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論| 吉漢:暴力抗爭先天有道德包袱嗎?
如何理解暴力抗爭手段與社會運動的關係?「和理非」是否是社會抗爭的唯一原則?為什麼暴力抗爭手段先天就要背上道德包袱,只有在「死士」的說辭下才可以被理解、被容忍?
如何理解暴力抗爭手段與社會運動的關係?「和理非」是否是社會抗爭的唯一原則?為什麼暴力抗爭手段先天就要背上道德包袱,只有在「死士」的說辭下才可以被理解、被容忍?
「失控」意味著我們認為還有更和平的辦法來實現5大訴求,但是其實沒有,我們沒有人知道怎麼做才是「可控」的,我們沒有人知道運動下一步應該繼續怎麼走。
「自由契約」、「直接行動」……這些中國早期無政府主義者區聲白於1921年回應馬克思主義者陳獨秀的概念,卻在新世紀「佔領華爾街」後,遍地開花,由開羅、烏克蘭、台北而到香港。
在抗爭激烈的十日、十一日,我會抽時間玩下《RIOT》。我相信遊戲確實反應到事實的一部分,可是我也疑惑遊戲媒介在保存記憶上能發揮多大作用。
「直至來到第三十年,才終於覺得是時候要做點事——並不只是因為事情經過長年的沉澱、人生經歷多了、心態轉變了等,而是因為社會也變了,變得愈來愈扭曲。」
如果「社區工作」無法配合選舉工程或進入主流政治,是否還有意義?進一步說,「社區工作」與民主運動的關係如何?衡量「社區工作」價值的標準是什麼⋯⋯傘後若要重新思考基層如何發軔民主的力量,便需要回答這些問題。
時間不夠,人不夠,支援不夠,香港公民科技起步緩慢,困難重重。但他們希望有一天能做出對社會有影響力的項目,成為一個「nobody」的參與者。
抗議行為對公眾造成傷害的程度,固然是法庭作整體量刑決定時必須納入考慮的事項。然而,即使抗議行為對公眾造成的不便,達到「過份」及不合比例的程度,亦不必然使公民抗命或其他基於良好犯案動機的減刑理由失去效力。
對左翼本土論述來說,若期冀泛民能擁抱本土,除了認同勞苦大眾為「受壓迫的祖先」,亦需要積極反思,在新的地緣政治條件下,是否需要重寫,甚至放棄「香港助中國走向世界」這樣一個已經陳舊的神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