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論｜安倍之死：他的經濟、外交、政治遺產，與日本的未來

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日前在助選時遭到槍擊身亡。各界在表達哀悼之意以外，也極為關注此事將如何影響日本政局。然而，在華文世界，許多人以「抗中親台」作為安倍的歷史定位，並以此為主軸討論日本往後的走向。但這就如日本多以「親日」化約李登輝一樣，若僅關注政治人物面向自己方的那一面，往往會忽略了其思想與實踐的多重面向。

無論是否喜歡安倍，若要論之後日本的變與不變，仍須從日本人的角度出發，好好盤點這位戰後日本任期最長的首相，究竟在日本留下了什麼？

「安倍經濟學」：日本人過得更好了嗎？

安倍晋三在2012年重返政權時，記取了首次執政時的教訓，放低了自身在歷史與憲法議題上的聲量，打出「安倍經濟學」的口號，矢言要讓日本脫離長年的通貨緊縮。

日本自1990年代的泡沫經濟崩壞以來，即便已經重整了金融秩序，但消費者已經養成了「節約」的習慣，對物價相當敏感。這導致企業長年不敢調漲商品售價，若成本提高，則以壓低員工薪資，或是以「隱形漲價」，亦即減少商品份量或更改成分來因應。這讓日本的生產與消費都陷入長期停滯，進而影響了企業獲利與勞工薪資。再加上2011年東日本大地震，以及日幣大幅升值打擊出口產業，更是雪上加霜，這成為了2013年「安倍經濟學」備受期待的背景。

「安倍經濟學」的「三支箭」：貨幣量化寬鬆、擴大財政支出、促進民間投資，已是耳熟能詳。安倍立下「2年內通貨膨脹2%」的目標，希望透過注入大量資金，促進企業投資，進而帶動物價上漲，再令勞工薪資隨著企業獲利水漲船高，進一步刺激消費，形成良性循環。具體作為包括讓日圓貶值、負利率政策、為企業減稅、由日本銀行（日本的中央銀行）大量購入國債與指數股票型基金（ETF）、促進女性就業並引入外國技能實習生（實質移工）以解決缺工問題、調高消費稅率、推動國際觀光等等。

到了2015年，安倍提出了「2020年GDP600兆日圓」、「出生率1.8%」與「看護離職率歸零」的安倍經濟學「新三支箭」。除了持續執行舊「三支箭」政策，以整體經濟指標為目標外，也修正路線，希望透過改善育兒及長照政策，降低民眾對未能分配到企業獲利的不滿，以及對未來生計的不安，以促進消費。同時也回應了對安倍經濟學「重市場、輕社福」的批評，讓在野黨不易在這點上做出明確政策區隔。

「安倍經濟學」最明顯的效果，就是日經指數從2012年的八千多點一路攀升，在2015年突破了2萬點大關。而若先排除2020年疫情帶來的波動，根據日本政府在2019年所發佈的「安倍經濟學」成果報告，日本在GDP、失業率、女性就業率、基本工資等方面，均較2012年為佳。特別是日本雖廣受港台遊客喜愛，但在國際上並非觀光大國。在安倍的政策下，訪日外國觀光客從2012年的855萬，躍升至2018年的3848萬。這些成績也是許多人肯定安倍經濟政策的主要依據。

然而，雖然報告列出了多項指標成長，但幾乎均未達到安倍原本訂下的目標。被視為主要目標的「通貨膨脹率2%」，除了2014年因消費稅率自5%調漲為8%，而達到2.76%以外，全數都在1%以下。而2021年的名目GDP為544兆日圓，距離600兆還有相當的距離。而喊出「歸零」的看護離職率從2012年的17%下降至2020年的14.9%，仍略高於全體勞工平均的14.2%。

