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國的大陸人，越戰老兵，柬埔寨難民，相遇在美國的一家中餐館

（張洪凌，旅美雙語作家，王小波和諾貝爾獎得主愛麗絲·門羅作品譯者。）

我是在1990年代去美國的。留學期間，我曾在聖路易斯市的一家中國餐館幹了六年。

這是一家開在商業區的小餐館，賣的是中餐，老闆阿輝和老闆娘阿卿卻從來沒去過中國。他們是來自柬埔寨的難民，父母是中國人。餐館雖小，生意卻出奇地好。這裏每天都能聽到不同的語言，越南語，漢語，西班牙語和英語，還有老闆和老闆娘之間使用的潮州方言。

之前我也去別的幾家中餐館打過工。90年代中期的中餐館老闆一般是來自台灣和香港的移民，其中不乏受過很好教育的台灣人。他們除了對大陸人很歧視以外，付的薪水也少得可憐—當時這些餐館付給侍應生一天的工資才十五美元左右。周記小館的老闆付給我們的薪水是二十八美元，比其他中餐館高了將近一倍。由於地處商業區，顧客多為白領階層，小費也比較好。

我也有很多機會練習英文。只要不是最忙的時候，老闆並不介意我們和顧客聊天。每天午飯高峰期過後的兩個小時是我最喜歡的時刻，這時我不再是一部在廚房和前廳穿梭不停的打工機器，我可以坐下來，一邊摘雪豆或包春捲蟹角，一邊聽老闆或老闆娘，顧客或一起打工的女招待談他們的過去。

那時候，我感覺自己是寫《聊齋志異》的蒲松齡，他在家鄉的路邊擺茶攤，聽過路人講狐仙鬼怪，我在異國他鄉的小餐館聽越戰老兵和難民講流離失所和悲歡離合。這家小得只能擺12張餐桌的中餐館看上去毫無特色，它的裝飾甚至沒有任何亞洲風情，但裏面卻裝載了太多的故事，有着太多的豐富和不可言說的微妙。

1. 醜陋的美國人

我至今還很記得那個下午。
窗外下着小雨，丹在室內滔滔不絕地大發宏論，語言泉水般地從他嘴裏汩汩地冒出。他是一名五十歲出頭的律師，西裝革履，胖乎乎的圓臉上戴着一副眼鏡。他常在午飯高峰期過後來周記小館吃飯，今天便是如此。餐館裏只有面對面坐着的他和我：他坐在靠側牆的老位置吃他每次必點的宮保雞丁，我坐在靠後牆的桌子邊摘綠瑩瑩的雪豆。我的後面是一面大鏡子，鏡子裏映射出周記小館的玻璃門面和上面棕櫚樹形態的綠色霓虹燈，自然也有丹開始發福的高大身軀和我年輕苗條的背影。不過這些我是看不見的，我在聽丹大談醜陋的美國人。

「什麼是醜陋的美國人？」 我問。

「醜陋的美國人就是－－」他停頓了一下，然後用在法庭上辯論的語氣一字一頓地說，「醜陋的美國人就是那種自私、自大和不負責任的……」

「那你是一個醜陋的美國人嗎？」

「我？」 他吃驚地看了我一眼，毫不遲疑地說，「不，我當然不是。」 我笑了笑。丹加強語氣說，「我可以證明這一點。」

「哦？」 我饒有興趣地打量了一下他。他沉默了，低頭吃了一口盤中的宮保雞丁。丹是在嬰兒潮中出生的美國人，他在騷動不安的60年代渡過少年時代，70年代初被徵兵送到越南戰場，僥倖沒死沒傷，回美國後重回學校讀書，成為專業人士，結婚生子。周記小館的常客中有不少這樣的中年白男，丹便是其中的一位。

