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論｜中國激女：本土女權裂變的生命力，及其面對的質疑

（桃吐，互聯網觀察者）

「激女」正在成為中國互聯網女權討論中的主流。我們很難找到另一個女權群體，或者說流派像她們一樣，完完全全從中國互聯網中生長起來、有着方向明確的觀點主張、持續不斷進行線上發聲。

除了常見於社交媒體、使用同一套話語，她們似乎沒有什麼顯而易見的共同特點。但在性別議題空間中，她們又無處不在，散發着可能是國內此前大部分女權活動人士都達不到的網絡生命力。她們的話語體系邏輯完善、便於理解又極富煽動性，即便是一個完全不關心性別議題的人也很難在日常生活中避開它們——更何況可能沒有人真的可以完全不關心性別議題。

這些稱自己為「激女」的女性最初被小圈子以外的人看見還是因為2021年4月豆瓣女權小組一次大規模被封禁，那也是以6B4T為代表的韓國當代女權主義思想開始在中國網絡上大肆傳播並引來攻擊的開端。當時大概沒有人會料到，這次封禁非但沒有使這個群體從此銷聲匿跡，反而讓她們在接下來的兩年裏成為了可能是中國社交媒體上最可見的女權主義流派——不管是因為她們真的數量龐大還是戰鬥力格外強，還是國家特別容許，幾乎在所有性別相關話題的下面，都能見到她們的身影和獨特的黑話。

誰是激女？

「激女」的一套「黑話」大致可以分為針對男性的辱罵和針對兩性關係的解讀兩個部分。通過這些詞彙，女性被分為婚驢/男寶媽/精神男人（厭女愛男的）和激女姐妹（愛女厭男的），以及介於兩者之間「半醒不醒的自由人」。

「自由人」的稱呼來自於對「向下的自由」的譏諷，在一些關於女性是否有化妝/結婚/生育自由之類的討論中，反對者認為這是一種「向下的自由」，而支持這種自由的女性是「覺醒不到位」的，進而將此稱作「自由主義女權」。儘管「自由主義女權」一詞原本的含義與「向下的自由」並不完全相同，但這種簡單的解釋方式顯然比繁複的學術概念更容易得到理解和傳播。絕大部分「激女黑話」都具有此類特點，某種意義上，它們正是大衆化女權主義思潮映射在互聯網語境中的結果。但這些黑話也帶來了針對激女群體的種種爭議：一方面針對男性花樣繁多的嘲笑和辱罵進一步激化了反女權主義的情緒，另一方面和婚女的切割也導致很多來自女權內部的批評。

在現有為數不多的針對「激女」的報道中，受訪者不僅在年齡、家庭環境、受教育背景等方面有着極大差異，在觀點上也並不完全相同——事實上，「女權主義者」這個更廣泛的群體也是如此。性別學者李思磐在2017年所做的問卷調研中發現，微博女權用戶75%處在18-30歲之間，接近一半在23歲到30歲，約6成為獨生女，約8成生活在經濟較發達地區。但這一結果已經不一定適用於今天：網絡用戶低齡化已成肉眼可見的趨勢，此外，現在的女權主義聲量與性別對立態勢都比當初激烈得多。

在李思磐2020年的文章中，她認為大部分微博女權用戶更多是從個人處境出發，尋求經驗的交流與社群的共鳴，而不是將女權主義作為一個公共議題來商討和參與，正因如此，婚戀話題才會成為如今社交媒體性別議題的熱點。但近年來性別暴力事件頻發、新冠大流行以來社會矛盾日益激化，激女的壯大讓女權主戰場從家長裏短重回更多樣且公共的議題。儘管婚戀話題仍然處於討論的中心，但態度已經從爭論冠姓權直接進入到了「不婚不育保平安」的階段，這一變化不僅意味着越來越多的女性已經直接對作為父權制支柱之一的異性戀婚姻制度產生了質疑乃至反對，也因其與當局的生育政策不相符而具有了一定的「危險性」。

這種公共性在黑話中也有直接的體現。對於許多日常中的「辱女詞」，她們會直接用指代男性的詞彙替換其中指代女性的詞彙。擁有這樣細緻的性別意識至少說明，對於她們來說女權主義已經遠遠不是生活的安慰劑或參考書，而是一套完整的、涉及生活中方方面面的世界觀與方法論。在女權主義行動因為政府的壓制已經逐漸消亡的當下，激女的出現雖然僅限於線上，但也足夠形成一個衝擊。

