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論｜回憶蔣彥永醫生：勇敢揭露SARS真相，公開呼籲平反「六四」

【編者按】本文首發於NPR，端傳媒與NGOCN獲授權翻譯轉載，聯合發布。

翟淑珍（Susan Jakes），ChinaFile主編，亞洲協會中國分析中心資深研究員，2000年至2007年期間，她在香港和北京為《時代》週刊做報道。

「在中國，為了生存，公民必須學會適應真相與官方真相之間的鴻溝。官方上，中國是一個把工人放在第一位的『人民共和國』。官方上，中國尊重人權。官方上，中國的媒體能夠自由報道新聞。那些指出官方真相與不幸現實之間的巨大鴻溝的人被貼上混淆視聽、不愛國或邪惡的標籤，因為官方上不存在這樣的鴻溝。」

2003年《時代》雜誌表彰中國軍醫蔣彥永為「亞洲年度新聞人物」時，我是以這段話作為開始的。

今年3月11日，蔣醫生逝世，享年91歲。

蔣醫生之所以成為新聞人物，是因為他揭露了2003年中國政府隱瞞北京爆發SARS的實情。 就如2020年的COVID-19一樣，SARS是由當時的一種新型冠狀病毒引起的致命呼吸道疾病。 對蔣醫生而言，他只是維護了他身為醫生的「最基本」職責，卻在事實與官方說辭的衝突之間，衝開了一線間隙，讓其他官員和醫生也能說出真相。這一切，最終導致了當時的中國衛生部長以及北京市長下台——這是中國領導人史無前例地默默承認自己的錯誤。而這一切，挽救了無數條人命。

2003年4月6日，時任中國總理溫家寶更進一步，稱「歡迎大家到中國來旅遊、洽談生意」，並聲稱「中國政府完全有能力控制疫情」。

2003年春天，SARS已在華南和香港流行數月。全世界約有2300人被感染。有傳言說病毒正在北京蔓延。當時，在中國最頂級的醫院之一、也是軍方創辦的301醫院從事外科手術和教學工作的蔣醫生71歲，處於半退休狀態。

4月3日，同是軍醫出身的中國衛生部長張文康在電視上發表聲明，稱首都北京僅發現12個 SARS 病例，且全是在北京以外的地區感染。4月6日，時任中國總理溫家寶更進一步，稱「歡迎大家到中國來旅遊、洽談生意」，並聲稱「中國政府完全有能力控制疫情」。

看着這些聲明的蔣醫生感到難以置信。 他知道的情況是：在北京的一些醫院，感染了SARS的病人已經佔滿了病床，而且有醫生和護士在治療病人時也已受到感染。他和自己的醫院同事交談，對方也對官方的謊言感到憤懣不平。蔣醫生決定敲響警鐘。 4月4日，他將一份關於「疫情傳播真相」的聲明，傳真給中央電視台和香港的鳳凰衛視，但沒有收到任何回應。

當時，我是《時代》雜誌駐北京的記者，我在關注與SARS有關的真相，但很難找到願意與我交談的醫生。4月8日，我打電話給一位在北京長大、人脈廣泛的朋友，希望他能介紹一些醫生給我。 接電話時，他氣喘吁吁，因為他也正好要給我打電話。他讓我用《時代》辦公室之外的「安全」電話給他回電。 電話一撥通，他就告訴我蔣醫生發表了聲明的事情，並說他馬上就傳真給我。

幾分鐘後，我讀着那一頁打印出來的聲明，能感覺到自己的心跳加速。 作為中國軍方權威醫院的外科主任，蔣醫生的軍銜在美國相當於少將。具有如此聲望的人，能直言反駁中國最高領導人，是前所未聞的事。更何況他竟然將自己的名字，以及私人電話號碼都羅列於聲明書上。我撥通了其中的一個電話號碼，接聽的正是蔣醫生。我花了一點時間說服他，但其實幾分鐘後，他就同意，當天下午的某個時候，他可以在醫院附近的一家酒店見我。