「對，我可以證明這一點。」 他開口說道，圓臉上帶着慣有的微笑和自信。「二十年前，我被送往越南戰場。我在那裏呆了大約一年的時間。我急於離開越南，也很快得到這樣一個機會。回國的途中我經過泰國，跟大多數美國大兵一樣，我們在泰國尋歡作樂。我去了一個酒吧，一些泰國妓女在台上跳舞。她們的胸前都掛着一個小牌，牌子上寫有號碼。台下的士兵如果看中了某位姑娘，就把那姑娘的號碼告訴酒吧經理。經理將姑娘帶下台，我們照規定付錢，然後便可以帶走姑娘。我看中了其中的一位。當經理上台去領那姑娘的時候，我在想我應該用哪種語言跟她交談。我在高中時學過一點法語和西班牙語，也許她能說點法語。當然，如果她能說英語，那就再好不過了。我找女人並不完全是為了生理需要。我需要和女人交流。這裏我得聲明一點：我那時剛剛二十出頭，沒有結過婚，甚至還沒有女朋友。經理將女孩帶到我面前，她很文靜，個子也比一般東方女子高大豐滿一些。我是一個高大的男人，不喜歡個子比我小太多的姑娘，我會怕傷害到她。她的眼睛很大，很有表現力，彷彿要說的話都可以通過眼睛表達出來。我試着用法語和英語向她問好，她只是衝我微笑。看來她既不懂法語，也不懂英語。不過，這個姑娘很合我心意，我尤其喜歡她那雙動人的大眼睛。我沒有討價還價，付了酒吧索要的錢，就帶着她回到酒店。她真的很合我心意。第二天早上醒來後，我才發現她是個聾啞姑娘，既聽不見我，當然也沒法陪我聊天。」

丹沉默了，是那種陷入往事的沉默。窗外的雨似乎下得急了些，我靜靜地等着他繼續往下說。當丹告訴我那個女孩是聾啞人時，我感覺自己被觸動了。被什麼觸動我卻不知道。我開始好奇他為什麼想給我講這個故事，為什麼想向我證明他不是一個醜陋的美國人。

「當我知道她是聾子時，我對她的感覺完全變了。我不再把她僅僅看成一個賣笑的姑娘。她人很聰明，十分善解人意。從她連比帶劃的手勢中，我猜到她來自泰國的鄉下，家裏很窮，有父母和兄弟姊妹。她掙的一點錢都得寄回去養家。第二天晚上，她帶我去看了一場泰國電影。她能讀懂泰文，那時的泰國電影都有字幕。她比劃着向我解釋電影的故事情節。我們像一對真正的情侶一樣。當時許多美國大兵從酒吧預付一個星期的錢將妓女帶回酒店，然後互相交換伴侶，洋洋得意地以為自己佔了很大的便宜。這就是我說的醜陋的美國人。我沒有幹這種事，儘管有幾個同伴打過她的主意。我開始將那姑娘看作是自己的女朋友。我帶她逛街，給她買衣服和首飾。她甚至用她自己的錢買了一件T恤衫送我，雖然那件衣服對我來說小了一點。我們在一起呆了整整一週。分手時，我將身上帶的大多數錢都給了她，她哭了。」

「二十多年過去了。回來後我結了婚，有了孩子，但我仍然常常想起她。我到現在還清楚地記得她的樣子和她的名字。」

「她叫什麼名字？」我問。

「Saengdao。」丹脫口而出她的名字。他確實記得很清楚。他的眼睛在鏡片後面略有所思地看着我，似乎在期待我說點什麼。我不知該說什麼。除了受制於語言－－我當時的英語只夠問一些簡單而直接的問題，另外我也不知道該怎樣表達我真實的感受。事實上，丹的故事讓我隱隱想起幾部讓我不太舒服的戲劇電影，從普契尼的日本版《蝴蝶夫人》，到《蝴蝶夫人》的越南版本《西貢小姐》，甚至連對《蝴蝶夫人》不無嘲弄的中國版本《蝴蝶君》也不例外。這三部音樂劇在中國都不太被待見，也說明了我的不舒服感不是孤立的。丹的故事甚至可以被看作是泰國版的《蝴蝶夫人》。我的腦子裏突然對故事的真實性掠過一絲懷疑。這個故事他跟多少人講過？為什麼今天要跟我講呢？因為我有着一張亞裔女子的東方面孔嗎？或者是窗外的淅淅細雨和這空蕩蕩的餐館觸發了他對往事的記憶？

