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無所依？——中國農村的養老困境

2025年農曆大年初八，爺爺跟我在院子裏算完一年的養老金收支後，又要騎三輪車到鎮上的化肥廠上班，他的工作是廠區門口的保安。保安室裏有床，一台老電視，一套桌子和椅子。他日常的工作，是操作工廠大門口的升降杆，確保沒有可疑的車和人進出。

「今年的養老金是1800塊一年，明年就八十歲了，就會變成2800塊。現在這1800塊裏，要交400塊的新農合醫保，水費一年是150塊，燃氣是330塊。胡錦濤的時候開始有糧補，最開始是50塊，現在漲了點。剪頭髮一個月是10塊錢，一年要120塊錢。」

這個位於湖北江漢平原的小鎮，支柱產業是農業和化工，人口老齡化嚴重。除了春節以外，大部分常住人口是留守的老人和孩子。2020年人口普查數據顯示，該鎮所在的縣級市60歲以上人口占比接近四分之一，顯著高於2021年《國家老齡事業發展公報》公布的全國比例18.9%。或許也是因為這樣的人口結構，小鎮算得上平靜，79歲的爺爺承擔這一工作並沒有太吃力，大部分的日常生活是看電視，以及在保安室裏和其他老頭打牌，一天下來的輸贏也不過在十塊錢以內。

這樣算下來，爺爺一年保安工作的工資是18000，吃住都在廠裏，相當於一天工作24個小時，全年除了春節幾乎沒有休息。他在同我算賬的時候，另一個鄰居大爺走過來，用略帶揶揄的語氣講：「說不定人家明年就不要你了！」爺爺擺擺手，將大爺推走，表示他在同我說話，不要插嘴。爺爺很感激這份工作，畢竟隨着年齡的增長，即使工價低，也越來越少有單位願意冒風險聘一位高齡老人，因此他講起老闆和廠裏的工人們像講起親人一樣，帶着心疼，有時候也帶着欣賞。

他所在的上一個化工廠因為疫情停工，資金鍊斷裂，五十多歲的老闆於某個無人知曉的夜晚在廠裏自殺了。這個化工廠離村子很近，曾經為村子裏因文化水平和年齡等種種因素難以在其他地方找到工作的中老年人提供了一系列就業崗位，包括保潔員、保安、食堂工作人員等，資產變賣後，化工廠關閉，隨之而來的是一整個廠的勞動力無處可去。儘管在那個化工廠的十年，爺爺的收入遠低於當地最低工資標準，也沒有任何的福利保障，他依然對老闆很有感情，也對工作崗位充滿了感激，這種心態在工廠裏務工的中老年中極其普遍。封控放開之後，爺爺很快又在鎮上找到了新的保安工作，這時他已經年近80歲了。

城鄉養老金的巨大差距

超齡工作，或者說高齡工作，在我爺爺所在的村子乃至鎮上都是一件非常普遍的事情。對於鄉村老人來說，養老金及醫保等福利在收入結構中的佔比為42.7%，經營性收入 （即廣義的勞動收入，包括工資收入和自僱收入）佔據了收入的36.9%。

相比之下，城鎮老人之中有68%左右的收入是養老金，機關事業單位退休人員的人均養老金達到6278元/月，企業職工的人均養老金也有3162元/月，城鄉居民養老保險的金額僅為222.5元/月。

在改革開放近三十多年的快速發展和城市化中，城市和鄉村在產業結構上呈現出巨大差異，農村的生產單位從文化大革命的集體經濟模式，轉變為新自由主義的家庭承包所有制，這種農民以個體戶、無責任單位為主要的經營模式，使得福利制度明顯缺位，領取最低標準養老金的人群裏，農民佔大多數。

月均不足250元的基礎養老金顯然很難為農村老人的生活提供可靠保障，因此他們往往在還具備勞動能力的時候賺錢和攢錢，用一種殘酷的樂觀主義去忍耐當下的辛苦勞動，為喪失勞動能力後的將來未雨綢繆。

