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11月底，德國前總理默克爾發布了她的自傳《自由》，引發了德國公衆的熱議。此時發布自傳，與德國政壇和歐洲局勢的動盪形成了強烈呼應。當月初，現任首相舒爾茨解僱自民黨籍財長林德納，宣告執政的紅綠燈聯盟破裂。朝野經過一輪拉鋸，決定在明年年初進行改選。
與此同時，特朗普的再次當選，讓孤立主義的達摩克利斯之劍懸在北約頭上；俄烏戰線告急，遲到的彈道導彈也無法彌補師老兵疲的劣勢；歐洲經濟近乎停滯，大衆工廠大規模罷工，產業界在中國廉價電動車的衝擊和美國關稅預期的夾擊中焦頭爛額。極右翼的另類選擇黨首次推出本黨的總理候選人，冷戰後奠定的政治版圖很可能迎來一次洗牌。鑒於以上種種，也難怪今年年中，曾希望在默克爾卸任後扛起歐洲大旗的法國總統馬克龍在年中的一次演講中喊出了那句震撼人心的話：「我們的歐洲瀕臨死亡。」
面對如此動盪的局勢，德國人自然難免想起已卸任三年的默克爾。在她治下的十六年裏，德國和歐洲儘管歷經顛簸，卻始終昂首向前，從未陷入如今這般深刻的自我懷疑。有人懷念她的穩健，有人敬仰她的付出，也有人將她視為當下亂局的始作俑者。他們都想從這位冷戰後德國的長期掌舵人身上找到進一步論據。
默克爾在全書開篇說：「我們（政客）常常回避問題，用冗長的語句填充時間，以避免面對進一步的尖銳問題，或者使用空洞的套話而不是清晰易懂的句子……他們話說得很多，卻傳達的信息很少。」至少默克爾不是這樣，她一向以寡言著稱。這本書的內容幾乎沒有讓任何一種期待如願以償。它既不滿足懷舊者的想象，也未能為批評者提供新的彈藥。該書不僅捍衛了她在任期間的大部分施政決定，更是幾乎沒有提供任何新鮮出爐的獨家材料。對此，她本人的說辭是，如果事後居然曝光了很多額外的內幕，那就意味着自己當年在欺騙德國人民。這讓人想起她那標誌性的菱形手勢，外柔內剛，引而不發。
再見列寧！
放眼整個近現代德國史，默克爾的執政時間僅次於兩位德國統一的推手，鐵血宰相俾斯麥和「統一總理」赫爾穆特·科爾（Helmut Kohl）。這本長達七百頁的自傳中，僅有四百頁記錄了她的總理任期，這讓一些德國時政評論員頗有微詞。然而，這樣的篇幅分配實際上非常合理。默克爾如今七十歲。1989年，兩德統一進程開啓之際，她步入政壇，時年三十五歲。她的人生有整整一半時間生活在鐵幕的另一邊。這段成長經歷不僅塑造了她的行事風格，也使她在以西德人為主導的德國政壇上成為一個引人注目的存在。作為梅克倫堡-前波美拉尼亞州第15選區的議員，她從未試圖隱瞞這段經歷，但也儘量避免給政敵和小報留下攻擊的口實。如今她已是一位退休賦閒的老人，鐵幕另一邊生活也不涉及政府機密或在職人物，自然構成了默克爾回顧其一生功績的出發點。
在食分三色、人分五等的民主德國，默克爾的出身對其個人性格的形成起到了重要作用。她的父親霍斯特·卡斯納（Horst Kasner）是一位路德宗牧師，出於使命感來到東德傳教。在推崇無神論的社會主義陣營中，這種身份的敏感性可想而知。默克爾的母親因此無法繼續從事語言教育工作，只能回歸傳統的相夫教子，而默克爾的職業選擇也因此受到嚴重影響。儘管成績優異，但默克爾回憶道：「與工人階級家庭的孩子相比，我作為牧師的女兒，不可能在心理評估中獲得最高評級『特別適合』。在競爭激烈的專業中，只有獲得最高評級的學生才能被錄取，因為學位數量非常有限。「於是，她另闢蹊徑，選擇了對女性學生需求迫切的物理專業。「即使在東德，事實也是無法被完全扭曲的。二加二等於四，這樣我可以不受束縛地談論我學到的新知識。」雖然默克爾從未表達過物理專業是迫於生計，但柏林牆倒塌後她迅速轉向政治，顯然是擺脫了紅色血統論對人生自由的束縛。
