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論｜台港「支語警察」辯論，與「華語」的標準化和生命力

註：本文討論的「中文」和「華語」等概念，或不符合中港台三地任何一地之約定俗成用法，請讀者閱讀時留意。

過去幾週，安裝試用了 Meta 推出的新社交平台 Threads 的兩岸三地與海外華人用戶，都很難不被一場網民大辯論吸引眼球，那就是「支語警察」引發的「港台大戰」。

這場大戰發源於一些 Threads 用戶對台灣漢語官話（台灣稱為「華語」或「中文」）環境中「中國用語滲透」的擔憂。這些用戶用「支語」來簡稱或蔑稱「中國用語」。

有人貼文說，台灣人越來越多在口語中使用了「支語」，而非台灣用語——比如帽衫是台灣用語，衛衣是「支語」；比如手提包是台灣用語，手袋是「支語」；憂鬱症是台灣用語，抑鬱症是「支語」，等等，並鄙夷這些「支語」不好聽，或不文雅。

很快，就有香港用戶在相關貼文下留言，不解為何港人說的「手袋」和「抑鬱症」也要遭到鄙夷，並質疑這些用戶對台灣用語和「支語」的二分過於狹隘。隨著越來越多關於警惕「支語」的串文出現，Threads 上港人群體對「支語警察」的嘲諷和批評也相應激增，演變為一場港台語言文化辯論。

雖然 Threads 是新興平台，用戶群或許更多是某些同溫層或同齡群體，未必可以簡單用以代表台灣/香港，其上有關「支語」的討論也無法代表主流觀點。但這些討論中，涉及到了許多有趣的問題，還罕有地為香港人的語言習慣和對語言的認識提供了展示的機會，從而這些辯論或許能為我們思考「華語」和「中文」到底是什麼，思考它的標準化和語言的生命力之間的關係是什麼，思考語言和政治、母語和通用語之間的關係是什麼，而提供更多的思路。

「中國用語」和「台灣華語」，標準語和網絡語言

在網上，一些「支語警察」們的發言帶著強烈焦慮。他們認為，「中國用語」屬於一種「敵國語言」，它的滲透是廣義的中國統戰的一部分，會影響台灣人的文化認同，從而令台灣人喪失自身的認同，最終被納入中國的統一劇本。

但細究「中國用語」的性質，這一議題上有一些在討論前無法忽略的基本事實。

其一是，中國大陸的標準漢語（普通話）和台灣的標準漢語之間，至少在官方標準意義上的區別非常細微，兩者都脫胎於1920年代以北京話（北平口音）為基礎的「新國音」中華民國國語。而今天的台灣華語和中國大陸普通話最大的差別，恐怕來自於口語口音和一小部分語法結構。而這些差異化的定型，恐怕是在1990年代之後才逐漸確立——尤其是如果我們回聽1970、80年代的兩岸新聞播報的話，更是能感受到這種變化。

其二是，如今被列舉為「支語」的用法，很多都不是中國官方標準的普通話，而是新詞彙、「方言」或網絡用語。比如「立馬」、「走心」、「老鐵」、「愛咋咋地」等，是通過影音平台進入主流的東北方言詞彙；比如「顏值」、「幹飯」、「小姐姐」等，是近年來創造的網上流行詞彙；至於被討論最多的「軟件」、「視頻」等，雖然本質是專業領域詞彙，亦是互聯網時代所創造；更不用說還有許多「支語」可以算是小紅書、淘寶和 TikTok 語言。

其三是，作為網絡語言的新詞不太存在「取代」台灣用語的問題，因為本來就沒有相關用法；而擔心被取代的台灣用語，比如「影片」、「品質」，多為書面的、正式的用語——甚至這裡還有尷尬，如有網民認為「主辦方」是「支語」，而「主辦單位」是台灣用法，卻沒有意識到同樣在注重「單位」的黨國體制下，「主辦單位」也是中國大陸的正式用法。再進一步說，台灣華語中長期發展出來的，和本地語言融合的詞彙與語法，被何種語言影響，與被何種語言取代，是兩種不同的、其內部也可分出幾種層次的問題。

這樣的現象，其實又說明了幾個問題：

首先，中國雖然有一套標準化的現代漢語規則，也強制在全國推行，多年來為了推廣標準普通話，對非標準漢語的語言/方言不斷被打壓，甚至近年在新疆、西藏等少數民族地區還採取了包含侵犯人權行為的語推廣政策言（如新疆用「再教育」的方式強制培訓普通話），但儘管如此，中國人日常使用的語言的標準化程度，還是遠遠未到口音、語法、用詞一致的地步，不同地區的「普通話」差異更是巨大。

