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論｜在屍體上前行：地中海沉船，歐洲邊境的死亡政治與反種族主義抵抗運動

【編按】今天，戰爭衝突、族群撕裂、剝削壓制和流離失所在如今資本全球化、父權制度和威權國家的共同裁製的世界中被不斷製造出來。「歷史終結」後全球一體化的願景僅持續了三十年，我們重又見證二十世紀冷戰的復歸；比起舊日的陣營，今天不再有主義之爭，政治光譜的參照系被擊潰，政黨政治的代表性也逐漸失效，隨之而來的是僅受地緣政治邏輯驅動的「敵人的敵人是朋友」和「比爛主義」（WhatAboutism）。

「另一個世界的可能」是端傳媒的一個系列報導，受到提倡另類全球化的「世界社會論壇」（World Social Forum）這句口號的啓發——「A different world is possible」。在今天的政治廢墟之中，我們會紀錄那些試圖想象一個更好的世界的嘗試。這個系列將持續關注從全球化矩陣上不同的邊緣位置中誕生，自下而上對抗新自由主義、威權國家與父權制的社會運動、替代性實踐，以及其中的抵抗技術與願景。

過去一周，超過 7000 名移民乘坐脆弱的船隻從突尼斯穿越地中海抵達義大利蘭佩杜薩（Lampedusa）海岸，地方政府宣布進入緊急狀態，義大利政府正緊鑼密鼓地準備採取緊急行動阻止入境者。在全球不均衡發展帶來的戰爭、族群衝突、和不可持續的生活條件面前，移民問題已經成為歐洲所面對的最嚴峻的考驗。隨著今年7月地中海沈船造成約600-700人的死亡再一次揭露歐洲邊境的暴行後，地中海的難民問題再度成為了歐洲輿論焦點。國際移民組織今年3月初發佈的有關地中海失蹤移民的統計顯示，2014年以來，地中海移民的死亡人數突破2萬大關。

自7月發生的地中海沈船慘案後，端傳媒邀請了目前從事地中海人搜救工作的自由記者、行動者和電影人Wasil Schauseil 撰寫本文，向中文世界的讀者介紹歐洲外部邊境上的暴政和民間行動者的公民艦隊的搜救行動。Schauseil 目前在一家人道主義搜救組織工作，他長期關注移民、全球不平等以及歐洲邊境政策問題。

歐洲的邊境在殺人。他們在全世界的目光下依然如此，正如2023年6月13日和14日所發生的那樣。

• 14:17: 與險境中的人溝通非常艱難。他們說，他們無法熬過今晚，他們在重大的困境中。Alarm Phone 試圖接收他們的GPS定位並向當局報警，但信號卻斷了。我們嘗試重新聯繫上他們。

在行動者緊急熱線 Alarm Phone 所記錄的時間線中，第一條求助發生在 6 月 13 日。當時，一艘載有約750人的遇險船隻聯繫到了他們。這艘船從利比亞出發，在希臘和意大利之間的地中海上失去控制。

• 14:30：遇險者再次打來電話，告訴 Alarm Phone 他們會發來位置信息。但實際上他們並沒有。

• 15:52：遇險者又給 Alarm Phone 打來兩次電話，但我們無法聽懂他們的意思。

• 16:04：我們再次與遇險者通話，他們說會發來 GPS 位置。

• 16:13: 我們收到了遇險者的位置信息：北緯36°15'，東經21°02'。我們嘗試收集更多信息，但沒能再次和他們取得聯繫。

• 16:53: 我們通過電子郵件向希臘當局以及包括歐盟邊境管理局（Frontex）、聯合國難民署希臘辦事處（UNHCR Greece）在內的其他機構報了警。

到目前為止，這樣的事情不算罕見。從地中海的海面到「 Alarm Phone」 推特賬號上的時間線，每一天，甚至每一小時，都回蕩着這樣的呼救聲。參與其中的行動者、人道主義者、律師和記者，都在網上持續關注着這些險境和希望。即使遇險人數衆多，也並非是意外之事。因為由橡膠、金屬或木頭製成的、或大或小的船隻總是人滿為患，往往很不安全。如今已有數千人溺水身亡，也有數千人獲救，全世界範圍內都有了回應，但誰會行動起來提供援助？記錄還在繼續：

• 17:20: 我們與遇險者們交談，他們稱船沒有動。他們說：「船長乘小船離開了。請給出任何可行的解決方案。」他們說，他們需要食物和水。

• 17:34: 我們再次接到遇險船隻的電話，他們更新了位置：北緯36°18'，東經21°04'——與之前的位置非常接近。他們說，船上過於擁擠，而且在左右搖晃。

• 20:05：遇險者告訴 Alarm Phone ，他們收到了商船「幸運水手」號（Lucky Sailor）送來的水，並已與「警察」取得聯繫。 Alarm Phone 還注意到，第二艘商船「衷實戰士」號（Faithful Warrior）正在靠近遇險者。

• 2023 年 6 月 14 日 00:46： 與遇險船隻最後一次聯繫。我們只聽到：「你好，我的朋友……您派出的船隻是……」通話就中斷了。

消息就此停止更新。智能手機的電池耗盡，信號也在公海上逐漸減弱。那些在遙遠的辦公桌前的人們開始感到疲憊。人們一定會以為，歐洲邊境管理局每年 8 億美元的預算，足以讓當局利用他們一流的空中偵察和衛星監控技術找到這些遇險者。有了他們提供的情報，意大利或希臘海岸警衛隊肯定會出動裝備精良的艦隊和直升機來援助。即使不是出於人道的目的，至少也能讓地中海海域在今年已經有兩千多人溺水身亡之後，儘量避免又一起醜聞。對那些正恐懼於生命安全的人們來說，當局出於何種意圖並不重要。