「你怎麼看？海倫？你覺得我是一個醜陋的美國人嗎？」 丹催促道。

不知為什麼，我開不了口說出他想聽到的話。這對我來說很不尋常。通常，我很容易理解並滿足顧客的要求。但這個故事不知不覺地把我變成了曼谷女孩的同類，我似乎也失去了我的聲音。

就在我焦慮地搜索該說什麼時，老闆阿輝從廚房裏走了出來。他一看見丹，黝黑瘦削的臉上就綻開了笑容。「Bonjour！你好！」 他愉快地用中文和法語跟丹打招呼。

「Bonjour！你好！」 丹也恢復了他慣有的笑容。「輝，請你再跟我說一次：你懂幾國語言？」

「五國。」 阿輝說。他的臉上仍然帶着謙虛的笑容，不過，我從中發現了一絲窘意。

「天啦！輝，那你還在這家小餐館做什麼？你應該去聯合國工作。」 丹大笑道。他又轉向我說，「海倫，你好像也跟我說過你在中國是一名律師。什麼風把你吹到這裏來做女侍應？」

阿輝和我交換了一個窘迫的眼神，然後他說，「十二塊七毛，跟平常一樣。」

「跟平常一樣。」 丹輕笑道。

「對，跟平常一樣。」 阿輝的臉上依然掛着燦爛的笑容，但我知道只要他的美國顧客一離開，他的笑容就會消失得無影無蹤。阿輝是個有多重面具的男人。在他的顧客面前，他總能維持友好和迷人的風度；對我們這些打工的人來說，他大部分時間顯得很溫暖和體貼。不過，一旦涉及到生意上的事，他可以立馬換上一副絕不廢話的嚴厲面孔。儘管如此，我還是發現他比大多數中餐館老闆來得正派和有人情味。

丹起身走到收銀台前。他掏出一張二十元的美鈔遞給阿輝，然後朝廚房裏瞟了幾眼，問，「安呢？她今天不是上班嗎？」

「她母親病了，她就早走了。」 阿輝回答道。他一邊給丹找錢，一邊開玩笑道，「怎麼？難道你覺得我們的海倫不夠好嗎？」

「當然不是。別誤會我的意思。」 丹臉上的笑容更深了。「海倫很棒。她非常聰明，總是能明白我在說什麼…」

他們談論我的樣子好像我不在場似的。我起身，把摘好的雪豆端到廚房，再出來時他已經離開了。阿輝遞給我一張十美元的票子，朝我眨了眨眼，說，「今天給的小費不少。怎麼？他給你講了他的泰國女朋友的故事嗎？」

「你怎麼知道？」 我吃驚地問。

「他給我們這裏的很多女招待都講過這個故事。你有空可以問問安。」

這麼說我是對的：這個故事被排練過很多次。「他真的有過一個泰國女朋友嗎？」

「我怎麼知道？不過，我這裏每來一個女招待—不管是越南人還是中國人，他都會把這個故事講一遍。估計就是越戰老兵對越南忘不掉的記憶吧。」 阿輝說完便打開抽屜，開始數今天中午賺到的錢。

我安靜地進了廚房，拿出包蟹角的材料，然後回到前廳。我又一次坐到牆上那面大鏡子的前邊，背對着鏡子裏反射出的玻璃門面和綠色的棕櫚霓虹燈，還有眼前這空無一人的小餐館。

不，這裏絕不是空無一人。這裏被來自過去的鬼魂出沒縈繞，還有催生或者驅逐他們的慾望。這裏充斥着揮舞着殖民權力和向它們俯首鞠躬的人們，不管是有意識還是無意識。

這一次，我沒有倖免。我發現自己被殖民者誘捕，我也有了被殖民的過去。

2. 安

在周記小館打工的越南人主要是做廚子和女待應。有一陣子，廚房裏的兩位大廚都是越南人，他們的英語詞彙很有限，不過我從阿輝口中得知—阿輝會說柬埔寨語、漢語、越南語、法語和潮州話，其中一位廚子在北越的共軍中當過五年兵，還在柬越戰爭中打過柬埔寨，是迫使阿輝夫婦成為難民的敵對勢力之一。

