傷感的點唱機 – 再看Robert Frank鏡頭下的另類美國圖騰

在過去的星期天（9月8日）從中環往香港美國領事館的遊行中，漫天「星條旗」（Stars and Stripes）在中環飄揚，大概這是整過反送中運動以來看到揮舞美國國旗數量最多的一次。這個集會和遊行目的為促請美國通過「香港人權及民主法案」，我雖然沒有強烈的左翼或反帝國主義的思想，也理解搖旗吶喊也有為了賺取美國民眾支持的實質作用，但這個情景不多不少為我帶來一點不安，因為我明白所有圖騰和符號，不單是指美國國旗，很多時候都有其背後複雜的歷史涵意，也可能為某些群眾帶來不安痛苦而不自知，所以對這些圖騰符號的應用我會覺得要小心謹慎。這些對符號的觸覺，大概是因為我作為攝影創作者的出身有關，而啟蒙著這種想法，大概是羅伯特‧法蘭克（Robert Frank）的《美國人》（The Americans）這本經典攝影集。

集會後回家的第一個想法，就是想重溫這本在伴著我攝影青蔥歲月的攝影集，不是為了查找答案（攝影從來沒有扮演過這個角色），而是希望經歷了圖騰滿天、眼花撩亂的一整日，可以找到有輔助我沉澱思考的讀本。然而一天後的9月9日，法蘭克辭世，享壽九十有四，我不能不說實在叫人有點Deja Vu的感覺。

二次世界大戰後歐洲和亞洲俱成焦土，百廢待興，美國作為戰勝國，也因地緣關係，本土未有受到侵襲，戰時軍工的全民就業，也間接助其在五十年代經濟急劇成長；瑞士於二戰時由於歷史原因能維持中立，戰後算是倖免於難，兩個「倖存者」碰在一起，卻不見得談得攏。瑞士人法蘭克成長於一個中產猶太人家庭，拿著美國富豪古根漢的獎學金，1955-56年間與家人浪遊美國，拍攝了兩萬多張照片，選取83張相片，編輯為四個章節，成就了一本傳奇的攝影集。

攝影集當時發表後評價並不好，不為主流所接受，其後才大受好評。一方面是他攝影的風格有違當時現代主義的攝影風格：時帶模糊的畫面，顆粒粗糙，構圖很多是東歪西扯，這種反叛的攝影態度，正正是為了刺破表面上歌舞昇平的美國夢假象，一時間並未為人所接受，甚至被認為有反美的嫌疑。

他拒絕用傳統紀實攝影裡被他形容為「有始有終」的敘事手段，帶來的是怎樣用影像如解剖刀一樣去切割一個社會文化的本質，當中最為人津道是他對具表徵性的符號的應用，如書中重複出現當時為時髦資訊工具的電視機、點唱機、汽車、加油站、墓地等，都是闡述故事的手段之一，叫人大開眼界。其中「星條旗」更是重複出現，貫穿整本攝影集。《美國人》書中劈頭的第一張相片，就是一張在新澤西洲霍博肯市（Hoboken）的遊行所拍攝，照片中兩個人物其中有一個被一面大國旗所掩蓋， 藝術史學者Ian Jeffrey介紹這書就提到這張照片所帶來的啟示：「國徽為我們提供一個聚焦點，但亦有可能蒙蔽了我們的看法」 。

「垮掉的一代」（Beat Generation）一員、《在路上》（On the Road）作者克魯亞克（Jack Kerouac）為此書寫了一篇趣味央然的序言，其實克魯亞克與法蘭克之前並沒私交，其兩人友誼從此書而起，大概是克魯亞克看到《美國人》的「垮掉」精神：否定傳統文化價值觀、崇尚精神上的自由、反對政府權威之類，其影像表達也和他們的文字一樣不強調在結構上的工整，都是一樣的鬆散，無拘無束，奔放又強烈。大概是這種同聲同氣的體會，他才會寫得出序言裡如「搞不清楚書中的點唱機會不會比一個棺材來得傷感」這種引人入勝的句子。

1950年代中期的艾森豪威爾時代是美國歷史上的黃金時代，雖有麥卡錫主義作崇，但美國的社會發展成就是人類歷史上前所未有，美國人有著前所未有的自豪感和對未來的信心，用現今流行語當時正是大國堀起，攝影名宿史泰欽（Edward Steichen）在差不多時期策展的大型攝影展覽「四海一家」（The Family of Man）正是這個氛圍中的主旋律體現（法蘭克也有四張作品入選），無不強調感覺良好的世界大同觀念，暗示美國在世界上作為領頭人的角色，桑塔格（Susan Sontag）亦曾批評史泰欽如歡樂頌般的敘事基調為「濫情式的人道主義」，這個展覽也在國際間巡廻展出，成為了當時美國文宣武攻的一部份。

但反過來法蘭克的鏡頭下，美國人充滿著種種生活上的壓抑和不安，書中對種族、宗教、政治、階級皆有所涉獵，物質富庶難以填補內心的空虛，無窮無盡的洲際公路網絡，並沒有拉近人與人之間距離；相片中人大多眼神散渙，似失魂落魄，克魯亞克在序言中特意提到愛上了有張照片中眼神空洞的電梯女郎，在序言中說希望拿到這個「在滿載模糊的魔鬼的升降機內，那個仰天嘆息的寂寞女子」的名字地址。攝影集內情感上表達也是個大熔爐，有時嘲諷，有時傷感，有時荒誕，有時充滿現實殘酷。