比如，台灣所說的標準漢語（華語）口語其實已經有了較為趨同的口音模式，但在中國大陸，各地口音仍然是五花八門，而且不同省份和地區，事實上可以說是產生了不同的普通話和本地語言融合的變體（比如東北話，四川普通話、湖南普通話、「滬普」、「廣普」、新疆口音漢語等等），這些五花八門的變體不僅是口音差別，也反映出背後的地方語言仍然具有生命力和影響力。

普通話「一統天下」在短期內仍不可能——儘管普通話一致擠壓對方言和民族語言的生存，但後兩者的弱勢也引起關注。而除卻民間保育運動外，新出現的旅遊熱潮、地方「特色」經濟，也讓地方語言得到一定資源。從而，在未來可見的時間內，中國依舊可以被視為一個擁有大量多語人士的社會。或許可以說，這樣的多語交流環境，才是現代中國大陸的漢語仍然不斷可以創造新詞，並向台灣在內的華人世界不斷輸出的內在動力。

其次，台灣華語雖然已經擁有自身的獨立發展軌跡，並且也慢慢開始定型，成為有語法和發音規則可循的、和台語（台灣閩南話）等其他語言融合的北京官話的一種固定變體，但是，台灣標準漢語的官方定義，仍然保持著黨國時代的規則，目前為止還沒有變成官方的「標準台灣華語規則」，換句話說，現代標準漢語在台灣已經演化為了「台灣華語」，但「台灣華語」尚未有對語言標準化而言尤為重要的官方標準。然而，經歷了黨國時代，「現代標準漢語」的標準化思維，又常給人帶來語言要追求一致的「標準語意識形態」（ideology of the standard language）。這種標準化意識形態和實際語言規則變遷、社會多元化之間的張力和焦慮，或是「支語警察」問題本身的一種驅動力量。

最後值得一提的是，從語言學角度看，用「台灣華語標準語」去阻擋「中國用語」恐怕難有什麼效果。這一方面是因為如上文所述，「中國用語」並不是中國大陸標準漢語的外溢，而是其創造新詞的遷移；另一方面是，根據許多社會語言學的研究，新詞彙的習得並不是像看電視那樣，模仿大眾傳播裡出現的語言，而是在日常生活中和自身所在的社群交流實現的。這也符合在台灣討論「支語」時常出現的對年輕一代語言變遷的討論：社群的交流和使用，在語言流變中扮演的角色異常重要。以學校教學式的方式強調標準語，和新語言傳播的邏輯其實是兩條軌道。

「香港中文」進入論戰：港人語言文化的獨特意義

這次 Threads 上「支語警察」的論戰中，最引人注意的莫過於港人下場參與，甚至，部分網民對「中文」的理解，觸發了一些港人的憤怒和身分認同，最後甚至變成了廣東話的 pride show（驕傲展示）。

香港和澳門的語言環境，可以說是和台海兩岸截然不同。排開澳門珍貴的克里奧爾語遺產，香港的廣東話，幾乎可以說是現代現代漢語系語言中的一顆遺珠——香港粵語擁有兩岸現代標準漢語之外唯一大規模通行的、可以用用全漢字的書寫系統。而調轉方向，現代香港用廣東話教授中文的教育，也使得港人能夠用廣東話（粵語）自然地閱讀中文——只要是文言或現代標準漢語書寫的文字，香港人就基本可以逐字一一對應用廣東話讀音朗讀（就算不符合廣東話語法），這是當今其他漢語系語言，因為種種歷史原因，都難以做到的。

也正因為如此，香港人在台灣常遇到的文化衝擊之一就是可能會被問到「你會不會中文？」或是突然評價說「你中文很好」。此時香港人往往會莫名其妙：廣東話就是中文呀！因為中文寫的所有東西，我們用廣東話都可以讀——可以逐字讀，也可以改成符合廣東話的語法和用詞讀。但台灣人和其他地區的華人，都很難想像這件事。甚至，隨著多年的普通話教育，廣東省的廣東話母語者，也很少能做到這件事情。

也就是說，「中文」在香港人的語言世界中並沒有和廣東話完全對立起來。而現代標準漢語在台灣則擁有一種較為晦暗不明的身分。它被視為一種外來政權語言，和原住民族語言與早期的外來語言（閩南話、客語）相區別。也因如此，另外這些語言被理解為「母語」，而「中文」、「華語」成為「非母語」。另一方面，現代標準漢語在台灣的實踐結果，又成為「支語警察」們眼中涉及國家安全的文化身分，甚至要以「反支語」的形式去保護和守衛。這其中的矛盾，或許值得更多討論。