雖然從她選擇自然科學多少有些權宜之計，但她對意識形態教育的厭惡確實散見於該書多處。在就讀高中期間，她所在的12b班遭遇了一次無妄之災。當時，班級成員正忙於畢業考試，無暇參加學校組織的文化節文藝匯演，結果卻遭到了校方通過揚聲器公開批評，稱他們「懶惰」「沒有責任感」。出於集體榮譽感，她們選擇德國詩人克里斯蒂安·摩根施特恩（Christian Morgenstern）的諷刺詩《莫普斯的生活》（Mopsenleben）進行詩朗誦。默克爾迅速從家裏帶來了詩集，同學們在短時間內完成了排練，最終表演贏得了出人意料的好評。可是相比懶惰，社會主義的各級領導更敵視對權威的挑戰。學校不僅召開了教師和家長會議試圖孤立他們的班級，還揚言將這種「反叛行為」記錄在檔案中。默克爾險些在檔案中留下黑材料，讓一向謹言慎行的母親忍不住訓斥她。最終，還是她的父親通過教會的關係幫她擺平了這場風波，她才得以平安進入大學。
雖然大學生涯的經歷在書中沒有佔太多筆墨，但默克爾卻沒有忘記嘲諷思想政治專業的學生是一幫酒囊飯袋。加入研究所從事科研之後，她同樣對頻繁的政治學習感到厭煩。她不無驕傲地提到，在一次政治學習中，她的論文未獲高分，因為「她的農村出身讓她對農民的政治覺悟有了過高評價」。到她執政之後，還有記者試圖翻出這份論文。
當然，對於生活在東德的人來說，國家的分裂無疑是最深的創傷。默克爾聲稱，她還記得七歲時的歷史現場：「1961年8月13日，星期天，柏林牆開始修建，穿過了整個柏林。我父親那天正常主持了一個禮拜，我也在場。這件事我永遠不會忘記。到處都是赤裸裸的震驚，人們在哭泣。」她補充道：「我的母親絕望了……我父親也十分沮喪……他的出生地被一道牆隔開了。不僅是柏林，整個國家都被分裂了。」這一分裂的衝擊使她更加內斂、剋制，也塑造了她獨樹一幟的審美和品味。
她坦言，自己日後對彩色服飾的偏愛，正是對童年物質匱乏的一種反叛：「東德官方對我來說就是品味的化身——一種乏味的品味。總是用仿製品代替真正的天然材料，從來沒有令人愉悅的顏色。」那時，她和同齡人被要求穿着統一的自由德國青年團（Freie Deutsche Jugend）制服，那是一件醜陋的襯衫搭配棕色風衣和裙子。她也和同齡人一樣，將裙子剪得更短——這樣體現默克爾少女心性中跳脫的一面的細節着實不多見。默克爾還能時不時收到來自西德親戚的包裹，她回憶道：「我們打開時立刻能感受到那種味道，並會說，這聞起來像西德的味道。」她解釋，這指的是優質香皂或芳香咖啡的氣息。相比之下，「東德的氣味則充滿了清潔劑、地板蠟和松節油的味道。直到今天，我仍然記得這種氣味。」
東德的匱乏滲透生活的方方面面，其中有一段典型的柏林故事。1981年5月，離婚不久的默克爾聽說了一處房屋空置的消息。週日下午，她用電鑽打開門鎖，更換了新鎖，將空屋據為己有。儘管房管員試圖將這間房屋留給自己的親戚，默克爾通過一番冷靜而巧妙的溝通，不僅成功說服警察，也合法化了自己的居住權。多年後，她不無驕傲地回憶起這段經歷，稱之為生活智慧的體現。看過電影《再見列寧！》的讀者或許能理解當時的時代氛圍。由於大量東德居民試圖逃往西德，空置的房屋常常成為爭奪的對象。住房短缺和行政管理的混亂，使得佔據空屋的行為既冒險又無奈，當局也默許了這種佔據空屋的行為。柏林牆倒塌後不久，默克爾參加了一次私人聚會，意外發現在場的東德人對未來感到憂慮。他們擔心被消費主義侵蝕。默克爾對此感到不可理喻。在她看來，自由擁有無可取代的價值，而這段佔據空屋的經歷，不僅展現了她對自由的嚮往，也體現了她擁抱自由時的果敢與靈活。
