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論｜「性少數群體境遇最糟糕的一年」：一場身分、體育、醫療上的文化戰爭

如果要在這屆疫情籠罩下的奧運會中尋找一點給人希望的部分，LGBTQ群體所得到的空前充分「代表（representation）」一定是其中之一：超過160名性少數運動員在游泳、球類、田徑類、跆拳道等項目中參賽；而其中一個具有歷史性意義的進展，是一批跨性別選手在今年第一次有機會站上奧運會的舞台，這其中包括加拿大女足中鋒奎恩（Quinn）、美國自行車手切爾西·伍爾夫（Chelsea Wolfe）和新西蘭舉重運動員勞拉·哈伯德（Laurel Hubbard）等。

但他們的參與除了讓全世界的跨性別者在象徵着最高水平運動競技的賽場上終於看到自己「身份」的同時，也帶來了一些爭議，在這其中，奧委會批准舉重運動員哈伯德參賽的決定，引發了尤其大的反撲：同項目中的另一位比利時運動員稱她的參與「像是一個糟糕的笑話」，以挑釁式風格著稱的英國保守派評論員皮爾斯·羅根更是為此專門發表專欄表達自己的「憤怒」，稱哈伯德因並非一位「生理女性」從而具有「不公平的身體優勢」。

聚焦於奧運運動場上的風波，僅僅是近期一波「反跨」浪潮的一小部分。

儘管至今尚無任何科學依據，這種說法長久以來被用於打壓跨性別者——尤其是跨性別女性——在體育項目中的參與。而聚焦於運動場上的風波，僅僅是近期一波「反跨」浪潮的一小部分。

這場「浪潮」的一個中心是美國，今年以來，數十個由共和黨主導的紅州內相繼出台了一系列限制跨性別者平等權利的法律。幾個月前，來自得克薩斯州的十歲跨性別女孩凱·沙普蕾（Kai Shappley）在州議會前針對此類立法作證時的發言，在社交媒體上收到了大量轉發和聲援，她在證詞中說，僅僅因為跨性別者的身份，自己「從幼兒園開始就受到保守派政客的攻擊」。而這個畫面之所以在令人心痛的同時也極具代表性，因為被這批「反跨」法案所集中針對的，是像她一樣最為脆弱的跨性別少年兒童。

虛構的爭議

相比「被跨性別者威脅」這個捏造出的問題，女子運動面臨的真正不公卻被絕口不提。

許多「爭議」所圍繞的共同點，是跨性別者和順性別女性權益之間的對立，許多人聲稱，跨性別女性「存在身體上的優勢」，因此若允許她們在女子組別參與體育活動，勢必會擠壓「真正」女性運動員的生存空間。

但絕大多數科學研究成果都證明了對跨性別女運動員的恐懼並沒有根據：不同性別造成的體能差異在青春期階段才開始發生，這也是為什麼在這以前的許多體育活動都是不分性別（coed）的，所以，當及時使用了青春期阻斷劑（puberty blocker）並同時進行荷爾蒙替代療法（hormone replacement）後，跨性別者可以抑制顯著體能差異的產生，而即便是在青春期後才進行荷爾蒙替代的跨性別女性，其各項身體機能也能達到符合女子運動公平要求的水平。

即便有一些得出其他結論的零散研究存在，或有諸如身高等極少數不可逆的指標，公平與否也顯然不是一個簡單的二元判斷，順性別者之間也存在無數差距，許多最頂尖的運動員更是都具備一定身體機能的先天優勢，一位相關領域研究者這樣比喻：「你不能因為博爾特每次都能獲勝，就說他所擁有的能力讓比賽變得不公平」。因此，目前幾乎全部主流體育機構都支持跨性別者按自我身份認同參賽，同時制定了種種標準來儘可能確保公平，如美國大學體育協會（NCAA）要求跨性別女運動員至少進行一年的睾丸酮抑制，國際奧委會則要求跨性別女運動員血清內的睾丸酮濃度降至每升10納米摩爾以下，並在整個職業生涯內維持。

