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在尸体上前行：地中海沉船、欧洲边境的死亡政治与反种族主义抵抗运动

【编按】今天，战争冲突、族群撕裂、剥削压制和流离失所在如今资本全球化、父权制度和威权国家的共同裁制的世界中被不断制造出来。“历史终结”后全球一体化的愿景仅持续了三十年，我们重又见证二十世纪冷战的复归；比起旧日的阵营，今天不再有主义之争，政治光谱的参照系被击溃，政党政治的代表性也逐渐失效，随之而来的是仅受地缘政治逻辑驱动的“敌人的敌人是朋友”和“比烂主义”（WhatAboutism）。

“另一个世界的可能”是端传媒的一个系列报导，受到提倡另类全球化的“世界社会论坛”（World Social Forum）这句口号的启发——“A different world is possible”。在今天的政治废墟之中，我们会纪录那些试图想象一个更好的世界的尝试。这个系列将持续关注从全球化矩阵上不同的边缘位置中诞生，自下而上对抗新自由主义、威权国家与父权制的社会运动、替代性实践，以及其中的抵抗技术与愿景。

过去一周，超过 7000 名移民乘坐脆弱的船只从突尼斯穿越地中海抵达达意大利兰佩杜萨（Lampedusa）海岸，地方政府宣布进入紧急状态，意大利政府正紧锣密鼓地准备采取紧急行动阻止入境者。在全球不均衡发展带来的战争、族群冲突、和不可持续的生活条件面前，移民问题已经成为欧洲所面对的最严峻的考验。随著今年7月地中海沉船造成约600-700人的死亡再一次揭露欧洲边境的暴行后，地中海的难民问题再度成为了欧洲舆论焦点。国际移民组织今年3月初发布的有关地中海失踪移民的统计显示，2014年以来，地中海移民的死亡人数突破2万大关。

自7月发生的地中海沉船惨案后，端传媒邀请了目前从事地中海人搜救工作的自由记者、行动者和电影人Wasil Schauseil 撰写本文，向中文世界的读者介绍欧洲外部边境上的暴政和民间行动者的公民舰队的搜救行动。Schauseil 目前在一家人道主义搜救组织工作，他长期关注移民、全球不平等以及欧洲边境政策问题。

欧洲的边境在杀人。他们在全世界的目光下依然如此，正如2023年6月13日和14日所发生的那样。

• 14:17: 与险境中的人沟通非常艰难。他们说，他们无法熬过今晚，他们在重大的困境中。Alarm Phone 试图接收他们的GPS定位并向当局报警，但信号却断了。我们尝试重新联系上他们。

在行动者紧急热线 Alarm Phone 所记录的时间线中，第一条求助发生在 6 月 13 日。当时，一艘载有约750人的遇险船只联系到了他们。这艘船从利比亚出发，在希腊和意大利之间的地中海上失去控制。

• 14:30：遇险者再次打来电话，告诉 Alarm Phone 他们会发来位置信息。但实际上他们并没有。

• 15:52：遇险者又给 Alarm Phone 打来两次电话，但我们无法听懂他们的意思。

• 16:04：我们再次与遇险者通话，他们说会发来 GPS 位置。

• 16:13: 我们收到了遇险者的位置信息：北纬36°15’，东经21°02’。我们尝试收集更多信息，但没能再次和他们取得联系。

• 16:53: 我们通过电子邮件向希腊当局以及包括欧盟边境管理局（Frontex）、联合国难民署希腊办事处（UNHCR Greece）在内的其他机构报了警。

到目前为止，这样的事情不算罕见。从地中海的海面到“ Alarm Phone” 推特账号上的时间线，每一天，甚至每一小时，都回荡着这样的呼救声。参与其中的行动者、人道主义者、律师和记者，都在网上持续关注着这些险境和希望。即使遇险人数众多，也并非是意外之事。因为由橡胶、金属或木头制成的、或大或小的船只总是人满为患，往往很不安全。如今已有数千人溺水身亡，也有数千人获救，全世界范围内都有了回应，但谁会行动起来提供援助？记录还在继续：

• 17:20: 我们与遇险者们交谈，他们称船没有动。他们说：“船长乘小船离开了。请给出任何可行的解决方案。”他们说，他们需要食物和水。

• 17:34: 我们再次接到遇险船只的电话，他们更新了位置：北纬36°18’，东经21°04’——与之前的位置非常接近。他们说，船上过于拥挤，而且在左右摇晃。

• 20:05：遇险者告诉 Alarm Phone ，他们收到了商船“幸运水手”号（Lucky Sailor）送来的水，并已与“警察”取得联系。 Alarm Phone 还注意到，第二艘商船“衷实战士”号（Faithful Warrior）正在靠近遇险者。

• 2023 年 6 月 14 日 00:46： 与遇险船只最后一次联系。我们只听到：“你好，我的朋友……您派出的船只是……”通话就中断了。

消息就此停止更新。智能手机的电池耗尽，信号也在公海上逐渐减弱。那些在遥远的办公桌前的人们开始感到疲惫。人们一定会以为，欧洲边境管理局每年 8 亿美元的预算，足以让当局利用他们一流的空中侦察和卫星监控技术找到这些遇险者。有了他们提供的情报，意大利或希腊海岸警卫队肯定会出动装备精良的舰队和直升机来援助。即使不是出于人道的目的，至少也能让地中海海域在今年已经有两千多人溺水身亡之后，尽量避免又一起丑闻。对那些正恐惧于生命安全的人们来说，当局出于何种意图并不重要。

