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中国激女：本土女权裂变的生命力，及其面对的质疑

（桃吐，互联网观察者）

“激女”正在成为中国互联网女权讨论中的主流。我们很难找到另一个女权群体，或者说流派像她们一样，完完全全从中国互联网中生长起来、有着方向明确的观点主张、持续不断进行线上发声。

除了常见于社交媒体、使用同一套话语，她们似乎没有什么显而易见的共同特点。但在性别议题空间中，她们又无处不在，散发着可能是国内此前大部分女权活动人士都达不到的网络生命力。她们的话语体系逻辑完善、便于理解又极富煽动性，即便是一个完全不关心性别议题的人也很难在日常生活中避开它们——更何况可能没有人真的可以完全不关心性别议题。

这些称自己为“激女”的女性最初被小圈子以外的人看见还是因为2021年4月豆瓣女权小组一次大规模被封禁，那也是以6B4T为代表的韩国当代女权主义思想开始在中国网络上大肆传播并引来攻击的开端。当时大概没有人会料到，这次封禁非但没有使这个群体从此销声匿迹，反而让她们在接下来的两年里成为了可能是中国社交媒体上最可见的女权主义流派——不管是因为她们真的数量庞大还是战斗力格外强，还是国家特别容许，几乎在所有性别相关话题的下面，都能见到她们的身影和独特的黑话。

谁是激女？

“激女”的一套“黑话”大致可以分为针对男性的辱骂和针对两性关系的解读两个部分。通过这些词汇，女性被分为婚驴/男宝妈/精神男人（厌女爱男的）和激女姐妹（爱女厌男的），以及介于两者之间“半醒不醒的自由人”。

“自由人”的称呼来自于对“向下的自由”的讥讽，在一些关于女性是否有化妆/结婚/生育自由之类的讨论中，反对者认为这是一种“向下的自由”，而支持这种自由的女性是“觉醒不到位”的，进而将此称作“自由主义女权”。尽管“自由主义女权”一词原本的含义与“向下的自由”并不完全相同，但这种简单的解释方式显然比繁复的学术概念更容易得到理解和传播。绝大部分“激女黑话”都具有此类特点，某种意义上，它们正是大众化女权主义思潮映射在互联网语境中的结果。但这些黑话也带来了针对激女群体的种种争议：一方面针对男性花样繁多的嘲笑和辱骂进一步激化了反女权主义的情绪，另一方面和婚女的切割也导致很多来自女权内部的批评。

在现有为数不多的针对“激女”的报道中，受访者不仅在年龄、家庭环境、受教育背景等方面有着极大差异，在观点上也并不完全相同——事实上，“女权主义者”这个更广泛的群体也是如此。性别学者李思磐在2017年所做的问卷调研中发现，微博女权用户75%处在18-30岁之间，接近一半在23岁到30岁，约6成为独生女，约8成生活在经济较发达地区。但这一结果已经不一定适用于今天：网络用户低龄化已成肉眼可见的趋势，此外，现在的女权主义声量与性别对立态势都比当初激烈得多。

在李思磐2020年的文章中，她认为大部分微博女权用户更多是从个人处境出发，寻求经验的交流与社群的共鸣，而不是将女权主义作为一个公共议题来商讨和参与，正因如此，婚恋话题才会成为如今社交媒体性别议题的热点。但近年来性别暴力事件频发、新冠大流行以来社会矛盾日益激化，激女的壮大让女权主战场从家长里短重回更多样且公共的议题。尽管婚恋话题仍然处于讨论的中心，但态度已经从争论冠姓权直接进入到了“不婚不育保平安”的阶段，这一变化不仅意味着越来越多的女性已经直接对作为父权制支柱之一的异性恋婚姻制度产生了质疑乃至反对，也因其与当局的生育政策不相符而具有了一定的“危险性”。

这种公共性在黑话中也有直接的体现。对于许多日常中的“辱女词”，她们会直接用指代男性的词汇替换其中指代女性的词汇。拥有这样细致的性别意识至少说明，对于她们来说女权主义已经远远不是生活的安慰剂或参考书，而是一套完整的、涉及生活中方方面面的世界观与方法论。在女权主义行动因为政府的压制已经逐渐消亡的当下，激女的出现虽然仅限于线上，但也足够形成一个冲击。