而從現實來看，跨性別者的參與也並未對女子體育造成任何威脅。據估計，NCAA的二十萬名女運動員中，只有50名左右跨性別者；美聯社則聯繫了在20多個州內起草此類法案的議員，發現沒有一人能舉出自己州內順性別和跨性別女運動員間發生爭議、衝突的實例。從統計數據來看，女子體育的參與率也完全沒有被接受跨性別者的政策影響，甚至在如加州等地最為多元、進步的政策下還隨之出現了上升趨勢，反而是多個限制了跨性別者參與的州見證了女性參與率的隨之下降。

絕大多數科學研究成果都證明了對跨性別女運動員的恐懼並沒有根據，而從現實來看，跨性別者的參與也並未對女子體育造成任何威脅。女運動員本身也沒有感受到任何「威脅」的存在。

女運動員本身也沒有感受到任何「威脅」的存在：在對大學女運動員的一項研究中，大多數受訪者都表示自己完全接受與跨性別同學共享賽場，且相比男性更加支持包容跨性別者的政策，同時，在體育活動中與跨性別者的共處，還有利於促進學生們對跨性別群體的了解和接受。

實際上，相比「被跨性別者威脅」這個捏造出的問題，女子運動卻真實地面臨着許多許多亟待解決的不公，比如常被分配到相比之下匱乏的資金和資源、得到系統性偏低的媒體報導和公眾關注等等，這才是真正關注體育領域性別不平等的人要着手解決的問題。

當然，縱觀一眾熱衷於這個話題的保守派人物，尤其是他們在諸多女性議題上的表態，就不難理解為什麼他們會對這些真實的不公絕口不提：從議員到州長，他們中絕大多數都長期熱衷於限制女性墮胎權，特朗普在政策方面對女性權益的敵視更是有目共睹，他本人甚至還面臨多個可信度極高的性侵指控；諸如「捍衞自由聯盟（Alliance Defending Freedom ）」等許多為起草這批法案出資出力的保守派政治組織，也同時是反墮胎行動背後的籌備、助推者......換句話說，這批保守派對女性權益本身並沒有任何真誠的關心，而是僅將其視為擠壓邊緣群體權利的一個有力工具。

從「衛生間法案」到「體育法案」

早在2016年，北卡羅萊納州就曾通過一項法案，禁止跨性別者在公立學校、政府部門建築等公共空間內，使用與其出生時性別不符的衞生間。

而今年以來美國保守派主導的這批針對跨性別者的法律，可以大致分為兩類。第一類，就是禁止跨性別運動員以符合自我認知的性別參加比賽——換句話說，就是只允許通過出生時所分配的性別或生殖器官來確定運動員的性別。由於美國體育比賽的相當一大部分都是在中學、大學隊伍間進行的，受此影響的一個主要群體就是跨性別青少年。

據統計，多達30個州正在起草此類法案，其中，密西西比、阿肯薩和田納西州的已經被簽署通過；明尼蘇達州共和黨參議員盧塞羅（Eric Lucero）所撰寫的草案甚至將跨性別女性參加女子運動定為一項可被起訴的輕罪，量刑與持有或販賣少量大麻相似；特朗普在今年2月的「保守派政治行動會議（CPAC）」上說，對保護跨性別者的反歧視政策「放任不管」會「毀掉女子運動」⋯⋯這些保守派政客對此給出的理由，就是「維護女子運動項目的公平」。

這樣的話術並非是第一次。早在2016年，北卡羅萊納州就曾通過一項法案，禁止跨性別者在公立學校、政府部門建築等公共空間內，使用與其出生時性別不符的衞生間。支持法案的共和黨議員稱，這是為「保護婦女兒童的安全」，否則，「男性隨時可以偽裝成跨性別者，溜進女衞生間內實施騷擾和侵犯」、「性侵者會擁有自由進入女衞生間的權利」。堪薩斯、南卡羅萊納、得克薩斯等州也緊隨其後，起草出了類似的法案。

但就像保守派用來壓制投票的「選舉舞弊」傳言一樣，這種說法同樣是不存在任何事實根據的。媒體監督組織 Media Matters 對當時已經允許跨性別者按自我身份認同使用衞生間的12個州和17個學區進行了調查，發現在這些地方，性侵案發量並沒有在相關反歧視政策實施前後出現變化，他們還就此採訪了這些地區的警方，得到的回應也都是未曾注意到此類問題在自己的轄區內發生；事實核查機構 Politifact 則核查了保守派組織常舉的幾個案例，發現其中實施侵害的男性都並未偽裝成跨性別者，其發生與處理也與保障跨性別者權利的法律和制度完全無關；《紐約時報》社論因此將這種憑空虛構出威脅的做法直接稱為是「歇斯底里（hysteria）」。

