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論｜鄧聿文：中共二十大報告重點分析，與習近平作為「人民領袖」的加冕禮

中共二十大毫無懸念地以習近平的完勝而結束。他不但如願以償第三次連任，而且在二十大記者會上公開被稱作「人民領袖」——這個以前專用於對毛澤東的稱號。儘管二十大政治報告的內容沒有超出筆者預期，但從人事安排來看，外界還是要重視這次黨代會釋放的種種信號，因爲它的召開，至少在未來十多年，中國這輛列車將在過去十年特別是過去五年已經走過的軌道上，加速和不可逆地奔向一個事實上已知的終點，只是不清楚這個終點是否乃僞裝的懸崖。

二十大可以從兩個層面來分析。一是政治報告和黨章修改的內容，二是政治局及其常委會的組成。此類黨代會，每五年舉行一次，除了中共領導層人事的變化，政治報告的內容涉及中共和國家大事的方方面面，今次報告一共分十五個部分，雖然每個部分看起來都很重要，但筆者認爲值得關注的是報告對中國式現代化、2027年建成現代化軍隊以及要發揚鬥爭精神的論述。

政治報告的經濟外衣

至於過去十年是否真的取得了歷史性成就、發生了歷史性變革，事實本身不重要，重要的是必須這麼說，必須這麼造神。

習要三連任也需要有個「說法」，任何要贏得正當性統治的領導人不能僅憑權力去壓服別人接受自己的統治，而是給大家一個有說服力的「理由」，這個「理由」就是他可以繼續統治下去的根據。

對習而言，「理由」是在他領導下的過去十年，「採取一系列戰略性舉措...經受住了來自政治、經濟、意識形態、自然界等方面的風險挑戰考驗...推動中國邁上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新征程」。也就是報告說的「新時代十年的偉大變革」，它在改革開放史、新中國史、黨史、社會主義發展史以及中華民族發展史具有「里程碑意義」。

對中共、中國、中華民族和世界社會主義做出過如此巨大歷史貢獻的領導人，他領導的十年具有如此的意義，中共怎麼可能不繼續由他領導，中國怎麼可能不繼續由他統治——這就是習要通過政治報告昭告全黨的含義，有了這十年的「偉大」成就，習的連任就具有了正當性即合法性。至於過去十年是否真的取得了歷史性成就、發生了歷史性變革，事實本身不重要，重要的是必須這麼說，必須這麼造神。

過去十年的成就雖然爲習的連任奠定了「正當性」，但是，既然要連任，就不能躺在歷史的功勞簿上，還要爲全黨和全國規劃未來，畫一個「大餅」，讓全體黨員放心，有他領導，跟着他走，前途是光明的。這個「大餅」就是報告提出的，以中國式現代化推進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

中國式現代化不是首次提出，但是首次寫進黨代會的政治報告，因此意義還是不一樣的。中國式現代化不僅是一條現代化的道路，習還賦予了它制度和文明史的價值：如果中國在中共領導下實現了現代化，建成爲一個文明富裕強大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將爲人類開闢出不同於西方現代化的另一條道路。這個價值豈不十分偉大？

按照報告表述，從中國式現代化的特徵和要求看，它實際是二十大的政治路線，報告的其他部分，是對該主題的闡述和深化。從現在起，中國式現代化將是中共的中心任務和歷史使命，要完成這個任務需要什麼樣的條件，作出什麼樣的部署中，首先還得看經濟。有觀察認爲，二十大報告對安全的重視超過經濟發展，但至少在表面上，經濟一定還得是頭等要務。安全再怎麼重要，也是建立在經濟這個基礎上的，其實不但是安全，國家的一切活動，包括執政安全，都是以經濟爲基礎，沒有這個程度或者這個基礎不紮實不牢固，本身就會出安全風險。所以報告重提發展是第一要務。報告提出加快構建新發展格局，意思就是在重視安全的前提下更好地發展經濟。

新發展格局當然也不是一個新提法。報告對它的論述，主要都是十九大以來的既有說法。不過，有一點是首次寫入二十大報告的，即「經濟實現質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長」。衆所周知，中國經濟的增長率過去幾年出現了快速下滑，今年的中心工作就是穩增長。雖然習強調高質量發展，似乎意味着不像過去一樣追求高增長，但是，高質量發展不等於低速發展，還是需要一定的增長。畢竟中國只是解決了絕對貧困問題，從絕對貧困到低水平的小康相對容易，從低水平小康到中等發達程度，以中國的人口體量很難。

未來幾年理論上的一個重要任務，是如何化解目前的各種下行壓力、穩住經濟增速，特別是如何釋放民間活力、挖掘增長潛力。不過，在表面重經濟實際重安全、表面重治理實際重控制的思路及人事布局情況下，經濟活力的前景並不能令人感到樂觀。