我不知道他們是否交流過對柬越戰爭的感受。另一位在前廳做女招待的越南女子告訴我，她曾在駐越南的美國大使館做小秘書。美國人撤離越南時，她以為他們會讓她從屋頂直接上飛機，結果美國人扔下了她。她只能和其他越南人一樣，坐船偷渡到泰國。一條只能載50多人的船結果裝了近兩百人，途中不少人被擠到海里淹死。快到泰國時，船伕不敢靠岸，讓難民自己游上岸。難民中有一些老人和孩子，還有不會游泳的人，便淹死在海里。多年後，我兒子在高中的一齣叫「Anonymous」的戲中演男主角Anon。這齣根據荷馬的《奧德賽》改編的當代戲劇，講的是一名來美國尋找母親的難民男孩的故事。劇中雖然沒有明說Anon是越南難民，但從劇情中可以判斷Anon是東南亞難民。也許是跟母親分離的經歷，他扮演的這一角色受到不少好評。

在周記小館，跟我關係最好的是一名叫安的越南女孩。她是一個嬌小玲瓏的越南美女，大大的眼睛，忽閃着的長睫毛，本來就精緻的五官加上精緻的妝容，讓人覺得她像一個漂亮的洋娃娃，似乎更適合在酒吧而不是中餐館這樣的地方工作。但實際上，她在周記打了好幾年的工，可以算得上是沒被正式任命的經理。她很年輕，只有20歲左右，不過已經有了一個兩歲的漂亮女兒了，女兒的父親跟她住在一起，但兩人還沒有結婚。老闆娘告訴我，安兩歲隨母親和混血兒的哥哥來到美國。母親當年就在西貢夜總會酒吧雲集的Tu Do街做過吧女，她的哥哥估計就是她做吧女時跟一個美國大兵生的混血兒。安從來不跟我說這些，她似乎對越南戰爭一無所知，對越南也沒有太深的印象，但她常常給還住在越南的生父寄錢。

安帶我去過聖路易斯的很多地方：髮廊，美甲店，地道的越南餐館—她對聖路易斯深受美國人歡迎的兩家越南館子很不屑一顧，說他們賣的不是地道的越南餐。有一次她帶去了一家藏在深街小巷中的一家越南小館，周圍都是民居，停車場也小得可憐。她把紅色小跑車開進停車場後突然生起氣來，說，「誰會像他這樣停車？這樣停旁邊的車怎麼開得出來？」

「誰呀？」我莫名其妙地問。

「還能有誰？」她用手指了指停在左前方的一輛mini van，說，「我哥哥的車。」

這是一家比周記小館還要小的館子。我們從後門走進去，一眼就看到幾個越南小夥子正圍着一張大圓桌吃飯，見我們進來，目光齊刷刷地盯着我們。安旁若無人地從他們面前走過，帶着我在一張靠牆的小桌邊坐下。

館子裏除了我們兩桌沒有別的人。安的哥哥一定是那桌越南男人中的一個。我問，「誰是你哥哥啊？你怎麼不跟他打招呼？」

安笑了笑，沒有回答我的問題。她的目光掠過我的肩頭，注視着她哥哥的那張桌子，神情也有些怪怪的。我也扭頭看那桌男人，注意到其中一個中等個頭的小夥子長得有些像墨西哥人。不知為什麼，很多亞裔混血兒長得像墨西哥人。我估計他就是安的哥哥，扭回頭對安說，「我知道誰是你哥哥了。你們倆長得一點兒也不像。」

「那當然了。我們不同父親，他是半個美國人。」這是安第一次談到她哥哥，語氣裏似乎對哥哥的半個美國血統有些自豪似的。

「他知道他父親是誰嗎？」我忍不住問。

「海倫，我怎麼知道？我離開越南時才兩歲。」

我轉移話題，問安這家館子裏最地道的越南菜是什麼。餐館裏播放的是越南音樂，沒有太複雜的旋律，只有嗚呀嗚嗯的聲音，彷彿從心靈裏發出的哀鳴。我想起胡蘭成回憶二戰末張愛玲對日本音樂的評價，她說日本音樂很悽婉，有亡國之音。我問安為什麼越南音樂聽上去這麼憂傷。她說這不是越南現在流行的音樂，是她媽媽那代人喜歡的流行音樂，正好是越戰時的產物。我看着安潔淨光潤的臉蛋，沒有經過任何風霜的吹打，動人的大眼睛大概也沒有為越戰流過任何淚水。

