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皮村作為文化與社會實踐的場域，吸引了越來越多知識分子和藝術家的探索和介入，成為新工人文化重要的實驗空間。工友之家，作為這一文化運動的重要陣地，其前身「農友之家」在千禧年初創立時便得到國內一些「三農」問題學者的支持。學者和文化研究者如呂途和張慧瑜，長期深耕於北漂工人群體的研究與實踐中，曾在皮村等地定期授課，並與新工人藝術團保持緊密聯動。在每屆打工春晚中，衆多知識分子作為見證者和記錄者的積極參與，更有清華大學學生在2016年春晚的加入，進一步為這一文化現象注入了新的活力。
越來越多來自藝術和文化領域的精英開始調動資源為勞動者「發聲」，並在主流媒體和電影節中引發廣泛關注。 例如，由詩人秦曉宇和財經媒體人吳曉波策劃、吳飛躍執導，聚焦工人詩歌的紀錄片《我的詩篇》。 又如，今年勞動節，大陸作家袁淩推出了非虛構作品《我的皮村兄妹》。 這部作品根植於他在皮村長達七年的生活經驗，以第一人稱視角近距離地描繪了十余位在皮村相遇的勞動者的故事。 書名中的「兄妹」二字，似乎喚起了已然遠去的社會主義時代「階級感情」的幽靈，寄託了袁凌對於打破階級壁壘，促進社會理解與更廣泛團結的願景。 在新書問世的交流活動中，書中對勞動者生活的多維呈現與去汙名化，尤其是對社會邊緣群體追求文學與美的權利的捍衛，成為了討論的焦點。 這些在中國大陸的討論，似乎預示著一種向更加包容與理解的社會轉型的進程。
即便是少部分仍然心懷憐悯之心，在知識結構上認識到改變必要性的知識份子和學生，一旦放棄了他們在文化上所積累的特權，他們又可以如何切實地幫到他們想要幫助的人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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