雖然企業收益受惠於貨幣貶值、減稅等優惠政策，但未來前景依舊保守。除了急速成長的觀光業外，日本國內亦未出現適合投入大量資本的新興產業，因此獲利並未反映在進一步投資與加薪上。從消費者的角度而言，薪資成長停滯，對景氣展望的不安依舊濃厚，加上二度調升消費稅率，多數民眾仍不得不勤儉持家。安倍經濟學所期待的「貨幣寬鬆－企業獲利－投資與薪資成長－消費成長－脫離通縮」的良性循環，實際上效果並不如預期。

此外，政府報告以比較2012年與2019年的日本為主，批評者則認為政府故意無視了日本與國際比較之下的相對停滯。2020年日本的人均名目GDP是39,890美元，韓國為31,954美元，台灣為28,054美元。但去年日本經濟研究中心，以韓國年增率6%、台灣8.4%、日本2%試算，提出日本的人均GDP將於2027年被韓國超越、2028年被台灣超越的預測。報告中並指出日本成長緩慢的主因，是企業與政府在數位升級與產業轉型上的落後，導致生產效率低落所致。

而在薪資方面，根據OECD的統計，OECD諸國年薪的平均值從2012年的45,700美元，成長至2019年的49,200美元（購買力平價）。同一期間內日本則僅從38,058美元微增至38,500美元，排名從第21名微降至第22名。而女性就業率雖然增加，但日本的性別工資差距指數雖從2012年的26.5下降至2019年的23.5，但仍高居世界前三，且與OECD平均（2012：13.6；2019：12.6）有相當大的差距。

除了對其成效的評價外，安倍經濟學的在財政上的代價亦不容忽視。日本政府自1990年泡沫經濟崩壞後，即高度依賴國債與借款維持財政，日本政府的債務總額在1990年為291兆日圓，在2012年為1131兆日圓，2019年則為1318兆日圓。因此安倍一面強調托育與長照政策，但為撙節財政支出，同時也調漲高齡者就醫自付額、並兩度調降生活保護費（對窮困民眾的生活津貼）。

2019年日本金融廳在報告書中指出，除年金之外，每對夫妻應再自備2000萬日圓，方足以養老，呼籲民眾應及早積極投資理財。這引發了「何不食肉糜」的大量批評，也反映了日本民眾對未來生活的不安。

簡言之，「安倍經濟學」是否成功，其實端看以何種角度評價。正如官方主張，企業獲利、就業率、股價指數與觀光業等確實顯著成長。但即便是在2015年的「新三支箭」之後，經濟成長仍未充分惠及一般勞工，與國際比較下更顯停滯。至於經濟弱勢者的生活，則因政府補助減少而變得更苦了。2020年的疫情與2022年的通膨（通脹）雖然無法歸咎於安倍，但對多數的日本民眾而言更是雪上加霜。

另一個重大問題是，安倍經濟學帶來的貨幣寬鬆政策，以及由日本銀行與公共年金基金（GPIF）對股市的多年挹注，是否應該退場，又在何時、如何退場。2021年日銀持有的ETF資產總額為52兆日圓，GPIF則持有49兆日圓。在日本經濟的基本面遲遲未有明顯改善之下，一旦政府資金開始退場，該如何消化市場賣壓，將相當困難。而若因股市下跌而造成鉅額虧損，亦可能損及日銀與GPIF，甚至年金制度的信用與穩定。

「安倍經濟學」原本應是針對日本經濟衰退的「強心針」，在景氣復甦，產業體質強健後就功成身退。結果在持續了近十年後，仍然未能達到預期的效果，以至於安倍在辭職後，仍堅持經濟政策應該延續。在本次參議院選舉之前，於自民黨政權內部，就出現了應重視財政紀律與民眾生計，進而修正經濟政策的聲浪。當時安倍親自出馬，壓下了黨內的批判，最後岸田首相也宣稱會依循安倍經濟學路線。

然而，在參議院選後，岸田首相接受媒體專訪，談到今後的經濟政策，媒體仍是以「失落的『三十』年」下標，岸田首相也承認股價雖高，但一般勞工並未雨露均霑。顯然安倍經濟學的這十年，在日本人眼中，仍未讓日本走出1990年泡沫經濟崩壞後的失落。而在安倍逝世後，選後黨內的經濟政策是否會有所變化，明年新任日本銀行總裁的人選，將是重要的觀察重點。