媒體監督組織 Media Matters 對當時已經允許跨性別者按自我身份認同使用衞生間的12個州15和17個學區16進行了調查，發現在這些地方，性侵案發量並沒有在相關反歧視政策實施前後出現變化，當地警方也表示未曾注意到此類問題在自己的轄區內發生。

美國公民自由聯盟（ACLU）性少數群體權益律師切斯·斯特蘭吉奧（Chase Strangio）在採訪中說，這類法案利用了人們在衞生間等私密空間內有更強不安全感的心理，將跨性別者驅趕出公共空間。但事實上，這個聲稱防範侵害、保證安全的法律反而會讓公共衞生間變得對任何人都不再安全。

斯特蘭吉奧以自己作為例子，他是一位跨性別男性，擁有鬍鬚等男性的一切外表特徵，但在這類法律下，他卻只能使用女性的衞生間，這自然會讓其他女性感到不適、不安全；換句話說，這個法案會製造出大量其聲稱會防止的混亂。而跨性別者恰恰是面對性騷擾最為脆弱的一個群體，研究表明，高達60%的跨性別者都在公共衞生間內受到過騷擾，這個法案的實施自然會讓他們所面臨的危險近一步增加。

因此，這次衛生間立法引發了大量意想不到的負面反響：PayPal、德意志銀行、二十一世紀福克斯等公司紛紛宣布撤出其在州內的業務或取消擴大規模的計劃，因此流失的税收和就業崗位為北卡羅來納州造成了近四億美元的經濟損失，據美聯社的另一項估計，這種抵制如果持續下去，會在接下來的12年裏讓該州損失近40億美元；推動立法的共和黨州長麥考瑞也在隨後的大選中，輸給了支持性少數群體權益的民主黨對手、現任州長羅伊·庫珀，這個法案也最終被廢除。

在隨後的幾年裏，類似的「衞生間法案」在其他幾個州內被短暫地討論過，但由於害怕重複發生在北卡的反彈，各州內執政的共和黨並沒有圍繞其製造太大的響動。直到今年，在以極大的普選票差距輸掉白宮和兩院後，迫切尋找新領域來激發基礎選民的保守派再一次選擇了跨性別者作為攻擊目標。

如今的「體育法案」就是曾經「衞生間法案」的一種延續，但相反，這批法案本身卻會製造其聲稱所解決的問題。

可以看出，如今的「體育法案」就是曾經「衞生間法案」的一種延續。但相反，這批法案本身卻會製造其聲稱所解決的問題：身體、體能與順性別男性並無差異的跨性別男運動員，將被迫參與女子體育，不僅會因共用更衣室等私密空間而產生許多問題，對同場競技的其他運動員更是會產生十分直接的不公：比如，保守派組織有意忽略的一個案例，發生在公立學校系統一直僅允許運動員按出生時所分配的性別參加比賽得克薩斯州，作為跨性別男性的摔跤運動員馬克·貝格斯（Mack Beggs）因此就被迫只能參加女子組別的比賽，身體上的巨大優勢讓他多次輕易贏得州內比賽的冠軍，他在採訪中多次表明，自己一直希望參加符合自我性別認知的男子組比賽，是得州對跨性別者的歧視性政策讓他和對手都要面臨這個所有人都不願看到的情境。

此外，還有人指出，在對性別認知愈發深刻、豐富的今天，人們也應該重新思考和定義體育活動中「公平」的概念，尤其是對於這批法案所針對的學校體育。眾所周知，參與體育活動對心理健康有極大的促進作用，能夠緩解焦慮、抑鬱，消除自殺傾向，降低酒精和藥物濫用的可能，而這種調節也正是相對脆弱、更易存在心理問題的跨性別者所急需的。對跨性別運動員的調研也顯示，參加體育運動能有效降低跨性別群體遠高於平均的嚴重心理問題、自殺或自傷傾向概率，有跨性別運動員說，運動是自己在身份不被接受的艱難日常裏「唯一能表達自我、能放鬆享受的事情」。