几个小时过去了。有消息称，欧洲边境管理局的一架飞机在中午时分发现并拍摄到了这艘船。最终，三小时后，希腊海岸警卫队（Greek Coast Guard）的一架直升机抵达，并拍摄了现在这张具有象征意义的照片，它向公众展示了一幅阴暗的景象：一艘蓝色的木制渔船上，在我们能看到的甲板上已经挤满了人。到底还有多少人被困在里面？又过了六个小时，到了22:40，希腊海岸警卫队的一艘船抵达。接下来发生的事情，便被笼罩在了由相互矛盾的信息、时间线、官方叙述和目击者陈述所构成的迷雾之中。

事实是，7月14日的黑夜中，这艘船在距离希腊海岸仅 80 公里处翻沉。从第一次得到船只遇险的消息到船只沉没，已过去了 15 个小时。在这期间，救援一直没有展开。目前，已有 79 人被发现死亡，104 人从水中获救，其余的人失踪。毫无疑问，他们被困在了木质的隔挡里，沉入了 5000 英尺深的大海中。我们再也无法知道确切的人数了，但据估计，可能有 600 至 700 人，这个数字将使欧洲外部边界的暴行清单再次突破纪录。那些将罪责归咎于欧洲当局、归咎于蛇头甚至归咎于受害者本人的人，都会引用这些清单。人们甚至会就这些名单展开辩论：船上到底有多少人？他们应该算作失踪还是死亡？毕竟，这不是泰坦尼克号，也没有私人潜艇会潜入海底近距离展开调查。

“欢迎来到欧洲”

接下来的事情，在此前已发生过不止一次。在这起事件中，希腊当局声称：“那艘拖网渔船并没有请求海岸警卫队或希腊提供任何援助。他们到底在对谁说话？他们问过被困在船腹中的人吗？总之，根据当局的说法，他们尊重了船只上的人们的意愿，于是对其置之不理。随着第一批生还者被送往马拉卡萨（Malakasa）的希腊难民营，他们的目击者陈述让人们对官方说法产生了怀疑。在国家电视台上，一名希腊海岸警卫队的退休上将指出了官方说法的第一个明显漏洞：“他们就像是在说，我可以眼睁睁地看着你淹死，什么也不做。我们不用去询问遇险船只上的人是否需要帮助，他们当然需要帮助，从船只失控的那一刻起就是”。

后来，据几位来自不同国家的生还者称，海岸警卫队曾在船上系了一根绳子，并将其向侧面拉动产生波浪，最终导致了翻船。他们为什么要这么做？如果海岸警卫队从一开始就不想干预，那么他们唯一的目的，可能就是以海面上人为划定的地理界限为准，把船拖出希腊领海、拖出当局的责任范围。这种做法也不足为奇，因为此类拦截已是希腊边境政策中的标准程序。

希腊警方启动了调查，9 名生还者因涉嫌走私罪而被捕。但根据欧洲各大报纸合作撰写的调查报道来看，越来越多的迹象表明，希腊调查人员正在隐瞒或操纵证据。就连前些年在数十起暴力推回（pushbacks）和针对流动人口的暴力案件中沆瀣一气的欧盟边境管理局，也急于擦去自己的污点。他们与希腊当局的说法保持了距离，并宣布将亲自对沉船事件展开调查。然而，作为欧盟执行机构的欧盟委员会（European Commission），却对要求进行独立调查的呼声置之不理，并表示完全信任希腊当局的调查。

“推回”（pushbacks）

在装备最精良的海岸警卫队面前，却有数百个本可避免死亡的生命被困于船腹。认识到这里你会感到不安。而与之平行发生并同样另人不安的，是另一些本可以阻止死亡发生的人对这件事的掩盖欺瞒。而最令人不安的也许是，这些都不是偶发事件。今年 2 月初，在意大利克罗托内（Crotone）海岸，至少 180 名遇险者撞上了礁石。同样，紧急状况最早也是通过 Alarm Phone 报告的。欧洲边境管理局和希腊当局都对情况进行了监测，完全了解当天的恶劣天气。然而，希腊政府并没有派出经验丰富的海岸警卫队，而是派出了一支警察巡逻队，将此次事件视为对帮人偷渡的“蛇头”的刑事追捕。然而，由于暴风雨的到来，他们又转身离去。几小时后，94 具尸体被冲上了岸，这些尸体来自叙利亚、阿富汗、埃及、巴基斯坦、巴勒斯坦或索马里，有年轻人、老人和婴儿。同样，当局试图推卸责任，声称是恶劣天气使得救援无法进行。同样，前海岸警卫队成员不得不在国家电视台上反复强调，如果出动了海岸警卫队，恶劣天气本是可以应对的。同样之处还有，官方说辞很不对劲，暴露了更多系统性的问题。

死亡政治——作为工具的死亡

“在很大程度上，主权的终极体现是通过运用权力和能力来决定谁可以活、谁必须死来实现的。
因此，杀戮还是留下生命，构成了主权的界限，也是主权的主要属性。主权就是对死亡的控制权（…）”

——阿基尔·姆本贝，《死亡政治学》

如果我们退一步，从一个更广阔的视角来看，这些本可避免的悲剧就都并不令人意外。通过威慑手段，欧洲实际上是在尸体上前行，以阻止人们远离它的边境。除了欧洲的海陆边界外，欧洲各国政府也正通过与非欧洲国家的合作，推行一种被姆本贝（Achille Mbembe）恰如其分地称为“死亡政治”（Necropolitics）的战略：利用社会和政治力量，来决定一些人可以以某种方式存活，另一些人必须以某种方式死亡。姆本贝认为，这背后推动着这一切发生的，就是种族主义。