幾個小時過去了。有消息稱，歐洲邊境管理局的一架飛機在中午時分發現並拍攝到了這艘船。最終，三小時後，希臘海岸警衛隊（Greek Coast Guard）的一架直升機抵達，並拍攝了現在這張具有象徵意義的照片，它向公衆展示了一幅陰暗的景象：一艘藍色的木製漁船上，在我們能看到的甲板上已經擠滿了人。到底還有多少人被困在裏面？又過了六個小時，到了22:40，希臘海岸警衛隊的一艘船抵達。接下來發生的事情，便被籠罩在了由相互矛盾的信息、時間線、官方敘述和目擊者陳述所構成的迷霧之中。

事實是，7月14日的黑夜中，這艘船在距離希臘海岸僅 80 公里處翻沉。從第一次得到船隻遇險的消息到船隻沉沒，已過去了 15 個小時。在這期間，救援一直沒有展開。目前，已有 79 人被發現死亡，104 人從水中獲救，其餘的人失蹤。毫無疑問，他們被困在了木質的隔擋裏，沉入了 5000 英尺深的大海中。我們再也無法知道確切的人數了，但據估計，可能有 600 至 700 人，這個數字將使歐洲外部邊界的暴行清單再次突破紀錄。那些將罪責歸咎於歐洲當局、歸咎於蛇頭甚至歸咎於受害者本人的人，都會引用這些清單。人們甚至會就這些名單展開辯論：船上到底有多少人？他們應該算作失蹤還是死亡？畢竟，這不是泰坦尼克號，也沒有私人潛艇會潛入海底近距離展開調查。

「歡迎來到歐洲」

接下來的事情，在此前已發生過不止一次。在這起事件中，希臘當局聲稱：「那艘拖網漁船並沒有請求海岸警衛隊或希臘提供任何援助。他們到底在對誰說話？他們問過被困在船腹中的人嗎？總之，根據當局的說法，他們尊重了船隻上的人們的意願，於是對其置之不理。隨着第一批生還者被送往馬拉卡薩（Malakasa）的希臘難民營，他們的目擊者陳述讓人們對官方說法產生了懷疑。在國家電視台上，一名希臘海岸警衛隊的退休上將指出了官方說法的第一個明顯漏洞：「他們就像是在說，我可以眼睜睜地看着你淹死，什麼也不做。我們不用去詢問遇險船隻上的人是否需要幫助，他們當然需要幫助，從船隻失控的那一刻起就是」。

後來，據幾位來自不同國家的生還者稱，海岸警衛隊曾在船上繫了一根繩子，並將其向側面拉動產生波浪，最終導致了翻船。他們為什麼要這麼做？如果海岸警衛隊從一開始就不想幹預，那麼他們唯一的目的，可能就是以海面上人為劃定的地理界限為準，把船拖出希臘領海、拖出當局的責任範圍。這種做法也不足為奇，因為此類攔截已是希臘邊境政策中的標準程序。

希臘警方啓動了調查，9 名生還者因涉嫌走私罪而被捕。但根據歐洲各大報紙合作撰寫的調查報道來看，越來越多的跡象表明，希臘調查人員正在隱瞞或操縱證據。就連前些年在數十起暴力推回（pushbacks）和針對流動人口的暴力案件中沆瀣一氣的歐盟邊境管理局，也急於擦去自己的污點。他們與希臘當局的說法保持了距離，並宣布將親自對沉船事件展開調查。然而，作為歐盟執行機構的歐盟委員會（European Commission），卻對要求進行獨立調查的呼聲置之不理，並表示完全信任希臘當局的調查。

「推回」（pushbacks）

在裝備最精良的海岸警衛隊面前，卻有數百個本可避免死亡的生命被困於船腹。認識到這裏你會感到不安。而與之平行發生並同樣另人不安的，是另一些本可以阻止死亡發生的人對這件事的掩蓋欺瞞。而最令人不安的也許是，這些都不是偶發事件。今年 2 月初，在意大利克羅託內（Crotone）海岸，至少 180 名遇險者撞上了礁石。同樣，緊急狀況最早也是通過 Alarm Phone 報告的。歐洲邊境管理局和希臘當局都對情況進行了監測，完全了解當天的惡劣天氣。然而，希臘政府並沒有派出經驗豐富的海岸警衛隊，而是派出了一支警察巡邏隊，將此次事件視為對幫人偷渡的「蛇頭」的刑事追捕。然而，由於暴風雨的到來，他們又轉身離去。幾小時後，94 具屍體被衝上了岸，這些屍體來自敘利亞、阿富汗、埃及、巴基斯坦、巴勒斯坦或索馬里，有年輕人、老人和嬰兒。同樣，當局試圖推卸責任，聲稱是惡劣天氣使得救援無法進行。同樣，前海岸警衛隊成員不得不在國家電視台上反覆強調，如果出動了海岸警衛隊，惡劣天氣本是可以應對的。同樣之處還有，官方說辭很不對勁，暴露了更多系統性的問題。

死亡政治——作為工具的死亡

「在很大程度上，主權的終極體現是通過運用權力和能力來決定誰可以活、誰必須死來實現的。
因此，殺戮還是留下生命，構成了主權的界限，也是主權的主要屬性。主權就是對死亡的控制權（...）」

——阿基爾·姆本貝，《死亡政治學》

如果我們退一步，從一個更廣闊的視角來看，這些本可避免的悲劇就都並不令人意外。通過威懾手段，歐洲實際上是在屍體上前行，以阻止人們遠離它的邊境。除了歐洲的海陸邊界外，歐洲各國政府也正通過與非歐洲國家的合作，推行一種被姆本貝（Achille Mbembe）恰如其分地稱為「死亡政治」（Necropolitics）的戰略：利用社會和政治力量，來決定一些人可以以某種方式存活，另一些人必須以某種方式死亡。姆本貝認為，這背後推動着這一切發生的，就是種族主義。