具有如此聲望的人，能直言反駁中國最高領導人，是前所未聞的事。更何況他竟然將自己的名字，以及私人電話號碼都羅列於聲明書上。

我回到辦公室更仔細地閱讀聲明。 文章不長，僅僅五段。他描述了聽到衛生部長的聲明時，自己是多麼震驚，然後詳細地說明為什麼官方的病例數字是被低估的。他稱，自己所在的301醫院就曾將一名SARS患者轉移到另一家傳染病醫院，而那個醫院已有10名醫療人員因感染SARS而病倒了。另一家醫院，則已有60個病例以及7個死亡病例。但當天，全北京的官方宣布病例數僅為19個，其中只有1例死亡。聲明中，他所揭露的最令人髮指的真相是：北京醫務人員在3月初就知道SARS正在當地傳播，但由於「兩會」在即，為了「確保穩定」，所以禁止公布這個消息。

埋頭看聲明的過程中，我的電話響了。另一個消息人士讓我旁聽他與一位在北京軍方醫院的親戚的談話。對方所描述的情況，在每個細節上幾乎都與蔣醫生所說的吻合。

確認了這些信息後，我就去瑞成酒店等蔣醫生。 他到達時，我是酒店大廳裏唯一的外國人。 他看起來又高又瘦，穿着一件優雅的深綠色西裝外套。 他向我點點頭，略微示意，然後衝樓梯走去，就像要去見別人一樣。此時，大廳上面的茶館幾乎空無一人，我們坐了下來。或許是因為即將要面臨的事情（對真相的曝光）過於沉重，我們之間也有一絲基於這沉重的尷尬。他要去了我手上他那份聲明的複印件，開始拿筆更正。我察覺到了他的緊張，以及對和我深入探討這些問題的焦慮。但幾分鐘後，當看到服務員精心繁瑣地為我們準備茶時，僵局被打破了，蔣醫生揚起眉毛，露出了一絲無奈的微笑。我也跟着笑了。 他則眨了眨眼。

或許這是臨床經驗豐富的醫生所慣用的放鬆的技巧，反正我們彼此終於都能放鬆了下來了，談話開始順利進行。蔣醫生向我解釋了他如何知道這一切，也說起他醫院的同事是多麼地憤怒和恐懼。他也談到SARS的傳播對大衆可能帶來的風險，隨着情緒的提升，他的聲音也逐漸提高。「如果我是一個普通人，開始（因感染SARS）發燒時，我可能並不知道應該去哪家醫院。」他說，「可能只有病重了，我才會知道原來不是普通感冒。」正是這一憂懼促使他挺身行動。

我們聊了大約一小時，主要是用中文。其間，蔣醫生偶爾會用清晰而純正的英語拋入一點醫學術語或幾句話，那是他幼年在上海所學的語言。我們的談話裏有很多是關於嚴肅的醫學原理，他苦心地為我逐一講述，並告訴我他如何多方確認信息。縱觀他和我的談話，我發現他說話的方式有一種輕鬆的、近乎頑皮的特質，這讓談話很愉快。多年後，我才認定這是他的某種特質，而或許正是這種特質，幫助他忍受了在中國過去幾十年的政治動盪以及文革期間、他所遭遇的迫害。

我擔心他可能沒有意識到，在《時代》雜誌上發表他的聲明，有可能給他帶來危險。我確信自己已證實了他聲明中的大部分內容，就問他是否要匿名發表，他堅決拒絕了。在他看來，他講的是真話，當然要實名發表，才更具說服力。他說，他已經做了充分的準備，能泰然面對一切後果。

那天晚上，我發出了報道。 第二天，蔣醫生就連續不斷地接到了數十名記者的電話。很快，他的上級領導發出指令，要求他停止與外界的一切接觸。他給我打來電話，說了這件事。但儘管如此，在接下來的一週，當世界衛生組織的SARS檢查組到訪北京醫院時，他還是設法給我傳遞信息。當時，北京的軍方醫院以及社會醫院，都對檢查人員隱瞞了 SARS病患的實情。甚至有一家醫院，將患者從病房轉移到賓館。另一家醫院則將病人塞入救護車，在城中打轉，直到檢查人員離開。但那時，蔣醫生的勇氣已經激發了其他的醫生和官員發聲。雖然大多人都保持匿名，但他們踊躍地行動，證明有SARS病患被掩藏的事實。4月20日，北京的通告中，將官方SARS病例的數目增加了將近10倍。同時，衛生部長及北京市長均被撤職。2003 年7月，SARS得到了控制，此前，疫情已蔓延到了四大洲。