实际上，地中海已经变成了非白人的乱葬岗。这些人出于各式各样的原因试图漂洋过海，但却被遗至这片海域。 根据国际移民组织（International Organisation for Migration）的保守统计，自 2014 年以来，已有超过 27,000 人死亡或失踪，而真实数字很可能还要更高。 2014 年仅仅是又一个人为的统计节点，因为这种现象的真实历史要比现存统计长久得多。然而，2014 年的确在很多方面都是一个转折点。2013年，兰佩杜萨（Lampedusa）海岸发生的两起大型沉船事故造成了600多人溺水身亡，这为欧洲公众敲响了警钟。意大利政府随后启动了一项名为“我们的海”（Mare Nostrum）的全面搜救计划，在短短一年的行动中，意大利海岸警卫队就从海上的险情中拯救了约 10 万人。

这一计划是同类计划中的一个，但它的存活时间很短：它对欧洲应通过更广泛的支持来为行动提供资金并照护获救人员的呼吁，遭到了德国等中欧国家的拒绝。政客们在当时提出的观点至今仍受到追捧：如果不加区分地对受难者施以营救，或者像一些人所说的那样提供“接泊服务”（shuttle services），欧洲会鼓励蛇头牟利并助长“非正规移民”（irregular migration）。简而言之，为处于险境中的寻求庇护者提供帮助，将起到“拉力因素”（pull factor）的作用，也就是助长人们尝试偷渡的初始动机。这一“拉力因素”理论源于以欧洲为中心的移民理论，其基础是经济理性选择理论（economic, rational choice theories）。这种理论假定移民会通过在家里进行一个非此即彼的、经过了周密计算的考虑，来做出生死攸关的决定。这种单一维度的论点不断被人们的真实原由和认真对待它们的研究者所反驳。已有数十项研究表明，海上救援活动与离境人数的增加之间并无关联。最新的一项利用机器学习工具处理大量数据的综合研究表明，冲突、与气候相关的危机和不可持续的生活条件，才是影响越境频率的决定性因素，绝非因为救援船只的存在。

尽管如此，简单的论点还是更容易被接受。一方面，它们构成了一种叙事基础，让人们不再相信声援移民是更大的“移民问题”的一部分。另一方面，它们也为欧洲的闭关政策奠定了基础：欧洲边境的威慑（”你敢试试就死定了”）与其“外部化”相结合，后者指的是与欧洲之外的移民原籍国和过境国合作，以封锁边界、拦截流动人口，并作为驱逐协议的一部分将其遣返。

不久之后，“我们的海”（Mare Nostrum）计划就终止了，使北非和欧洲之间大片的地中海海域成为了死亡地带。

公民舰队的诞生

“我们的海”的终止，是非政府搜救组织运动兴起的直接原因。这些组织通常被称为“公民舰队”（civil fleet）：利用捐款，数十个私人组织购买了大大小小的船只、旧货轮、考察船和帆船，并为其配备了志愿者，填补了欧洲各国政府故意留下的空白（见本文底部的倡议、活动平台和机构列表）。从那时算起，他们已经拯救了数以万计的遇险者。同样值得强调的，是他们成为了欧洲死亡政治之后果的见证人，这种见证令人不适，但他们毫不屈服。到了明年，公民舰队的成立就有十年了。我们可以从两方面来理解这件事：从积极的一面来看，他们达到了前所未有的专业水平、公众影响力并获得了持久的社会支持。但反过来，也可以说他们并没有实现自己的首要目标：通过向政府施压，让政府做他们应做的事，从而使公民舰队的存在不再那么必要。总之，情况并没有变得更好。

如今，公众似乎已对溺水人数的不断增加习以为常。欧洲政治领导人已经习惯于将问题合理化，指出大部分试图渡海的人都不会被接纳为政治难民，并且最终还是会被驱逐出境。“我们无法接收所有人”和“优先解决本国人民的问题”的说法，在公众听起来说显然是合理的、”社会性”的且蛊惑性强的说辞，以至于公众普遍没有认识到，他们在现实生活中的斗争是无法与世界割裂开的。毕竟，欧洲的特权正是建立在殖民剥削、种族主义、贸易战和对外干涉的历史基础之上，而这些历史一直延续至今。此外，欧洲的发展中出现的不稳定、儿童贫困、无家可归、社会不平等及由此产生的排外现象，并不是由移民造成的，而是新古典主义范式长达十年之久的霸权的后果，正是这些范式深刻地改变了社会契约。

排外的逐底竞争：极右翼的成功与自由主义绥靖政策的失败

政客们与不满的民众陷入了对欧洲历史的选择性怀旧和遗忘之中，他们开始竞相寻找替罪羊，并提出民粹主义的（也就是简单化的）解决方案。所有既有的、不同派别的政党代表——包括左翼在内——都开始对右翼极端主义在选举中的成功感到恐慌。于是，他们共同指责所谓的“移民危机”威胁到的不只有法律和秩序，还有欧洲的文化和身份认同，并且也加剧了贫困、不稳定、不满情绪和人们对社会衰落的恐惧。

德国是欧洲经济总量最大、最有影响力的国家，概述德国从过去到现在有关移民问题的争议，有助于解释我们在整个欧洲可以观察到的发展。

在过去十年中，政治光谱的极右翼出现了一个新的政党——德国另类选择党（“Alternative for Germany” – AfD）。这一党派利用了人们对“失控的移民”（uncontrolled migration）的担忧，建立于人们对既有政治代表们的普遍失望和不信任之上。这种现象的出现，主要是源于德国内部“老”西方人与“新”东方人之间的摩擦。柏林墙倒塌后，“东德”（German Democratic Republic, DDR）地区采取的资本主义休克疗法（Capitalist shock therapies）所造成的破坏性影响，至今仍可窥见一斑：从教育和工作的质量，到收入和预期寿命，再到在政治、管理、商业、媒体等具有影响力的阶层中的代表性（representation）——无论从哪个因素来看，你都会发现“东方”的情况更糟。再加上“东方人”从“西方人”那里感受到的傲慢以及对自己过去的贬低，这些都为不满情绪的爆发奠定了基础。将自身打造成“建制派”（establishment）的唯一替代方案的德国另类选择党正在利用的就是这股不满的浪潮，这与柏林墙倒塌后强烈浮现的排外情绪不谋而合。

