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 月，川普任命風險投資人克里希南（Sriram Krishnan）為白宮人工智能顧問。印度出生的克里希南是風險投資人，在 2016 年入籍美國。與大多數科技右翼類似，克里希南曾支持擴張高技術移民，而這也令新政府的任命受到了川普 「讓美國再次偉大」（Make America Great Again，簡稱 MAGA）的本土取向選民的強烈反對。社交平台上很快充斥了來自川普支持者的種族主義言論，反對高技術移民簽證的同時，攻擊克里希南的印度裔背景。
將川普第二次推向白宮的硅谷支持者，很快為克里希南發聲。曾持有 H-1B 技術工作簽證的馬斯克（Elon Musk）稱將對批評者「宣戰」。硅谷大量科技企業依賴外國籍僱員，且科技業創業者中包括大量移民。
儘管馬斯克等人與 MAGA 對 H-1B 簽證的爭論佔據了新聞頭條，高技術工作簽證仍僅佔據美國龐大移民系統的一小部分。該簽證每年配額 85,000 張；相較之下，僅 2023 年一年內，外國出生的美國居民比前一年共增長 160 萬，而其中超兩成是無證移民。在此背景下，這場爭論與其說是對 H-1B 簽證政策本身的討論，不如將其視為 MAGA 與川普聯盟中新成員（即硅谷右翼）的裂痕。
科技業的新「進步主義」
即便 2010 年代世界仰慕硅谷互聯網科技創新，一些有影響力的硅谷從業者已經開始對該行業的停滯表達不滿。對這些批評者而言，移動互聯網產品的確帶動了巨頭的經濟利潤；但二十一世紀初期的科技產業，並沒有帶來真正的科學發展。喬治梅森大學經濟學家科文（Tyler Cowen）認為美國經濟已進入一場「大停滯」：技術發展和上世紀相比變緩、科學創新降速，而民衆也變得安於現狀。「我們曾經想要會飛的汽車，而我們只得到了 140 個字，」曾早期投資臉書的風險投資人泰爾（Peter Thiel）在 2013 年寫道，暗指曾限制發帖字數的推特。相比於上世紀的汽車產業、民用飛機、醫療科學、火箭登月與核武器，手機上的外賣和聊天軟件絕不能算上新的科學前沿。
雖然硅谷對「軟科技」的批評在 2010 年代還算小衆，2020 年席捲全球的 Covid 疫情則是加劇了人們的不安。疫情對全球供應鏈的影響以及醫療物資的緊缺讓美國民衆近距離意識到，國內製造業已不復存在。風險投資人安德里森（Marc Andreessen）認為，美國已經喪失「建設」的能力，而這種發展停滯期的滿足感已經成為美國生活的一部分。而在中國政府對「硬科技」的重視與投資、對移動互聯網企業的強力監管，再加上中美衝突的持續升溫的大背景下，美國科技業加大了參與建設國家競爭力的投入。比如安德里森的基金 a16z 後來推出「美國動力」（American Dynamism）的投資類別，重點支持「國家利益」相關企業，其中包括航天、國防、製造業、供應鏈等種類。
可以說，如果 2010 年代的硅谷在開放、全球化的浪潮中嘗試提升美國的「軟實力」，2020 年代的硅谷則逐漸轉向美國民族主義復興中的「硬實力」。
值得注意的是，以加速科技創新、鞏固美國全球主導地位為目標的新硅谷政治，並非是川普右翼政治的專利。一方面，近期出現的有效加速主義（effective accelerationism，或 e/acc）認為社會福祉建立與科技進步的基礎之上，因此必須無條件支持新技術（尤其是人工智能）的發展；他們反對一切政府對科技業的監管，在經濟上傾向保守，卻支持政府或軍方對科技研發的投資。另一方面，不少民主黨人則擁護供給側進步主義（supply-side progressivism）：與專注於財富再分配的傳統進步主義不同，他們寄希望於政府干預來保證國內創新、提升供給。在這一層面，拜登政府通過芯片法（CHIPS Act）和降低通脹法（Inflation Reduction Act）等舉措推出的一系列產業政策，旨支持國內尖端製造業的同時，讓投資流向環保科技、房屋供給、公共教育等民主黨議程。
硅谷評論人士孫文怡（Jasmine Sun）稱這場左右之間的思想運動為「進步聯盟」（progress coalition），而其核心是科文與 Stripe 的聯合創始人帕特里克·科裏森（Patrick Collison）共同提出的 「進步學」（Progress Studies）。對他們而言，科學創新是社會發展的主要驅動因素，而加速科學進步有規律可循，可以設計、統籌與規劃。這種思想呼應了二戰後美國科學研究與開發辦公室負責人、雷神（Raytheon）公司創始人萬尼瓦爾·布什（Vannevar Bush）對基礎研究的呼籲：在 1945 年《科學，無盡的邊疆》一文中，他建議聯邦政府通過財政撥款支持基礎科學，從而對抗疾病、國家安全和公共福祉。在他的推動下，美國政府在 1950 年建立了國家科學基金會（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來資助戰後研究機構。