「我們能做到」
對製造和經歷深重歷史苦難後的德意志民族來說，柏林牆倒塌是巨大的機遇。而對於和國家同步轉軌的默克爾來說也是如此。她在德國統一後十年間，從一個離職的物理研究員，一躍成為德國總理的競逐者。這段經歷對她的職業生涯是決定性的，但也是本書最令人遺憾的部分。
她的職業生涯中有幾個公認的關鍵節點。首先是1990年默克爾競選議員，意外反超呂根島的代表。當時，她作為東德新生代政治人物在政治新星的光環下成功突圍，這是她踏入聯邦政治的第一步。其次是在德國統一初期，她得到時任總理科爾的賞識，被提拔為婦女青年部長，隨後成為環境部長。在這些職位上，她展現出務實冷靜的行政風格，為她的政治聲望奠定了基礎。最後，在科爾因受賄醜聞陷入困境時，她果斷與科爾決裂，通過一篇《法蘭克福匯報》的公開信成功削弱科爾對本黨的拖累，並迅速完成了對基民盟（CDU）的重新整合，成為德國政壇的重要一極，從此開始衝刺總理大位。
然而，如默克爾另一本傳記的作者拉爾夫·博爾曼（Ralph Bollmann）所說，這些戲劇性的關鍵節點在本書中幾乎沒有提供任何新的細節。尤其是她與赫爾穆特·科爾的分合過程，本就是就是年代德國政壇最充滿張力的政治大戲，卻被默克爾處理得過於平淡，像是所有事件的發生都是自然而然的結果。這種敘述風格可能體現了默克爾一貫的低調和剋制，但也使得書中許多重要轉折顯得缺乏生氣。尤其是她在科爾受賄醜聞中的立場轉變，本可以為讀者揭示更多幕後細節，例如她如何權衡忠誠與政治前途，如何在一個男性主導的黨派中爭取支持，甚至是如何應對來自黨內和輿論的壓力。但默克爾對這一切幾乎一筆帶過，只留下對外界觀察和猜測的空間。這種冷靜甚至疏離的敘述方式，雖然符合她的政治風格，卻難以滿足讀者對政壇內幕的好奇心。
自由從來不是免費的，即使柏林牆已經倒塌。兩德統一是通過談判實現的，但在國力和民心的懸殊差距下，這場由西德主導的談判並非平等對話。普通東德人對權力更替充滿失落感，而默克爾政治生涯早期充斥着這種被剝奪感。例如，她初入政壇時所在的民主覺醒黨被基民盟兼併。對此，她回憶道：「我們為黨的獨立性舉行了告別儀式，但情感上難以接受。更糟糕的是，一位來自西德的顧問試圖教導我們『三分之二』的多數原則，這讓我們感到被當成無知小孩對待。我憤怒地抱怨：『在東德，我們也懂得兩加二等於四的道理！』」會議最終以勉強通過的心態收尾，卻難掩東德人與西德人之間的鴻溝。同樣的挫折感在她拯救東德造船廠問題時再度顯現。她曾向特羅恩基金會負責人直言不諱地表達不滿，批評那些剛畢業的西德法學專業學生以傲慢態度處理東德企業事務，完全忽視當地複雜性。這位負責人耐心傾聽並承諾改進，但顯然，這種妥協與調和只是鉅變中的一隅。這段歷史展現了東德人在統一過程中的被動地位，沒有人能夠完全改變當時的不平等權力格局。
但也正因如此，默克爾深諳在不對等的談判中如何守住底線和同理心，進一步塑造了她日後務實、剋制的政治風格。「我是坐着高級轎車來的，卻什麼都帶不來。……我暗自發誓，不做任何我無法兌現的承諾。失望已經夠多了。我也儘量不讓自己陷入指責那些不在場的波恩官員的誘惑中。我決定無論身處何地，都要始終如一地說同樣的話。」
