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敵人的敵人不是我的朋友」:戰爭中,雙重壓迫下的伊朗人

在這場戰爭中,伊朗人展現出高度複雜、多元、甚至矛盾的態度。
2025年6月24日,伊朗德黑蘭的廣場,一名伊朗婦女看著人們揮舞國旗慶祝伊朗和以色列停火。攝:Atta Kenare/Afp via Getty Images

就像狼來了——美國總統特朗普6月23日在社交媒體「真實社交」上發布動態稱,以色列與伊朗已就「全面徹底停火」達成一致——但他們並沒有真正停火。不到一小時,德黑蘭就再度遭到以色列的轟炸,以伊均指責對方違反停火協議。

以色列國防部長甚至下令對德黑蘭進行「猛烈打擊」。最終,是在24日特朗普與以色列總理內塔尼亞胡進行「堅定而直接」的通話後,「和平」才在不知何時又會破滅的懷疑中生澀到來。

伊朗人權活動組織(HRANA)報告,經過這一整週的衝突,以色列對伊朗的襲擊造成千餘人死亡,近4500人受傷。而在以色列,據報29人因伊朗的導彈死亡,超過3000人受傷。

「(他們)一個將以屠殺兒童而臭名昭著的政權美化為『救世主』,另一個則借『保衛國土』之名掩蓋伊斯蘭共和國的壓迫面目。」伊朗作家協會如此抨擊以色列與伊朗。

在這場以色列、伊朗、與美國相互交纏的角力中,伊朗人成為雙重壓迫的犧牲品。「他們既是自己國家的敵人,也是敵人眼中的敵人」,有人這樣表達擔憂。

2025年6月4日,伊朗德黑蘭,伊朗最高領袖哈梅內伊出席伊朗革命創始人魯霍拉·霍梅尼逝世36周年活動。攝:Iranian Leader Press Office/Anadolu via Getty Images

內外交困的雙重壓迫

在經濟困難中掙扎,在高壓政治中苛求自由,在準戰爭背景下找尋生機。

伊朗人的苦難並非始於這場戰爭。長期以來,伊朗國內經濟困頓、政治高壓、社會不公早已讓民衆不堪重負。

首先,美國等西方國家的持續制裁與經濟封鎖,使伊朗經濟陷入困境,貨幣貶值嚴重,通貨急劇膨脹,普通民衆的生活水平大幅下降。物價飛漲,食品、醫療、住房等基本生活保障變得日益困難,尤其是在青年和中下層民衆中,失業率和貧困率持續攀升。

然而,更令人絕望的,是這種經濟危機背後的國內體制問題。

儘管民眾為了體面的生活苦苦掙扎,伊朗政權卻將鉅額資源投入到海外代理武裝的培養與地區影響力的擴張中。哈馬斯、黎巴嫩真主黨、也門胡塞武裝、阿薩德政府軍、伊拉克什葉派民兵,都(曾)被視為伊朗在中東地區的重要代理人,他們的軍事活動和政治影響被視為保護伊朗戰略利益的工具。

這一政策不僅耗費了大量財政資源,更在國際社會中加劇了伊朗的孤立,使制裁和經濟壓力進一步加劇。而隨着哈馬斯與真主黨勢力被以色列大幅削弱,敘利亞阿薩德政府又在2024年倒台,伊朗政府的投入稱得上血本無歸。

與此同時,伊朗國內的社會環境也因政權的高壓統治而日趨緊張。言論自由嚴重受限,新聞媒體被嚴格控制,異見人士和活動家頻繁遭到逮捕、監禁乃至酷刑。女性在法律與公共生活中的諸多限制更成為社會矛盾的集中體現,激起強烈的反抗。

2022年,庫爾德女性吉娜·阿米尼(Jina Amini)因未正確佩戴頭巾被逮捕並死亡,點燃了全國範圍內的抗議浪潮,引發「女人、生命、自由」(庫爾德語:Jin, Jîyan, Azadî)運動。這場運動雖被政權鎮壓,卻不可逆轉地撼動了伊朗社會的政治基礎。

