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論｜葉蔭聰：國泰風波，「反歧視」成為最方便的政治鬥爭工具

（葉蔭聰，現任（台灣）國立陽明交通大學社會與文化研究所副教授，獨立媒體(香港)（InMediaHK）創辦人之一。曾任香港嶺南大學文化研究系助理教授）

一段國泰空中服務員在機艙中的錄音，一句「If you cannot say blanket in English, you cannot have it」，以至是blanket與carpet之分，引發內地乘客在社交平台發帖投訴歧視，接著航空公司道歉，特首發言，內地輿論口誅筆伐，三位服務員被即時解僱。老實說，這次有不少內地網民也覺得後續發展過分了，但也有網民、和民粹意見領袖KOL（如上帝之鷹）扯到香港人「國族認同偏差、心理扭曲」兼崇洋，航空公司大股東的老牌英資背景⋯⋯我在微信、推特上的一些有自由派傾向的內地朋友或平時有訂閱的內地大V也和應。相反，我的臉書上比較多香港朋友，不少香港人在政治高壓下有點低調地反駁，認為是官方推波推瀾，指一條毛毯便可上綱上線。

我記得，最初那位錄音的網民其實也只是要求公開道歉，卻沒有說要馬上解僱那幾位員工，算是有點理性。而且，最初就連內地報導，也指是涉嫌歧視「非英語乘客」。後來，我看到有內地評論人反駁說，不是歧視「非英語乘客」，是歧視「中文乘客」，接著，在輿論發酵中變成港人空姐歧視大陸乘客（後來有匿名人士說，三位空中服務員中起碼有一人不是來自香港），再然後，就是香港人崇洋、認同扭曲、英資撐腰等等。

本來可以在服務業正常的規範裡處理及改善，卻迅速變成大戰。

很明顯，短短幾天事件擴大化，指控的對象也出現滑移，由「空中服務員」變成了「香港人」與「英資公司」，苦主也由「有不愉快經歷的乘客」，變成了「被歧視的中國人」。

我可能比較年紀大，成長於「反歧視」還沒有成為日常用語及思維習慣的七、八十年代，所以我對這類指控通常不會自動對號入座，反而小心當中的細節，這倒跟我的身份認同沒有甚麼關係。因為同樣道理，多年前的「D&G分店禁港人拍照風波」，我也不會馬上加入指控誰歧視香港人，我反而比較想知道事件的性質，歧視的指控是如何成立的。

過去的歧視無感，不能合理化今天的語言冒犯或偏見，我也認為，比以前意覺「歧視」是一種進步。但我們有需要了解「反歧視」論述的背景及前題，才能好好處理我們各種對「歧視」的指控。

我記得，小時候的確生活在充滿如今稱為「歧視」的語言環境中，而且明目張膽。那個年頭，無線電視台的「歡樂今宵」中有一個趣劇叫「上海婆」，劇中的主角沈殿霞本就在上海出生長大，她故意說著一口有上海口音的廣東話，成為大眾笑點，內裡還有一首主題曲，當中有一句：「琴晚夜個上海婆鬧我，我係都唔認錯」，後來尹光把它收入在〈你阿媽大減價〉之中。事實上，這不是電視台的發明，七十年代以前，香港的廣東人早已喜歡嘲笑操外省口音的移民，早於那個人所共知的歧視大陸人的「阿燦」形象。其實「上海婆」一語未必指來自上海，也不限於女人，所以有「撈鬆婆/撈鬆佬」（「撈鬆」是外省「老兄」的諧音）一語。但無論是「上海婆」還是「阿燦」，即使被嘲笑者覺不忿，當時很少人形容為「歧視」。「歧視」這個概念當時還沒流行，也沒有成為共同底線。

當然，過去對這種無感，不能合理化今天的語言冒犯或偏見，籠統地說，我也認為，我們比以前意覺「歧視」是一種進步，以前的「上海婆」、「阿燦」等的嘲弄都不應該。但我想指出的是，我們有需要了解「反歧視」論述的背景及前題，才能好好處理我們各種對「歧視」的指控。

「反歧視」的論述很大程度上來自西方的多元文化主義（multiculturalism），是二戰後自由民主政體的人權體制擴充，有人甚至稱之為「人權革命」的進一步成果。這些國家嘗試在政治及法律上調適（accommodate）族群及文化多樣性，承認、容納及保障少數群體權利的自由民主的政治秩序。這裡的「少數」泛指的是以宗教、語言、性傾向、族裔等所界定的群體。因此，多元文化主義既是一種制度，也是一套共同的政治語言，構成類似國家的憲制原則，視為共同遵守的規範，是自由民主秩序的一部份；同時，它又在日常政治中被使用，為不同群體在政治衝突中運用，擴展其內涵。例如，相關的語言及制度不只自由左翼在使用，右翼也用，例如保守的基督教團體也會以保障「宗教自由」為理由，反對針對性傾向平權法例。近年，在西方國家，由多元文化主義所衍生的政治正確爭議不斷，但對「歧視」的指控不能說是完全無意義，雖吵吵鬧鬧，但也不至於令不同的群體無法在憲制框架中共存。

「反歧視」的論述很大程度上來自西方的多元文化主義（multiculturalism），是二戰後自由民主政體的人權體制擴充，有人甚至稱之為「人權革命」的進一步成果。

可是，這套制度及語言移植到香港及中國大陸，會開出甚麼花果，便要看本地的土壤。現在看來，「反歧視」論述在我們生活的空間，未必能令我們更好地共存，反而是無止境的惡鬥，目標更可能是把對方鬥倒或消滅。