儘管掃盲運動讓許多農村男性獲得了受教育的機會，但大部分65歲以上人口的文化水平也僅限小學，女性的文盲率依然很高。他們之中很大一部分人因此一輩子生活於農村，進城務工也多從事低端的勞動力密集型產業。

種地，養蜂和養兔子是當地農民的主要收入來源，像我爺爺這樣擁有一份「穩定辦公室工作」的算是少數。一畝地一年的收入是500元，春天要插秧，夏天要打藥，秋天要收穫，七十歲的老人腰彎下去再顫巍巍地直起來。因此，隨着中國推動新農村建設和機械化農業生產，這個村莊很多土地被有青壯年勞動力的家庭或者大型公司承包，對老人來說，一畝地的租金微薄，但相較沒那麼辛苦，在人口老齡化加速的當下，成為改善老年生活同時解決閒置用地的最好解決辦法。大多數老人只自留下屋前或屋後一小方菜園，保障日常的蔬菜，肉依然是逢年過節才捨得吃。

爺爺問我，英國是什麼樣？我說，和這裏差不多，一望無際平坦的田野上，也錯落着相似的小房子，牛奶盒似的排列着，從鎮的一頭走到另一頭也要不了半個小時。我給他看英國小鎮的照片。那個鎮子景色裏更多是草地，而江漢平原上，水稻、蔬菜、棉花和高粱層層疊疊。

他又問我，那80歲了還可以坐飛機去看我嗎？他聽別人講，加拿大和美國的老人看病都不要錢，每個月政府還發很多錢。我感到很酸澀，不知如何回應。話說到最後，他說他覺得我在英國過着苦日子，所以還要去廠裏守門，為我攢錢。

掏空家庭的醫藥費

制度性不平等導致農村老人在應對風險方面往往極其脆弱，疾病是一支懸在農村老人和家庭頭頂上搖搖欲墜的達摩克利斯之劍。因病致貧，因病返貧，在扶貧效果顯著的中國農村依然是一個常見的現象。

從一個絕對成本的角度來看，農村老年人個人支付的住院醫藥費平均為8377.6元，而農村老人的年人均收入為14105.4元。這意味着一旦生病住院，這一年的生活都捉襟見肘。目前農村現行的醫療保障制度是2004年推行的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制度（簡稱新農合），這是一項由政府組織、引導，支持農民自願參加，個人、集體和政府多方籌資，以大病統籌為主的農村居民醫療共濟制度。

2025年，新農合的收費標準為每人每年400元，具體費用根據地區收入狀況存在差異，目前涵蓋住院和門診兩大類別。報銷以階梯式進行分級，存在着細微的地區差異，以遼寧省阜新市為例，一級醫療機構（含鄉鎮衛生院）報銷比例為80%，二級醫療機構報銷比例為75%，三級醫療機構0—8000元部分報銷比例為50%、8000元以上部分報銷比例為70%。然而，新農合的門診報銷的年上限非常低，根據山西省孝義市政府網站顯示的信息，2024年居民普通門診統籌年度支付限額僅為300元，這使得農村居民依然要承擔相當大的自費部分。作為對比，根據北京市政府官網顯示的信息，北京市在職職工醫院門（急）診報銷比例達到70%，退休人員達到85%，社區衛生機構報銷比例均為90%，門診報銷2萬元以上，再發生醫療費用，在職職工報銷60%、退休人員報銷80%，上不封頂。

但近年來經濟衰退影響了政府投入，農村居民保險意識缺乏，對報銷流程不熟悉，加之新農合的報銷比例有限，且保費年年上漲，對很多家庭來說是一筆不小的費用，因此一部分農民參保意願下降，這在某種程度上進一步加劇了這種脆弱性。

大多數公開報道在強調2024年新農合調整的積極意義時，都沒有提及藥品報銷。一方面，新農合可報銷的藥品目錄相對較少；另一方面，一年的報銷醫藥費及輔助檢查的費用限額僅為200元，使得大部分仍然需要自費承擔。