同時，作為學校生活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體育場上對待不同身份群體的態度會直接傳導至校園的其他部分，因此，當隊伍和教練在這類法案的要求下將跨性別女生「趕出」女子體育項目時，其他學生就很容易收到周遭環境並不接受跨性別同學的信號，從而讓他們更易面對校園暴力。所以，考慮到參加體育活動對跨性別青少年的的意義，對「公平」這個概念的討論本身就不應僅局限於比賽結果，而應該從定義上就包含保障跨性別和其他邊緣群體平等參與、從而讓其健康和安全從中受到保障的權利。

已經有很多人指出，今天的「衞生間法案」和「體育法案」完全就是發源於種族隔離的：在它們背後的邏輯中，將跨性別者直接替換成「黑人」，就是幾十年前人們為衞生間、更衣室、體育競賽等公共空間維持種族隔離所找的理由。

事實上，主流群體長期用來擠壓邊緣群體、將他們排除出公共空間的話術之一，就是將其塑造為一種危險或威脅：1955年，14歲的黑人男孩艾米特·提爾因被無端指責在雜貨店「侵犯」了一名白人婦女而被綁架並私刑致死；1989年，五名非裔、拉丁裔男孩被惡意指控在紐約中央公園強姦白人婦女，又在缺乏證據的情況下被判罪成，十五年後才得到無罪的澄清，「中央公園五人案」（Central Park Five case）也成為了美國歷史上最著名的冤案之一；一百年前整，被視為美國歷史上最黑暗慘劇的圖爾薩種族屠殺（Tulsa Race Massecare），其開端也是一位黑人青年被無端指責在電梯內「騷擾」一名白人婦女，最終導致當時美國最為繁華的黑人社區被完全燒燬，近200人喪生......類似的還有前後無數起受害者的名字沒能被記錄進歷史的悲劇。長久以來，黑人「暴力」、「危險」、會「傷害白人婦女」的刻板污名一直是用來合理化種族隔離、私刑和警察暴力的理由。

因此，已經有很多人指出，今天的「衞生間法案」和「體育法案」完全就是發源於種族隔離的：在它們背後的邏輯中，將跨性別者直接替換成「黑人」，就是幾十年前人們為衞生間、更衣室、體育競賽等公共空間維持種族隔離所找的理由。

「體育法案」之外，剝奪醫療救助權

阿肯薩州的已經在4月6日被通過實施，成為美國第一個完全禁止未成年人接受包括青春期阻斷劑和荷爾蒙轉化在內的跨性別醫療保健的州。

如果「體育法案」還有一層良好用意的表象，那麼今年這一次反跨風潮的第二種路徑，就已經根本不再掩飾它背後的殘忍和無知：剝奪跨性別未成年人接受醫療支持、救助的權利。

截至目前，有18個州在起草這類法案，其中，阿肯薩州的已經在4月6日被通過實施，成為美國第一個完全禁止未成年人接受包括青春期阻斷劑和荷爾蒙轉化在內的跨性別醫療保健的州。在州議會3月29日第一次通過這部法律後，共和黨州長哈欽森（Asa Hutchinson）甚至一度因「太過極端」將其否決，但他的否決在幾天後又被共和黨佔絕對多數的州議會投票推翻。

其他州所醖釀的方案在極端程度上也不相上下：南達科他州計劃以輕罪起訴為跨性別未成年人提供醫療支持的醫生，若罪成，醫生會面臨高達一年的監禁和2000美元罰金；新罕布什爾州則計劃將支持子女跨性別轉化的父母視為進行了「虐待兒童」，致其面臨被剝奪撫養權的可能；肯塔基州的法案，甚至為公立學校教師在校內霸凌跨性別學生開起了綠燈。

這批法案發源於一場原本普通的民事案件：得州一位跨性別女孩露娜·楊格爾（Luna Younger）父母的離婚。在兩人爭奪監護權的訴訟中，露娜的母親身為一名兒科醫生，支持女兒性別轉化的選擇；她的父親卻拒接接受，堅持將她視為男孩，為了贏得監護權，他決定到保守派迴音室內尋求支持，成為了《每日電訊》（The Daily Wire）等保守派媒體的常客，「痛心疾首」地稱自己不願意看到孩子被母親「化學閹割」和「虐待」。但事實上，他自己卻曾暴力對待包括露娜在內的幾個孩子，還通過這一系列犧牲孩子隱私的公開表態獲得了近15萬美元的收入。陪審團在考慮了父親的劣跡，聽取了醫生、露娜學校的職工和家人的證詞以後，將監護權給予了母親。