默克爾性格中的堅毅之處在於，這份苦澀經歷並未讓她變得憤世嫉俗，反而成為她的力量源泉。東德出身和女性身份雖然會招致偏見和誤解，卻也是重要的政治砝碼。科爾對她的提拔無疑起到了關鍵作用，但從冷靜的政治分析來看，她能一躍成為聯邦政府部長，與這兩重身份的加持密不可分。統一後的德國顯然需要來自東德的部長來彰顯整合的象徵意義，而默克爾作為初入政壇的新手政客，看起來也「人畜無害」，對黨內其他資深人士構不成威脅。但就是在從相對邊緣的位置開始，默克爾在科爾政府的框架下逐漸塑造自己獨特的政治風格，並通過卓越的行政能力從「東德的象徵性人物」轉型為全德範圍內的有力競爭者。可以看出，她對擔任部長期間的業績頗為自豪，也確實值得驕傲。作為婦女和青年事務部長，她推動了《兒童和青少年福利法》的修訂工作，為德國的青少年保護體系奠定了更為完善的法律基礎。此外，她還積極推動女性在職場中的平等權利，這在當時的德國政治氛圍中頗具突破性。而在擔任環境部長期間，她更以出色的談判能力聞名，特別是在1995年主持柏林氣候大會時，她成功在國際上為德國樹立了環保先鋒的形象，並進一步推動氣候保護進入全球議程。
在為推廣新書接受《明鏡週刊》的專訪中，默克爾被問及如何看待剛剛引發德國政壇洗牌的「宮鬥戲」。當月初，在任總理朔爾茨宣布解散紅綠燈聯盟時，尖銳地批評聯盟夥伴林德納「心胸狹隘」，背信棄義。林德納則反擊稱，朔爾茨試圖強迫他違背就職誓言。對此，默克爾用一句風趣的「男人啊！」加以回應。在她看來，雙方都把問題過於個人化，這種情緒化的宣泄顯然與她一貫的政治邏輯和處事哲學背道而馳。
如前所述，默克爾的沉默寡言，部分源於她的東德出身。然而，更深層次的原因可能與她在政壇早期因女性身份而被忽視的經歷密切相關。她在書中提到了一次經歷：在一次新聞發布會上，她與經濟部長京特·雷克斯羅特（Günter Rexrodt）共同出席，由於雷克斯羅特比她高出一個頭，他站在她身後卻能輕鬆「越過她的頭頂」發言，奪走了媒體的注意力。這一事件讓默克爾意識到男性在身高和低沉嗓音上的優勢。1991年，她因腿部骨折住院，害怕使用柺杖時穿裙子或套裝會影響公衆形象。來自友黨巴伐利亞基督教社會聯盟（CSU）的米哈埃拉·蓋格爾（Michaela Geiger）建議她直接穿褲裝，「別把事情想的太複雜」。這一建議不僅幫助默克爾克服了顧慮，也見證了她在男性主導的政治環境中逐步適應、調整並展現自我。
從小時候起，東德居民就擔心蘇聯士兵會騷擾或侵犯本國女性。等到進入所謂自由主義政體後，來自女性身份的不安全感並沒有太大改觀。提拔賞識她的科爾出於一種老白男的不自知稱她為「小姑娘」，也讓「科爾的小姑娘」（Kohls Mädchen）這個稱號伴隨了她很長時間，顯然不是出於尊重，甚至有男性群體對她的容貌進行惡意攻擊。然而，在另一面，作為女性政治家的一位代表性人物，默克爾也承載了更進步的女性群體的期待。「默克爾」本身就是她第一任丈夫的夫姓。而在德語中，人稱的性別就是能體現出時代進步的軌跡。她寫道：「我還準備了我的第一份個人宣傳單，上面寫着「您的直選候選人」。如果是今天，我當然會寫「您的直選女候選人」，但當時的語言習慣還停留在東德時期，仍然使用男性形式。此外，在談及我的職業時，我也幾乎總是回答自己是「物理學家（Physiker）」而非「女物理學家（Physikerin）」。現在回想，這種用法對我而言已完全陌生。」