「俯瞰地球儀的外交」：日本將航向何方？

華文世界對安倍的激烈反應，也環繞著其「親台港抗中國」這點展開，隨著論者立場不同，或痛悔憂心，或額手稱慶。就台灣而言，安倍在從政期間與台灣政界建立深厚情誼，光是近期就在疫苗援助與鳳梨輸日上相助，也令長期在國際上受到孤立的台灣民眾備感溫暖。

但安倍的外交路線，並非僅有「親台」而已，也無法以「抗中」來概括。作為日本首相的安倍，多年來執行的是「俯瞰地球儀的外交」。

安倍在2012年競選時的知名口號為「拿回日本」（日本を、取り戻す），一般認為是為了喚起經歷過高度成長期以及泡沫經濟時期選民的懷舊情緒，批評者則認為是要讓戰前的軍國主義復辟，安倍本人則曾表示「是要讓日本人親手，從戰後歷史中，把日本國拿回來」。

此一思想也體現在安倍的外交路線上，他希望日本不僅僅是緊跟美國，而是要在世界上有自主的外交議程與空間。他一方面推動修憲與安保法案，希望增加自衛隊的正當性與活動空間，以增加日本的外交籌碼。另一方面則利用日本的緩衝國地位，著力於首腦外交，在各國間力求平衡，從中取得他心目中日本的最佳外交利益。

安倍外交中最為人所知的，是由日美印澳組成的「四方安全對話」（QUAD），以及更廣泛的「印太構想」。安倍在2013年上任首相之後，首次外訪就選擇了越南、泰國與印尼，表達對東協（ASEAN）各國的重視，並提倡「自由開放的印度太平洋」。而安倍在2007年第一次執政時就提出的「QUAD」，多年來由於印度不結盟的外交傳統，以及日、美、澳各國在不同時期的政黨輪替及外交政策轉換，四國始終難以穩定地維持合作。一直到2019年，「QUAD」四國才首次招開了外長會議，此後除了軍事與外交之外，也預期將深化基礎建設、資訊安全等面向的合作，並擴及整個印太地區。

從「QUAD」與「印太構想」形成的歷程來看，安倍並非僅在對美關係之下考慮外交，而是充分發揮了日本的自主性，先於美國提出了上述構想。而在推動上，也善用了日本同時作為美國盟邦與亞洲國家的優勢，不少亞洲國家比起美國，對日本較無戒心。

但另一方面，安倍在首相任內，也同時著力於改善與俄中的關係。在俄國方面，日俄間在二戰後遺留下所謂「北方領土」問題，亦即俄國在二戰末期佔領了北海道東端的四座島嶼，並在戰後拒絕歸還。也因領土問題懸而未決，兩國間雖於1956年簽署日蘇和平宣言宣告終戰，但至今仍未締結和平條約。

為了解決領土問題，安倍任內與普丁（普京）直接會談27次，甚至招待普丁到老家泡溫泉，表示兩人間的情誼深厚。在親善氣氛下，日本與俄國間展開了許多經濟合作，例如合作開採石油與天然氣的「庫頁島計畫」，日本政府與企業在「庫頁1號」出資30%，「庫頁2號」出資22.5%，所產出的石油與天然氣，也以日本為主要輸出市場。

而在中國方面，2013年安倍上台時，面臨的是因為釣魚台國有化問題，中國各地爆發反日遊行，甚至出現打砸日貨、日商的場面，兩國關係降至冰點。而安倍在上任之後，也因參拜靖國神社遭受批評，任內再也未前往參拜。日中關係在安倍的經營之下不斷升溫，終於在2018年，以慶祝日中友好和平條約締約40週年為名，安倍訪問中國並會見習近平，並正式邀請習近平訪日。

而在2020年初肺炎疫情開始傳播時，日本卻遲遲不封關，一般認為安倍擔心封關會造成習近平訪日生變，是主要原因之一。除此之外，日本各級政府與民間團體，也都大舉捐贈口罩等抗疫物資給中國的姐妹城市或友好團體，顯示出日中在各個層級之間，都累積了大量交流經驗與人脈。