在「支語警察」辯論中，很多港人已經指出，中國大陸的日常用語中如今有大量香港傳入的廣東話詞彙，比如「的士」、「八卦」、「外賣」「拍拖」、「派對」、「貼士」等等，其中還不乏香港直接以粵語發音音譯的英文詞彙。這時候或許值得指出的是，港人對「母語」的理解，能夠為打破語言標準化和純潔化的迷思，提供一種新的思考。對港人而言，「兩文三語」（書寫中文、英文；說普通話、廣東話和英語）的既成事實中，「母語」本身就是一種混雜物——香港文化學者周蕾（Rey Chow）曾經探討過這樣一個問題：對殖民地而言「恢復母語」意味著什麼？意味著恢復一種純淨的、未被污染的語言嗎？在香港的「兩文三語」例子中，「母語」本身也是一個模糊的、不斷流動的概念——畢竟港人的廣東話也帶有那麼多的英文單詞。

廣東話和港人的語言狀態，更生動反映了社會語言學研究中常常強調的一個「反常識」，那就是人類歷史上的大多數時期的常態是：一個普通人同時會好幾種語言，日常的語言也有混雜的特質，語言和文字也並非一一對應。

這種自然的語言狀態，在近現代被民族國家的單一語言想像和建設下被視為落後的，不標準的。但21世紀了，我們是否認為「標準語」要像經典的民族主義者的思路那樣，足夠純淨才有意義和價值？「支語」辯論背後，香港語言景觀的混雜，仍然能為華人世界大大小小的民族主義辯論給出思想資源。

華語、民族國家和帝國

在中國影響力的背景下，就華語、華人這些概念，文學研究者史書美和馬來西亞華人文學家黃錦樹曾有一系列隔空論戰。他們二人的一大分歧是：史書美強調21世紀初對中國崛起帶有的霸權意味，從而回溯性地批判歷史上的中國對外移民上，強調「中文」和「中國人」的政治屬性乃至對外殖民屬性；黃錦樹則從馬來西亞華人的歷史經驗角度，認為這種霸權批判本身忽略了歷史語境，甚至放在南洋的語境下，完全可以服務於種族清洗的論調。

「支語」的焦慮和論辯，其實也體現出類似於如上論戰的問題面，更共享一些基本預設上的分歧和困難。

對「支語」的警惕有這樣一個前設：現代標準漢語作為一種「中國國語」已經大力推行到成為民族國家語言。因而，凡是從中國大陸輸出的中文，就或多或少是中國民族主義和民族國家的符號載體。

然而，這裡不得不處理的「房間裡的大象」是，中國本身的國家性質是什麼？台灣人或許會更容易代入國民黨的黨國體制在「反攻大陸」時代建構的想像：中國是一個強調「炎黃子孫」血統屬性、以標準現代漢語為母語的現代民族國家。北京的對台宣傳也一直在用這樣的民族主義語言。反過來，對中國的批判者則強調多元性乃至中國並非一個同質化的民族國家，進而產生出包括劉仲敬「姨學」在內的「解體論」推論來。

反常識的現實或許是：無論帶有多少現實中國家力量的助推或宣傳，「中國用語」的傳播力，中國網絡語言和新語言的生命力，都如前文所言，基於中國語言地景的多元性，基於現代標準漢語仍然沒有大一統的現實，基於地區分野、民族語言、地區方言/語言和口音的混融。這裡恰恰反映出，由這種「雜種」屬性衍生出的「文化輸出」能力和文化生命力，要遠超標準文化產品和標準語言的對外影響力。

政治凝聚力和文化影響力常常不是一回事。在語言上尤其如此：中國越不是強行大一統，中文就越有創造力和生命力，對外的文化影響力就會越強，這種基於多元的影響力是很難抗拒的。但也恰恰是如此，我們也完全可以想像：如果中國真的像許多民族主義者想像的那樣，變成了一個內部由漢族和標準漢語「大一統」的現代民族國家，那麼中國的對外影響力，尤其是文化上對台灣和海外華人地區的影響，就必然會喪失能量，變得乏善可陳。

無論我們持有何種政治觀點或民族立場，無論我們希望語言的社會體現是什麼樣貌，我們都值得想想，民族認同、國家認同和文化認同是否是可以混為一談的同一件事情？而標準化在什麼情況下是語言的生命力，什麼情況下會變成語言的孱弱和殘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