吃完飯準備付款時，收款的女侍告訴我們，已經有人為我們付過錢了。我們不約而同朝那張圓桌望去，安的哥哥頭也沒抬地朝我們揮了揮手，然後繼續跟朋友聊天。

安也帶我去看過她母親。她住在Tower Grove South，那裏住了很多越南難民。安的母親住在一條破舊的小街上，街兩旁是一棟挨一棟的廉價房。門鈴響了大約五分鐘後，一位面帶倦容的中年女子才把門打開。門開後，她還在用手背掩住口打呵欠。安用越南語跟她母親介紹了我，她向我點頭微笑，開門讓我們進去。她住的房子是那種聖路易斯常見的單霰彈槍屋，房屋狹長，一條側廊可以從前門望到底。進門便是客廳，迎面的牆壁上供着兩層的佛像。第一層是觀音像，頭上一圈通了電源的光環，不斷閃爍；第二層是家祖的像，一個跟我外婆裝扮類似的老照片。佛像旁邊掛着那種從中國店拿到的免費美女掛曆。安見我打量照片，說這是她外婆。我一下子有回到童年的感覺。這間狹長破敗的老房子跟我外婆的南方老屋也頗為相似。炎熱的夏季會有穿堂風從側廊吹過，十分涼快。廚房雖然在房子的最後面，但我已經聞到了熬湯的香味。安帶我到廚房，爐子上果然咕嘟咕嘟地燉着湯。安說她母親的爐子上一天到晚都熬着湯，這樣她可以隨時做一碗pho。安的母親用越南話跟她說了什麼，安便問我要不要來一碗pho，我求之不得地點了點頭。她給我和安一人舀了一碗，加上米粉和新鮮蔬菜，又給我們拿出一種類似中國湯圓一樣的東西，不過裏麵包的不是甜豆沙，是肉和黃豆沙，用魚露拌着吃。這個曾經做過吧女的越南女子顯然做得一手好菜。她看上去很疲憊蒼老，眼角老會流出濃濃的液體。安從手提袋裏拿出兩盒眼藥水遞給她母親，給我解釋說她母親來美國後一直在工廠做縫紉工，用壞了眼睛，她又捨不得花錢去買眼藥，於是安常常給她帶眼藥水。

後來，我以安一家人，以及如丹一樣的越戰退伍軍人的故事，寫了一篇名為《紙鶴》的短篇小說。小說通過退伍老兵和安對極具東方含義的紙鶴的錯位理解，表達了我對越戰的理解和對東西方文化是否能真正溝通的懷疑。

3. 阿輝和阿卿

1975年4月17日對阿輝來說是個永世難忘的日子。這一天，紅色高棉解放了金邊。金邊的市民以為內戰終於結束了，他們的幸福生活從此就要開始了。街上人山人海，人們對着坦克車上的紅色高棉戰士歡呼。阿輝也混在人群中。車上士兵的年齡之小給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們很多都還是些不過十三、四歲左右的孩子。一個個臉色青黃，衣衫不整，扛的槍比他們的人還高。就是這些孩子打敗了龍諾的軍隊嗎？阿輝的腦子裏閃過一絲疑惑。這時，一個娃娃兵的眼光掃過人群，正好和阿輝的目光相碰。這一碰讓阿輝打了一個寒顫，從那孩子氣的臉龐上射出的目光飽含殺意和怨毒。阿輝感到徹骨的寒意。他無心再看熱鬧，離開人群往家中走去。

他怎麼也沒想到和平的蜜月是如此短暫。到下午兩點，槍炮聲便四下響起，阿輝躲在自己家裏不敢出門。他家住在金邊王宮附近，對面是一座博物館，中間有一大片開闊的空地。那裏原先是一個廣場，現在四下搭着棚子，住滿了從各地來金邊逃難的人們。阿輝戰戰兢兢地從窗口伸出頭朝外張望，看見鮮血如潮水一般從那些棚子裏流出，廣場上的草地很快浸滿了鮮紅的血。