站在習近平的角度來看，反日民族主義與歷史問題，在促使中國國內團結愛國時固然相當有效，但卻極少成為中國外交的主要議程。這只要與韓國一比，就相當清楚。透過倡導一帶一路與亞投行，希望領導國際秩序的中國，在國內外都歡迎日本的投資與合作，同時也期待可以透過拉攏日本，來牽制美國。而正如安倍對訪中的重視，習近平若能訪日，亦是作為中國領導人重要的外交里程碑。

回顧日中間的互相投資確實相當活絡，例如日本軟銀集團（Soft Bank）是阿里巴巴的最大股東，集團旗下的願景基金也投資滴滴等中國企業。另一方面，美的集團收購了東芝的家電部門，騰訊則投資了日本角川書店與樂天集團。而在安倍的經濟政策當中，人口眾多的中國，是移工、留學生與外國觀光客的重要來源。

日本曾經在天安門事件爆發後，率先遊說各國放鬆對中制裁，被中國鎖定為突破國際制裁的破口。對如俄國與中國一般的威權國家而言，身在所謂民主陣營，但既不提倡人權價值，又隨時伺機左右逢源的日本，是值得也能夠利誘的對象。日本也相當清楚自身價值所在，並巧妙地一面透過外交言論表態，站穩民主陣營的立場，也讓各國民主派人士抱持期待；但另一面又幾乎不真的進行制裁，持續等待威權陣營前來談生意。

就近年的例子而言，俄軍進佔克里米亞後，安倍依舊出席索契冬奧力挺普丁；在緬甸政變之後，日本政府則主張為了維持與緬甸軍方的溝通管道，而拒絕制裁；在新疆集中營爆發後，知名日本企業Uniqlo始終堅持在中美間保持中立，拒絕抵制新疆棉花；而當香港反送中遭到鎮壓，日本亦有國會議員提出應制定日本版馬格尼茨基法案，以制裁嚴重侵害人權的外國人士，但執政黨雖表示支持，但實質上毫無進度。

當然各國均非省油的燈，日本再會打算盤，也不可能穩賺不賠。例如與普丁的領土談判，到最後都是只聞樓梯響，不見人下來。而長期押寶中國網路企業的軟銀集團，受到近年中國政府整頓阿里巴巴等大企業的影響，也摔了重重一跤。而日本願意賠償戰前的中國徵用工，但卻要求企業不得遵循韓國的法院判決賠償韓國人。日韓歷史問題相當複雜，在此無法細說，但不得不說安倍對殖民歷史問題的執著，是讓聯盟缺了重要一角的原因之一。

但即便是講究平衡與實利的日本，在中國於南海填海建設軍事基地、以海警與漁船進逼釣魚台、並持續威脅武力犯台之下，多年來鬆散的「QUAD」與「印太構想」，也開始明確地擺出與中國對峙的姿態。而當俄羅斯全面進攻烏克蘭時，安倍也對曾裸裎相見的「摯友」普丁束手無策，並未阻止日本政府加入制裁俄羅斯。

作為對日本外交路線的反制，俄中近日開始以軍艦與軍機繞行日本，再加上中國輿論對安倍逝世的幸災樂禍，可以想見只會令日本民眾更加反感。這樣的變化與其說是日本更加重視「民主價值」，不如說是俄中刮起的北風太過凜冽，令日本失去了轉圜空間，至少在目前找不到交易的餘地，但不代表未來不會有改變。

然而，不談價值，講究實利的日本外交，固然讓日本政府在交涉上多了談判空間，但對外交也有負面影響。例如在以外國人民為訴求對象的「公共外交」（Public Diplomacy）領域，日本向來主打動漫、傳統藝術等文化軟實力，也卓有成效。但慶應大學的渡邊靖教授在「外交」雜誌的一篇文章指出，一個國家對外國民眾的吸引力除了來自文化特殊性外，對於人權、自由、永續發展等「普世價值」的共鳴也是很重要的一環。