保守派迴音室立刻被這個結果點燃了，露娜母親的住所和診所都遭到破壞、收到人身威脅，參議員科魯茲、小特朗普等政客也紛紛附和對她「兒童虐待」的指責，州長阿比特（Greg Abbott）甚至威脅動用兒童保護機構調查露娜母親。最終，該案法官在各方壓力下，作廢了陪審團的判決，賦予父母雙方共同監護權，同時單獨點名露娜的父親在她性別身份方面具有參與和決定的權利。

利用這起案件所激發的憤怒，保守派政客開始通過立法，制度化地剝奪未成年人接受跨性別醫療支持的權利。他們給出的理由和露娜的父親一致：「心智不成熟的孩子在蠱惑下對自己身體輕率做出不可逆改變」。

隨後，利用這起案件所激發的憤怒，保守派政客開始通過立法，制度化地剝奪未成年人接受跨性別醫療支持的權利。他們給出的理由和露娜的父親一致：順從小孩子們被「誤導」所產生的想法——即自己是跨性別者，通過醫療手段為他們的身體帶來「將來可能會後悔」的「不可逆轉變」，是一種應當被禁止的「兒童虐待」行為。

毫無疑問，科學是不站在保守派一方的。醫學界曾有過將跨性別少年兒童視為疾病或認知失調的時期，並試圖「矯正」，如強迫他們選擇符合出生時性別的衣服、髮型、玩具甚至玩伴，但除了讓被「矯正」的孩子們承受了更多痛苦以外，這樣的手段已被證明不會奏效，且顯著增大了被「治療」者的自殺風險，已在20個州內被完全禁止。

目前，包括美國醫學會、美國兒科醫師協會、美國心理學會、美國婦產科醫師協會在內的全部代表主流學界的權威機構，都贊同為跨性別未成年人提供在身體上完成轉變的醫療支持。這主要包括上文中所提到的青春期阻斷劑（puberty blocker），顧名思義，其作用是延遲青春期內第二性徵的發育，從而讓跨性別青少年得以擁有更多觀察、確定自己性別身份的時間；當事人一旦確定了自己跨性別者的身份，在經過涉及了父母、心理治療師等更多人的一系列通常長達數年的討論和評估之後，就可以接受相應的荷爾蒙替代療法，從而讓身體最終獲得符合性別認知的特徵；相反，若當事人意願改變，青春期阻斷劑的效果隨時可以在停止服用後消除。

青春期阻斷劑治療所給予的正是更多用來做出審慎決定的時間。

所以，「心智不成熟的孩子在蠱惑下對自己身體輕率做出不可逆改變」這一幅保守派刻畫出的圖景，顯然是不符合事實的；恰恰相反，青春期阻斷劑治療所給予的正是更多用來做出審慎決定的時間，而無法得到這類藥物的跨性別青少年，則要被迫面臨如乳房、鬍鬚、嗓音、骨骼結構等難以逆轉、同時不符合自己真實性別的身體發育，而即便目前已存在改變乳房、毛髮等特徵的手術，當事人往往需要因此承受較大的身體和精神創傷（阿肯薩州的法案也鼓勵醫保公司拒絕為成年客戶承擔此類醫療費用）。

同時，由於遭受欺凌、騷擾、承受不符合性別的身體發育等多方面的原因，跨性別青少年存在遠高於平均的自殺率：據調查，超過一半的跨性別少年男性和近三分之一的女性都曾嘗試過自殺；而研究顯示，及時使用青春期阻斷劑能顯著降低這種自殺風險。換句話說，對許多跨性別未成年人來說，說青春期阻斷劑等正向醫療支持是在「救命」並不是一種誇張。許多醫生在各州議會前作證時也提到了這一點。他們都有豐富的對待跨性別患者的經驗，不僅駁斥了保守派立法者所引用「科學研究」的諸多漏洞、謬誤，更是以切身經歷講出了這批法案通過後自己的許多患者會立刻面臨的絕望處境。

來自阿肯薩州的兒科醫生米歇爾·哈奇森說，自己在過去的幾周內，不斷地接到跨性別少年兒童患者的電話，告訴她一旦這一切發生，「我只能選擇結束生命」——「如果這個法案通過，會有孩子們死去的。這樣的事情每發生一次，我都會給你們（保守派議員）每個人逐個打一次電話。」