在具有強烈衝擊力的同時，激女的話語也製造出了一套可以被不斷細化的二分法：首先是男性與女性，其次是婚女與單女，再其次是「自由主義/溫和主義女權」與「激進主義女權」。製造對立面不僅是建立自我主體性的方式，還能不斷加強自身團結。話語的再生產正是通過不斷製造對立面而實現的。

二分法的使用也意味着對多元性別身份的否定：由於男性與女性的本源性對立，所以跨性別、流動性別和非二元性別都是僞命題；性多元群體和女權主義者也不一定是同盟，因為性多元群體仍然包括男性。在某種意義上，對「我」的不斷二分也是一個對「女性」概念提純的過程，先去掉跨性別女性，再去掉進入婚姻與生育的女性，最後得到純粹的「女性力量」典範，即「激進女權主義者」，才是女權主義道路所需要的。

誰製造了激女

事實上，與其說「抗爭」，激女所倡導的更多是「拒絕」：從自我生活的革命出發，拒絕與男性的一切關聯，進而拒絕父權制對女性的種種要求。相比直接的衝突，拒絕、迴避似乎是不那麼具有攻擊性的方式，但激女的拒絕太過徹底，恰恰引發了男性以及整個主流父權社會更劇烈的反應。

在韓國，大規模的反女權主義傾向也已經發生了。越來越多的韓國男性認為自己遭到了「反向歧視」，是激進女權運動的受害者，2022年當選的新一任韓國總統尹錫悅正是利用這種情緒，通過「女性主義是阻礙男女健康關係的罪魁禍首」、「制度上的性別歧視已經不存在」之類的言論吸引到了許多年輕男性的選票。很難想象，五年前文在寅競選總統時還會公開稱自己為女權主義者。

韓國的性別戰爭由來已久，不僅偷拍犯罪盛行，同工同酬也一直沒有實現。隨着近年來新一輪女權主義運動的高漲，越來越多女性拒絕成為傳統社會所期望的賢妻良母，女權主義者在在街頭集會上喊出「拒絕成為生育機器」的口號，整個國家的結婚率和生育率都逐年下跌。韓國女權運動這幾年來確實取得了墮胎合法化、對偷拍犯罪的更嚴厲懲罰等諸多成就。其中最著名的6B4T主張起源於2019年左右，最初只是4B（不戀愛、不和男性發生性關係、不婚、不育），後來增加了不購買厭女產品、單女互助（也有翻譯為「不與婚女互助」）和脫束身衣、脫宗教、脫御宅文化、脫偶像。儘管聲勢浩大，但據追隨者說，目前韓國參與6B4T的人數只有四千多而已。

中韓兩國都同樣面臨着反女權聲音激烈、人口數量下降的局面，再加上中國女性對男性的厭惡和對婚姻的懷疑情緒本身就已經非常強烈，當6B4T被傳播到國內，它作為一個徹底拒絕男性文化和父權規範的主張立即得到了許多響應，並迅速形成了社群。雖然不能肯定地說激女一定都是6B4T的踐行者，但至少兩者有着極高的重合度。除此之外，本土激女還增加了「脫性緣」一項準則，在原本「不與男性發生性關係」的準則上更進一步，徹底拋棄了浪漫愛——包括女同性戀浪漫愛。

類似的主張在1968年成立的女權組織Cell16的刊物中也出現過，該組織建議女性保持獨身，既要同男人分開、也不必維持女同性戀關係。Cell16被認為是第一個提出性別分離女權主義概念的組織，但後來的一些性別學者通常將其看作異性戀性別分離主義的例子，與提倡將女同性戀作為政治策略的女同性戀女權主義相區分。

另一個與激女不謀而合的女權主義組織是1971年成立於美國華盛頓特區的女權主義公社「復仇女神」。她們認為異性戀女性是革命的障礙，宣稱「只要女性仍然受益於異性戀紅利，獲得異性戀特權和安全感，就早晚會背叛自己的姐妹」。6B4T中的「單女互助」同樣也有「不與婚女互助」的另一種翻譯，後者不僅認為「婚女」或者「處於異性戀關係中的女性」是「不夠女權」的，還是「父權制的倀鬼」（比如「男寶媽」）。