接下來的兩天中，更多的紅色高棉戰士進了城。一進城，他們就先去找錶鋪，有的一個人手上就掛着好幾只錶。然後他們衝進民宅驅散人群，要他們離開自己的家園，離開金邊。

「我們往哪兒走？」人們問。

「隨便往哪兒走。走到哪兒，Angkor都會看着你們。」

Angkor這個詞反覆從他們嘴裏吐出，他們誰也不知道Angkor是誰，代表什麼。

阿輝離開家時準備鎖上家裏的鐵門，突然一顆子彈飛來打到鐵門上，嚇得他魂飛魄散，鐵鎖也一下掉到地上。他回過頭，看見一名紅色高棉的戰士正拿槍對着他。

「不能鎖門嗎？」阿輝問。

那士兵一言不發，又往阿輝腳下的地面開了一槍。阿輝只好趕緊離開了家。這一走便是永別，他再沒有回去過。

阿輝和阿卿的逃難故事都是在下午三點和五點這段時間講給我聽的。有時候是出於我的要求，有時候則是他們自己來了興致。為了獲得對那段歷史的感性認識，我專門去圖書館借了「The Killing Field」的錄像帶回家看。電影讓我做了噩夢，然而阿輝說真實的情況比電影裏還要慘。離開金邊後，他們被紅色高棉抓進集體農莊，每天幹重活兒：種地，挖塘泥，運石頭，拆廟，砸佛像。柬埔寨的廟宇和佛像又特別多，怎麽拆都拆不完。我說，你們做的事跟中國的文革很像。阿輝一聽就來氣了，說：紅色高棉就是跟中國學的，他們派人去中國取經，中國也派軍事顧問來訓練紅色高棉的幹部。據說毛主席把在中國想做而沒做成的革命輸入柬埔寨，比如把城裏的人全部驅空，趕到鄉下勞改。但最後中國政府不認賬，拒絕承認支持了紅色高棉。阿輝說美國也對柬埔寨做了很多壞事，比如從1965年到1973年間，美軍在柬埔寨扔下了270多萬噸的炸彈，超過整個二戰美軍投放炸彈的總和。美軍的轟炸可以說是造成紅色高棉成長壯大的直接土壤。尼克松和基辛格也否認了對柬埔寨大屠殺的發生負有任何責任。

我問，「那時你們心裏是怎麼想的？」

「怎麼想？」阿輝苦笑。「天天想死，覺得生不如死。好多人也真的自殺了。我在小洞裏薩河砸了三個月的菩薩像。我不負責砸，只負責把碎像運到河裏扔掉。說來也奇怪，所有的碎像都沉入河底，只有佛像的頭顱不沉，它們會飄在河面，順着河往下游流，一直流進湄公河。我坐在船上看着飄在河面上的佛像頭，心裏想，他們連菩薩都敢砸，一定會遭天譴的，絕對長不了。就是這個信念支撐着我活了下來，沒有死。」

不過，也有好幾次阿輝與死神擦肩而過，每次他都靠驚人的直覺活了下來。他說有一次紅色高棉讓他們四十來個人去某個地方，也不告訴他們去哪裏。以往去別處幹活總有一個當地的幹部帶隊，這次只有士兵押解他們。直覺告訴他這是一次有去無回的差事。他告訴一個同樣來自金邊的夥伴，說他感覺什麼地方不對頭，打算逃走。同伴為難地說，要是給抓住就沒命了。阿輝說，好，那我們就此分手。逃走後，他不敢走大路，沿着還沒放水的深渠溝底走，這才撿回一條命。後來得知去的那一撥人果然都沒返回。