以我的家家（外婆）為例，她有高血壓、心臟病和糖尿病等多種慢性病，醫藥的報銷額度往往在一年的開頭就用完了，每個月在藥品上的自費費用甚至都超過了一千元。

家家是彪悍強勢的女人，年輕時，由於出身貧農，成分好，在「婦女能頂半邊天」的毛澤東時期得到受教育機會，一路讀完高中，會俄語，還成了鎮上的婦女主席，我媽媽成了那個年代少見的隨母姓的孩子。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計劃經濟逐漸瓦解，家家從湖北農村跑到了廣州，在南方醫院附近擺攤賣菜，後來這個攤變成副食店，變成了麻將館、孩子們的學費，再後來隨着她和我家爹（外公）的年紀漸長，變成了二十萬的現金和故鄉一幢兩層小樓。

十年前剛回鄉的時候是無限的風光，小樓裏安置着平靜晚年的理想和嶄新的大幅毛澤東像。然而好景不長，漂泊半生，歸來仍是農村戶口。在城市打拼的二十多年並沒有讓他們變成城市人，享受更好的福利保障。多種慢性病和時不時的住院手術很快就將老兩口一生攢下的養老錢幾近掏空。

2020年的冬天，家家到武漢住院進行心臟手術，我穿過灰暗的城市去看她。由於疫情管理，住院部不允許外人進去，她只得下樓和我坐在一樓的大廳裏聊天。家家那時已經瘦到了只有六七十斤，手上的血管因為長期打針而像層層疊疊的山巒一樣拱起，皮膚像宣紙一樣薄而蒼白，好像隨時都要碎掉了一樣。偶然碰到她的醫生，年輕的醫生走到我面前對我說，「你奶奶年紀這麼大了，記藥名的時候，字還寫得那麼好，很了不起。」我走的時候，家家反覆地問我錢夠不夠用。

2025年，久居海外的我近幾年第一次回國過春節，毛澤東像早已暗淡，紅色幾乎褪成了橙色。漸長的年紀和疾病快要澆滅家家年輕時候火辣辣的暴脾氣，但卻加劇了不安和疑心病。她反反覆覆地懷疑家爹在外面將錢亂花掉，然而規劃的一個月生活費在家爹去鎮上的衛生院為她取過藥後就已經捉襟見肘。

「這都是命」，是我在農村聽到的最重的抱怨。命是什麼？是貼在牆上的「人民的紅太陽」嗎？是紅太陽下神台上瓷制的觀音嗎？我沒有答案。

儘管一個月只能拿到少得可憐的退休金，但在農村，老人們並不會將晚年的悲慘境遇歸罪於政府，他們並不能理解究竟什麼是一個現代政府；政府是一個發號施令的機構，他們只需要服從這個命令，這就是他們對政府的全部理解。於是，疾病，天災，甚至不合理的政策，都是個人的不幸。對於農村老人，特別是失去勞動能力的留守老人來說，忍耐和寄希望於子女，是對抗這種不幸唯一的解決辦法。

當無法忍耐，子女也無力負擔時，自殺是唯一出路。2025年的中國新年期間，我父親小學同學的母親因為一萬多元的手術費喝下了農藥。

不安全的安全網

儘管養兒防老的觀念普遍，農村老人往往不願意給孩子增添負擔。

改革開放後，與家庭聯產責任承包制的推廣一併推行的，是以家庭養老為核心，土地養老為保障的養老模式。地區之間的發展差異，人口流動加劇，越來越多的年輕人流向城市，導致了農村人口的空心化。