伊朗內部的民族矛盾,在「女人、生命、自由」運動的交叉性中也有經典表現。運動的最初,阿米尼的名字一直被呈現為她被迫登記的官方名字,「馬赫薩」(Mahsa),但伊朗少數民族在生活中使用與官方登記不同的「本名」——許多庫爾德活動家建議在運動中恢復使用其庫爾德語本名「吉娜」,以擺脫另一種民族壓迫。

又如「女人、生命、自由」的口號源於庫爾德斯坦工人黨(Worker』s Party of Kurdistan, PKK)發起的庫爾德女性解放運動,該運動反對殖民壓迫、資本主義與父權社會。然而在伊朗的運動中,該口號的庫爾德起源被忽視,人們淡化了系統與結構對少數族群的壓迫。這恰恰被視為對庫爾德運動成果的盜用。

正如來自伊朗西部城市馬哈巴德(Mahabad)庫爾德活動家Zagros表示,「伊朗(民族主義)反對派竭力忽視民族認同問題,並企圖向國際社會展示,伊朗唯一的問題就是以『頭巾』為代表的伊斯蘭教壓迫。」

面對內憂外患的雙重壓力,伊朗政權的穩定性面臨前所未有的挑戰。經濟上的困頓使普通民衆生活艱難,而社會政治上的高壓使得民衆的憤怒無處釋放。政權一方面竭力維護自身統治,另一方面又通過對外軍事冒險轉移國內矛盾,試圖利用地區衝突來營造「民族團結」的假象。

而隨着與以色列衝突的爆發,伊朗國內矛盾進一步激化。

伊朗政府對外宣稱抗擊以色列的軍事行動是「保衛國家主權」,但戰爭帶來的不僅是軍事壓力,更是對國家經濟與社會結構的巨大沖擊。空襲破壞了基礎設施,民衆的正常生活受到嚴重影響。與此同時,伊朗政府對內加緊安全管控,以「防範間諜與顛覆」為由,大規模逮捕異見分子、活動家及普通民衆,社交媒體的審查與網絡封鎖變得更加嚴苛。

在以色列空襲來臨後,伊朗民眾成為了伊朗政權的擋箭牌,卻無法獲得來自政權的安全保護,甚至陷入可能被當成「間諜」來抓捕的憂慮中。

在經濟困難中掙扎,在高壓政治中苛求自由,在準戰爭背景下找尋生機——這成為當代伊朗社會最深刻的矛盾寫照。

2025年6月26日,伊朗德黑蘭舉行的葬禮上,哀悼者抬著在以色列襲擊中喪生的軍事部隊成員的棺材,棺材上覆蓋著國旗。攝:Majid Saeedi/Getty Images

「我敵人的敵人不是我的朋友」

對許多伊朗人來說,伊斯蘭共和國代表着壓迫、腐敗與道德僞善;但這並不意味着他們願意接納一個靠導彈轟炸換來的「新秩序」。

在這場戰爭中,伊朗人展現出高度複雜、多元、甚至矛盾的態度。在社交媒體上傳播最廣的一條德黑蘭塗鴉或許最能說明問題:「我敵人的敵人不是我的朋友。不要伊斯蘭主義!不要錫安主義!」

這句口號表達了一種極致的歷史疲憊感。

對許多伊朗人來說,伊斯蘭共和國代表着壓迫、腐敗與道德僞善;但這並不意味着他們願意接納一個靠導彈轟炸換來的「新秩序」。

伊朗阿塞拜疆裔中東研究學者Azad,在英國參加學術會議後,因轟炸而無法返回伊朗。他向端傳媒表示:「我們不喜歡這個壓迫人民的神權政府,但我們也不希望由外部勢力、殖民者幫我們推翻它。這是伊朗人的內政,我們不願意在外部干預下成為犧牲品。」