保守派的文化戰爭

這些法案內深埋的價值觀，其實是從根本上否定跨性別群體的真實存在，而這波立法則是保守派在一個向着看到、接受更多身份可能的社會文化面前，試圖「挽回」傳統性別觀念的最新一次嘗試。

既然「保護女性」、「維護公平」、「保護兒童」都是站不住腳的，那麼這類法案真正所傳達的價值觀是什麼呢？從許多立法者的發言已經給出了答案：在推銷「體育法案」和「衞生間法案」時，他們往往刻意用「生理男性（biological male）」來稱呼跨性別女性，並將其刻畫成為了在運動場作弊或理直氣壯地窺視異性衞生間，於是通過易裝搖身一變後就稱自己為「跨性別」的投機者和罪犯；在支持「醫療法案」時，他們則稱孩子們是「在誤導下臆想出來」了自己跨性別的身份，當提及個案時，則有意使用與孩子們性別身份相反的人稱代詞。

所以，不難看出，這些法案內深埋的價值觀，其實是從根本上否定跨性別群體的真實存在：這個身份一定是當事人為了某種目的或在某些誤導下所想像、捏造出來的，而這波立法則是保守派在一個向着看到、接受更多身份可能的社會文化面前，試圖「挽回」傳統性別觀念的最新一次嘗試。

縱觀歷史，無論是推翻奴隸制和種族隔離的非裔美國人，還是爭取投票權和同工同酬的女性，都曾被類似的邏輯打壓過：由於「種族間的生理差異」，黑人「永遠不能成為平等的美國公民」；而女性這個「性別的本質」也意味着她們無法「承擔相夫教子以外的政治和社會角色」——許多在今天已經是常識的平等權利，也曾被指責是特定的群體「想像」、「憑空構建」出的身份。

如今即便是內心裏最堅定的性別歧視、種族主義者，如果想要在主流政治內生存，也不再敢公然稱「種族歧視是有道理的」或「女性就應該回歸家庭」，但跨性別者這個近年來才第一次走出陰影的群體，還尚沒有享受這種主流觀念前進帶來的保護。

而如今即便是內心裏最堅定的性別歧視、種族主義者，如果想要在主流政治內生存，也不再敢公然稱「種族歧視是有道理的」或「女性就應該回歸家庭」，但跨性別者這個近年來才第一次走出陰影的群體，還尚沒有享受這種主流觀念前進帶來的保護。

據一項民調顯示，在被身邊人告知自己是跨性別者時，只有63%的美國人會覺得沒有感到不適，而如果這個人是自己的孩子，這個比例則降至了48%；就連許多在其他方面絕非「保守派」的人，在談及跨性別群體時，也難免會表達出偏見、偏執：比如，絕大部分女權主義者和跨性別者都能看到，兩個群體本身不僅存在大量的重疊，二者的平權運動間也存在本質上的相通之處，即不受規訓地自由定位、詮釋自己身份的權利，同時更是自然而然地將跨性別女性或普適或獨特的權利，視為女權主義應該去爭取和捍衞的範疇。

但近幾十年以來，主流以外極小的一部分「女權主義者」卻在對待跨性別者的態度上加入了保守派一方，拒不承認跨性別者、尤其是跨性別女性身份的真實性，認為衞生間、運動場等公共空間內對後者的接納是對「真正女性」權利的「擠壓」。她們因此將自己稱為「排除跨性別的極端女權主義者（Trans-exclusive radical feminist，常簡稱TERF）」，並「借用」白人至上主義者通過自稱「種族現實主義（race realist）」來自我美化的思路，將自己對跨性別者的不包容稱為「性別決定性（gender critical）」的「女權主義」。

這其中一個引起巨大爭議、同時讓許多人第一次得知這個群體的例子，是《哈利·波特》作者J·K·羅琳近幾年來「孜孜不倦」的恐跨（transphobic）發言，即便已經有太多人指出其中科學和邏輯的謬誤、甚至有許多曾經在她的作品中尋找到慰藉的跨性別粉絲明確表示被她如今的表態傷害，她依然沒有向自己在作品中所傳達的一樣，反思在「性別身份」下是否存在更多自己沒有意識到的多元可能。

