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論| 項飆:正規化了的北京「浙江村」,社會關係和自保能力也瓦解了
為什麼外來人口的住房條件會這麼差?難道他們從來沒有想到過把自己的住所變得更安全些嗎?事實是,他們不但想過,而且動手做過。但是,在1995年的清理中,建設得最好、管理得最到位的大院成了首要打擊對象。
為什麼外來人口的住房條件會這麼差?難道他們從來沒有想到過把自己的住所變得更安全些嗎?事實是,他們不但想過,而且動手做過。但是,在1995年的清理中,建設得最好、管理得最到位的大院成了首要打擊對象。
北京不可能真正「切除」 邊緣人群。但是切除的運動,強化了邊緣人群的「可切除性」,即他們生活在一種時刻要想着被切除的可能、徹底放棄平等融入機會的狀態中。
和殖民地時代不同,商業精英們現在面對多重政治博弈。過去,商業的目的相對直白,即追求利益和市場佔有率的最大化,而現在,商業精英在做投資決策和選擇政治立場時,有如走鋼索。
1941年7月,波蘭小鎮耶德瓦布內上的一半人口──1600名猶太人在被各種謀殺之後,剩下的全部被活活燒死在一個穀倉裏,僅七名猶太人倖存。原因之一,是對憎恨的制度化。
在否定與譴責了北京的粗暴之後,我們還須認識到:對大部分中國大城市來說,「外來低端人口」問題根本上還是是否認同本土主義的問題。
無論是研究者還是為城市移民弱勢群體呼籲平等權利的人,甚至我們每一個人,都需要反思的是,當我們談論人口、教育不平等、拆校舍每一個話題的背後,是一個個鮮活真實的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