在具有强烈冲击力的同时，激女的话语也制造出了一套可以被不断细化的二分法：首先是男性与女性，其次是婚女与单女，再其次是“自由主义/温和主义女权”与“激进主义女权”。制造对立面不仅是建立自我主体性的方式，还能不断加强自身团结。话语的再生产正是通过不断制造对立面而实现的。

二分法的使用也意味着对多元性别身份的否定：由于男性与女性的本源性对立，所以跨性别、流动性别和非二元性别都是伪命题；性多元群体和女权主义者也不一定是同盟，因为性多元群体仍然包括男性。在某种意义上，对“我”的不断二分也是一个对“女性”概念提纯的过程，先去掉跨性别女性，再去掉进入婚姻与生育的女性，最后得到纯粹的“女性力量”典范，即“激进女权主义者”，才是女权主义道路所需要的。

谁制造了激女

事实上，与其说“抗争”，激女所倡导的更多是“拒绝”：从自我生活的革命出发，拒绝与男性的一切关联，进而拒绝父权制对女性的种种要求。相比直接的冲突，拒绝、回避似乎是不那么具有攻击性的方式，但激女的拒绝太过彻底，恰恰引发了男性以及整个主流父权社会更剧烈的反应。

在韩国，大规模的反女权主义倾向也已经发生了。越来越多的韩国男性认为自己遭到了“反向歧视”，是激进女权运动的受害者，2022年当选的新一任韩国总统尹锡悦正是利用这种情绪，通过“女性主义是阻碍男女健康关系的罪魁祸首”、“制度上的性别歧视已经不存在”之类的言论吸引到了许多年轻男性的选票。很难想象，五年前文在寅竞选总统时还会公开称自己为女权主义者。

韩国的性别战争由来已久，不仅偷拍犯罪盛行，同工同酬也一直没有实现。随着近年来新一轮女权主义运动的高涨，越来越多女性拒绝成为传统社会所期望的贤妻良母，女权主义者在在街头集会上喊出“拒绝成为生育机器”的口号，整个国家的结婚率和生育率都逐年下跌。韩国女权运动这几年来确实取得了堕胎合法化、对偷拍犯罪的更严厉惩罚等诸多成就。其中最著名的6B4T主张起源于2019年左右，最初只是4B（不恋爱、不和男性发生性关系、不婚、不育），后来增加了不购买厌女产品、单女互助（也有翻译为“不与婚女互助”）和脱束身衣、脱宗教、脱御宅文化、脱偶像。尽管声势浩大，但据追随者说，目前韩国参与6B4T的人数只有四千多而已。

中韩两国都同样面临着反女权声音激烈、人口数量下降的局面，再加上中国女性对男性的厌恶和对婚姻的怀疑情绪本身就已经非常强烈，当6B4T被传播到国内，它作为一个彻底拒绝男性文化和父权规范的主张立即得到了许多响应，并迅速形成了社群。虽然不能肯定地说激女一定都是6B4T的践行者，但至少两者有着极高的重合度。除此之外，本土激女还增加了“脱性缘”一项准则，在原本“不与男性发生性关系”的准则上更进一步，彻底抛弃了浪漫爱——包括女同性恋浪漫爱。

类似的主张在1968年成立的女权组织Cell16的刊物中也出现过，该组织建议女性保持独身，既要同男人分开、也不必维持女同性恋关系。Cell16被认为是第一个提出性别分离女权主义概念的组织，但后来的一些性别学者通常将其看作异性恋性别分离主义的例子，与提倡将女同性恋作为政治策略的女同性恋女权主义相区分。

另一个与激女不谋而合的女权主义组织是1971年成立于美国华盛顿特区的女权主义公社“复仇女神”。她们认为异性恋女性是革命的障碍，宣称“只要女性仍然受益于异性恋红利，获得异性恋特权和安全感，就早晚会背叛自己的姐妹”。6B4T中的“单女互助”同样也有“不与婚女互助”的另一种翻译，后者不仅认为“婚女”或者“处于异性恋关系中的女性”是“不够女权”的，还是“父权制的伥鬼”（比如“男宝妈”）。

韩国女权并非没有意识到6B4T所代表的性别分离女权主义可能造成什么样的分歧和裂痕。一些6B4T实践者会对其他人排斥跨性别女性的行为感到厌烦，也难免会有一些女性迫于社会尤其是职场中的压力而放弃全面地遵循6B4T。当二分法进入女性内部，它不可避免会对一个主张、一场运动的可持续性造成影响。