值得注意的是，上世纪 90 年代，德国东部法西斯主义运动激增，参与者们经常袭击所谓的外国人，包括在难民住所制造致命的纵火案。在苏联时期，东德的意识形态声称，从定义上来说，新的社会主义国家是反法西斯的，法西斯主义的所有残余都只能在西德找到。然而东西德统一后，“突然间”，两边的法西斯组织和网络也积极地重新联合起来，组成了一些希特勒政权垮台后最残忍的武装组织（其中最臭名昭著的就是“纳粹主义地下组织”[Nationalsocialist Underground，简称NSU]）。对于不断增加的种族主义暴力事件，国家机构和执政党的反应既意外又愚昧。这些事件中，包括一起有九人被杀害的连环谋杀案，他们的家人于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以“客籍劳工”的身份来到德国。出于种族主义偏见，警方首先将责任归咎于受害者的背景、家庭和“文化”，因此未能阻止纳粹主义地下组织长达七年的谋杀活动。

为什么这与我们的当下有关？政治层面上发生的事情，如今似乎正在重演：由保守派（基民盟/基社盟[CDU/CSU]）和社会民主党（社民党[SPD]）组成的执政联盟，不仅不承认德国早已成为所谓的“后移民社会”的事实，且主动忘却德国的种族主义暴力历史，反而对庇护法进行了严格限制。除此以外，该立法还引入了一种作为当今剥夺寻求保护者的权利制度的核心的机制，也就是 “第三安全国”原则：任何通过另外的“安全的第三国”以“非正规”（irregular）方式进入德国的人，都不能申请德国宪法规定的庇护权。德国的便利之处在于，他们只与他们认定为安全的国家接壤。这为今天欧洲边境制度的核心奠定了基础：宣布他们“安全”以达到快速将其驱逐的目的，并支持非欧洲国家使用根据欧洲法律对欧洲国家来说是非法的手段来阻止和威慑移民。这一点，再加上我们接下来将讨论的其他措施，一起被称为“外部化”（externalization）。

回到当前的争论，我们可以看到历史正在重演：为了安抚仇外情绪，将“德国选择党”的选民引流到自己这边，各党派代表都在向右翼靠拢。比如，保守党（基民盟/基社盟）的领导人对任何“非土豆德国人”（“土豆德国人”是对没有移民背景的德国人的一种讽刺说法）家的孩子在公共游泳池捣乱的行为都大肆谴责，并要求实行更严格的治安和驱逐政策。这种叫嚣带有一种文化上的优越感，将所有问题的根源都视为没有融入德国的价值观。

那么他们提出的解决方案是什么？将自己定位为难以直面的真相的传播者、以及将流离失所的人们从跟随剥削性的“蛇头”穿越欧洲封锁边界的绝望尝试中解脱出来的服务者，领导层们最近提议，完全废除宪法为个人提供的庇护权。他们认为，《日内瓦公约》（Geneva convention）已经“过时”了。取而代之的，应该是每年提供一组地点，让寻求庇护者可以正式、有序、耐心地，在他们想要逃离的地方提出申请。

到目前为止，德国保守党派仍是反对党。而作为反对党，他们便会为了吸引眼球而说一些不着边际的话。然而，这种由通过剥夺公民权、排斥流动人口而实现的的“逐底竞争”（“race to the bottom”），却的确是欧洲各国政府的最大公约数。

为暴力划分界限：欧洲边境地区

“我不知道自己会被当作‘难民’，一个没有证件和权利的人。我以为我们已经逃离了紧急情况，但在这里，我们的到来却是当地人眼里的紧急情况。我以为我们在难民营的处境是紧急情况，但在欧洲，人们将‘我们’这样的人的紧急情况视作死亡。”

——帕瓦娜·阿米莉（Parwana Amiri），《莫里亚来信》（Letters from Moria）

作为对右翼成功的反击，由绿党（Die Grünen）、自由党（FDP）和社民党（SPD）组成的执政政府，于 2023 年 7 月同意了对庇护权进行战后历史上最严厉的限制。所谓的“欧洲共同庇护体系改革”（Reform of the Common European Asylum System, CEAS）正在推动“快速边境程序”制度化。这样做的意图，是将“非正规”移民限制在欧洲外部边界，让他们迅速通过在欧盟委员会的资助下于拘留中心（detention centres）建立的所谓的“快速、高效、公平“（fast, efficient and fair）的庇护程序。作为一项法规，这一机制应适用于原籍国在欧盟范围内平均庇护认可率低于 20% 的国民，但成员国也可自由纳入其他群体。那些被拒绝的人，将被直接从难民营驱逐到他们的原籍国或某个“安全的第三国”。在希腊，我们可以观察到这种新的管理效率会导致什么结果。据称，希腊在一些被隔绝并被围起来的营地（官方称之为“危险地区”[hotspots]）中，加快了庇护和驱逐程序，并以此作为蓝图和试验场。在这些危险地区——莱斯沃斯岛（Lesvos）、科斯岛（Kos）、希俄斯岛（Chios）、萨摩斯岛（Samos）和莱罗斯岛（Leros）——中，最广为人知的就是莱斯沃斯岛上的“莫里亚”（Moria）难民营。成千上万的寻求庇护者被困于“莫里亚”，然而这里甚至缺乏最基本的卫生、医疗和住宿设施。在法律方面，危险地区是人道主义和法律保护标准较低的地方，限制了对有负面效果的决定上诉和获得法律支持的权利。在更深层的人性层面上，“危险地区办法”（hotspot approach）合理化了人们在当局的控制下遭受的、前所未有的非人化、创伤化、有罪化对待，以及当局任意采取的暴力和系统性忽视。