韓國女權並非沒有意識到6B4T所代表的性別分離女權主義可能造成什麼樣的分歧和裂痕。一些6B4T實踐者會對其他人排斥跨性別女性的行為感到厭煩，也難免會有一些女性迫於社會尤其是職場中的壓力而放棄全面地遵循6B4T。當二分法進入女性內部，它不可避免會對一個主張、一場運動的可持續性造成影響。

不過，類似的觀點對於激女並不完全是舶來品。早在2017年之前，中國互聯網上就存在一批與社會較為熟知的女權活動家、學院派女權博主截然不同、卻擁有大量追隨者的網路女權意見領袖，其中影響力最大的就是林毛毛。她認為女性本身就是更優越的性別，大家應當擺脫「吸血」的原生家庭，用一切方式來為自己謀取利益。現在大部分激女的主張都有跟林的觀點重合之處，然而有趣的是，林毛毛在早期從來沒有自稱過女權主義者，而是重新發明了一個概念叫「我權」，即完全關注自身的利益。

林毛毛還認為，那些沒能擺脫徹底父權制規訓並因此受傷害的女性（比如林奕含）都是「弱者」，會用不屑乃至惡劣的語言來攻擊她們。6B4T最初被提出時，主要是作為一種個人自願選擇的生活方式倡議，但林毛毛從一開始就是要「罵醒」其他女性的。許多林毛毛等人的追隨者也會表示，自己是真的被她們「罵醒」了，所以也相信可以用這種方法「罵醒」更多被父權制剝削的女性，這與如今的激女面對關於「婚驢」等攻擊女性的詞彙的質疑時所給出的理由如出一轍。但能夠看到這些用來「罵醒」女性的言論的用戶本身已經被篩選過，而更多需要幫助的底層女性即使真的有機會被這些言論「罵醒」，也不一定有足夠的資源來讓自己擺脫當前的困境。

現在的林毛毛已經不再活躍於微博、豆瓣等國內社交網站，但依然在女權網友中具有一定知名度，並通過口口相傳的方式對如今的激女產生了影響，比如反孝、女本位/我本位等概念，現在仍經常能在網絡討論中看到。正如林毛毛自己的定義，比起女權主義她更接近純粹的利己主義，只不過她僅僅對女性宣揚利己主義，同時貶低男性——無法否認，這在某種意義上的確算是一種自發的女權意識萌芽。當女性面對種種個人困境和性別不平等的社會現象，便會很容易被林毛毛極具中國本土經驗的立場、富有煽動性的話語所吸引。這種在地的語言具有學院派女權慣用的理論術語所無法企及的力量，對如今的網絡女權主義討論規模和生態都產生了極大影響。

無論是韓國6B4T還是林毛毛，都更多停留在個人生活層面，用「（作為女性）如何過好自己的生活」來詮釋女權主義，這延續了第三次女權主義思潮以來對個體的關注，卻淡化了制度層面的訴求。女性可以坦然自稱「利己主義」，因為這個社會是不利於女性的，而個體的自立自強才能帶來女性群體的力量——或者說，女權主義本身已經更接近一種生活方式而不是意識形態。

爭議從何而來

「激女」的爭議事實上是上世紀八九十年代西方女權主義者早已爭論過的問題：交叉性的缺乏。正如黑人女權主義者指出中產白人女權主義敘事中有色人種、性少數與底層女性的缺位，「激女」也是一種「中產漢族順性別異性戀女權主義」：二分法和對「女性」的提純實際上製造了更多厭女表達並分化女性群體；「婚驢」的說法限制了對婚姻制度的討論且掩蓋了底層女性自主性的困境；一味地主張「脫性緣」則無視了女同性戀在異性戀制度下的個體經驗。

在移植韓國女權主張的過程中，許多本土的問題也被忽視了。社會主義時期自上而下的強制性「男女平等」或許沒有為女性處境帶來什麼根本性的改善，但它的確塑造了獨特的社會文化環境，其中的許多問題是難以用主流的新自由主義女權話語概括的。比如由於性別平等政策，現代中國並不存在日韓普遍的女性婚後迫於社會壓力離開職場成為家庭勞動者的現象——儘管這意味着婚後的女性在工作的同時需要額外承擔家務和育兒勞動。「激女」熱衷於鼓勵女性自立自強努力工作賺錢，這在某種程度上遮蔽了家務和育兒同樣是一種工作並在家庭中對女性造成剝削的現象。

