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論| 黎蝸藤:北京粗暴清理「低端人口」背後,更複雜的本土主義視角
在否定與譴責了北京的粗暴之後,我們還須認識到:對大部分中國大城市來說,「外來低端人口」問題根本上還是是否認同本土主義的問題。
在否定與譴責了北京的粗暴之後,我們還須認識到:對大部分中國大城市來說,「外來低端人口」問題根本上還是是否認同本土主義的問題。
香港「欄后」呂麗瑤公開表示,自己在14、15歲時遭前任教練性侵。正當輿論看似迅速站邊,一面倒支持呂麗瑤之時,網絡上很快又出現相反的聲音——不少網民開始批評她不願報警的做法,認為此舉對懷疑施害者不公。
台灣資產階級之所以採取大動作,主要的原因除了不想給一例一休規定的加班費之外,最重要的,還是《勞基法》本身有可能會因為勞動權益的高漲而真正執行。
思維慣性使得人們在面臨虐童事件時,自然地想到將監控繼續到底,從法律上對託兒所、幼兒園都建立完備的監控攝像體系,從而試圖通過這種古老的規訓方式來防止老師和保育人員作惡。
中國單方面逐步將台灣人,等同於本國公民對待,趨勢是明顯的;但同時,這正是因為原本的狀態,較接近於等同外國人的對待,即使名義上不方便講明。
早在2014年2月習近平第一次視察北京,提出「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以來, 由最高長官意志確定了北京市2300萬的人口容積上限。自此,清理「多餘人口」就成為北京市先後兩屆政府的首要任務。
在俄羅斯,政治競爭非但無法消除裙帶資本主義,反而讓裙帶資本主義消滅了地方選舉制度;只有像普京這樣老練的政客才知道,人民對政治骯髒的普遍厭惡,正是鋪向威權統治的紅毯。
「《熔爐》如果不經《聚焦》,並令《聚焦》的結果得到制度性的結果,那不僅會讓更多《熔爐》隱藏,那往後人們很容易出於自保心理陷於對從業者的無盡懷疑。」
社會達爾文主義的最大問題,在於用結果肯定過程,抹殺基於權利和資源分配的不平等和維護這個不平等的暴力、欺詐和壓榨。一個社會達爾文主義盛行的國度,一定是對「人生來自由平等」的觀念不但陌生、且懷疑和嘲弄的社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