对那些想声称法治的自由价值观念是欧洲文化的决定性特征的人来说，近期的一份关于希腊移民刑事犯罪化报告的调查结果是一次严峻的现实考验：截至 2023 年，被控“协助非法入境罪”（facilitation of illegal entry）的外国人，是希腊的第二大有罪群体。每多一艘船抵达希腊海岸，就至少多一人因涉嫌偷渡而被起诉。在我们所能观察到的案件中，有 95 起案件的判决基于十分有限且存疑的证据，比如单一警察或海岸警卫队官员的证词，其中又有 68% 的案件证人没有出庭接受辩方的盘问。许多被起诉者几乎或完全没有得到翻译帮助，因此甚至不了解对他们的指控内容。法庭审判的平均时长为 37 分钟，平均刑期为 46 年。有受害者报告称，他们遭到了警察的恐吓、羞辱甚至酷刑，被迫在供词上签字。走私罪被视为重罪，最低刑期为 10 年，正如2021 年，一位 25 岁的阿富汗父亲因其儿子在海难中溺亡而被判处 10 年监禁。

这一法律以欧盟关于打击偷渡的指令为基础，理论上受《日内瓦难民公约》（Geneva Refugee Convention）的约束，这一公约明确赋予了每个想要寻求庇护的人在未经事先批准的情况下进入一个国家的权利。此外，欧盟成员国还签署了《联合国打击偷运移民议定书》（United Nations Protocol against the smuggling of migrants），该议定书明确规定，寻求庇护者不得因偷渡而受到刑事迫害。因此，欧洲对打击偷渡者的优先级的急切强调，是完全无视国际法的。而且通过封锁边境，“正规”的越境途径已被关闭，因此，对大多数人来说，非正规方式仍然是唯一的选择。

正如在莱斯沃斯的记者弗朗西斯卡·格里尔迈耶（Franziska Grillmeier）所说的那样，我们所看到的，是“暴力的界定”区分出了两个世界：一个是法治适用于“正规军”的世界，另一个则更类似于专制政权的作风，即打着某种合法性和正当程序的幌子，不受约束地惩罚和威慑“非正规军”。此外，任何在建立法外之地的同时又维护某种问责制度的尝试，都必须同时诉诸审查手段。因此，界定针对移民的暴力范围、建立审查禁区和对记者或其他独立观察员进行攻击是相辅相成的。

假如欧洲议会通过了欧洲庇护制度的改革计划，那么成千上万滞留在欧洲边境地区的非正规移民怎么办？

过去，人们从危险地区被遣送到的“安全的第三国”是土耳其，然而土耳其相关法律的不充足和非法“推回”叙利亚等国的消息却屡见报端。由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von der Leyen）领导、自封为“欧洲团队”（Team Europe）的组织新近选择的国家包括突尼斯。2023年7 月，在“后法西斯主义者”（post-fascist）意大利总理梅洛尼（Silvia Meloni）的提议下，“欧洲团队”与突尼斯独裁总统赛义德（Kais Saied）达成了协议。除了镇压他们认为的政治对手和破坏司法独立外，赛义德还在2023年2月发表种族主义演讲，导致了针对少数群体（尤其是来自撒哈拉以南的非洲人）的暴力和歧视的升级。暴民们在街头巡视，私闯民宅，有时还手持砍刀。仅仅因为肤色，人们就遭到殴打、抢劫、虐待、酷刑和强奸。自 2023 年 7 月初以来，突尼斯安全部队一直在将黑人移民和难民驱逐到利比亚-突尼斯和阿尔及利亚-突尼斯边境处的沙漠中，并且没有给他们提供水、食物、防晒和医疗服务。到目前为止，已有数起死亡事件和医疗急救事故的报道。

与此同时，从突尼斯乘船前往意大利的人数也达到了创纪录的水平。这既说明了人们试图逃离的暴力的严重性，也说明了为何欧盟委员会（EU Commission）如此慷慨地为突尼斯提供高达 10 亿欧元的资金建立“战略伙伴关系”，且其中的 1.05 亿欧元都用于加强与突尼斯当局在遣返和边境管理方面的合作。如果看看更广泛的地域，这种不光彩的合作关系的例子还比比皆是。它们都遵循同样的秘诀：以“人才合作”、贸易便利化、资金、设备和“人权培训”，换取驱逐协议、警务合作以及对于严格的边境管制、拦截和强制遣返已在途中的移民的承诺。这些交易及其后果，已被如移民控制信息（migration-control.info） 这样的平台记录了下来。

反抗全球社会不公正的社会运动

与气候正义运动一样，在过去十年中，为寻求庇护者争取安全的申请、迁移条件和被有尊严地对待的权利运动，也是在欧洲最引人注目和最活跃的社会运动。对后者来说，不同的团体、机构、倡议和活动，在视角、工具、关注点和（非）正式组织形式方面各不相同。从切实可行的团结行动、侨民网络、人权和刑事辩护律师、致力于此的记者或议员，到人道主义组织或搜救组织、避风港城市运动（safe-haven city movement）、信息行动主义（information activism）、抗议游行、宗教行动主义（如提供“教会庇护”）、纪念活动、占领空屋、艺术家介入或反对驱逐的行动、像“利比亚难民”（Refugees in Libya）这样自组织的难民团体，无数人都不愿意接受现状。

许多人都认为，他们的参与与全球不公正议题息息相关。从移民现象是一种多样化、多层面的跨国流动现象这一角度来看（在另一些理论中被称为“移民自主”（autonomy of migration）），我们就会明白，移民本身并不是一个需要解决的问题，而是急剧变化的世界及其所产生的冲突、不平等、权力失衡和压迫的一种表现形式，这其中也包括欧洲国家在过去和现在的责任。以这样的角度来理解移民问题，我们就会知道，欧洲白人政策制定者那些带有偏见和管理性的思维，是无法“管好”或阻止难民的——除非使用暴力。但是正如我们在欧洲和其他地方所看到的，即使使用暴力，也只能推迟或暂停这一运动，而这样做又会给人民造成巨大的伤害。