一開始，蔣醫生被譽為國家英雄。當時的北京，街道空無一人，彷彿是對2020年的一種預示。那時，蔣醫生的名字出現在中國幾乎所有主要報紙的頭版。他的照片也突然出現在我辦公室附近的一個廣告牌上。彼時，我雖然無法正式採訪他，但他偶爾會騎自行車到我們第一次見面的那家酒店，在茶館裏和我私下聊天。 每次見面，他都會給我帶來若干份他認為我應該讀的材料，我也會給他講我最近寫了什麼報道。

我懷疑，蔣醫生揭露了 SARS，不但取得了驚人的社會效果，卻又倖免於任何嚴重的報復或懲罰，可能使他有足夠的勇氣再度犯禁。

我懷疑，蔣醫生揭露了SARS，不但取得了驚人的社會效果，卻又倖免於任何嚴重的報復或懲罰，可能使他有足夠的勇氣再度犯禁。 翌年春，適逢天安門大屠殺15週年。這15年間，蔣醫生應該是每每回顧起當年，目睹平民死於他所服務的軍方手下， 一直都在試圖整理一股憤恨的頭緒。1989年，他所在的醫院便是距離屠殺場最近的醫院之一。 他指揮的18間手術室，在短短兩個小時內就接收了89名槍擊受害者。2004年2月，他致信中國最高領導人（並再次致函國際媒體），描述他所目睹的真相，並講述他與黨內元老談及「六四」時的遺憾。他勇敢地公開呼籲，要求官方推翻關於六四事件的「定性」。

這次，後果來的迅速而嚴厲。蔣醫生與妻子華仲尉博士當即就遭到嚴厲的監禁。後來我才知道，他們經歷了一段可怕而令人筋疲力竭的輪番審訊以及自我審查。這些審訊和審查，目的是企圖說服蔣醫生：他在手術室裏的耳聞目睹，「一生不能忘」的景象，不過都是他腦海裏的幻覺。

經歷瞭如此艱險處境後的他，並沒有服軟悔改。他終究被允許在嚴密的監視前提下回到家裏。這種監視在他的餘生中，時而嚴密，時而鬆弛，但他那種輕鬆自在的神態絲毫未減。2005年或2006年，我和他在我家附近的地方共進午餐，他開玩笑說，自己因為不再染頭髮而原形畢露，這樣也就「比較老實」了。2008 年奧運會期間，他穿了一件筆挺的襯衫，出席我在北京的訂婚宴。在去看一場奧運籃球賽的途中，他向我們一群人講述了他在少年時期參加高中籃球隊的往事。

我們最後一次見面是在2015年12月，在最初見面的「我們的酒店」。如往常一樣，他騎着自行車來。他帶了一台小型的筆記本電腦。這次見面的大部分時間，他得意地向我展示他最近所做手術現場的相片。他已經84歲高齡，依然深愛着他的醫生事業。

如今，我只能猜想，當蔣醫生目睹COVID的爆發與傳播，看着歷史又在重演，和當年政府在一開始隱瞞病毒的傳播一樣，以及武漢的吹哨人李文亮醫生被壓制禁言，對這一幕幕，不知他會做何感想。 蔣醫生染疫而故，很可能也是北京當局猝然放棄「動態清零」政策的結果。 我也設想，當初中國若有像蔣彥永醫生這樣資歷深厚的人，在更早的時間就對武漢的疫情發聲，或許世界局勢的變動就不會像今天這樣？我也想知道，他對美國在疫情處理的混亂會有何評價。

如今，距離SARS的爆發已過了20 年，COVID也已過了漫長的三年，蔣醫生當年所戳穿的那道緘默守密之牆，已經重建。在他死後，當局仍不放棄與他有關的一切嚴控：他3月15日的葬禮規模很小，亦不公開。至今，我在中國的官方媒體上，沒有看到任何關於他的死訊。2003年，當蔣醫生的名氣達到頂峰時，全中國稱他為英雄，而他卻常說，他寧願人們記得他只是一位說實話的醫生。如今的我們，唯一能做的，就是繼續努力，以此來繼承他的遺志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