實際上，地中海已經變成了非白人的亂葬崗。這些人出於各式各樣的原因試圖漂洋過海，但卻被遺至這片海域。 根據國際移民組織（International Organisation for Migration）的保守統計，自 2014 年以來，已有超過 27,000 人死亡或失蹤，而真實數字很可能還要更高。 2014 年僅僅是又一個人為的統計節點，因為這種現象的真實歷史要比現存統計長久得多。然而，2014 年的確在很多方面都是一個轉折點。2013年，蘭佩杜薩（Lampedusa）海岸發生的兩起大型沉船事故造成了600多人溺水身亡，這為歐洲公衆敲響了警鐘。意大利政府隨後啓動了一項名為「我們的海」（Mare Nostrum）的全面搜救計劃，在短短一年的行動中，意大利海岸警衛隊就從海上的險情中拯救了約 10 萬人。

這一計劃是同類計劃中的一個，但它的存活時間很短：它對歐洲應通過更廣泛的支持來為行動提供資金並照護獲救人員的呼籲，遭到了德國等中歐國家的拒絕。政客們在當時提出的觀點至今仍受到追捧：如果不加區分地對受難者施以營救，或者像一些人所說的那樣提供「接泊服務」（shuttle services），歐洲會鼓勵蛇頭牟利並助長「非正規移民」（irregular migration）。簡而言之，為處於險境中的尋求庇護者提供幫助，將起到「拉力因素」（pull factor）的作用，也就是助長人們嘗試偷渡的初始動機。這一「拉力因素」理論源於以歐洲為中心的移民理論，其基礎是經濟理性選擇理論（economic, rational choice theories）。這種理論假定移民會通過在家裏進行一個非此即彼的、經過了周密計算的考慮，來做出生死攸關的決定。這種單一維度的論點不斷被人們的真實原由和認真對待它們的研究者所反駁。已有數十項研究表明，海上救援活動與離境人數的增加之間並無關聯。最新的一項利用機器學習工具處理大量數據的綜合研究表明，衝突、與氣候相關的危機和不可持續的生活條件，才是影響越境頻率的決定性因素，絕非因為救援船隻的存在。

儘管如此，簡單的論點還是更容易被接受。一方面，它們構成了一種敘事基礎，讓人們不再相信聲援移民是更大的「移民問題」的一部分。另一方面，它們也為歐洲的閉關政策奠定了基礎：歐洲邊境的威懾（"你敢試試就死定了"）與其「外部化」相結合，後者指的是與歐洲之外的移民原籍國和過境國合作，以封鎖邊界、攔截流動人口，並作為驅逐協議的一部分將其遣返。

不久之後，「我們的海」（Mare Nostrum）計劃就終止了，使北非和歐洲之間大片的地中海海域成為了死亡地帶。

公民艦隊的誕生

「我們的海」的終止，是非政府搜救組織運動興起的直接原因。這些組織通常被稱為「公民艦隊」（civil fleet）：利用捐款，數十個私人組織購買了大大小小的船隻、舊貨輪、考察船和帆船，併為其配備了志願者，填補了歐洲各國政府故意留下的空白（見本文底部的倡議、活動平台和機構列表）。從那時算起，他們已經拯救了數以萬計的遇險者。同樣值得強調的，是他們成為了歐洲死亡政治之後果的見證人，這種見證令人不適，但他們毫不屈服。到了明年，公民艦隊的成立就有十年了。我們可以從兩方面來理解這件事：從積極的一面來看，他們達到了前所未有的專業水平、公衆影響力並獲得了持久的社會支持。但反過來，也可以說他們並沒有實現自己的首要目標：通過向政府施壓，讓政府做他們應做的事，從而使公民艦隊的存在不再那麼必要。總之，情況並沒有變得更好。

如今，公衆似乎已對溺水人數的不斷增加習以為常。歐洲政治領導人已經習慣於將問題合理化，指出大部分試圖渡海的人都不會被接納為政治難民，並且最終還是會被驅逐出境。「我們無法接收所有人」和「優先解決本國人民的問題」的說法，在公衆聽起來說顯然是合理的、"社會性"的且蠱惑性強的說辭，以至於公衆普遍沒有認識到，他們在現實生活中的鬥爭是無法與世界割裂開的。畢竟，歐洲的特權正是建立在殖民剝削、種族主義、貿易戰和對外干涉的歷史基礎之上，而這些歷史一直延續至今。此外，歐洲的發展中出現的不穩定、兒童貧困、無家可歸、社會不平等及由此產生的排外現象，並不是由移民造成的，而是新古典主義範式長達十年之久的霸權的後果，正是這些範式深刻地改變了社會契約。

排外的逐底競爭：極右翼的成功與自由主義綏靖政策的失敗

政客們與不滿的民衆陷入了對歐洲歷史的選擇性懷舊和遺忘之中，他們開始競相尋找替罪羊，並提出民粹主義的（也就是簡單化的）解決方案。所有既有的、不同派別的政黨代表——包括左翼在內——都開始對右翼極端主義在選舉中的成功感到恐慌。於是，他們共同指責所謂的「移民危機」威脅到的不只有法律和秩序，還有歐洲的文化和身份認同，並且也加劇了貧困、不穩定、不滿情緒和人們對社會衰落的恐懼。

德國是歐洲經濟總量最大、最有影響力的國家，概述德國從過去到現在有關移民問題的爭議，有助於解釋我們在整個歐洲可以觀察到的發展。

在過去十年中，政治光譜的極右翼出現了一個新的政黨——德國另類選擇黨（「Alternative for Germany」 - AfD）。這一黨派利用了人們對「失控的移民」（uncontrolled migration）的擔憂，建立於人們對既有政治代表們的普遍失望和不信任之上。這種現象的出現，主要是源於德國內部「老」西方人與「新」東方人之間的摩擦。柏林牆倒塌後，「東德」（German Democratic Republic, DDR）地區採取的資本主義休克療法（Capitalist shock therapies）所造成的破壞性影響，至今仍可窺見一斑：從教育和工作的質量，到收入和預期壽命，再到在政治、管理、商業、媒體等具有影響力的階層中的代表性（representation）——無論從哪個因素來看，你都會發現「東方」的情況更糟。再加上「東方人」從「西方人」那裏感受到的傲慢以及對自己過去的貶低，這些都為不滿情緒的爆發奠定了基礎。將自身打造成「建制派」（establishment）的唯一替代方案的德國另類選擇黨正在利用的就是這股不滿的浪潮，這與柏林牆倒塌後強烈浮現的排外情緒不謀而合。