Azad代表着伊朗國內民族主義改革派的觀點,他們既反對政權,也反對外部入侵,主張由內部變革達成政治轉型。他指出,許多伊朗知識分子對以色列行動的「正義敘事」持懷疑態度,特別是在看到以色列持續轟炸加沙的同時:「這是一次失敗的外部干預嘗試,政權並未崩潰,反而借戰爭加強了國內掌控,促進了國內民族主義的發展。」

Azad則強烈反對以色列的軍事行動,認為這是過去兩年以色列打擊哈馬斯、真主黨成功而導致的膨脹心態:「他們認為可以用同樣的方式來打擊伊朗——擊殺軍事領袖與核科學家。但伊朗與自己扶植的代理人不同,它是一個主權國家,有着9000萬人口,一個軍事領袖死了,還有無數人能夠替補上去。它能將所有『為國捐軀』的人都塑造成英雄,就像它對卡西姆·蘇萊曼尼(Qasem Soleimani)做的那樣。」

他認為西方國家未能準確判斷伊朗社會的複雜性,錯誤地以為像敘利亞、伊拉克那樣的「空襲—崩潰—重建」模式可以在伊朗複製。

不過,在伊朗社會中,也存在着激進的反對派,他們以部分少數族裔與海外僑民社區為代表,支持以任何形式壓垮現有伊斯蘭政權的機會。

Zagros就是這樣一位現居法國的伊朗庫爾德人,他將這場衝突視為打破體制穩定的關鍵時刻,特別是在伊朗邊緣族群長期遭受系統性壓迫的背景下:「以色列的空襲不針對平民設施,雖然帶來了一點平民傷亡,但它主要摧毀了伊朗政權賴以鎮壓少數族群的軍事設施,這是一種平衡力量的機會。」

Zagros坦言:「我個人對以色列迄今為止的行動感到滿意,我們支持一切削弱政權鎮壓機器的行為。」他清楚地指出,伊朗主流的反對派——即便反政權——常常無法接受庫爾德人或俾路支人擁有真正的自治或主權。他感嘆,「他們口口聲聲要推翻獨裁,卻對邊緣民族的訴求視若無睹。」

而伊朗政權對於社會輿論的控制進一步激化了民衆立場之間的矛盾。HRANA指出,截至停火前的12天衝突高峰期,全國因「線上言論」被逮捕者已達286人,另有537人因涉嫌「危害國家安全」被拘留。在許多案例中,僅因在社交平台Telegram上轉發「反戰」塗鴉或在X上寫下「以色列並非唯一的敵人」,就被政府控為「宣揚西方宣傳」、「為敵對國家搖旗吶喊」。

2025年6月18日,以色列阿什凱隆,伊朗發射的飛彈被攔截。攝:Amir Cohen/Reuters/達志影像

「支持和平」的聲音被扣上「支持以色列」的帽子,對於「獨裁政權根基動搖」的喜悅則被認為是「通敵」。「就在上週,一個伊朗人將我稱為『(以色列)僱傭兵,就因為我不認同他們的觀點,」Zagros抱怨道,「在庫爾德地區,幾乎所有人都參與了罷工,抗議政府對於庫爾德人濫用權力,但波斯人罷工的卻很少,他們與我們關心的議題截然不同。」

Zagros指的是伊朗政府對於少數民族與以色列合謀的武斷指控。政權將一些阿塞拜疆人、庫爾德人、俾路支聚居的邊緣省份視為「敏感區域」,軍警封鎖了邊境與省際通道,並對所有試圖出城的人員進行盤查。在馬哈巴德、克爾曼沙赫等城市,許多家庭在夜間突然遭到搜查,理由是「懷疑與敵對武裝合作」或「協助間諜組織」。

Zagros坦言:「在我的城市,許多人被誣陷與庫爾德政黨或摩薩德合作,局勢處於高度戒備的狀態,因為政府擔心庫爾德解放運動會捲土重來。我的家人目前還算安全,但他們正承受着巨大的壓力和心理創傷,尤其是我的母親,她在40年前就經歷過這種情況,那時伊朗庫爾德斯坦民主黨(Democratic Party of Iranian Kurdistan)與伊朗庫爾德斯坦的科馬拉黨(Komala Party of Iranian Kurdistan)曾與伊朗伊斯蘭革命衛隊有過嚴重衝突。」