在2017年春季於柏林舉行的G20婦女峰會上，默克爾被問及是否認同自己是女權主義者。她當時的回答相當猶豫，表示自己「不想用這樣的羽毛來裝飾自己」。她是德國首位女總理，卻也是中右派政黨的黨魁。由於黨內保守派對她作為離婚女性與伴侶共同生活的批評，她推遲了與第二任丈夫約阿希姆·紹爾（Joachim Sauer）的婚期。為了避免被解讀為為了職業生涯的需要而結婚，她和紹爾決定等到基民盟成為反對黨時才步入婚姻殿堂。最終，他們在1998年12月30日結婚，並通過《法蘭克福匯報》的一則小廣告向公衆公布了這一消息。這個選擇看起來像反抗，更像一種妥協。
女性身份是她在這本書中少有得到系統反思的一個母題。而在相應章節的結尾，她像在2021年9月13日與尼日利亞女權主義作家奇瑪曼達·恩戈茲·阿迪奇（Chimamanda Ngozi Adichie）的對談時一樣，終於肯定地回答到：「我是一位女性主義者，但是以我自己的方式。」
服務德國/領導德國
俄烏戰爭爆發後，對安格拉·默克爾政治遺產的討論早已升溫。隨着自傳《自由》的全球發布，討論不再侷限於德國或歐洲範圍。僅僅一週後，12月2日，默克爾與前美國總統巴拉克·奧巴馬在華盛頓共同出席了新書推介活動。在這場座無虛席的對談中，兩位領導人回顧了各自的政治經歷以及面對危機時的抉擇。一些評論者也認為，默克爾的回憶錄在立意上效法了奧巴馬的《應許之地》。作為打破傳統政治界限的領導者，他們的人生軌跡確實存在相似和相交：奧巴馬是首位有色人種擔任美國總統，而默克爾則是東德出身的第一位女性德國總理。在兩人長期重疊的任期內，他們都將精力投入到處理2008年金融危機的餘波中，推動了歐美在經濟復甦和全球穩定方面的合作。德國媒體《明鏡》在專訪中還提到，默克爾的親信伊娃·克里斯蒂安森（Eva Christiansen）正在考察奧巴馬基金會的運作模式。記者甚至半開玩笑地問道，默克爾是否會把新書的版稅用於推動類似的項目。
默克爾的回答雖然簡潔，卻也恰好暗合歐洲的現狀。她坦言：「我不可能像奧巴馬那樣籌集到鉅額資金。」事實上，儘管美國政治在極化間拉扯擺盪，但北美市場對全球人才和資本的虹吸效應依然強勁。如果這種趨勢持續，歐美之間的經濟差距可能會大於歐洲與全球南方之間的差距。默克爾備受爭議的第一項遺產，正是2009年納入德國《基本法》的「債務剎車」（Schuldenbremse）政策。該政策旨在限制聯邦和州政府的財政赤字，規定聯邦政府的新增結構性赤字不得超過國內生產總值的0.35%，而州政府則被完全禁止通過新貸款為預算融資。這一舉措的初衷是應對2008年金融危機帶來的財政衝擊，展現了德國式的嚴謹與財政紀律。
然而，隨着時間推移，這一政策的僵化性弊端逐漸顯現。「債務剎車」將赤字控制憲法化，削弱了未來政府根據經濟情勢靈活調整財政政策的能力。嚴格的債務上限不僅抑制了基礎設施、教育和技術創新等領域的長期公共投資，更在應對氣候變化和數字化轉型的關鍵時期顯得捉襟見肘。甚至連公共服務和社會福利的支持力度也因此受到影響。德國老化的基礎設施成為這一政策影響的直接佐證。以德鐵為例，這家曾經引以為傲的鐵路公司如今卻因服務落後、按時遲到而成為全民調侃的對象。此外，能源轉型的進展遲緩也被認為是「債務剎車」政策的後遺症之一。當需要大規模公共投入應對新挑戰時，政策的束縛顯得尤為突出。儘管這一政策在實施初期提升了德國在國際市場中的信譽，但其長期負面效應也為後默克爾時代的政府帶來了深刻的結構性挑戰。
疫情暴發後，僵化的財政紀律大大拖累了德國政府應對緊急情況的能力。特別是在歐洲能源供應受限引發的危機下，德國不得不繞開「債務剎車」政策，通過「影子預算」或特殊基金來填補緊急支出的缺口。繼任總理舒爾茨利用疫情期間「債務剎車」暫停的四年窗口期，將600億歐元的舉債特權轉移至預算外的專項能源基金，以期獲得財政上的轉圜餘地。可是，歐洲投資凍結，經濟增長連年歸零，還有前文提到紅綠燈執政聯盟在11月的徹底破裂，舒爾茨與財政部長林德納相互攻訐，這一切都伏脈於此，並不只是男人們好勇鬥狠。
