办法，不再将裁判文书上网作为考核指标，“自然没人愿意去做”。而相对照的是，根据“财经E法”获取的《人民法院关于建设人民法院案例库的通知》，各级法院入库参考案例的推荐、选编、审查、使用等情况，纳入绩效考核。有受访法官称，从今年9月就开始筛选案例，但目前不清楚案例库何时正式上线。
据《财新》引述北京、江苏等省份不同层级法院的人士消息，自2022年底以来，最高法院相关负责人已在多个内部会议上表示要建设对内使用的案例库，“把以前传到外网的文书统一传到内网”。原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员范明志分析认为，“裁判文书库建设更侧重于打通内部裁判文书检索的壁垒。”
上述通知中还提到，全国法院裁判文书库“是一体推进人民法院案例库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根据“财经E法”报导，最高法院还在同步筹建人民法院案例库，“供各级人民法院、广大法官使用，并适时、以适当方式对外公开，供社会公众使用。”
“部分的透明不是透明，有违法治精神”
裁判文书上网公开、庭审直播等司法公开举措，被视为前任最高法院院长周强十年任期内的亮点。他曾在公开场合不断强调，“公开是原则，不公开是例外”，“变被动公开为主动公开，变内部公开为外部公开，变选择性公开为全面公开，变形式公开为实质公开”。
裁判文书网开通时，最高法院曾明确要求生效裁判文书“全部公开”。2016年修订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在互联网公布裁判文书的规定》进一步规定，不在互联网公布的裁判文书，应当公布案号、审理法院、裁判日期及不公开理由（可能泄露国家秘密的除外）。官方称，此举旨在通过全社会的共同监督确保裁判文书公开制度要求落到实处，破解选择性上网难题。（延伸阅读：《内卷中国：习近平时代的“治理现代化”意味着什么》）
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何海波在前述研讨会中，将裁判文书公开的意义归纳为五个方面：促进司法公正；提升司法公信；明晰法律规则；促进社会信用；辅助领导决策。他指出，对法院系统和政府来说，裁判文书公开也给法官和法院增加了工作量，而一些瑕疵可能被过度追究，让他们承受特别大压力；同时还牵涉国家安全、社会稳定、政府形象等。
近年来，有不少热点事件是通过裁判文书网公开判决书进入公众视野的。比如：深圳律协原会长为充分发表辩护意见行贿法官20万元、江苏女辅警敲诈多名公职人员案等。在一些热点事件中，裁判文书网也成为学者和公众发现社会问题的“利器”，比如在徐州丰县“铁链女”事件中，网民就通过搜索裁判文书曝光了多例徐州丰县法院判决不支持被拐卖妇女起诉离婚。
然而，随之而来的却是被批评的法院从文书网上“撤回”相关裁判文书，甚至其他省法院也大量“下架”同类案件裁判文书。“在丰县’铁链女’案件中，实际上裁判文书的公开起到了很好的社会效应。”对此，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傅郁林认为，裁判文书的大量网上“撤销”传递了信号，一定程度上表明了法院的态度。
根据上述人民法院案例库启动建设的官方报导来看，官方对其功能定位和中国裁判文书网有所重合，都希望起到防止“类案不同判”的作用，但后者更多依靠的是公众监督，被认为“容易挑战法庭权威”，前者则强调上级法院的监督指导，入选案例要求保证时效性、指导性、典型性和权威性。（延伸阅读：《党旗下的天秤：中国“法治”的政治逻辑》）
“从法治的角度看，部分的‘透明’不是透明，是违反法治精神的。”香港城市大学法学院教授王江雨在其个人微博上评论称，但愿“典型案例”数据库建设只是暂时性的措施，等法院裁判水平提高文书制作纰漏减少之后，还是会全面公布裁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