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論| 沈榮欽:台灣的裙帶資本主義,與民主制度制衡的可能
在俄羅斯,政治競爭非但無法消除裙帶資本主義,反而讓裙帶資本主義消滅了地方選舉制度;只有像普京這樣老練的政客才知道,人民對政治骯髒的普遍厭惡,正是鋪向威權統治的紅毯。
在俄羅斯,政治競爭非但無法消除裙帶資本主義,反而讓裙帶資本主義消滅了地方選舉制度;只有像普京這樣老練的政客才知道,人民對政治骯髒的普遍厭惡,正是鋪向威權統治的紅毯。
社會達爾文主義的最大問題,在於用結果肯定過程,抹殺基於權利和資源分配的不平等和維護這個不平等的暴力、欺詐和壓榨。一個社會達爾文主義盛行的國度,一定是對「人生來自由平等」的觀念不但陌生、且懷疑和嘲弄的社會。
我的看法是,江歌案中的洶湧民意沒有必要去批判,那是人們樸素感情的表達;真正讓人感覺不適的是,這些感情被一些精明人轉化成了注意力經濟中的一環。
金融化的社會需要大眾成為投資者,所以它需要通過各種論述和文化實踐來建構一個懂得投資的「模範市民」主體。而要建構這個論述和形象,媒體的作用自然不可忽視。
當前台灣的轉型正義,面臨了若干實踐上的困境。而這些困境的存在,則正凸顯出轉型正義與憲法改革的緊密關聯,以及台灣將轉型正義的價值納入憲法當中的必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