據中國民政部2022年公布報告，中國空巢和獨居老人佔老年人口的比例一半，某些城市和農村地區甚至達到70%；根據2020年的數據，鄉村65歲以上的老年人比城鎮高6.61%，並且佔總人口比例的17.72%。許多農二代，往往也都是在城市中掙扎的一代或二代農民工。村子裏主要務工目的地依然是珠三角和長三角的服裝工廠，一天工作十個小時。熟練工的月收入接近一萬，吃住都在廠裏，幾乎全部攢下。但年輕人依然在憂心孩子的教育和父母的養老，缺少制度性保障的情況下，一丁點風吹草動都可能極大影響到家庭的財務狀況。因此子女對養老的分擔也有限或力不從心。許多老人向我坦言，認為孩子們不容易，並不指望他們養老，甚至內疚由於身體不好等原因增加了孩子們的負擔。

而當下的農村老人中，除了一生務農的人，很多是第一代農民工，社會保障薄弱，失業保險幾乎空白，醫療和養老制度性缺位。他們年輕時，作為所謂「人口紅利」建設了改革開放高速成長的中國，年老了後卻成為「沉默的一代」，城市化過程中的邊角料。根據2022年中國統計局發布的《農民工監測調查報告》，50歲以上的農民工佔全國農民工總量29.2%。

二爺的右手食指斷了一截，講話的時候會有意無意用另一隻手蓋住斷掉的食指，但他其實很少講話，甚至連和人對視都很少。聽他的鄰居說，二爺年輕一點的時候在工地上當小工，斷掉的指頭是工傷，沒有合同，沒有保險，沒有任何的賠償，他還因此丟掉了工作。

後來，他開始做兔子養殖，再後來，兔子也不好做，七十歲上下，他又重新開始務農賣菜。有人說由於一生都很辛苦，二爺腦子有點不正常，他常常會一個人拿着收音機走來走去，一邊走一邊唱戲。我見到他的時候，他穿得很體面，甚至可以說得上是時髦，一天不同的時候會換不同的衣服，大衣和帽子必須搭配起來。他的小兒子在雲南搞裝修，往年過年回家打牌都毫不吝嗇，今年被電信詐騙，親戚間都借遍了錢。二爺人已古稀，除去他自己的養老困境，還要依靠上街賣菜來替兒子還債。

小工是指工地上的臨時工，只能做一些類似搬磚等基礎體力勞動。這類工人很靈活，沒有合同，工資日結或者周結，更談不上任何制度性保障。許多農村中老年人，年輕時就是小工，在不同的工地之間遊走，哪裏有活就去哪，上了年紀依然還在做小工的人也不在少數。

村子裏六十多歲的洪爺算是稍微年輕一點的，平時主要工作除了當小工，就是在鎮上用三輪車拉貨，有時也拉人。儘管沒有牌照，但他也會在工地上操作一些重型機械，比如攪拌機和叉車。我問他不怕哪天來人查嗎，他笑着說誰來查呀？不會有人查的。

這裏的性別不平等很直觀。春節的時候，男人喝酒，女人在廚房忙進忙出。工作也是性別化的，五六十歲的男人往往做小工、搬運工等重體力活，而女人一般在工廠和單位的餐廳和食堂做後廚，或者去企業化的農場中撿雞蛋，一天工作三四個小時，收入50元。

女性由於承擔了更多的照料責任，跟男性的命運略有不同。村裏許多的中老年女性因為要照顧孫輩的衣食住行，意外獲得了更多進城的機會，然而她們中許多人也並不適應城市生活，要求子女將孫子送回鄉村撫養。

鳳姍就在給兒子帶了一年孩子之後，選擇重新回到了工廠。

她告訴我，沒有收入讓她很不安心，很緊張。去年她的兒子兒媳有了孩子，小兩口都在醫院上班，有時候要值班，孩子沒有人照顧，她只得辭去工作帶了一年孫子。中老年女性的無償勞動，特別是對於兒子的付出往往被看作理所當然。帶孩子這一年她沒有任何收入，有時候甚至連買菜都要自己貼錢。沒錢養老的焦慮感時時折磨着她。一年後，她還是選擇離開了兒子家，重新回到工廠。代價是她每個月要支付親家母1000元，兒子兒媳兩口人再支付1000元，作為親家母「幫忙帶孫子」的工資，買菜錢另算。對她來說，這也好過當無償全職保姆的日子。

