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四舞台莊梅岩:我們不能不做,香港人不會習慣那種沒自由的生活方式
「直至來到第三十年,才終於覺得是時候要做點事——並不只是因為事情經過長年的沉澱、人生經歷多了、心態轉變了等,而是因為社會也變了,變得愈來愈扭曲。」
「直至來到第三十年,才終於覺得是時候要做點事——並不只是因為事情經過長年的沉澱、人生經歷多了、心態轉變了等,而是因為社會也變了,變得愈來愈扭曲。」
如果「社區工作」無法配合選舉工程或進入主流政治,是否還有意義?進一步說,「社區工作」與民主運動的關係如何?衡量「社區工作」價值的標準是什麼⋯⋯傘後若要重新思考基層如何發軔民主的力量,便需要回答這些問題。
時間不夠,人不夠,支援不夠,香港公民科技起步緩慢,困難重重。但他們希望有一天能做出對社會有影響力的項目,成為一個「nobody」的參與者。
抗議行為對公眾造成傷害的程度,固然是法庭作整體量刑決定時必須納入考慮的事項。然而,即使抗議行為對公眾造成的不便,達到「過份」及不合比例的程度,亦不必然使公民抗命或其他基於良好犯案動機的減刑理由失去效力。
對左翼本土論述來說,若期冀泛民能擁抱本土,除了認同勞苦大眾為「受壓迫的祖先」,亦需要積極反思,在新的地緣政治條件下,是否需要重寫,甚至放棄「香港助中國走向世界」這樣一個已經陳舊的神話。
如控辯雙方最終選擇就刑期上訴,法庭如何平衡示威者的基本權利和執政者維持公共秩序的公權力,將會是香港法治以至民主運動的重要分水嶺。
法庭上,不同於他們的代表律師,九名被告沒有表露「求情」姿態。朱耀明、張秀賢、鍾耀華及李永達均要求在犯人欄親自以粵語讀出自撰的陳情書。其中,75歲朱耀明牧師和26歲鍾耀華的陳情,將公眾的情緒推向沸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