默克爾在書中為這一政策的初衷進行了辯護，強調這一政策為德國應對金融危機後的長期穩定提供了保障。然而，她也在柏林的新書發布會上坦承，當下的德國面臨氣候變化、能源轉型和經濟停滯等多重挑戰，轉而呼籲懸置現有的債務天花板，並強調需要新的財政工具為未來投資創造空間，以至於現場的評論員認為兩小時的發布會比七百頁的新書更有收穫。但問題恰恰在於，默克爾當初通過憲法而非靈活的財政工具設立「債務剎車」，將修改財政紀律的政治門檻拉到了較高水平。相比之下，當年依賴歐盟救助的西班牙等國抓住了疫情後的復甦契機，通過擴大公共支出和靈活的赤字管理政策實現了相對較好的經濟數據。
除了國內政治，默克爾也為德國的國際形象付出了巨大努力。儘管冷靜內斂，但從她1995年主持柏林氣候大會開始，她就展現出卓越的外交協調能力，更擅長在複雜的國際局勢間斡旋。這本回憶錄的大量篇幅記錄了她在各個國際機構和峰會中的活動，堪稱一部十六年來大國政治家的點將錄。不少讀者抱怨書中形象細節有限，也缺乏立體感，但很少有人否認，默克爾是一位老練且勤勉的國務活動家。書中充滿了她在全球各地來回奔波的記錄，例如她在一次聯合國大會期間，用一天時間穿梭於多個閉門會議，為氣候協議的達成掃清障礙。
無論是普京試圖在會談期間用猛犬恫嚇默克爾，還是特朗普故意無視她握手的善意，她都表現出對個人榮辱的淡然，將國家利益置於一切之上。這種務實風格貫穿她的政治生涯，也體現在她的書名和全書後幾部分的標題——「為德國服務」（Deutschland dienen）。這絕非一句空洞的競選口號，而是她為德國奉獻的真實寫照。
然而，對她「綏靖」政策的指控在俄烏戰爭爆發後公開化。布查慘案發生後，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更是直接點名默克爾，邀請她親臨布查，見證俄羅斯佔領和暴行帶來的後果。這一舉動被普遍解讀為對默克爾任內對俄政策的嚴厲批評，特別是她對「北溪」天然氣管道項目的支持，以及2008年在北約峰會上拒絕烏克蘭和格魯吉亞加入北約的申請。面對這些批評，默克爾在書中為自己的政策辯護，強調：「當時的決定是基於維繫歐洲和平的最大可能性，而非對俄羅斯的妥協。」她試圖用歷史背景和當時的現實制約為自己的外交策略正名，儘管這一辯護並未打消外界的爭議。
默克爾任內最持久的爭議無疑是難民問題。她在書中回憶了2015年9月4日至5日夜間的關鍵時刻，當來自匈牙利的難民涌向德國邊境時，她決定不關閉邊界，允許難民入境。這一決定被她稱為「標誌性時刻」，不僅影響了德國的內政，也深刻改變了歐洲政治局勢 。她強調，這一選擇的初衷是基於人道主義價值觀和對歐洲團結的堅持：「面對每天成千上萬的難民，我們不能以無視的態度回應。我們的價值觀要求我們作出正確的決定。」然而，這一政策也帶來了巨大的後續壓力。初期，德國展現了強大的歡迎文化，但隨之而來的社會服務壓力、住房短缺以及文化融合的挑戰讓這一決定的代價顯現。值得一提的是，默克爾在這場危機中的領導力為德國贏得了國際社會的廣泛讚譽。這不僅強化了德國在人道主義方面的形象，還在一定程度上緩解了社會老齡化帶來的勞動力危機。