值得注意的是，上世紀 90 年代，德國東部法西斯主義運動激增，參與者們經常襲擊所謂的外國人，包括在難民住所製造致命的縱火案。在蘇聯時期，東德的意識形態聲稱，從定義上來說，新的社會主義國家是反法西斯的，法西斯主義的所有殘餘都只能在西德找到。然而東西德統一後，「突然間」，兩邊的法西斯組織和網絡也積極地重新聯合起來，組成了一些希特勒政權垮台後最殘忍的武裝組織（其中最臭名昭著的就是「納粹主義地下組織」[Nationalsocialist Underground，簡稱NSU]）。對於不斷增加的種族主義暴力事件，國家機構和執政黨的反應既意外又愚昧。這些事件中，包括一起有九人被殺害的連環謀殺案，他們的家人於二十世紀五六十年代以「客籍勞工」的身份來到德國。出於種族主義偏見，警方首先將責任歸咎於受害者的背景、家庭和「文化」，因此未能阻止納粹主義地下組織長達七年的謀殺活動。

為什麼這與我們的當下有關？政治層面上發生的事情，如今似乎正在重演：由保守派（基民盟/基社盟[CDU/CSU]）和社會民主黨（社民黨[SPD]）組成的執政聯盟，不僅不承認德國早已成為所謂的「後移民社會」的事實，且主動忘卻德國的種族主義暴力歷史，反而對庇護法進行了嚴格限制。除此以外，該立法還引入了一種作為當今剝奪尋求保護者的權利制度的核心的機制，也就是 「第三安全國」原則：任何通過另外的「安全的第三國」以「非正規」（irregular）方式進入德國的人，都不能申請德國憲法規定的庇護權。德國的便利之處在於，他們只與他們認定為安全的國家接壤。這為今天歐洲邊境制度的核心奠定了基礎：宣布他們「安全」以達到快速將其驅逐的目的，並支持非歐洲國家使用根據歐洲法律對歐洲國家來說是非法的手段來阻止和威懾移民。這一點，再加上我們接下來將討論的其他措施，一起被稱為「外部化」（externalization）。

回到當前的爭論，我們可以看到歷史正在重演：為了安撫仇外情緒，將「德國選擇黨」的選民引流到自己這邊，各黨派代表都在向右翼靠攏。比如，保守黨（基民盟/基社盟）的領導人對任何「非土豆德國人」（「土豆德國人」是對沒有移民背景的德國人的一種諷刺說法）家的孩子在公共遊泳池搗亂的行為都大肆譴責，並要求實行更嚴格的治安和驅逐政策。這種叫囂帶有一種文化上的優越感，將所有問題的根源都視為沒有融入德國的價值觀。

那麼他們提出的解決方案是什麼？將自己定位為難以直面的真相的傳播者、以及將流離失所的人們從跟隨剝削性的「蛇頭」穿越歐洲封鎖邊界的絕望嘗試中解脫出來的服務者，領導層們最近提議，完全廢除憲法為個人提供的庇護權。他們認為，《日內瓦公約》（Geneva convention）已經「過時」了。取而代之的，應該是每年提供一組地點，讓尋求庇護者可以正式、有序、耐心地，在他們想要逃離的地方提出申請。

到目前為止，德國保守黨派仍是反對黨。而作為反對黨，他們便會為了吸引眼球而說一些不着邊際的話。然而，這種由通過剝奪公民權、排斥流動人口而實現的的「逐底競爭」（「race to the bottom」），卻的確是歐洲各國政府的最大公約數。

為暴力劃分界限：歐洲邊境地區

「我不知道自己會被當作『難民』，一個沒有證件和權利的人。我以為我們已經逃離了緊急情況，但在這裏，我們的到來卻是當地人眼裏的緊急情況。我以為我們在難民營的處境是緊急情況，但在歐洲，人們將『我們』這樣的人的緊急情況視作死亡。」

——帕瓦娜·阿米莉（Parwana Amiri），《莫里亞來信》（Letters from Moria）

作為對右翼成功的反擊，由綠黨（Die Grünen）、自由黨（FDP）和社民黨（SPD）組成的執政政府，於 2023 年 7 月同意了對庇護權進行戰後歷史上最嚴厲的限制。所謂的「歐洲共同庇護體系改革」（Reform of the Common European Asylum System, CEAS）正在推動「快速邊境程序」制度化。這樣做的意圖，是將「非正規」移民限制在歐洲外部邊界，讓他們迅速通過在歐盟委員會的資助下於拘留中心（detention centres）建立的所謂的「快速、高效、公平「（fast, efficient and fair）的庇護程序。作為一項法規，這一機制應適用於原籍國在歐盟範圍內平均庇護認可率低於 20% 的國民，但成員國也可自由納入其他群體。那些被拒絕的人，將被直接從難民營驅逐到他們的原籍國或某個「安全的第三國」。在希臘，我們可以觀察到這種新的管理效率會導致什麼結果。據稱，希臘在一些被隔絕並被圍起來的營地（官方稱之為「危險地區」[hotspots]）中，加快了庇護和驅逐程序，並以此作為藍圖和試驗場。在這些危險地區——萊斯沃斯島（Lesvos）、科斯島（Kos）、希俄斯島（Chios）、薩摩斯島（Samos）和萊羅斯島（Leros）——中，最廣為人知的就是萊斯沃斯島上的「莫里亞」（Moria）難民營。成千上萬的尋求庇護者被困於「莫里亞」，然而這裏甚至缺乏最基本的衛生、醫療和住宿設施。在法律方面，危險地區是人道主義和法律保護標準較低的地方，限制了對有負面效果的決定上訴和獲得法律支持的權利。在更深層的人性層面上，「危險地區辦法」（hotspot approach）合理化了人們在當局的控制下遭受的、前所未有的非人化、創傷化、有罪化對待，以及當局任意採取的暴力和系統性忽視。

