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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媽媽你說今天晚上會開槍嗎？」——天安門母親尋覓三十年
1990年，張先玲掃墓，看到兒子的骨灰小盒子有一張紙條：「我們是同命運的人，在六四中我失去了丈夫，現在我們母子相依為命。我有許許多多的想不通，如願意，請同我聯絡……」
專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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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訪王超華：我不是秋瑾，我是你們的一份子
自37歲開始流亡，三十年來，王超華不停歇地追問自己：要怎麼解釋整個運動你都在，最後卻沒有死在那兒？那一天之後，你是誰？她也不放棄地追問沉默了的人：當初我們上街的時候，不是同樣的嗎？你們承認這是政府對我的迫害，這不夠呀，你要承認我是你們其中的一員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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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四舞台莊梅岩：我們不能不做，香港人不會習慣那種沒自由的生活方式
「直至來到第三十年，才終於覺得是時候要做點事——並不只是因為事情經過長年的沉澱、人生經歷多了、心態轉變了等，而是因為社會也變了，變得愈來愈扭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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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四報導在香港：抵抗時間流逝、採訪管控和中央劃線
「有些被訪者二十週年時找到他們，廿五週年時已經不能接觸到了。」 香港傳媒人如何年復一年講述六四？我們採訪了《蘋果日報》副社長陳沛敏和香港電台公共事務組高級監製薛友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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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生被稱劊子手，戒嚴部隊軍官：「我也是六四受害者」
李曉明是六四戒嚴部隊之中一人，離開中國後，長期受失眠、易怒所苦，近年才去看心理醫生。槍響30年後，他說：「雖我沒開槍、沒殺人，但身為當時戒嚴部隊的20萬戒嚴部隊的一員，當時我在部隊服役，我覺得也是一種恥辱，有一種內疚情感。軍人......，在六四中扮演很可恥的角色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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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檔案、撤罪名、復名譽：促轉會成立一年，走了多少步？
「以台灣轉型正義的前階段來說，也許要推進到目標需要一百步，現在只能推進兩步，但這兩步都得用盡力氣、都有意義。就像小孩學走路，他非常奮力站起來、用力邁開腳，走兩步就跌倒，我們不會恥笑他說：『為什麼這麼不會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