地中海和撒哈拉沙漠的情况表明，尽管当局已采取了各种威慑手段，却仍有成千上万的人敢于越境。在 2023 年的前7个月，约有 12 万人通过海路抵达了欧洲。如果某一条移民路线或多或少地被阻断，另一条移民路线就会随之出现。路线越是难走，“蛇头”们的利润就越大，也就会有越多人在撒哈拉沙漠或地中海面临丧生的风险。欧洲政策制定者越是依赖专制政权和不稳定的政府来进行监管，就越使自己成为暴行的同谋。

如何以超越防御的姿态而采取行动？

最后，将移民问题理解为全球动态的一面镜子，意味着要对迁移中的人们的政治和社会需求——也包括使他们流离失所和被驱逐、被剥夺权利的原因——做出回应。这就要求我们必须超越以国家或欧洲为中心的视角，去看到更广泛的问题，并采取行动。只有从这种心态和策略观出发，才有可能创造另一个世界。与此同时，这也是我们在实现跨国政治团结过程中所面临的真正挑战，这其中包括一些尚未解决、也许暂时还无法解决的张力。

第一个张力在于，将议题作为一项政治运动去了解其范畴是一回事，而对其采取行动又是另外一回事。除了提出（有用但有限的）要求、声明、投诉、举报、法律呼吁，或组织地方游行示威和支持网络（关于住房、医疗、教育、法律支持等），行动者们还需要开诚布公地反思自身的特权、地位、承诺、时间和资源，以了解有生命力的跨国团结和有效的地方行动应该是什么样的。然而，由于需要解决的重大问题太多，运动往往在很大程度上处于防御状态：面对日益高涨的仇外情绪和攻击性越来越强的边境制度，尽可能地保护庇护权、不经审查的信息的获取权、正当的法律程序和司法独立等基础性工作，似乎已耗费了大部分精力。这不是一个可选择的问题，而是一个必须解决的问题。因为这些自由主义的基本原则，从很多方面来讲，都是构成不同形式的行动主义和人道主义工作的基础。无论它们有多少局限性和缺陷，我们都应当去捍卫。

前文中已经提到： 在这方面，情况并没有好转，因此人们不禁要问，我们还能做些什么。有意思的是，最近发生的皮罗斯沉船事件（Pylos shipwreck）、在突尼斯或利比亚不计后果地推行“外部化”政策的行为以及对庇护权的攻击，都在一定程度上给这场运动注入了活力。这些事情迫使很多人去批判性地审视他们的策略，同时也鼓舞了原本沉默着的记者、人道主义行动者、政党成员或议会成员，去发出他们的声音。

欧洲议会中的大多数议员通过了一项出人意料的、简单直接的决议，这项决议通过了运动人士们推动了多年的要求，比如呼吁积极开展由国家主导的搜救活动，对沉船事件进行独立调查，或与非欧盟国家共享有关欧盟边境合作的信息。

同时，地方团体也掀起了组织抗议活动的热潮。过去几个月，公众对移民话题的关注度明显上升。即使是通常看起来“铁板一块”的国家行为者之间，也出现了摩擦加剧的迹象。如前所述，欧洲边境管理局公开质疑了希腊当局的行为（在已经支持他们多年以后）。这的确值得注意，但不应误以为希腊当局真的改变了初衷。在意大利，海岸警卫队听从极右翼政府的指挥，与公民舰队的合作比以往更加密切。因为随着从突尼斯出发的船只越来越多，海岸警卫队的救援能力已经捉襟见肘。突尼斯、利比亚等地局势的严重性，以及地中海和撒哈拉边境地区每天都在发生的死亡事件，都已经太过明显，不可能被大众所忽视。

尽管如此，我们离 2014 年和 2015 年短暂的“欢迎文化”（welcome culture）时期所能看到的团结一致、乐于帮助“他者”（the other）的势头还相距甚远。当时，连保守派（基民盟）总理安格拉-默克尔（Angela Merkel）都说“我们做得到”（We can do this），并决定向滞留在所谓“巴尔干路线”（Balkan route）上的人们开放德国边境。对待来自“全球南方”（Global South）的难民，比起俄乌战争以来席卷东西欧的团结和欢迎文化浪潮不可同日而语。由于欧洲各政治派别在乌克兰难民潮面前的空前团结，欧洲的政策制定者们正在向世界展示，开放边界并简化庇护程序是有可能的——尽管他们此前曾对难民们喋喋不休、粗暴对待——让乌克兰人无需应付繁重的文书和无止境的等待，就可以在德国生活和工作。

与此同时，这一时期也更加残酷地体现了欧洲边境制度的双重标准：比如，乌克兰人可以顺利通过波兰边境，而在前一年，波兰边境却成为非白人难民的死亡地带。2021 年冬天，数百人被困在白俄罗斯和波兰之间的森林中，然而独立观察员和救援工作者的进入都受到限制。一年后，即使炸弹已落在基辅，乌克兰境内试躲避战争的非洲、中亚或中东学生，也遭遇了欧洲边境制度默认的种族主义。又过了一年，即使对乌克兰人来说，原本的欢迎文化也开始出现裂缝，因为中央政府不再向德国地方政府提供援助来支持抵达的乌克兰难民，在民间要与俄罗斯和平共处的呼声也越来越高。