對那些想聲稱法治的自由價值觀念是歐洲文化的決定性特徵的人來說，近期的一份關於希臘移民刑事犯罪化報告的調查結果是一次嚴峻的現實考驗：截至 2023 年，被控「協助非法入境罪」（facilitation of illegal entry）的外國人，是希臘的第二大有罪群體。每多一艘船抵達希臘海岸，就至少多一人因涉嫌偷渡而被起訴。在我們所能觀察到的案件中，有 95 起案件的判決基於十分有限且存疑的證據，比如單一警察或海岸警衛隊官員的證詞，其中又有 68% 的案件證人沒有出庭接受辯方的盤問。許多被起訴者幾乎或完全沒有得到翻譯幫助，因此甚至不了解對他們的指控內容。法庭審判的平均時長為 37 分鐘，平均刑期為 46 年。有受害者報告稱，他們遭到了警察的恐嚇、羞辱甚至酷刑，被迫在供詞上簽字。走私罪被視為重罪，最低刑期為 10 年，正如2021 年，一位 25 歲的阿富汗父親因其兒子在海難中溺亡而被判處 10 年監禁。

這一法律以歐盟關於打擊偷渡的指令為基礎，理論上受《日內瓦難民公約》（Geneva Refugee Convention）的約束，這一公約明確賦予了每個想要尋求庇護的人在未經事先批准的情況下進入一個國家的權利。此外，歐盟成員國還簽署了《聯合國打擊偷運移民議定書》（United Nations Protocol against the smuggling of migrants），該議定書明確規定，尋求庇護者不得因偷渡而受到刑事迫害。因此，歐洲對打擊偷渡者的優先級的急切強調，是完全無視國際法的。而且通過封鎖邊境，「正規」的越境途徑已被關閉，因此，對大多數人來說，非正規方式仍然是唯一的選擇。

正如在萊斯沃斯的記者弗朗西斯卡·格里爾邁耶（Franziska Grillmeier）所說的那樣，我們所看到的，是「暴力的界定」區分出了兩個世界：一個是法治適用於「正規軍」的世界，另一個則更類似於專制政權的作風，即打着某種合法性和正當程序的幌子，不受約束地懲罰和威懾「非正規軍」。此外，任何在建立法外之地的同時又維護某種問責制度的嘗試，都必須同時訴諸審查手段。因此，界定針對移民的暴力範圍、建立審查禁區和對記者或其他獨立觀察員進行攻擊是相輔相成的。

假如歐洲議會通過了歐洲庇護制度的改革計劃，那麼成千上萬滯留在歐洲邊境地區的非正規移民怎麼辦？

過去，人們從危險地區被遣送到的「安全的第三國」是土耳其，然而土耳其相關法律的不充足和非法「推回」敘利亞等國的消息卻屢見報端。由歐盟委員會主席馮德萊恩（von der Leyen）領導、自封為「歐洲團隊」（Team Europe）的組織新近選擇的國家包括突尼斯。2023年7 月，在「後法西斯主義者」（post-fascist）意大利總理梅洛尼（Silvia Meloni）的提議下，「歐洲團隊」與突尼斯獨裁總統賽義德（Kais Saied）達成了協議。除了鎮壓他們認為的政治對手和破壞司法獨立外，賽義德還在2023年2月發表種族主義演講，導致了針對少數群體（尤其是來自撒哈拉以南的非洲人）的暴力和歧視的升級。暴民們在街頭巡視，私闖民宅，有時還手持砍刀。僅僅因為膚色，人們就遭到毆打、搶劫、虐待、酷刑和強姦。自 2023 年 7 月初以來，突尼斯安全部隊一直在將黑人移民和難民驅逐到利比亞-突尼斯和阿爾及利亞-突尼斯邊境處的沙漠中，並且沒有給他們提供水、食物、防曬和醫療服務。到目前為止，已有數起死亡事件和醫療急救事故的報道。

與此同時，從突尼斯乘船前往意大利的人數也達到了創紀錄的水平。這既說明了人們試圖逃離的暴力的嚴重性，也說明了為何歐盟委員會（EU Commission）如此慷慨地為突尼斯提供高達 10 億歐元的資金建立「戰略伙伴關係」，且其中的 1.05 億歐元都用於加強與突尼斯當局在遣返和邊境管理方面的合作。如果看看更廣泛的地域，這種不光彩的合作關係的例子還比比皆是。它們都遵循同樣的秘訣：以「人才合作」、貿易便利化、資金、設備和「人權培訓」，換取驅逐協議、警務合作以及對於嚴格的邊境管制、攔截和強制遣返已在途中的移民的承諾。這些交易及其後果，已被如移民控制信息（migration-control.info） 這樣的平台記錄了下來。

反抗全球社會不公正的社會運動

與氣候正義運動一樣，在過去十年中，為尋求庇護者爭取安全的申請、遷移條件和被有尊嚴地對待的權利運動，也是在歐洲最引人注目和最活躍的社會運動。對後者來說，不同的團體、機構、倡議和活動，在視角、工具、關注點和（非）正式組織形式方面各不相同。從切實可行的團結行動、僑民網絡、人權和刑事辯護律師、致力於此的記者或議員，到人道主義組織或搜救組織、避風港城市運動（safe-haven city movement）、信息行動主義（information activism）、抗議遊行、宗教行動主義（如提供「教會庇護」）、紀念活動、佔領空屋、藝術家介入或反對驅逐的行動、像「利比亞難民」（Refugees in Libya）這樣自組織的難民團體，無數人都不願意接受現狀。

許多人都認為，他們的參與與全球不公正議題息息相關。從移民現象是一種多樣化、多層面的跨國流動現象這一角度來看（在另一些理論中被稱為「移民自主」（autonomy of migration）），我們就會明白，移民本身並不是一個需要解決的問題，而是急劇變化的世界及其所產生的衝突、不平等、權力失衡和壓迫的一種表現形式，這其中也包括歐洲國家在過去和現在的責任。以這樣的角度來理解移民問題，我們就會知道，歐洲白人政策制定者那些帶有偏見和管理性的思維，是無法「管好」或阻止難民的——除非使用暴力。但是正如我們在歐洲和其他地方所看到的，即使使用暴力，也只能推遲或暫停這一運動，而這樣做又會給人民造成巨大的傷害。