據伊朗庫爾德獨立人權組織HENGAW報告,在被捕女性中,庫爾德人比例高達80%。同時,至少有6人因「與以色列間諜組織合作」罪名被處以死刑,其中包括三名庫爾德男子。這些審判過程完全不公開,也未給予律師辯護機會,顯示出伊朗政權以「民族安全」為由頭的選擇性打壓。

這類現象使得伊朗社會的表達空間進一步收縮,不同立場的民衆陷入彼此猜疑與排斥,政權則藉機在「國家存亡」話語下合理化其對內鎮壓。社交平台的戰時語境,越來越像一座圍城——牆外有戰火,牆內卻容不下複雜真實的情緒與判斷。

在轟炸與言論控制之外,其他的問題也涌現了出來。衝突爆發初期,大批德黑蘭居民逃離城市的畫面在社交媒體上廣泛流傳:高速公路堵塞數十公里,加油站前排滿等候的車輛,城市超市被搶購一空,列車緊急停運,網絡信號時斷時續,令無數家庭陷入信息恐慌。與此同時,德黑蘭、設拉子、伊斯法罕等大城市雖然未遭全面封鎖,但人們也經歷了極大的生活困難。銀行系統被網絡攻擊癱瘓,許多自動取款機與POS機無法使用;三家與伊斯蘭革命衛隊有關係的國有銀行成為以色列「精準打擊」的目標,導致短時間內全國金融交易混亂。

「我的妹妹去了別的城市度假,她被困在了那裏。她買了火車票,但火車很快就停運了,她無法離開。有幾個晚上,高速路口非常擁堵,人們都很焦慮,都在嘗試逃離。我的家人逃到了大不里士山區裏我們用來避暑的房子。首都德黑蘭的很多人在以色列的撤離令下達後便逃走了,不過大多數人還是選擇留在那裏,」Azad說。

不過,Azad也表示,很多服務很快便恢復了正常:「幾晚之後,伊朗的交通就不再擁堵了。網絡被禁用,有一度我聯繫不上我的家人,我真的很擔心,但謝天謝地,網絡也慢慢恢復了。我的姐夫在銀行工作,他表示銀行取不出來錢的情況確實發生了,但第二天又重新開始運行了。」

在政權無法滿足民衆需求的情況下,民間社會卻展現出了一定的韌性,人們嘗試通過團結自救。一些非政府組織與自發組織的志願者團隊在Telegram上發布避難所信息,併為老弱病殘孕等弱勢群體提供例如購物、身體檢查等基本生活服務。「有許多醫務人員與公職人員表示,他們不會離開工作崗位。從這個角度來看,這個國家(不同於政權)從未崩潰,」Azad表達了一種謹慎的樂觀。

2025年6月13日,伊朗德黑蘭,一棟在以色列襲擊中被摧毀的住宅。攝:Majid Saeedi/Getty Images

衝突之後,伊朗走向何方?

儘管停火協議已達成,但許多伊朗人並不認為自己真正「走出了戰爭」。「這是我(這一代人)經歷的第一場戰爭,而我們或許將會更加習慣衝突,」Azad感嘆。

6月26日,伊朗最高領袖哈梅內伊在停火後首次公開發表聲明。他通過其官方X賬號向伊朗人發表電視講話時表示:「儘管存在種種混亂和各種說法,猶太復國主義政權(以色列)在伊斯蘭共和國的打擊下幾乎崩潰。」他還堅稱伊朗「絕不會向美國投降」,美國在與以色列衝突期間對伊朗的襲擊「一無所獲」。

最高領袖哈梅內伊自1989年上任以來,已經統治伊朗超過三十年。他不僅是名義上的國家元首,更是伊朗政治、軍事、經濟、宗教結構的中心樞紐。隨着以色列伊朗戰爭引發的動盪,關於針對哈梅內伊的暗殺與其健康狀況的討論愈加頻繁。一旦這位83歲的神權領袖突然離世,伊朗的政治未來將何去何從?