为实现国际团结而奋斗：张力与分歧

如果我们试图勾勒出一幅反对边境制度的行动图景，就一定会注意到，这一运动在如何对待和解决全球社会不平等、特权、共谋和国际法的局限性等问题上，存在着许多分野与张力。比如，虽然捍卫“日内瓦难民公约”的原则和人道主义的保护标准是勇敢的，但该公约本身却存在着严重缺陷。比如，在全球范围内大规模的不平等、贫困、驱逐以及少数国家的金融与贸易霸权面前，寻求更好的生活却不能作为申请庇护的合法理由，以至于主流媒体的评论员们轻蔑地使用一句“贫困移民”（poverty migration），好像问题就能这样被化解了。传统的难民法也不承认气候危机的影响是向“全球北方”国家（Global North）申请庇护的合法理由。然而，正是由于这些“全球北方”国家进入了碳时代（the carbon age），才使得我们陷入如今的困境。

从这个角度来看，难民运动仅仅诉诸传统的难民法或捍卫最低限度的人道主义原则是不够的，它还需要推动政治和法律格局的、更深层次的变革。在这种变革的基础上，行动者们便也可以让自身取得进一步的发展。

更重要的是，传统的人道主义工作所带来的结果，可能是使现状趋于稳定：由于参与了边境地区困境的管理，非政府组织们受到了越来越多的批评，因为这些困境正是由人道主义行动者们所依靠和与之合作的当局蓄意制造的。批评者们以种族资本主义理论为基础，认为人道主义者们往往在无意间通过“取消资格、分类管理和加以遏制，参与了将无家可归者作为剩余人口的生产和管理”。一些人谈到了“人道主义产业综合体”（humanitarian-industrial-complex），指的是大大小小的非政府组织或慈善机构都在接受私人和公共资金，以此将暂住者和拘留者的痛苦保持在某种“可忍受”（bearable）或“可展示”（presentable）的程度上。相比起“制造裂缝”，他们更像是在“填补空白”，因此有很大的风险会使由暴力与不理睬所组成的整体机制更加完善，即使他们的工作人员或团队，可能是真的出于助人的愿望。以希腊的“危险地区”（hotspot）为例，人道主义行动者的确为无数人带来了巨大的改变，也提供了一些救济，不论是给予活动、物质和医疗方面的支持，还是改变沉闷、紧张、不稳定和暴力的难民营生活。但另一方面，他们这样做甚至可能为希腊当局及其欧洲支持者们提供一个借口：“事情其实并没有那么糟”。所以，一个充满张力的问题就在于，他们到底是在改变自己所处的体系，还是在加固它。

毫无疑问，这两种看法都有道理。实际上，人道主义行动者们对边境制度所持的公开立场各不相同。有些人不放过任何一个追究当局责任的机会，并努力在财政和政治上保持独立。而另一些人则采取更加“中立”的态度，将自己“置身于政治之外”，他们宣称这样才能进行纯粹的人道主义工作。

为了呈现出这样一种频谱范围，我们可以看一些比较明显的案例：一边是如福音派的“欧洲救济组织”（EuroRelief）这样的大型慈善机构，在希腊政府的积极邀请和财政支持下，在萨摩斯（Samos）和莱斯沃斯（Lesvos）等地的难民营管理中发挥了越来越大的作用。这一机构与极右翼政府和希腊东正教保守派有着密切联系，一直在共同将人们从旧的、警戒较少的营地，强制转移到新的、监狱般的、受到高度监控的“封闭控制出入中心”（closed-controlled access centres）。在那里，他们承担管理和治安职责，并与官方的安全部队密切合作。他们被指控利用食物、衣服和 Wifi 来胁迫弱势难民皈依基督教。此外，志愿者们与“新阿拉伯人”（The New Arab）分享的内部指导原则中，体现出浓厚的父权制和去政治化立场：“在任何情况下，欧洲救济组织的志愿者都不得主动与异性难民握手或击掌。”指导原则还要求志愿者们“也请不要在网上发表批评希腊当局的帖子”。

而另一边，是一些如“无国界医生”（Doctors without border，简称“MSF”）这样的大型国际组织。他们在欧洲政府采取臭名昭著的“危险地区办法”时，就已完全退出了在莫里亚（Moria）难民营的工作。但他们仍在难民营外保持活跃，并与欧洲各国政府的政治和财政保持距离。此外，还有许多规模较小、由私人资助的行动者，如“莱斯沃斯团结组织”（Lesvos Solidarity）、“莱斯沃斯法律中心”（Legal Centres Lesvos）、“爱琴海移民团结组织”(Aegean Migrant Solidarity)，以及各种自治团体。他们通过严密的报告、记录、法律辩护、战略诉讼和基于横向团结原则（principles of horizontal solidarity）的社区工作，积极为人们争取权利。

如果我们把视角转向地中海，也会看到类似的张力。公民舰队处于同样的棘手处境中，他们在一定程度上，依赖于与他们的目标背道而驰的当局海岸警卫队、“救援协调中心”（Rescue Coordination Centres）及政府的合作。因此，他们必须在政治独立、与当局合作和财政需求之间保持平衡。它们主要背靠大量个人或机构捐助者的私人资金，而这些个人或机构捐助者本身又出于不同的动机。因此，非政府组织为了筹集资金，可能会去迎合捐助者们，更多地讲述个人的、“人类”的和弱势群体（最好是妇女和儿童）的艰难困苦的故事，而不是抨击造成这种不公正的、整个种族与父权制资本主义体系。

在公民舰队中和其他更普遍的情况下，非政府组织都必须树立起职业、正规、专业的形象，并将其有限的力量集中在边境斗争的某一具体事项上，从而将自己的行动划定在一个相对集中的范围中。他们的“工作”是营救遇险人员，倡导国家行为者履行其法律义务，但他们是否也能促进更大的变革？让我们来看看这一困境：公民舰队的船员们，往往是最早向在利比亚经历了地狱般的生活的人们提供关怀以及人道的、团结的意识的人。但当遇险人员们在意大利上岸后，联系就中断了。这不一定是因为工作人员和船员们想要如此，而是因为这些组织几乎没有能力给这些人进一步的陪伴或支持。此外，他们还必须对政治对手将他们与“蛇头”联系在一起的诽谤时刻保持警惕。从人性的角度来看，这种约束让人觉得武断和刻意。但是在实践的层面上，边界明晰的形象可能会让组织在调动资源和获得公众支持方面更具影响力。