然而在今年春節過後的四月，中美關稅戰爆發，許多工廠很快被波及到，倒閉或者裁員。鳳姍成了這場國際政治博弈之中被犧牲的普通人，五十多歲再度失業，她希望在熟人和親戚的幫助下去找到一份月嫂的工作。

鄰里互助網絡：農村養老的未來？

洪爺年輕的時候結過婚，據說因為太窮了，老婆離家出走後再也沒有回來，他就做了大半輩子的單身漢。他小學文憑，生在村子裏，長在村子裏，做小工時去過最遠的地方也只是市區。他有兩輛三輪車，一輛大一些的摩托用來拉貨，一輛電動的用來拉人。村子裏全是老人，去鎮上採購或是走門串戶並不方便，洪爺就主動承擔起了這個任務。誰家老人想去另一個村走親戚，他就騎着電動三輪給送過去，到點了再拉回來。

村子裏的老人依靠鄰里關係形成了一個替代家庭照料的互助網絡，平時互相敲門照應，填補制度性保障的空缺。

一些年輕人給家中安裝攝像頭，便於查看老人的狀況，然而攝像頭只可提供有限的心安，更多不可預知的風險在鏡頭之外。十幾年前的一個冬夜，我父親的奶奶半夜起來上廁所滑倒，在冰冷的地板上躺了一夜，直到第二天才被人發現，沒過兩天，她就去世了。

那時即將中考的我面臨着決定能否和目標高中簽約的調考，因而錯過了最後一次見到她的機會。在後來無數個夜晚，我常在想，躺在地板上冰冷停滯的時間裏，她在想什麼呢？我猜不透，只是有一次夢到她坐在堂屋巨幅的毛澤東像前，緩慢地推着搖籃望着門外，裹過的小腳侷促地放着。她沒去過比鎮上更遠的地方。

在人口日趨老齡化的東亞，日韓都在不斷發展各種模式來應對挑戰：在日本，醫療和社區護理融合，滿足老齡人口的需求主要依靠鄉村服務；韓國則是以家庭護理為主，全面養老金作為家庭養老的補充。而在中國，缺少子女的代際養老和足夠的社會保障支持下，農村老人以鄰居和朋友等「弱社會關係」形成的互助網絡式養老，成為一種在現實困境中的積極自救。這種方式以基層自治的模式，先於政府行動，一定程度上自主地填補了政府缺位。

不過，這種充滿韌性的養老方式背後，是長期城鄉發展不均衡和結構性的不公平，以及相應政策和社會福利保障體系的缺位。我無法停止追問，政府如何填補基層互助無法滿足的專業性護理和醫療需求？低收入、低教育背景、失能失智的老年人如何更便捷地使用當前普惠性不足、撥款不穩定的農村養老基礎設施？社會組織和商業公司是否也應當承擔一定責任，共同保障老年人的尊嚴和安全？

尾聲

離開村莊前的一個下午，洪爺用他的電動三輪車帶我沿着河去鎮上逛了一圈。他跨坐上車，點燃一支菸，就打開了音響，循環放着「一五」計劃時的兒歌《小燕子》，歌詞裏唱着：小燕子，穿花衣/年年春天來這裏/ 我問燕子你為啥來 /燕子說，這裏的春天最美麗/ 小燕子，告訴你/ 今年這裏更美麗/ 我們蓋起了大工廠，裝上了新機器/ 歡迎你 ，長期住在這裏。

入春的江漢平原陽光充沛，耕地一望無際，有老人拖着甘蔗一家一家地叫賣，而鮮少有人購買，在這個被稱作「魚米之鄉」的地方，最不缺的就是這些。洪爺問我去一趟北京要不要花掉五千塊，他攢了錢，想去人民大會堂看看毛主席的遺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