不过，类似的观点对于激女并不完全是舶来品。早在2017年之前，中国互联网上就存在一批与社会较为熟知的女权活动家、学院派女权博主截然不同、却拥有大量追随者的网路女权意见领袖，其中影响力最大的就是林毛毛。她认为女性本身就是更优越的性别，大家应当摆脱“吸血”的原生家庭，用一切方式来为自己谋取利益。现在大部分激女的主张都有跟林的观点重合之处，然而有趣的是，林毛毛在早期从来没有自称过女权主义者，而是重新发明了一个概念叫“我权”，即完全关注自身的利益。

林毛毛还认为，那些没能摆脱彻底父权制规训并因此受伤害的女性（比如林奕含）都是“弱者”，会用不屑乃至恶劣的语言来攻击她们。6B4T最初被提出时，主要是作为一种个人自愿选择的生活方式倡议，但林毛毛从一开始就是要“骂醒”其他女性的。许多林毛毛等人的追随者也会表示，自己是真的被她们“骂醒”了，所以也相信可以用这种方法“骂醒”更多被父权制剥削的女性，这与如今的激女面对关于“婚驴”等攻击女性的词汇的质疑时所给出的理由如出一辙。但能够看到这些用来“骂醒”女性的言论的用户本身已经被筛选过，而更多需要帮助的底层女性即使真的有机会被这些言论“骂醒”，也不一定有足够的资源来让自己摆脱当前的困境。

现在的林毛毛已经不再活跃于微博、豆瓣等国内社交网站，但依然在女权网友中具有一定知名度，并通过口口相传的方式对如今的激女产生了影响，比如反孝、女本位/我本位等概念，现在仍经常能在网络讨论中看到。正如林毛毛自己的定义，比起女权主义她更接近纯粹的利己主义，只不过她仅仅对女性宣扬利己主义，同时贬低男性——无法否认，这在某种意义上的确算是一种自发的女权意识萌芽。当女性面对种种个人困境和性别不平等的社会现象，便会很容易被林毛毛极具中国本土经验的立场、富有煽动性的话语所吸引。这种在地的语言具有学院派女权惯用的理论术语所无法企及的力量，对如今的网络女权主义讨论规模和生态都产生了极大影响。

无论是韩国6B4T还是林毛毛，都更多停留在个人生活层面，用“（作为女性）如何过好自己的生活”来诠释女权主义，这延续了第三次女权主义思潮以来对个体的关注，却淡化了制度层面的诉求。女性可以坦然自称“利己主义”，因为这个社会是不利于女性的，而个体的自立自强才能带来女性群体的力量——或者说，女权主义本身已经更接近一种生活方式而不是意识形态。

争议从何而来

“激女”的争议事实上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西方女权主义者早已争论过的问题：交叉性的缺乏。正如黑人女权主义者指出中产白人女权主义叙事中有色人种、性少数与底层女性的缺位，“激女”也是一种“中产汉族顺性别异性恋女权主义”：二分法和对“女性”的提纯实际上制造了更多厌女表达并分化女性群体；“婚驴”的说法限制了对婚姻制度的讨论且掩盖了底层女性自主性的困境；一味地主张“脱性缘”则无视了女同性恋在异性恋制度下的个体经验。

在移植韩国女权主张的过程中，许多本土的问题也被忽视了。社会主义时期自上而下的强制性“男女平等”或许没有为女性处境带来什么根本性的改善，但它的确塑造了独特的社会文化环境，其中的许多问题是难以用主流的新自由主义女权话语概括的。比如由于性别平等政策，现代中国并不存在日韩普遍的女性婚后迫于社会压力离开职场成为家庭劳动者的现象——尽管这意味着婚后的女性在工作的同时需要额外承担家务和育儿劳动。“激女”热衷于鼓励女性自立自强努力工作赚钱，这在某种程度上遮蔽了家务和育儿同样是一种工作并在家庭中对女性造成剥削的现象。