然而，他的父母就沒有他那麼幸運了。那時他們住在另一個村子裏，離阿輝住的勞改營地大約半天路程。一天，他的父母託運糧的車隊捎來一封信，說政府讓他們去一個地方，但沒說哪個地方。阿輝馬上覺得事情不對，接到信後馬上往父母住的村子趕。趕到時已經是傍晚，而他父母早上就動身了。一起去的人都是四、五十歲以上的老人或者是五、六歲的小孩，對革命沒有用的人。阿輝知道他再也見不到他父母了。他跟我說，「有機會的時候，我要回一次柬埔寨，尋一尋我父母走過的路線，弄清楚他們到底是怎麼死的。」

4. 回憶

如果說，阿輝講述的重點集中在紅色高棉佔領金邊以後的生離死別，阿卿的回憶則縈繞着柬埔寨革命前的衣食住行，更符合人們對那個溫和柔順的叢林天堂的印象。她說她最懷念柬埔寨的吃，說金邊晚上十點多鐘以後，還有人提着籃子在街上叫賣剛出爐的麵包，也有賣豆腐花和炒果的。街上的居民聽見叫賣聲就會打開窗戶，叫住小販。住在樓上的人們則會放下一個吊籃，裏面有錢和碗，小販便會舀上滿滿的一碗豆腐花，放上炒果和找錢，樓上的住戶便會提上去。她常常提到她母親用的一套烤蛋糕的銅模子，是十二生肖的形狀，烤出來的蛋糕不但香噴噴的，還是神態各異的動物生肖，可惜沒有帶出來。最遺憾的是他們全家人在柬埔寨的照片，在他們逃難坐船時讓雨水泡濕了，粘在一起怎麼也撕不開，結果一張也沒有帶出，那段他們生命中最重要的日子便永遠成了空白。

阿卿是個美麗沉靜的女子，皮膚白皙，從小便做得一手好針線活兒，母親對她管束很嚴，因此她常常顯得有些憂傷。她提到她在柬埔寨上華僑辦的中文學校，課程跟一般學校無異，教室是老式的建築，學校裏還設有孔廟。學生們穿的都是制服，女生要穿白衣黑裙和包頭鞋，胸口上繡着學校的名字，不過阿卿更喜歡紅色的衣服。她那時的男友是一位牙醫的兒子，給她找來柬埔寨的紅色國旗，讓她裁剪做衣服。龍諾政府徵兵時，牙醫的兒子不想去送死，打算從老撾逃走。臨行前來告別，請阿卿出去吃一頓飯，對女兒一向管束嚴厲的母親居然沒反對。這一別當然也是永別。牙醫的兒子後來到了奧地利，剛開始他們還通了幾年信，紅色高棉將所有人趕出金邊後，聯絡便中斷了。阿卿等了他足足五年，直到他們聽到謠言，說紅色高棉打算迫使未出嫁的良家女子嫁給他們的傷殘士兵，她這才和阿輝匆匆結婚。我說你和阿輝不是從小就認識嗎？以前怎麼沒想到跟他好呢？她說，怎麼可能？那時的他留披肩長髮，穿喇叭褲，上衣緊身透明，可以看到肉，一副嬉皮士的打扮，在她眼裏完全是個怪人。如果不是逃難，她怎麼也想不到會嫁給他。

事實證明，嫁給阿輝，是她在生死攸關的非常時期最好的選擇。沒有阿輝，他們很可能就像死於紅色高棉大屠殺中的兩百萬人口一樣，埋屍柬埔寨。阿輝多次提到1978年底他在柬埔寨看到的末日情景。那時，越軍開始攻打柬埔寨，他們被紅色高棉押到越柬邊境去收割莊稼，挖戰壕。一路上，許多村莊空無一人，雞鴨在房舍內外四處跳竄，滿地的雞蛋無人撿拾。田地裏的莊稼黃燦燦一片伏倒在地，也無人收割。他們常常要花很多時間去找水。村子裏的井倒是不少，可走近一看，井水的顏色十分可疑，還不停地翻滾着泡泡，衝上來一股異味。他們趕緊捂着鼻子跑開，知道紅色高棉殺了村民後，將屍體扔到井裏。屍體在井裏發酵，腐爛，散發的氣體不停地翻起水泡，好像一個個冤屈的鬼魂在嘀咕抱怨。阿輝他們一邊走，一邊感到巨大的恐慌，那種在《聖經》最後一章裏描繪的世界末日來臨時的恐慌。