近幾十年以來，主流以外極小的一部分「女權主義者」卻在對待跨性別者的態度上加入了保守派一方，拒不承認跨性別者、尤其是跨性別女性身份的真實性，認為衞生間、運動場等公共空間內對後者的接納是對「真正女性」權利的「擠壓」。

美國保守派清楚地看到了跨性別群體的這種脆弱性。在2020年以歷史最高的普選票數輸掉白宮、又緊接着在傳統紅州席位上輸掉參議院控制權後，共和黨急需一個新的主題來激發基礎選民熱情，而挑動對某些身份、群體仇恨的「文化戰爭（Culture Wars）」向來是他們最為擅長的領域：對民權運動的反撲，反墮胎，茶黨運動，反對同性婚姻⋯⋯他們一次次靠着這類主題所點燃的憤怒奪回權力。

政治作者亞當·索爾維（Adam Serwer）在最近的一篇專欄中，將共和黨的這種策略準確概括為以「通過將弱勢群體的存在刻畫為威脅來保持對他們的壓迫」為中心的「殘忍、排斥（弱者）的政治」。於是，在今年，諸如「捍衞自由聯盟」、「美國原則項目（American Principles Project）」等一些長期為共和黨政客尋找議題、起草立法、出資出力保守派組織經過調查、實驗後，發現了跨性別群體權益這一個在主流社會文化中還沒能得到足夠堅固的支持、又能有效激起基礎選民憤怒的話題。

於是，這樣一系列法案就被起草出來，送到了全美各地共和黨州議員、州長的辦公桌上。美國著名性少數權益倡導組織「人權運動（Human Rights Campaign）」主席阿方索·大衞說，2021年是美國性少數群體境遇最為糟糕的一年。

而在這些冰冷的政治計算背後，是無數像上文提到的凱和露娜一樣，本就逼仄的生存空間被進一步擠壓的跨性別孩子。凱在2018年的一部紀錄片中說，當她所在的地區禁止跨性別女孩使用學校的女衞生間時，儘管學校專門為此設置了一間供她使用的衞生間，並請其他女孩陪她一起去，她依然難以擺脱因此被排擠和孤立的感受；在「醫療法案」已經通過的阿肯薩州，許多跨性別青少年的家長已經在計劃搬家，儘管這意味着工作變動、離開熟悉的社區，但維持孩子最基本身心健康的醫療服務被切斷顯然是更難以承受的代價。

政治作者亞當·索爾維在最近的一篇專欄中，將共和黨的這種策略準確概括為以「通過將弱勢群體的存在刻畫為威脅來保持對他們的壓迫」為中心的「殘忍、排斥（弱者）的政治」。

公權力本身的擠壓，更是傳遞出性少數群體的尊嚴和安全並非社會要務的信號，讓社會中各方面對他們的歧視和暴力更加有恃無恐。據統計，2021年至今為止死於謀殺的跨性別者已經超出去年一整年。一年一度的「性少數驕傲月」剛剛過去，這個以往以自我展示和慶祝為主的節日，在今年也因為這批法案的存在而灰暗了許多，性少數社群內因對未來的不確定而惶恐不安，跨性別者今後在美國許多地方即將面臨的艱難處境，也代替了性少數群體在平日難以品嚐到的驕傲，成為了今年這個節日裏格外沉重的主題。

目標：像空氣一樣自然

那麼，熱心跨性別權益的人們有什麼抗擊這一系列措施的方法呢？許多人首先想到的是重複面對2016年北卡羅來納州「衞生間法案」時的策略，通過大型企業從相應州撤資、造成税收和就業崗位損失的方式，向政客施壓。出於品牌形象和創造包容的工作環境從而吸引儘可能多地人才，許多企業的確存在這樣做的動力，但與2016年不同的是，這一次計劃通過此類法案的州數量大出很多，幾乎覆蓋了整個美國南部和中西部，在這樣的「集體行動」下，指望企業同時在如此大範圍內停止操作，顯然並不現實。