安全與鬥爭

經濟和產業安全，也是政治安全的組成部分。

如果說二十大政治報告最能體現習雄心的是中國式現代化，那麼最使他憂慮的是國家安全和社會穩定。報告提到安全的次數超過十九大，視「國家安全爲民族復興的根基，社會穩定爲國家強盛的前提...以政治安全爲根本...統籌外部安全和內部安全、國土安全和國民安全、傳統安全和非傳統安全...夯實國家安全和社會穩定基層基礎...」。正因爲安全如此重要，就像前面提到的，有觀察認爲二十大對安全的關心和重視超過了經濟發展。

在各種安全能力建設上，報告尤其重視國家政權安全、制度安全、意識形態安全以及糧食、能源資源、重要產業鏈供應鏈安全。前面三類安全實際說的是一回事，也即政治或政權安全；後面三類大致也可以歸爲同一個安全，即經濟和產業安全。這兩種安全互相影響和強化，特別在當前中美對抗，中國外部環境非常惡劣的狀況下，糧食、能源和資源以及重要產業鏈供應鏈安全，會直接影響經濟增長，如果發生糧食和能源危機，或者像芯片這樣的科技產業的供應鏈完全被切斷，不但經濟嚴重受損，很可能造成餓死人或凍死人的情況，衝擊社會穩定，進而觸發統治危機，累及政權安全。就此而言，經濟和產業安全，也是政治安全的組成部分。

中共近年來越來越把政權安全放在首位，同時對經濟和產業安全也絲毫不敢掉以輕心，既反映了習的危機意識確實非常強烈，同時亦說明中國的外部環境更趨嚴峻，而這一切很大程度上是由他的內外政策和高壓統治造成的。追本溯源，根子出在他的施政上。

對習來說，收回台灣是最好的繼續連任第四任期的理由，所以強軍是習第三任期的重點之一。

在二十大報告中，還應關注對解放軍的表述。這是因爲，如果中國最後不得不武統台灣，就會加快對解放軍的現代化能力建設。報告提出了這方面的目標任務和要求，表示「要加快軍事理論現代化、軍隊組織形態現代化、軍事人員現代化、武器裝備現代化，提高解放軍捍衛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戰略能力，如期實現建軍一百年奮鬥目標，加快把解放軍建成世界一流軍隊」。

解放軍建軍一百年的時間節點在2027年，恰好是習第三任期的末尾。如果習要開啓第四任期，就面臨着如何說服黨內同意的問題。雖然他提出了中國式現代化作爲自己連任的合法性依據，然而，以中國當下的狀況，在未來五年，中國式現代化能夠取得多大成效，存在很大的不確定性。如果沒有取得耀眼的成績，甚至這條路走得非常艱辛，第四任期還要連任，缺乏說服力。

因此對習來說，收回台灣是最好的繼續連任理由。這亦是許多觀察者認爲未來五年台海發生戰爭的原因。即使習基於各種考量，不用戰爭來解決台灣問題，也一定會通過使用武力，逼台灣坐上談判桌。所以強軍是習第三任期的重點之一。建設一支強大的軍隊，保證台海爆發戰爭時能夠打贏，是解放軍的唯一使命。二十大報告對強軍目標的錨定，反映了習確有在未來五年解決台灣問題的想法。軍委的人事任命，亦坐實了這點。

二十大政治報告最後應該關注的一點是它透露出的鬥爭精神。整個報告看起來有些平淡無味，缺乏亮點和新意，一些人批評報告對過去五年中國面臨的各種危機和困難視而不見，只是用大而化之的語言帶過，不敢直面問題，儘管如此，報告的字裏行間卻有一股強烈的鬥爭味兒，習在報告中吹響了鬥爭的號角。

習是一個喜歡鬥爭的人，他的「四個偉大」有「偉大鬥爭」，報告也多處提到鬥爭。在總結過去十年的成就時，有義無反顧進行具有許多新的歷史特點的偉大鬥爭的表述。「三個務必」有務必敢於鬥爭、善於鬥爭。談到中共未來必須把握的五個原則，其中第五個原則是「堅持發揚鬥爭精神，增強全黨全國各族人民的志氣、骨氣、底氣，不信邪、不怕鬼、不怕壓，知難而進、迎難而上」。這次黨代會甚至把「發揚鬥爭精神、增強鬥爭本領」的內容寫入黨章。鬥爭思維完全是習的思維，他現在要把它變成全黨和每個黨員的思維。