在6b4t的影響下，戀愛——尤其是異性戀愛也成為了洪水猛獸的存在。與此同時出現了弔詭的現象：她們製造了「愛女」與「愛男」的二分法，並讚美女同性戀——因為這是「愛女」的。即便許多「激女」會自我認同為女同性戀或是不再喜歡男性的雙性戀，但真實的、具體的女同性戀在她們的話語中並不多見，或者說，她們「製造」了女同性戀：在「香香軟軟的女孩子才是最好的」之類「愛女」話語之下（一種比較極端的可能性），外表更加男性化（被稱為鐵t）的女同性戀可能會被叫做「精神男人」、在網絡上傾吐自己的戀愛煩惱的女同性戀則可能被批判是「性緣腦」。

激女所奉行的性別分離女權主義大部分理念都根植於女同性戀女性主義，但此處的「女同性戀」指的是政治女同而不是日常的女同，即「不和男性發生性關係的女性」（也不一定要和女性發生性關係）。她們認為女權主義者應當脫離男性以及由男性建立或定義的組織、關係與活動，按性別理論學者瑪麗蓮·弗萊的說法，這是「對我們周圍的系統性厭女症的本能和自我保護式的迴避」，因此，將性傾向轉向女性也是女權主義者必然的選擇。對此很多批評認為，她們挪用了「女同性戀」這一詞彙，而完全忽視了女同性戀在現實成長過程中會遭遇的種種壓迫與困境。正如激女創造「婚驢」等詞彙來攻擊沒有脫離異性戀制度的女性，她們似乎常常過分關注自己的觀點正確與否，而忽略了個體複雜的處境。

另一個針對女同性戀女性主義或性別分離女性主義的常見批評是她們否定了跨性別——激女也是如此——對二元性別差異的強調在某種意義上構成了該理論的基礎。當激女在強調女性社群、全女空間的重要性時，「女性」的概念往往都被限定為指派性別女性，這不僅將跨性別女性排除在外，還完全忽視了其他非二元性別的存在。中文互聯網上關於跨性別最常見的討論都圍繞跨女運動員和跨女上衛生間的問題（很奇怪，沒有人關心跨男要上什麼衛生間），激女通常持「只有完成性別肯定手術才算女性」的觀點，這與七十年代的女同性戀女性主義者曾提出的「經血姐妹」概念相似，即只有擁有全套女性生殖器才能算女性。從這一意義上講，現在的激女和上世紀以女同性戀女權主義為代表的激進女權主義者，都認同生物本質主義的性別劃分（即便如此，生物學上的雙性人/間性人也被忽略了）。

除了男女在生理上存在本質差異，她們還認為跨性別者強化了傳統性別規範與刻板印象。女同性戀女權主義者珍妮絲·雷蒙德稱跨性別是對女權的殖民，並且物化了女性身體。有些過往的激進女權主義理論家更進一步質疑sex和gender的概念區分。她們認為女性具有生育能力，因此是更獨特、更優秀的，而過於強調社會性別不僅忽略自然的性別差異，還會貶低乃至否定女性特質。但很多時候，她們所說的「女性特質」其實混雜着生物因素與社會因素，比如女性更具韌性和同理心、更擅長情感表達，部分女權理論家會認為這是母職所帶來的天然傾向，但同時它們也與更感性、更軟弱等被公認為是由父權制建構的刻板印象相關聯——如何認同存在性別刻板印象，那麼如何判斷什麼是天然特質呢？

唯一可以確定的是，比起解構，本質論至少在扁平的互聯網傳播路徑上更具優勢。有人提出，我們正在經歷發生於互聯網的「第四次女權主義浪潮」，網絡的去中心化讓話語權更加分散，更多人得以發出聲音、更多討論圈正在形成。但另一方面，個體敘事的盛行難以避免地與消費主義合流，同時進一步鞏固了階級鴻溝，集體話語被壓制的現實也因此變得更隱秘。

在中國，情況還更為特殊。政府一方面需要「堅持男女平等的基本國策」，另一方面對可能觸及政策或制度問題的女權主義討論或行動嚴防死守，因此女權主義不但不被允許出現在線下，連線上也被劃定了安全區域。換句話說，我們能看到的女權話題都是官方允許的話題。如今的女權博主們觀點可能不盡相同，但基本上都有着自立自強獨立女性的形象，專注於搞錢搞事業。事實上這就是新自由主義最鼓勵的一種敘事：普通人通過努力奮鬥實現階級躍升——即使你是女性。將問題簡化成完全可以靠個人努力解決的模式而回避結構性問題，對於國家來說無疑是更安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