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論| 朱學勤:在「之」字形百年曲折中,重新反思五四的歷史地位
毛澤東實際上是披着五四的叛逆外衣,來實現了五四的遺願,被迫害者也應該想到。他是以打擊五四型知識分子的方式,完成了被打擊者在五四前後他們共同呼喚的事業——改造文化,改造人性。
毛澤東實際上是披着五四的叛逆外衣,來實現了五四的遺願,被迫害者也應該想到。他是以打擊五四型知識分子的方式,完成了被打擊者在五四前後他們共同呼喚的事業——改造文化,改造人性。
歷代政權談到五四時都或多或少地曲解民心民意:對於在國內實現民主和科學的話題只是蜻蜓點水,重點都是鼓勵從外部尋找敵人的愛國主義。百年以來,這種做法之所以屢試不爽,是因為中國社會從二十世紀初就已經埋下了混淆民主主義與民族主義的禍根。
谷歌相信每個員工都是創造者,公司的活力來自每個員工的自我激勵、靈光閃現、自我管理,而不是流水線上準確無誤的機器。對員工來說,喪失動力、迷失在日常工作的瑣碎、失去對工作的熱愛,是最危險的徵兆。
這是百年來中國盛行的觀念,帶動了中國社會的鉅變,但其盲點在於,這種偽裝成「客觀規律」的其實往往也是人的主觀假定,而且當它運用於社會政治中時,很容易滑向對權力的認同,以及無動於衷地執行命令。這份沉重的遺產是到了該反思的時候了。
人們又一次站在了維護歷史傳統的保守價值觀和與時俱進的進步態度兩極。「修復」以其專業態度再次被與「設計」對立起來,後者被視為不專業、不尊重歷史遺產的輕率之舉。
中國人是否患上了所謂的「伊斯蘭恐懼症」?源於西方語境的「伊斯蘭恐懼症」是否在如今的中國語境下也能適用?這究竟是全球化情境在中國發生的新現象,還是中國歷史累積下來的問題在新時代的變體?
我們知道中國有統一台灣的意圖,也看到了這些資訊很可能遭到操作的痕跡,以及部份親中媒體正在進行的資訊轟炸。根據這些癥狀背後因素的交叉比對,我們可以說,台灣目前面臨的中國攻擊,跟烏克蘭所面對的俄羅斯攻擊,有非常多雷同的狀況。
我深明無法複製張國榮或梅艷芳,但重新思考香港如何積累和傳承文化動能,未嘗不是香港「見自己,見天地,見眾生」的過程。
抗議行為對公眾造成傷害的程度,固然是法庭作整體量刑決定時必須納入考慮的事項。然而,即使抗議行為對公眾造成的不便,達到「過份」及不合比例的程度,亦不必然使公民抗命或其他基於良好犯案動機的減刑理由失去效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