紅色高棉被越軍打敗後從邊境撤回。許多戰士經過自家村莊時，發現自己的父母兄弟姐妹也被紅色高棉殺害了。

之後的兩年裏，阿輝帶着家人四處尋找離開柬埔寨的機會。逃離柬埔寨也許是阿輝一生最傳奇的經歷。每次提起來，他的臉上都會容光煥發。「我們可是紅十字會用車送過邊境的。」他驕傲地說道。他專門從家裏拿來一張柬埔寨的地圖，把他們的逃難路線指給我看。他們先步行到盛產胡椒的Kampot，然後從那裏坐車到西貢。在西貢住了兩個多月，見沒有離開的機會，又原路折回柬埔寨，和其他難民一樣滯留在柬泰邊境，看守他們那塊地盤的是自由高棉黨。

「他們比紅色高棉好一點嗎？」 我問。

「都一樣啦，照樣殺人不眨眼。」阿輝搖頭說道。

不過，泰柬邊境有許多國家派來的紅十字會救護隊，在那兒搭了很多棚子，救護難民中的病號。因此，自由高棉的士兵還不敢太放肆。

阿輝一到那兒，就注意觀察地勢。夜間，探照燈不斷地掃過邊境，直接跑過去是非常危險的。於是，他一邊和自由高棉的人稱兄道弟，一邊機警地尋找機會。幾天後，自由高棉的戰士對他有些鬆懈，他們甚至打算給他一份工作，讓他教難民中的小孩識字唸書。殊不知此時阿輝心中已經做了一個大膽的決定。他趁士兵不注意，帶着阿卿和出生不久的兒子溜到紅十字會的急救棚前。在衆多的國家中，他選擇了美國。他試探着敲了敲門，一名高大的美國醫生探出頭來。阿輝用法語跟他交流，但他不懂法語。阿卿抱着孩子就站在他身後。幾個持槍的自由高棉戰士已經發現了他們，正用柬埔寨語對他們喊話，說，「你們不要找麻煩，當心你們的腦袋！」

此時，阿輝已無路可退。回去肯定是死路一條。那名美國醫生也注意到不遠處的自由高棉士兵，他用手勢告訴阿輝呆在原地不動，自己去找了一個瑞士人來跟他們交談。阿輝把他們一家人的經歷結結巴巴地說給那名瑞士婦女聽，由瑞士婦女再翻譯成英文，然後瑞士婦女和美國醫生用英語交談了幾句。美國醫生看了看阿卿襁褓中的兒子，抓起孩子的手臂，看見孩子的皮膚上有許多小小的紅斑。他點了點頭，說可以了。然後他們找了一輛標有紅十字會的越野吉普，將他們安全送到泰國。在泰國難民營等了兩年之後，他們終於來到美國。

阿輝說，直到今天，他每年都會給紅十字會捐款。他告訴我其實在泰國難民營填表時，他開始填的是去中國大陸和台灣，但兩邊都拒絕接受難民，所以他選擇了美國，說他此生都不會再踏上中國的國土。我記得聽到這裏時有些赧然，為自己的國家感到羞恥。然而2016年以後，美國也掀起了反難民和移民的浪潮，因為同情心接受身處險境的難民突然變成一件壞事。我百思不解，難道美國也要變得跟中國一樣嗎？

我很想聽聽阿輝和阿卿對這件事的看法，但一直沒找到機會。當新冠疫情襲擊美國、反亞裔情緒不斷攀升時，我開始擔心他們的生意和安全，便專程去看望了他們一次。但到後卻發現周記小館已經永久關閉。他們現在人在哪裏？夫婦倆都退休了嗎？是新冠疫情還是針對亞裔的仇恨犯罪導致了餐館的關閉？我無從知曉。

我透過布滿灰塵和污迹的玻璃門面向裏張望，看到的卻只是一個空蕩蕩的、被遺棄的空間。我熟悉的每個實體痕迹都消失了，一同消失的還有過去的那些人和事。他們曾經在這裏相聚交談，分享心中揮之不去的傷痛，繼續靈魂深處未完成的對話和掙扎。

現在，這裏是真的空空如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