地中海和撒哈拉沙漠的情況表明，儘管當局已採取了各種威懾手段，卻仍有成千上萬的人敢於越境。在 2023 年的前7個月，約有 12 萬人通過海路抵達了歐洲。如果某一條移民路線或多或少地被阻斷，另一條移民路線就會隨之出現。路線越是難走，「蛇頭」們的利潤就越大，也就會有越多人在撒哈拉沙漠或地中海面臨喪生的風險。歐洲政策制定者越是依賴專制政權和不穩定的政府來進行監管，就越使自己成為暴行的同謀。

如何以超越防禦的姿態而採取行動？

最後，將移民問題理解為全球動態的一面鏡子，意味着要對遷移中的人們的政治和社會需求——也包括使他們流離失所和被驅逐、被剝奪權利的原因——做出回應。這就要求我們必須超越以國家或歐洲為中心的視角，去看到更廣泛的問題，並採取行動。只有從這種心態和策略觀出發，才有可能創造另一個世界。與此同時，這也是我們在實現跨國政治團結過程中所面臨的真正挑戰，這其中包括一些尚未解決、也許暫時還無法解決的張力。

第一個張力在於，將議題作為一項政治運動去了解其範疇是一回事，而對其採取行動又是另外一回事。除了提出（有用但有限的）要求、聲明、投訴、舉報、法律呼籲，或組織地方遊行示威和支持網絡（關於住房、醫療、教育、法律支持等），行動者們還需要開誠布公地反思自身的特權、地位、承諾、時間和資源，以了解有生命力的跨國團結和有效的地方行動應該是什麼樣的。然而，由於需要解決的重大問題太多，運動往往在很大程度上處於防禦狀態：面對日益高漲的仇外情緒和攻擊性越來越強的邊境制度，儘可能地保護庇護權、不經審查的信息的獲取權、正當的法律程序和司法獨立等基礎性工作，似乎已耗費了大部分精力。這不是一個可選擇的問題，而是一個必須解決的問題。因為這些自由主義的基本原則，從很多方面來講，都是構成不同形式的行動主義和人道主義工作的基礎。無論它們有多少侷限性和缺陷，我們都應當去捍衛。

前文中已經提到： 在這方面，情況並沒有好轉，因此人們不禁要問，我們還能做些什麼。有意思的是，最近發生的皮羅斯沉船事件（Pylos shipwreck）、在突尼斯或利比亞不計後果地推行「外部化」政策的行為以及對庇護權的攻擊，都在一定程度上給這場運動注入了活力。這些事情迫使很多人去批判性地審視他們的策略，同時也鼓舞了原本沉默着的記者、人道主義行動者、政黨成員或議會成員，去發出他們的聲音。

歐洲議會中的大多數議員通過了一項出人意料的、簡單直接的決議，這項決議通過了運動人士們推動了多年的要求，比如呼籲積極開展由國家主導的搜救活動，對沉船事件進行獨立調查，或與非歐盟國家共享有關歐盟邊境合作的信息。

同時，地方團體也掀起了組織抗議活動的熱潮。過去幾個月，公衆對移民話題的關注度明顯上升。即使是通常看起來「鐵板一塊」的國家行為者之間，也出現了摩擦加劇的跡象。如前所述，歐洲邊境管理局公開質疑了希臘當局的行為（在已經支持他們多年以後）。這的確值得注意，但不應誤以為希臘當局真的改變了初衷。在意大利，海岸警衛隊聽從極右翼政府的指揮，與公民艦隊的合作比以往更加密切。因為隨着從突尼斯出發的船隻越來越多，海岸警衛隊的救援能力已經捉襟見肘。突尼斯、利比亞等地局勢的嚴重性，以及地中海和撒哈拉邊境地區每天都在發生的死亡事件，都已經太過明顯，不可能被大衆所忽視。

儘管如此，我們離 2014 年和 2015 年短暫的「歡迎文化」（welcome culture）時期所能看到的團結一致、樂於幫助「他者」（the other）的勢頭還相距甚遠。當時，連保守派（基民盟）總理安格拉-默克爾（Angela Merkel）都說「我們做得到」（We can do this），並決定向滯留在所謂「巴爾幹路線」（Balkan route）上的人們開放德國邊境。對待來自「全球南方」（Global South）的難民，比起俄烏戰爭以來席捲東西歐的團結和歡迎文化浪潮不可同日而語。由於歐洲各政治派別在烏克蘭難民潮面前的空前團結，歐洲的政策制定者們正在向世界展示，開放邊界並簡化庇護程序是有可能的——儘管他們此前曾對難民們喋喋不休、粗暴對待——讓烏克蘭人無需應付繁重的文書和無止境的等待，就可以在德國生活和工作。

與此同時，這一時期也更加殘酷地體現了歐洲邊境制度的雙重標準：比如，烏克蘭人可以順利通過波蘭邊境，而在前一年，波蘭邊境卻成為非白人難民的死亡地帶。2021 年冬天，數百人被困在白俄羅斯和波蘭之間的森林中，然而獨立觀察員和救援工作者的進入都受到限制。一年後，即使炸彈已落在基輔，烏克蘭境內試躲避戰爭的非洲、中亞或中東學生，也遭遇了歐洲邊境制度默認的種族主義。又過了一年，即使對烏克蘭人來說，原本的歡迎文化也開始出現裂縫，因為中央政府不再向德國地方政府提供援助來支持抵達的烏克蘭難民，在民間要與俄羅斯和平共處的呼聲也越來越高。