但日本即便承辦了奧運這般國際盛典，對價值的倡議卻始終付之闕如。渡邊教授舉例，當日本在國際會議上被問到「東京奧運要彰顯什麼價值？跟北京奧運有什麼不一樣？」時，卻給不出明確的答案。若日本今後要在民主陣營中擔任要角，不僅是建立經貿與國防的同盟，如何具體改善國內民主與人權環境，並積極對國際發聲，讓「民主陣營」名實相符，而不只是劃分敵我的便宜標籤，還有很大的努力空間。

「安倍政治」：公民自由的倒退

渡邊教授指出的日本公共外交課題，其實也象徵了安倍最受批評的一點，那就是所謂的「安倍政治」，造成了日本公民自由的嚴重倒退。根據無國界記者公布的2022年全球自由新聞指數，日本排名第71，為G7中最低。在東亞中台灣為38，韓國則為43。而在民主黨執政的2010年，日本則排名世界第11。但安倍對於持續衰退的新聞自由，在國會答詢時只表示「日本憲法已充分保障新聞自由」。

而造成日本新聞自由低落的理由，則是企業與政府造成記者嚴重的自我審查，特別是媒體普遍感受到來自政府的壓力。例如日本獨有的「記者俱樂部」制度，規定只有加入俱樂部的媒體，才能夠參加各部會的記者會。記者們為了擔心被排除，在採訪與提問時都會避免與政府發生衝突，甚至提問尖銳的記者，會遭到同業的排擠。而在安倍任內，所有記者會的提問都經過事前篩選，由幕僚準備好讓安倍念稿回答，也不能追問。這也是日本人聽說台灣的防疫記者會可以「問到飽」，感到不可思議的原因。

2016年，聯合國人權委員會的特別報告員大衛凱伊（David Kaye）教授赴日訪查日本的新聞自由。在2017年發表的報告書中，除了批判前述的記者俱樂部外，還指出日本政府經常向媒體施壓，要求修改批判政府的報導內容，甚至更換主播或評論者，特別著重福島核災與慰安婦等歷史議題。此外，在安倍任內成立的「共謀罪」與「特定秘密保護法」，前者對「共謀」的定義過於模糊，後者則有浮濫指定的可能，都將造成消息來源的寒蟬效應，危及新聞自由。

而對於這份報告書，日本出席聯合國人權理事會的岡庭建大使則當場反駁：「日本憲法已經充分保障言論自由，日本政府向來著力於保護民主自由。」而在2019年，大衛凱伊教授在人權理事會上報告時表示，日本政府幾乎沒有就2017年報告書中的建議進行改善，而這次日本政府則不予置評。

而在今年，公安警察（政治警察）出身，長年擔任安倍政權情治首長，被視為其左右手的北村滋，在退休後轉任日本電視控股公司的監事。這僅是一份高階公務員退休後的肥缺，還是另有任務，也引發揣測。

在日本媒體「一片和諧」的背後，安倍任內則是弊案纏身，例如2017年關說圖利特定私校的「森友學園」（將國有地以市價一成賣給該校）與「加計學園」（特別許可該校設立獸醫系）案、2019年被發現連年使用公家預算，違法招待支持者飲宴的「賞櫻會」、2020年在疫情期間花費466億日圓公帑，向空殼公司採購無效但昂貴的布口罩發給全民，通稱「安倍口罩」事件等等。

這些案件都有相當明確的證據：在「森友學園」案中被命令竄改公文書以隱蔽安倍涉入的公務員赤木俊夫，留下抗議遺書之後自殺身亡。其遺孀對媒體公開遺書後，提起國家賠償訴訟，要求法院查明真相。但就在部分命令赤木竄改公文書的信件在法庭上被公開後，政府在去年突然轉而認諾，支付了一億日圓的賠償，就此終結訴訟。