「歧視」的說法是在上世紀末才開始在香港及中國大陸的公共論述中出現。在香港，處理反歧視工作的機構叫「平等機會委員會」（簡稱「平機會」），是1996年才成立的，即英殖統治時期的最後階段，它雖非首創「反歧視」論述，但相關論述也是在該機構成立前不久才漸漸在本地流行起來。很明顯，這是英國及港英殖民政府想在最後統治香港的日子裡，為本地建立西方式的體制；政制民主化既然被綁手綁腳，「平機會」及反歧視條例自然是繼90年代初訂立人權法後的必然之舉，當時的中方也未見反對。

但不要忘記，香港是在一國之內，這個制度在處理小城裡的種族、性別歧視還有點作用，但遇上內地與香港之間衝突，兩個被描繪或想像成不同的「族群」如何共處，便可以說有點無能為力。在十餘年前，有香港人罵大陸人或新移民為「蝗蟲」，那怕你如何同情罵人者的情感與困境，「罵蝗」明顯是「歧視」，但「平機會」能做的相當有限，至於北京有人回應一句「香港狗」，更是「平機會」業務範圍之外。相反，「反歧視」論述會刺激及正當化任何一方對彼方的敵意，無論是本土主義或愛國主義。

「反歧視」論述在我們生活的空間，未必能令我們更好地共存，反而是無止境的惡鬥，目標更可能是把對方鬥倒或消滅。

在中國大陸，根本沒有類似「平機會」的機構，可是卻有中國特色的「反歧視」論述。在官方及公共論述中，它的出現是離不開鄧小平年代以及之後的發展。在毛澤東時代，當然會指控西方帝國主義醜化社會主義中國、偉大的中國人民，但那是冷戰及革命鬥爭的必然，並不蘊含追求平等對待，因為，起碼在口號上「我們」是要在革命中消滅「他們」的，而非共存。直至中國加入聯合國、毛澤東去世、四人幫倒台後，毛時代的革命論述失去了魅力及需要，重新打造愛國主義成為官方意識形態工程的核心。

坊間經常用「玻璃心」一詞來描繪中國大陸民眾的國族情感或愛國主義，這種描述不能說是錯，但平心而論，所有激烈的民族主義（以至本土主義）其實也可以說是「玻璃心」——敏感、脆弱、易怒，而且，「玻璃心」一說缺乏了歷史及政治分析。台灣一位文化研究學者汪宏倫曾指出，「傷害了中國人民感情」的說法，在1980年代開始在官媒及官員口中出現。在毛澤東年代，革命論述中的中國人民是鐵人般的打不倒，根本不會受到傷害。但到了90年代之後，「容易受傷的中國人民」明顯成為國族認同的重要部份，而國人也在開放改革時代裡接受更多西方概念，在諸種西方概念中，「歧視/反歧視」是頗安全又受歡迎，它可正當化這種新的愛國與國族情感，它也最容易瑯瑯上口，既符合國情，又合國際慣例。但它蘊含的共存渴求，卻混和了文化、文明、國家與人民，只渴求一種國與國之間的共存，而非憲制框架內不同群體間的共存。

況且，這種共存，有時更多是確立自我的存在感，甚至復仇心理（所以後來出現「戰狼」想像），而非共同性：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當然不能讓人家再歧視「我的偉大」！所以，這種「反歧視」論述在中國熱起來是經過官方政治過濾的，是對外多於對內的。例如，「反歧視」論述沒有怎麼刺激起太多漢人反思自己與少數民族的關係，對同是漢語的方言群體關係，以至對性別歧視、性傾向歧視的敏感度，也達不到指控別人辱華的激烈程度。

「反歧視」論述在中國熱起來是經過官方政治過濾的，是對外多於對內的。

簡單來說，因為，我們連一個起碼的憲政架構也沒有，更沒有一個自由民主秩序，「反歧視」論述背後的多元文化主義制度當然無法落實，因為沒有公信力及起碼的認同感，更無法處理所謂「中港矛盾」，但是「反歧視」論述卻成為最方便政治鬥爭的工具。公平點來說，它也曾成為香港本土派的政治工具，情況就像牛頓擺，右邊的球回擺，狠狠地令左邊的球彈出之後，它又會再回頭打擊右邊的球。所以，經歷了2019年反修例運動，在如今威權主義震攝香港之後，它更多成為愛國主義、國家主義的鬥爭工具，鞭韃、懲罰、規訓異於官方國族主體的他者。把人罵成崇洋媚外，說成是陰險黑暴，除之而後快，試問這是共存之道，還是滅絕之道？

我們連一個起碼的憲政架構也沒有，更沒有一個自由民主秩序，「反歧視」論述背後的多元文化主義制度當然無法落實，但是「反歧視」論述卻成為最方便政治鬥爭的工具。

那麼，是否就不該指控人家「歧視」呢？語言不是任何個人創造的，為了溝通為了生存，我們有時是無法選擇。香港跟任何地方一樣，也會碰到種種「歧視」的現象與人群，但在說出人家「歧視」之後，在「反歧視」上腦及擴大化之前，該問一問，如何才是讓彼此更好地共存，如何不變成好鬥之徒，或被好鬥之徒利用。在現在的政治環境，訴諸平機會、兩地政府，也只會讓事件跑題，因為，誰相信它們會主持公道？本來是要求改善服務，糾正幾位員工的文化偏見或不當行為，結果變成把幾位空中服務員開除，要求機艙內一律說普通話，讓國泰的第二大股東的國航變成第一大股東，甚至又搞官大人說的「去殖民化」，這就能和平共存嗎？還是根本不管，一心把想像中的「他們」鬥倒便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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