总之，在任何正式机构化的组织方式之下，都很难在欧洲各组织之间形成和培养出一种变革的、灵活的和共同团结的意识。这些欧洲组织想要帮助的，正是最终必须亲自面对意大利难民营的错综复杂与与世隔绝的流动人口。

另一个世界正在形成

面对“不合规移民”（irregular migrants）所面临的系统性暴力、非人性化和歧视，以及为团结与声援运动而付出的努力所卷入的、持续的紧急状态和矛盾，我们必须承认，去政治化的人道主义和以国家为中心的管理热忱是行不通的。

与气候危机迫使人们跨越国界地思考问题相似，全球移民运动也迫使欧洲人们承认，他们的相对福祉是以地球上大量人口的迁移为代价的。和过去所发生过的一样，移民运动在很多方面都已经适应了这一现实。就个人而言，行动者们越来越多地去追问，他们的生活方式和相对特权，会如何影响他们的行动以及他们对压倒性的全球不平等的理解。从集体层面来看，“非欧互动”（Afrique-Europe-Interact）等倡议组织，或“撒哈拉警报电话”（Alarm Phone Sahara）和“警报电话/地中海观察”（Alarm Phone/Watch The Med）所付出的巨大努力，都加强了跨国合作。他们在向迁移中的人们提供即时帮助的同时，也传播了有关人们所面临的政治和社会环境的知识。此外，欧洲当地团体和侨民团体之间的合作也日益密切。

然而，我们仍有更多工作要做：这项运动仍然以白人为主，行动主义本身也没有摆脱父权制、阶级、种族的偏见以及外界的扶助。不过，既然已具雏形的张力仍然存在并在奋力斗争，就说明从许多方面来看，另一个世界的形成不仅仅是有可能的，而且已经在过程当中。围绕边境的斗争根植于全球权力、金钱和暴力关系问题之中的观念复兴了起来，人们对非政府组织、志愿者和草根组织如何被卷入移民与难民们面临的、种族资本主义逻辑的再生产，产生了越来越多的（自我）批判。人们越来越意识到，这种逻辑使支持团体和流离失所者之间的关系变得复杂并受到牵制。因此，对于作为行动者的个体来说，这也是一个更好地理解行动中的复杂性、张力与矛盾的机会。我们如何才能从一个不知疲倦地制造问题的系统中解脱出来？这仍然是最困难、也最有趣的问题。

在这方面，理论可以帮助我们从政治光谱上理解各种问题，但它往往无法深入到更细微的日常斗争、成就、人际关系中的友情和团结中，也无法看到人们在持续的行动中所真实体会到的、相互矛盾的经验。概括性的评判对这一争论来说几乎没有帮助，“改革派”与“革命派”、“非正规草根组织”与“正规的人道主义组织”之间的高调辩论也无济于事。

很显然，在学者们所描述的机构化的人道主义行动者与“团结起来的草根倡议者们”（grassroot initiatives of solidarity）之间，既有更明显的、也有更模糊的分界线。有些情况可能非常清晰，而另一些则需要更加细微和不带偏见的视角。“非正式性”本身并不是一种内在的价值观，因为草根团体可能同样在与偏见、庇护和不平等的权力关系做斗争。他们可能会建立起鼓舞人心的社群和灵活团结的范例，但是是建立在极不稳固的基础之上（比如通过占领空屋），因此无法为处于弱势地位的人提供他们可能需要的稳定。与此同时，他们更大的开放性和灵活性，也使他们能够创造出十分珍贵的、共同奋斗和学习的氛围。而“正式性”则伴随着无休止的复杂问题，比如与金钱打交道、有偿行动、经济依赖、缺乏灵活性以及一定程度的疏离感和行动范围上的局限。但与此同时，“专业化”的组织方式可能能让他们建立更持久、更可靠的基金会，并在更大范围内动员起资源和公众意识。

所以，在看不到细微的差别、无法对每一个事件做出具体且全面的评判的情况下，就摆出一副坚定的“中立”人道主义者姿态，可能与摆出激进的、非正式的草根行动者的姿态一样，是肤浅且具有误导性的。理论固然有帮助，但经验才更胜一筹。我们正面临着一个令人不安的两难境地——一方面要加入全球共同的斗争，另一方面又必须在本地采取行动。正是通过本地化的经验，我们才得以接触（或拒绝接触）到压倒性的、令人担忧的、矛盾重重的斗争和苦难的现实。如果我们敞开心扉体验陌生的环境，重视倾听而不是接受现成的解释，我们就能在个人和集体的层面上都学会谦卑，并在丰富的共同行动中增强实力。

因此，一个“简单”的前进路径就是，继续积极地行动起来，并鼓励其他人也这样做。行动的同时，我们应该对金钱、特权、意识形态、偏见和简化的世界观之间的错综复杂关系保持觉察。

归根结底，我们最根本要做的，仍然是积极地，甚至在必要情况下激进地，以公民不服从（civil disobedience）的方式反对法西斯主义的兴起，并抵制人们（甚至包括左派在内）进一步将弱势群体和受歧视群体对立起来、企图摘取民粹主义选举成功的低垂果实的做法。反对威权主义和法西斯主义，不能靠对弱势群体大打出手，不能靠迎合刻板印象而驱逐他人，也不能靠以沙文主义区分“应得”（deserved）和“不应得”（undeserved）。历史和现状都已充分证明了这一点——尤其是在欧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