在哈梅內伊愛徒、伊朗前總統萊西去世後,哈梅內伊最常被提及的接班人選是他的兒子穆傑塔巴·哈梅內伊(Mojtaba Khamenei)。現年50餘歲的穆傑塔巴雖未擔任任何正式政府職務,但據各方觀察,他在伊斯蘭革命衛隊與強硬派宗教學者之間擁有強大影響力,被外界稱為「幕後操盤手」。尤其在2009年「綠色運動」鎮壓中,他被廣泛認為是軍事命令的發出者之一。然而,穆傑塔巴的接班計劃一直存在巨大爭議。伊朗伊斯蘭體制的神學結構不支持「父子相承」,這一做法更像世俗王朝,而非什葉派政體。

不過,此前有媒體報道稱,哈梅內伊因擔憂自身可能成為以色列暗殺目標,已罕見地提前指定3名高級教士,作為他遇襲身亡時的潛在繼任者,但三人中並不包含其子穆傑塔巴。分析人士認為,這次排除或將對外釋出「去家族化」,以保障伊朗政權穩定的政治訊號。

2025年6月25日,一張美國總統特朗普在伊朗最高領袖哈梅內伊前下跪的海報,懸掛在黎巴嫩貝魯特南部郊區。圖:Afp via Getty Images

事實上,隨着哈梅內伊年齡的增長與身體狀況的惡化,對於繼任者的爭奪早已開始。而衝突的爆發,恰恰為這些力量提供了調整結構、加快洗牌的藉口。這場衝突彷彿一場忠誠測驗,決定誰能最終進入權力中心。

在普通伊朗民衆心中,接班與政權更迭問題既遠又近。一方面,哈梅內伊長期高壓統治讓許多人厭倦甚至仇視體制,但另一方面,絕大多數人也擔心權力更迭將帶來「不可控的崩潰」。

Azad表示,「人們不信任現在的政權,這或許也是摩薩德這麼快能夠滲透到伊朗全境的原因。這就好像我們有一個糟糕的父親,和一個病毒一般的鄰居,你問我選哪一個?是的,我們不滿意糟糕的父親、糟糕的家庭,我們和他們有衝突,但當有人從外面來掠奪我們家時,這可能會導致我們不得不維護這個糟糕的家。」

專家普遍認為,哈梅內伊之後的伊朗,極有可能不會迎來一個「改革派」或「溫和派」,而是一個更精於控制、更懂宣傳、更接近軍隊的「技術型神權統治者」。不過,雖然這種體制似乎牢不可破,但這場衝突依然可能成為後哈梅內伊時代一場「非革命式危機」的開端。今日之伊朗,已不同於當年的伊斯蘭共和國:互聯網使思想流通,族群差異更突出,女性意識覺醒更廣泛,年輕人對政治虛僞性的識別能力遠高於上一代。

Zagros表示,「這場戰爭沒有直接導致政權更迭,但它為人民起義推翻現在的神權政府創造了條件。」戰爭雖未推翻伊朗現政權,但它無疑是一場「催化劑」,暴露並放大了伊朗社會內部早已存在的裂痕。從國家治理、族群關係、國際處境,到思想意識形態的合法性,每一層都出現了不同程度的鬆動。這場衝突不僅改變了伊朗與以色列的關係格局,更可能深刻地塑造伊朗未來十年乃至一代人的政治想象。

儘管停火協議已達成,但許多伊朗人並不認為自己真正「走出了戰爭」。「這是我(這一代人)經歷的第一場戰爭,而我們或許將會更加習慣衝突,」Azad感嘆。

這種「戰爭常態化」心態似乎也正在伊朗社會蔓延,人們永遠不知道下一顆以色列的導彈會在何時落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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