到現在仍然有很多人粗略並過於簡單地用「歐洲人觀點審視美國」去形容《美國人》一書，去闡述法蘭克背後理念。其實法蘭克在拍攝《美國人》之前在美國已住上了好幾年，早已歸化國籍，如果用一個未能融入社會的新移民，一個端士alien或一個misfit來看整個系列會更到肉；經過差不多半個世紀後，他仍是一個徹頭徹尾的misfit，除了在紐約曼哈頓的小房子外，他和第二任妻子June將更多時間花在冰天雪地的加拿大新斯科舍省（Nova Scotia）裡，一個人口只有一千出頭叫馬布Mabou的小鎮上，在海邊一個破落的房子過著半隱居的生活，最後還在這裡終結其一生。

當然他富悲劇色彩的人生：女兒Andrea於1974年在危地馬拉墜機意外早逝，兒子Pablo患上精神分裂症，也於1994年於精神病院裡自殺身亡，或許會是他歸隱的原因。他後期作品趨向表達個人內在情感，在《美國人》那種冷靜觀察已不復再，換來的是粗糙又隨心拍攝的寶麗來（Polaroid）照片，即興的用拼貼加上手寫文字來描述自己錯綜複雜的內心世界。他曾說自己喜歡寶麗來照片會隨著時間慢慢褪色，就像照片記錄記憶，而記憶也是會忘掉的。

1978年他在馬布拍攝了一張叫人難忘的作品，題為「厭倦告別」（Sick of Goodby’s），正是這種風格的代表作，一邊手裡拿著個小玩偶晃動，像是暗喻著自己不由自主的命運，標題的文字在反映著地平線的鏡子上如內鮮血般淌著，充滿鬱結和內心掙扎。搖滾詩人Lou Reed覺得這個作品就如Johnny Cash的歌曲一樣：「這張照片講述的是我們要接受現實的本來面貌，接受我們不可避免的死亡，也是一張終極的照片、一張讓我們回想起我們的朋友、我們過去流逝的時光，在沒經過擺布後捕捉的黑白照片。」這個時候開始，法蘭克已不再相信照片中裡面所盛載的美，因為已經失去的無從在攝影裡可以再尋覓得到。

晚年法蘭克其實不太願意提起《美國人》，甚至不太想提及攝影，他在2004年中訪問中說過：「我拍的那種類型攝影都已經過去了，都是老調了。對我而言已沒有太多意義，我已不能再從拍攝中得到滿足感。現在世界上太多照片了，實在叫人吃不消。」他羨慕其畫家妻子June作畫的那種自由自在，因為「她只需要一幅白畫布，我還是去操作一部相機」。但你不找攝影，攝影還會找上你，近廿年來給他回顧致敬的展覽接踵而來，2007年他八旬高齡甚至遠赴中國平遙參加年度的攝影大展，去參觀向《美國人》致敬的展覽，由於他本身身體欠佳，在平遙也曾經昏倒過，但他對中國粉絲的熱情還是非常受落。他最後的大型回顧展覽，是兩年前展開的巡廻展覽《Robert Frank: Books and Films, 1947–2017》，所有展出的作品皆用廉價的新聞紙（白報紙）印製，每次展覽完畢會叫來當地念藝術的學生，來一趟二次創作與眾同樂，隨後銷毀，場刊也是一份五美元售價的報刊格局製作，非常親民，貫切老人家這樣並不追逐名利，只求心隨意到的創作人生。

近年我大多花時間在院校教授攝影，把《美國人》端出來給學生分享當然是例行公事，但有點始料不及的是，法蘭克的作品並不見得受那群二十出頭的學生所歡迎，我正想著是不是他的攝影的態度已經不合時宜時，反而發覺他們對如另一攝影巨匠布烈松（Henri Cartier-Bresson）那一類有具象形式的寫意作品更有所共鳴。大概是一方面《美國人》不是那種輕易看懂的書，有關這本書的討論還是沒有停止過，例如華盛頓的「國家美術館」（National Gallery of Art）在《美國人》五十週年所出版的研究讀本《Looking in Robert Frank’s The Americans》，就是一本逾五百頁沉甸甸的書。布烈松那些強調對時空情景的精準掌握，是當下快餐式的圖像分享社交平台用家所擁戴，大概是這個強調精神意志掌握在手的年代，作品畫風可以透過一個按鍵去達成，法蘭克這種模糊即興的不確定性影像，相對無跡可尋的風格，當然更難去隨波遂流。

這兩人恰恰是攝影界的瑜亮，在世時兩人沒甚交情，法蘭克跟布烈松那種千金一刻的「決定性時刻」信念背道而馳，曾說過世上發生的事其實沒有什麼特殊的意義。他對精緻的法國人布烈松的批評也不客氣，曾在訪問時這樣評價過布烈松：「他雖然走遍了這個該死的世界，但你從來沒有覺得他被那些正在發生的東西所感動，而不過僅僅是它的美麗，或只是與構圖攸關而已。」

我課堂裡那些二十出頭的年青人群組，其實就是這場反修例運動中堅的典型，反修例運動可以說是香港有史以來運用符號標誌上最具爆炸性的時間，二次創作為抗爭文宣的數目急劇膨脹，是沒有可能容許受眾有太多的嘴嚼，在揮揚各種旗幟徽號的同時也許要問一下，是民族主義作崇，或作為挑撥情感的手段，還是其他因由，或可能得不到答案，但問題還是有需要去提出，而法蘭克在六十年前就已用影像去提出這個問題了。

法蘭克去世悼辭鋪天蓋地，其實用不著我為他貼金的必要，也不打算對他已耳熟能詳的生平背頌一次，可他單就以一本攝影集就足以在攝影史上留下足印，實屬罕見。更叫我驚訝是這次重讀《美國人》，還能令我對目前的處境帶來嶄新的啟示，這就是經典作品能夠歷久常新的能量，而不是在歷史殿堂裡被人膜拜，然後暗自慢慢腐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