為實現國際團結而奮鬥：張力與分歧

如果我們試圖勾勒出一幅反對邊境制度的行動圖景，就一定會注意到，這一運動在如何對待和解決全球社會不平等、特權、共謀和國際法的侷限性等問題上，存在着許多分野與張力。比如，雖然捍衛「日內瓦難民公約」的原則和人道主義的保護標準是勇敢的，但該公約本身卻存在着嚴重缺陷。比如，在全球範圍內大規模的不平等、貧困、驅逐以及少數國家的金融與貿易霸權面前，尋求更好的生活卻不能作為申請庇護的合法理由，以至於主流媒體的評論員們輕蔑地使用一句「貧困移民」（poverty migration），好像問題就能這樣被化解了。傳統的難民法也不承認氣候危機的影響是向「全球北方」國家（Global North）申請庇護的合法理由。然而，正是由於這些「全球北方」國家進入了碳時代（the carbon age），才使得我們陷入如今的困境。

從這個角度來看，難民運動僅僅訴諸傳統的難民法或捍衛最低限度的人道主義原則是不夠的，它還需要推動政治和法律格局的、更深層次的變革。在這種變革的基礎上，行動者們便也可以讓自身取得進一步的發展。

更重要的是，傳統的人道主義工作所帶來的結果，可能是使現狀趨於穩定：由於參與了邊境地區困境的管理，非政府組織們受到了越來越多的批評，因為這些困境正是由人道主義行動者們所依靠和與之合作的當局蓄意製造的。批評者們以種族資本主義理論為基礎，認為人道主義者們往往在無意間通過「取消資格、分類管理和加以遏制，參與了將無家可歸者作為剩餘人口的生產和管理」。一些人談到了「人道主義產業綜合體」（humanitarian-industrial-complex），指的是大大小小的非政府組織或慈善機構都在接受私人和公共資金，以此將暫住者和拘留者的痛苦保持在某種「可忍受」（bearable）或「可展示」（presentable）的程度上。相比起「製造裂縫」，他們更像是在「填補空白」，因此有很大的風險會使由暴力與不理睬所組成的整體機制更加完善，即使他們的工作人員或團隊，可能是真的出於助人的願望。以希臘的「危險地區」（hotspot）為例，人道主義行動者的確為無數人帶來了巨大的改變，也提供了一些救濟，不論是給予活動、物質和醫療方面的支持，還是改變沉悶、緊張、不穩定和暴力的難民營生活。但另一方面，他們這樣做甚至可能為希臘當局及其歐洲支持者們提供一個藉口：「事情其實並沒有那麼糟」。所以，一個充滿張力的問題就在於，他們到底是在改變自己所處的體系，還是在加固它。

毫無疑問，這兩種看法都有道理。實際上，人道主義行動者們對邊境制度所持的公開立場各不相同。有些人不放過任何一個追究當局責任的機會，並努力在財政和政治上保持獨立。而另一些人則採取更加「中立」的態度，將自己「置身於政治之外」，他們宣稱這樣才能進行純粹的人道主義工作。

為了呈現出這樣一種頻譜範圍，我們可以看一些比較明顯的案例：一邊是如福音派的「歐洲救濟組織」（EuroRelief）這樣的大型慈善機構，在希臘政府的積極邀請和財政支持下，在薩摩斯（Samos）和萊斯沃斯（Lesvos）等地的難民營管理中發揮了越來越大的作用。這一機構與極右翼政府和希臘東正教保守派有着密切聯繫，一直在共同將人們從舊的、警戒較少的營地，強制轉移到新的、監獄般的、受到高度監控的「封閉控制出入中心」（closed-controlled access centres）。在那裏，他們承擔管理和治安職責，並與官方的安全部隊密切合作。他們被指控利用食物、衣服和 Wifi 來脅迫弱勢難民皈依基督教。此外，志願者們與「新阿拉伯人」（The New Arab）分享的內部指導原則中，體現出濃厚的父權制和去政治化立場：「在任何情況下，歐洲救濟組織的志願者都不得主動與異性難民握手或擊掌。」指導原則還要求志願者們「也請不要在網上發表批評希臘當局的帖子」。

而另一邊，是一些如「無國界醫生」（Doctors without border，簡稱「MSF」）這樣的大型國際組織。他們在歐洲政府採取臭名昭著的「危險地區辦法」時，就已完全退出了在莫里亞（Moria）難民營的工作。但他們仍在難民營外保持活躍，並與歐洲各國政府的政治和財政保持距離。此外，還有許多規模較小、由私人資助的行動者，如「萊斯沃斯團結組織」（Lesvos Solidarity）、「萊斯沃斯法律中心」（Legal Centres Lesvos）、「愛琴海移民團結組織」(Aegean Migrant Solidarity)，以及各種自治團體。他們通過嚴密的報告、記錄、法律辯護、戰略訴訟和基於橫向團結原則（principles of horizontal solidarity）的社區工作，積極為人們爭取權利。

如果我們把視角轉向地中海，也會看到類似的張力。公民艦隊處於同樣的棘手處境中，他們在一定程度上，依賴於與他們的目標背道而馳的當局海岸警衛隊、「救援協調中心」（Rescue Coordination Centres）及政府的合作。因此，他們必須在政治獨立、與當局合作和財政需求之間保持平衡。它們主要背靠大量個人或機構捐助者的私人資金，而這些個人或機構捐助者本身又出於不同的動機。因此，非政府組織為了籌集資金，可能會去迎合捐助者們，更多地講述個人的、「人類」的和弱勢群體（最好是婦女和兒童）的艱難困苦的故事，而不是抨擊造成這種不公正的、整個種族與父權制資本主義體系。

在公民艦隊中和其他更普遍的情況下，非政府組織都必須樹立起職業、正規、專業的形象，並將其有限的力量集中在邊境鬥爭的某一具體事項上，從而將自己的行動劃定在一個相對集中的範圍中。他們的「工作」是營救遇險人員，倡導國家行為者履行其法律義務，但他們是否也能促進更大的變革？讓我們來看看這一困境：公民艦隊的船員們，往往是最早向在利比亞經歷了地獄般的生活的人們提供關懷以及人道的、團結的意識的人。但當遇險人員們在意大利上岸後，聯繫就中斷了。這不一定是因為工作人員和船員們想要如此，而是因為這些組織幾乎沒有能力給這些人進一步的陪伴或支持。此外，他們還必須對政治對手將他們與「蛇頭」聯繫在一起的誹謗時刻保持警惕。從人性的角度來看，這種約束讓人覺得武斷和刻意。但是在實踐的層面上，邊界明晰的形象可能會讓組織在調動資源和獲得公衆支持方面更具影響力。