然而，政策的負面影響同樣顯著，包括難民政策助長了極右翼政黨的崛起，以及對歐洲一體化的長期衝擊 。恐怖襲擊事件則進一步加劇了公衆的不安。2016年後，德國接連發生恐怖襲擊：7月18日，維爾茨堡一列火車上，一名阿富汗難民用斧頭襲擊乘客，造成多人受傷；7月24日，安斯巴赫發生自殺式爆炸襲擊，造成多人受傷。默克爾在書中直面這些批評，她堅持認為，這些決定雖非輕鬆，但在當時的背景下是必要的。她也坦言，這一政策對德國社會的考驗遠未結束，但堅信，德國的價值觀最終將引領社會走向融合與穩定。
默克爾在書中聲稱：「我們基督徒民主派不會陷入自我迷失和自我反省。」這句斬釘截鐵的話也反映了她的一貫態度。關於她政治遺產的討論仍在繼續，但無論是默克爾本人及其政策維護者，還是那些批評她的人，似乎很容易陷入了一種非此即彼的討論框架中。以「債務剎車」為例，在金融危機後堅持財務紀律本無可厚非，但通過立法程序將其僵化為憲法條款，卻值得深刻反思。而在此後的幾年裏，她手握財政盈餘，卻在應對數字化和移動互聯網的浪潮時顯得猶豫不決，錯失了塑造未來經濟結構的最佳時機。接納難民的決定無疑是一項偉大的人道主義行動，為逃離戰亂的無數人提供了希望和庇護。然而，安置和篩查機制的不足也暴露了這一政策的缺陷。德國社會在文化融合和資源分配上的壓力讓她的政策承受了更大的質疑。
在國際事務上，默克爾曾表示早在2014年就洞察了普京的真實意圖，也對特朗普的零和博弈深感不屑。然而，她始終認為，保持對話的重要性高於一切。普京在會談中屢次拖延的小動作可以容忍，但在克里米亞危機後明斯克協議的談判過程中，俄羅斯多次越界，仍然勒索到了誠心如意的條件。這不僅未能遏制對方的勃勃野心，還讓對方習慣了利用外交手段爭取行動時間。默克爾或許能夠將個人榮辱置之度外，但不能將溝通的主動權置之度外，更要學會跳出俄羅斯的戰略縱深來思考東歐問題。諷刺的是，默克爾自傳擺上了德國各大書店，而在靠近的貨架，還擺着近期上市的已故俄羅斯政治異見領袖納瓦爾尼的鐵窗日記。
正如默克爾本人所說：「我當了16年的總理，所以這個國家的所有優勢和劣勢在某種程度上都是我造成的。」不過將所有問題歸咎於默克爾顯然毫無意義，畢竟許多政策在當時都具有一定的合理性，更不要提聯邦德國結構並不是依靠總理一個人的乾綱獨斷。默克爾是一位危機管理的大師，但她的治理模式更多是一種「衝擊-反應」的應對機制，而非以遠見卓識為國家制定戰略規劃。這一點對比她的兩位前任非常明顯：雖然兩人晚節不保，但無論科爾執行德國統一和歐洲一體化，還是施羅德推動新東方政策，為德國戰略機遇時都是異常堅定。默克爾更像是一位勤勉的「裱糊匠」，喜歡剎車卻沒有開出新路，維持前任留下的戰略環境。
德國的安全依賴美國，能源依賴俄羅斯，出口市場依賴中國。而在新的地緣政治現實中，德國從曾經的左右逢源逐漸陷入左右為難的困境。當然，整個德國都在冷戰後陷入思維惰性，並非默克爾一人之過。不過，至少有一點值得默克爾反思。這本回憶錄的書名是《自由》，作為一位東德出身的女性總理，默克爾以個人成就實現了自由。然而，在書中為政策辯護時，她最常使用的說辭卻是：「我當時別無選擇。」這一無可奈何的論調反而為極右翼黨派提供了口號，另類選擇黨（AfD）的名稱正來源於默克爾在歐元危機期間多次提及的「沒有替代選項」（alternativlos）一詞。德國未必要做出另類選擇，但自由意味着必須有所選擇。不論願意與否，德國人似乎又站在了歷史的十字路口，而這一次，他們不得不重新做出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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