而在「加計學園」案中，文部科學省（相當於教育部）先表示經過內部調查，並無相關文件。但其後文科省的前事務次官（事務官的最高職位）前川喜平，出面公開證實在本案受到來自總理的施壓，在追查後發現確有相關會議記錄。但前川本人在出面作證後，旋即被爆料涉及買春，最後又發現該買春報導是烏龍一場。

在這些弊案中，安倍本人最終都能全身而退，除了媒體未能持續追查外，一般認為擔任東京高檢署檢察長的黑川弘務力挺安倍，也是重要的因素。安倍甚至在2020年特意修法，要讓本應屆齡退休的黑川，能當上檢察總長。最後引發網路輿論反彈下，黑川又被爆料在防疫期間仍與記者打麻將賭錢，就因此引咎辭職，修法也就不了了之。

另外比新聞自由還要低落的，是由世界經濟論壇所統計的性別差距指數，日本在2021年僅排名世界第120，在亞洲還低於韓國（102）與中國（107）。而日本排名低落的主因，是在政治領域的極端性別不平等。目前日本的眾議院議員與內閣閣員的女性比例，均不及10％，亦從未出現過女性總理。

即便在2018年通過了「男女參政促進法」，要求各政黨在提名時要盡量顧及性別比例。但在2021年的眾議院選舉中，自民黨僅提名9.8%的女性候選人，執政聯盟的公明黨則為7.5%，各在野黨則在兩到三成左右，顯然執政黨並無促進女性參政的意願。

在缺乏女性參政的情況下，日本至今仍維持全球罕見的「夫妻強制同姓」制度，在實際上幾乎都是由女方改為男方的姓氏。而同性婚姻以及針對LGBT的反歧視法等與性別平權相關的法律，也遲遲無法進入日本的國會議程。實際上即便在自民黨內部，也有許多議員對性別議題持較開放態度。但以安倍為首的政治勢力，包括許多支持自民黨的宗教團體，以守護日本傳統家庭價值之名，仍舊將反對性別平權，作為主要的政治綱領。

在安倍所涉及的案件中，司法、媒體與政治間是否有更深的內幕，在當事人已逝的今日，或許是難有解明的一天了。但他留下的「安倍政治」，是持續倒退的言論自由、失去中立性的事務官僚與檢察體系、以及遙遙無期的性別平權。這些均非傾向特定政黨的主張，而是支撐健全民主體制的必要基礎。對在意這些價值的人們而言，安倍在外交上越是以「民主、自由與人權的捍衛者」自居，對照日本國內的「安倍政治」，就越顯得諷刺。

「偉大領袖」是一面照出歧異的鏡子

要評論一位像安倍一樣的資深政治家，其實並不容易。因為他們的所作所為，往往具備深遠的層次與複雜的面向，又經常隨著時勢而變化，再加上檯面下一定有許多不為人知的內幕與考量。這篇文章所能論及的，也不過是其中一個切面罷了。

但正如安倍逝世激起的各方反應，當我們在談論安倍，或是任何一位「偉大領袖」時，往往也是在談論我們自己。許多台灣人對安倍的感念，來自於面對中國武力威脅的焦慮，因此安倍的雪中送炭，格外讓人心暖；而期待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人們，則視安倍所留下的外交佈局為眼中釘。在日本有著許多受惠於安倍，或是認同安倍理念的人，流著淚懷念他是如何地和藹可親又高瞻遠矚；但同時也有許多人，因為所在意的價值或人們遭到踐踏，對「安倍政治」感到深深的憂心與憤怒。

安倍已經過世了，但談論他的人們還要繼續走下去。當我們發現其他人對安倍，或是任何一位「偉大領袖」與自己有不同評價時，那並不一定代表你們之中有誰是對的或錯的，而或許是顯示出了你們在處境或是價值上的不同。也正是因此，對「偉大領袖」──或者說是歷史──的完整記錄與自由討論，是如此的重要。如果我們能因此更理解彼此的歧異從何而來，察覺到自己的盲點，進而開啟更深入的對話的話，才能向著共同的未來，更往前一步。那多半是艱難的一步，但卻是重要的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