但外界不能把習指的鬥爭僅僅看成人事和權力方面的鬥爭，今天的中共沒有傳統意義上的政治鬥爭或路線鬥爭，鬥爭的含義說的是面對各種困難，要有鬥爭精神。所以偉大鬥爭的背後，其實反映了習有着很深的危機感。他並非盲目樂觀，知道自己有很多「內外敵人」，路途不那麼平坦、那麼一帆風順。用報告的話說，「中國發展進入戰略機遇和風險挑戰並存、不確定難預料因素增多的時期」，「全黨必須增強憂患意識，堅持底線思維，做到居安思危、未雨綢繆，準備經受風高浪急甚至驚濤駭浪的重大考驗」。

這裏的「風高浪急」和「驚濤駭浪」無疑有具體所指，雖然外界不清楚這個具體所指是什麼。前面說的各種安全關切，就是習的憂患意識的體現。在他看來，要渡過各種「驚濤駭浪」的考驗，就必須要求中共及其每個黨員有敢於鬥爭善於鬥爭的精神。

人事布局

新的權力布局雖然體現了習對中國政局的絕對控制，讓習的意志和想法能夠更好地在高層得到貫徹和實施，然而，它不出事則已，一出事必定後果非常嚴重。

習的這種鬥爭精神也反映在新一屆中央委員會尤其政治局及其常委會的人事布局上。如果說政治報告和黨章修改至少沒有出乎筆者的太多意料，政治局特別是常委會的組成人選讓包括筆者在內的絕大多數觀察者跌破眼鏡。

在這些觀察者看來，高層人事對習最有利的組合是總體保留「七上八下」規矩，局部打破，這樣李克強、汪洋等未超齡的上屆常委在二十大能夠繼續留在最高層，對習接下來的施政是有利的。因爲儘管他們在一些具體的政策上同習有分歧，但在習掌控大局的前提下，可以通過他們的專長和領導能力，對習的粗暴做法產生的後果進行某種程度的修正和改善。

另外，從政治角度說，他們的留任還對那些反感習、對習不滿的人多少會產生某種期待，認爲有他們在台上，這個政權還沒有壞到徹底。而這股力量在中國不是少數人，它代表的是中國的廣大中產階級群體，特別是知識界和企業家。可現在最高層這個組合，儘管上屆常委有王滬寧和趙樂際兩位留任，但王趙二人的留任恰恰是他們不願看到的，而且這二位老常委在二十大的政治局中起不到很突出的作用。

新政治局由習氏人馬全面控制，包括重要的總理一職預計將由現任上海市委書記李強擔任。這個權力布局雖然體現了習對中國政局的絕對控制，讓習的意志和想法能夠更好地在高層得到貫徹和實施，然而，它不出事則已，一出事必定後果非常嚴重，因爲不但沒有制約的力量，而且也沒有在事情發生後爲他化解麻煩、減緩衝擊力度的救火人。

習之所以在政治局有這種布局，跟他要在全黨推行的鬥爭精神和鬥爭意志有關。他大概要在他的第三任期幹成幾件大事，尤其很可能要收回台灣，因此不想在高層受到不同意見的干擾，而是同心同德，要高層全力支持他。在他看來，在經受驚濤駭浪的考驗過程中，一個集體沒有鬥爭精神是成不了大事的。所以大家都要跟着他發揚鬥爭精神，把制定的目標任務完成。

雖然二十大的高層布局似乎有利習的目標的達成，然而他也忽視了另外一個因素，即這種人事安排對內對外釋放的信號都是糟糕的。

而胡春華的受挫是他這種鬥爭精神在高層人事安排的最大犧牲品。李克強與汪洋的退場站在習的角度，某種程度上是可以理解的。胡春華從過去幾月的表現看，已經對習徹底臣服，他年輕，又是兩屆政治局委員，若習即使爲裝點一下門面，理論上也可以入選常委。退一步，入不了常委，現有的政治局委員應該保留。但胡只保留了中央委員身份，甚至被直接踢出政治局。

除習的親信完全上位外，二十大政治局委員的組成還有兩個現象需要注意，一個是航天幫或者廣義的軍工系統的崛起，這次具有軍工背景的政治局委員有馬興瑞、袁家軍、張國清三人入局，習看重他們，可能是欣賞他們的執行力和做事的效率；二是黨校幫的出頭，有兩位政治局委員李書磊、石泰峰出身黨校系統，這兩人同時還是書記處書記，被習委以重任。這當然是因爲習在做中央黨校校長時所形成的特殊關係，也和他們個人能力有關。

雖然二十大的高層布局似乎有利習的目標的達成，然而他也忽視了另外一個因素，即這種人事安排對內對外釋放的信號都是糟糕的，中國內部會有更多人同習政權離心離德，棄他而去；外部則對中國更加警覺，從而對他要推行和實現的目標構成障礙。未來到底會出現一種怎樣的結果，取決在人事布局之後採取的政策。

可以說，通過二十大，習完成了他作爲「人民領袖」的加冕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