於是，很多人便寄希望於另一條途徑：在司法系統內挑戰這批立法。的確，「布朗訴教育委員會案」結束了種族隔離，「羅伊訴韋德案」保障了女性的墮胎權，「紐約時報訴合眾國案」保障了媒體自由報導的權利，「奧貝格菲爾訴霍奇斯案」確立了同性婚姻合法化，美國歷史上太多民權的進步都是在法庭上發生的。作為ACLU中專注於性少數群體權益的主要負責人，上文提到的律師斯特蘭吉奧也在採訪中表示，ACLU一定會分別起訴每一門侵犯跨性別群體權益的法案。

他本人所在的團隊，去年也獲得了一次大多數人都沒有想到的勝利，通過在意識形態以外的法理層面翔實而縝密的論據，說服了兩位保守派大法官做出確保性少數群體在就業方面不受歧視的判決（博斯托克訴克萊頓縣），撰寫多數意見的還是特朗普提名的保守派大法官戈薩奇（Neil Gorsuch）。

但儘管他對未來訴訟的結果還保持着樂觀，這扇大門也在以肉眼可見的速度逐漸關閉：在金斯伯格大法官去世後，特朗普提名接替她的法官巴雷特，是一個高度意識形態化的保守派，在墮胎、性少數等方面的意見和裁決都和保守派主流價值觀高度一致。在她的到來後，最高法院已經一反常規地接下一起可能對「羅伊訴韋德」判例中確定下的墮胎權造成挑戰的案件，這個動作中濃厚的意識形態色彩可以說是前所未有的。可以想像，如果這一批針對跨性別者的法案被訴至高院，在今天這批大法官面前複製類似成功的難度只可能有增無減。

所以，很多居住在紅州的跨性別者將目前最後的希望放在了白宮身上。相應的，拜登政府也給了性少數足夠多的關注，在就職第一天就頒布行政命令，在學校、工作場所、醫療等領域確立了保護性少數免受歧視的原則，並在對國會的第一次講話中直接對跨性別年輕人喊話：「你的總統就是你的後盾」，他所任命的教育部長也在近日的採訪中保證，自己將盡力確保跨性別青少年擁有在公立學校中不受歧視地參加體育項目的權利。

行政命令的效力畢竟是極其有限的，且可以隨時被另一位總統不經任何其他機構批准而廢除，因此在聯邦級別最能夠帶來實質性改變的還是由國會進行立法。擺在今天的跨性別群體面前的，只剩下和先前的大多數民權運動一樣、最為緩慢而曲折的一條道路：自下而上、點滴積累地改變主流社會的觀念。

但行政命令的效力畢竟是極其有限的，且可以隨時被另一位總統不經任何其他機構批准而廢除，因此在聯邦級別最能夠帶來實質性改變的還是由國會進行立法。民主黨佔多數的眾議院早在2019年就通過專門旨在保護性少數的《平等法案（Equality Act）》，將他們納入1964年民權法案所保護的範疇內，若經通過、簽署，一切基於種族和性別的平權保護就會全面覆蓋至性少數群體上。但在如今的現實下，參議院基本沒有可能廢除需要60票才能通過法案的「阻撓議事（filibuster）」制度，而民主黨的多數優勢又僅僅多出一票，在當下的氣候裏迅速通過這個法案顯然並不現實。

與此同時，許多紅州還在加緊通過一批針對性壓低少數族裔、弱勢群體等傳統民主黨選民投票率的措施，因此即便民主黨政府保持今天較高的支持率，一年半後的中期選舉完全可能見證共和黨拿回兩院，跨性別群體也因此難以立刻獲得保護自身權益的制度性工具。

所以，擺在今天的跨性別群體面前的，只剩下和先前的大多數民權運動一樣、最為緩慢而曲折的一條道路：自下而上、點滴積累地改變主流社會的觀念——從影視、文藝作品到大眾媒體和新聞報導，要讓跨性別者的存在和表達成為一種常態，既要有足夠多專注於他們，講述他們獨特的身份、認知、體驗和痛苦的表達，又要在所有看似與之不直接相關的主題中，讓跨性別者的形象獲得足夠的「代表（representation）」，讓他們的存在在每個層面的展示和表達中都不被抹去。

當身為跨性別者的「驕傲」不止於一年一度的節日或月份，而是成為空氣一樣自然存在於每個人身邊的日常，今天這一切建立在否定他們存在的基礎上的立法和宣傳才會隨之變得蒼白而荒唐，並被主流中對他們足夠堅實的承認沖刷掉。

（程賢，主要關注美國政治、社會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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