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台灣人來說，史明作為一個革命家的熱血象徵，比他所談論的戰略、戰術、紀律、大眾路線還清晰許多。這是史明晚年遇到的難題，他所談的大多是「實務」問題，革命如何實踐、理念如何傳播等等，但台灣人對他大多是「務實」的工具性理解，史明只是個符徵（形象），而符旨（意義）則可以任意填空。
2014年之後，好像有種感覺是，香港未來已經被關掉了、就這樣了、沒有希望了。但在2019年，抗爭者又慢慢打開了一種新的可能性。這個運動激活了香港。這個運動不斷地在挑戰中國的政治宣傳、重新說香港的故事。香港故事可以不從回歸講起，可以不從香港是中國的一部分講起，是可以重新去打開這個辯論，去討論我們跟中國的關係是什麼，這件事情其實是威力無窮的。
城邦的新生代與帝國的新極權遭遇，形成必然性衝突，問題在於，它所激發的，僅僅是一時的悲情？還是像六四一樣，產生一場新的歷史悲劇？
香港的六月七月如斯漫長，煙霧、淚水和口號聲中，與世界各地抗爭運動相似，塗鴉也出現在現場及現場背後的各個角落。首個引我注意的「反修例」塗鴉，是6月21日示威者圍堵警察總部時出現的「唔好搞我後面」——這個直接在警總出現的刑事毀壞行動，仿佛預示了整場抗爭的局勢將朝更基進的方向發展。 而後被世界矚目的，則是示威者於7月1日攻下立法會後所做的塗鴉。他們在攻下的建築裡撐著傘，保護塗鴉者的真實形象與身份，他們把區旗塗黑、把建制派議員的相片塗黑、刪去「中華人民共和國」只剩下「香港特別行政區」、寫上「釋放義士」、「狗官」（大量）等等字句，這些建築內部的塗鴉被大量拍攝、上傳、發表，
香港市民對自己城市實質自主和自由的訴求，正好跟一個正在興起的威權中國發生衝撞。中國可以與外界平起平坐、直接協商，而香港的特殊管道和制度也因此逐漸失去了意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