總之，在任何正式機構化的組織方式之下，都很難在歐洲各組織之間形成和培養出一種變革的、靈活的和共同團結的意識。這些歐洲組織想要幫助的，正是最終必須親自面對意大利難民營的錯綜複雜與與世隔絕的流動人口。

另一個世界正在形成

面對「不合規移民」（irregular migrants）所面臨的系統性暴力、非人性化和歧視，以及為團結與聲援運動而付出的努力所捲入的、持續的緊急狀態和矛盾，我們必須承認，去政治化的人道主義和以國家為中心的管理熱忱是行不通的。

與氣候危機迫使人們跨越國界地思考問題相似，全球移民運動也迫使歐洲人們承認，他們的相對福祉是以地球上大量人口的遷移為代價的。和過去所發生過的一樣，移民運動在很多方面都已經適應了這一現實。就個人而言，行動者們越來越多地去追問，他們的生活方式和相對特權，會如何影響他們的行動以及他們對壓倒性的全球不平等的理解。從集體層面來看，「非歐互動」（Afrique-Europe-Interact）等倡議組織，或「撒哈拉警報電話」（Alarm Phone Sahara）和「警報電話/地中海觀察」（Alarm Phone/Watch The Med）所付出的巨大努力，都加強了跨國合作。他們在向遷移中的人們提供即時幫助的同時，也傳播了有關人們所面臨的政治和社會環境的知識。此外，歐洲當地團體和僑民團體之間的合作也日益密切。

然而，我們仍有更多工作要做：這項運動仍然以白人為主，行動主義本身也沒有擺脫父權制、階級、種族的偏見以及外界的扶助。不過，既然已具雛形的張力仍然存在並在奮力鬥爭，就說明從許多方面來看，另一個世界的形成不僅僅是有可能的，而且已經在過程當中。圍繞邊境的鬥爭根植於全球權力、金錢和暴力關係問題之中的觀念復興了起來，人們對非政府組織、志願者和草根組織如何被捲入移民與難民們面臨的、種族資本主義邏輯的再生產，產生了越來越多的（自我）批判。人們越來越意識到，這種邏輯使支持團體和流離失所者之間的關係變得複雜並受到牽制。因此，對於作為行動者的個體來說，這也是一個更好地理解行動中的複雜性、張力與矛盾的機會。我們如何才能從一個不知疲倦地製造問題的系統中解脫出來？這仍然是最困難、也最有趣的問題。

在這方面，理論可以幫助我們從政治光譜上理解各種問題，但它往往無法深入到更細微的日常鬥爭、成就、人際關係中的友情和團結中，也無法看到人們在持續的行動中所真實體會到的、相互矛盾的經驗。概括性的評判對這一爭論來說幾乎沒有幫助，「改革派」與「革命派」、「非正規草根組織」與「正規的人道主義組織」之間的高調辯論也無濟於事。

很顯然，在學者們所描述的機構化的人道主義行動者與「團結起來的草根倡議者們」（grassroot initiatives of solidarity）之間，既有更明顯的、也有更模糊的分界線。有些情況可能非常清晰，而另一些則需要更加細微和不帶偏見的視角。「非正式性」本身並不是一種內在的價值觀，因為草根團體可能同樣在與偏見、庇護和不平等的權力關係做鬥爭。他們可能會建立起鼓舞人心的社群和靈活團結的範例，但是是建立在極不穩固的基礎之上（比如通過佔領空屋），因此無法為處於弱勢地位的人提供他們可能需要的穩定。與此同時，他們更大的開放性和靈活性，也使他們能夠創造出十分珍貴的、共同奮鬥和學習的氛圍。而「正式性」則伴隨着無休止的複雜問題，比如與金錢打交道、有償行動、經濟依賴、缺乏靈活性以及一定程度的疏離感和行動範圍上的侷限。但與此同時，「專業化」的組織方式可能能讓他們建立更持久、更可靠的基金會，並在更大範圍內動員起資源和公衆意識。

所以，在看不到細微的差別、無法對每一個事件做出具體且全面的評判的情況下，就擺出一副堅定的「中立」人道主義者姿態，可能與擺出激進的、非正式的草根行動者的姿態一樣，是膚淺且具有誤導性的。理論固然有幫助，但經驗才更勝一籌。我們正面臨着一個令人不安的兩難境地——一方面要加入全球共同的鬥爭，另一方面又必須在本地採取行動。正是通過本地化的經驗，我們才得以接觸（或拒絕接觸）到壓倒性的、令人擔憂的、矛盾重重的鬥爭和苦難的現實。如果我們敞開心扉體驗陌生的環境，重視傾聽而不是接受現成的解釋，我們就能在個人和集體的層面上都學會謙卑，並在豐富的共同行動中增強實力。

因此，一個「簡單」的前進路徑就是，繼續積極地行動起來，並鼓勵其他人也這樣做。行動的同時，我們應該對金錢、特權、意識形態、偏見和簡化的世界觀之間的錯綜複雜關係保持覺察。

歸根結底，我們最根本要做的，仍然是積極地，甚至在必要情況下激進地，以公民不服從（civil disobedience）的方式反對法西斯主義的興起，並抵制人們（甚至包括左派在內）進一步將弱勢群體和受歧視群體對立起來、企圖摘取民粹主義選舉成功的低垂果實的做法。反對威權主義和法西斯主義，不能靠對弱勢群體大打出手，不能靠迎合刻板印象而驅逐他人，也不能靠以沙文主義區分「應得」（deserved）和「不應得」（undeserved）。歷史和現狀都已充分證明了這一點——尤其是在歐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