非左右之爭，而是上下之爭？
在硅谷，以馬斯克、安德里森和泰爾等人為首的川普支持者，均屬「進步聯盟」的右翼。
與「進步聯盟」左翼不同的是，他們更加鮮明地反對政府對科技行業的監管。他們批評民主黨對人工智能和虛擬貨幣等產業的限制。文化上，他們反對「覺醒文化」（woke culture）、平權法案與多元共融（DEI）等趨勢。更重要的是，科技右翼認為美國現有的權威機構與建制，即精英大學、媒體、非政府組織和官僚體制，不應是社會進步的中流砥柱。泰爾在近期《金融時報》一文中將其比作法國大革命中的「舊制度」。對他們而言，取而代之的應是以科技行業領導的新制度，利用該產業的新資本替代美國建制派中的舊權力結構。川普第二任期的政府效率部（DOGE），旨在縮減政府支出的同時，將馬斯克和拉馬斯瓦米（Vivek Ramaswamy）等硅谷的象徵帶入政府之中，就是一個鮮明的例子。
然而和許多政治革命一樣，相比於黨內精英與非精英的階級割裂，不同黨的精英之間似乎有更多相似之處。「進步聯盟」對以科技為驅動的未來主義的追求凌駕於民粹政治之上：在「無條件」的科技加速中，民主訴求只是事後考量。即便我們接受「進步學」的假設，並無視人工智能、新型戰爭等難以預測的科技發展所帶來的隱患，我們必須要問：誰來決定科技發展去向何方？在政府與公共資源流向科學研發的舉國大計時，民衆是否還有權力表達政治訴求？
從這個角度來說，硅谷右翼雖然迎合了「讓美國再次偉大」的政治訴求，他們與工人階級川普選民對「偉大」的定義卻完全不同。這種裂痕在近期關於 H-1B 簽證的「內訌」中表現得淋漓盡致：MAGA 選民對本土主義政策的訴求，與精英階級發展優先的戰略相悖。
擁護共和黨的科技大鱷認為，平權法案和 DEI 等所謂「逆向種族主義」的政策，違反了「唯才是用」（meritocracy）的原則。相比之下，MAGA 則提倡對被全球化浪潮遺忘的白人工人階級的保護主義優待。在東西兩岸自由派同溫層中涌現的新共和黨精英，似乎沒有意識到 MAGA 運動中真實存在且愈演愈烈的白人至上主義；而黨內的民粹主義者，亦忽視了「搶」了他們「飯碗」的經濟全球化和多元主義浪潮，部分來自馬斯克、扎克伯格等人的推動。這樣看來，常為本土工人階級發聲的左翼參議員桑德斯（Bernie Sanders）在 H-1B 簽證辯論中選擇與 MAGA 站在同一邊，也並不令人驚訝。
MAGA 民粹和「進步聯盟」精英的矛盾，將形成川普任期內新的挑戰。除了在高技術移民政策的爭論之外，隨着人工智能技術的發展，川普政府必須在「加速」新科技部署與被自動化取代的工人利益之間作出選擇。雖然硅谷對中國態度逐漸強硬，並有不少企業降低產業鏈中對華依賴，硅谷資本仍傾向於將生產轉移到其他低勞工成本國家，而不是迴流至美國本土；科技業更重視國際市場自由，而川普計劃對全球多國徵收的進口關稅也將顯著影響消費電子行業以及部分製造業。在科技監管方面，MAGA 認為以臉書為首的科技巨頭參與對保守派聲音的禁言，並支持川普政府加強對其監管與干預。
與此同時，科技右翼雖然反對政府環境監管，卻寄希望於新能源技術的推廣；而 MAGA 則無視或否認氣候變化。在教育方面，「進步聯盟」希望政府和學校提高科學、技術、工程與數學（STEM）的教育和研究水平，從而保障美國的創新力和科技勞動力；這類政策難免受到對公立學校與大學等「左翼搖籃」存疑的 MAGA 選民的反對。這也難免令川普總統在新一任期走上鋼絲橋：一方面，他需要硅谷精英推動經濟發展、製造就業機會來達到他的競選承諾；而另一方面，他必須迎合他的選民基礎。
「美國未來最關鍵的分野不是左翼與右翼，」佩索庫奇斯（James Pethokoukis）在《保守未來主義》（The Conservative Futurist）一書寫到，「而是『上翼』（Up Wing）和『下翼』（Down Wing）。」上翼政治對科學進步所帶來的經濟增長和社會福利持樂觀主義態度，而下翼則恐懼高速科技發展的負面後果。而在美國兩黨政治下，希望實現科幻小說中（反）烏托邦未來的科技右翼，與希望回到美國舊日「輝煌」的民粹右翼，似乎更像是一場權宜聯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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