在6b4t的影响下，恋爱——尤其是异性恋爱也成为了洪水猛兽的存在。与此同时出现了吊诡的现象：她们制造了“爱女”与“爱男”的二分法，并赞美女同性恋——因为这是“爱女”的。即便许多“激女”会自我认同为女同性恋或是不再喜欢男性的双性恋，但真实的、具体的女同性恋在她们的话语中并不多见，或者说，她们“制造”了女同性恋：在“香香软软的女孩子才是最好的”之类“爱女”话语之下（一种比较极端的可能性），外表更加男性化（被称为铁t）的女同性恋可能会被叫做“精神男人”、在网络上倾吐自己的恋爱烦恼的女同性恋则可能被批判是“性缘脑”。

激女所奉行的性别分离女权主义大部分理念都根植于女同性恋女性主义，但此处的“女同性恋”指的是政治女同而不是日常的女同，即“不和男性发生性关系的女性”（也不一定要和女性发生性关系）。她们认为女权主义者应当脱离男性以及由男性建立或定义的组织、关系与活动，按性别理论学者玛丽莲·弗莱的说法，这是“对我们周围的系统性厌女症的本能和自我保护式的回避”，因此，将性倾向转向女性也是女权主义者必然的选择。对此很多批评认为，她们挪用了“女同性恋”这一词汇，而完全忽视了女同性恋在现实成长过程中会遭遇的种种压迫与困境。正如激女创造“婚驴”等词汇来攻击没有脱离异性恋制度的女性，她们似乎常常过分关注自己的观点正确与否，而忽略了个体复杂的处境。

另一个针对女同性恋女性主义或性别分离女性主义的常见批评是她们否定了跨性别——激女也是如此——对二元性别差异的强调在某种意义上构成了该理论的基础。当激女在强调女性社群、全女空间的重要性时，“女性”的概念往往都被限定为指派性别女性，这不仅将跨性别女性排除在外，还完全忽视了其他非二元性别的存在。中文互联网上关于跨性别最常见的讨论都围绕跨女运动员和跨女上卫生间的问题（很奇怪，没有人关心跨男要上什么卫生间），激女通常持“只有完成性别肯定手术才算女性”的观点，这与七十年代的女同性恋女性主义者曾提出的“经血姐妹”概念相似，即只有拥有全套女性生殖器才能算女性。从这一意义上讲，现在的激女和上世纪以女同性恋女权主义为代表的激进女权主义者，都认同生物本质主义的性别划分（即便如此，生物学上的双性人/间性人也被忽略了）。

除了男女在生理上存在本质差异，她们还认为跨性别者强化了传统性别规范与刻板印象。女同性恋女权主义者珍妮丝·雷蒙德称跨性别是对女权的殖民，并且物化了女性身体。有些过往的激进女权主义理论家更进一步质疑sex和gender的概念区分。她们认为女性具有生育能力，因此是更独特、更优秀的，而过于强调社会性别不仅忽略自然的性别差异，还会贬低乃至否定女性特质。但很多时候，她们所说的“女性特质”其实混杂着生物因素与社会因素，比如女性更具韧性和同理心、更擅长情感表达，部分女权理论家会认为这是母职所带来的天然倾向，但同时它们也与更感性、更软弱等被公认为是由父权制建构的刻板印象相关联——如何认同存在性别刻板印象，那么如何判断什么是天然特质呢？

唯一可以确定的是，比起解构，本质论至少在扁平的互联网传播路径上更具优势。有人提出，我们正在经历发生于互联网的“第四次女权主义浪潮”，网络的去中心化让话语权更加分散，更多人得以发出声音、更多讨论圈正在形成。但另一方面，个体叙事的盛行难以避免地与消费主义合流，同时进一步巩固了阶级鸿沟，集体话语被压制的现实也因此变得更隐秘。

在中国，情况还更为特殊。政府一方面需要“坚持男女平等的基本国策”，另一方面对可能触及政策或制度问题的女权主义讨论或行动严防死守，因此女权主义不但不被允许出现在线下，连线上也被划定了安全区域。换句话说，我们能看到的女权话题都是官方允许的话题。如今的女权博主们观点可能不尽相同，但基本上都有着自立自强独立女性的形象，专注于搞钱搞事业。事实上这就是新自由主义最鼓励的一种叙事：普通人通过努力奋斗实现阶级跃升——即使你是女性。将问题简化成完全可以靠个人努力解决的模式而回避结构性问题，对于国家来说无疑是更安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