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論｜【書摘】蔣經國的台灣時代：中華民國與冷戰下的台灣

【編者按】本文為美國史丹佛大學胡佛研究所研究員林孝庭最新出版著作《蔣經國的台灣時代：中華民國與冷戰下的台灣》導論，端傳媒獲出版社遠足文化（讀書共和國出版集團）授權刊出。

二○二○年二月，蔣經國私人日記於美國史丹佛大學胡佛檔案館正式對外界公開，這是繼二○○六年蔣介石日記開放後，另一件引起全球華人社會與學術界矚目的盛事。一九八八年一月十三日蔣經國在中華民國總統任內離世後，三十餘年來，其歷史地位與評價仁智互見，也引發不少討論；在台灣，懷念他的百姓，感念寶島在其領導下，安然渡過內政、外交與經濟上的重重難關，至今屹立不搖，特別是他在七○年代行政院長任內推動「十大建設」，帶領台灣邁向經濟起飛，成為亞洲四小龍之一，又在政治上啟動本土化工程，大量提拔本省籍菁英，並於晚年解除戒嚴，開放黨禁報禁，開啟兩岸交流之窗；對他懷有敵意者，視其為早年台灣「白色恐怖」主使者與執行者，主導情治工作，以國家安全之名，行破壞民主與人權之實，並要他為「孫立人案」、「雷震案」、「林義雄滅門血案」、「陳文成命案」與「江南案」等重大政治案件負起責任。海峽另一端的中國大陸，在過去一段時間民間輿論也曾出現一股「蔣經國熱」，小蔣在台灣的治理經驗是否可能成為未來中國大陸的一面鏡子，頗引起討論與關注。無庸置疑，隨著蔣經國私人日記的公布，以及這些年來中、外相關檔案陸續解密公開，吾人得到一個走進其內心世界的寶貴機會，據此，以較為理性客觀的態度來深入理解與研究蔣經國，提出新的歷史敘述、詮釋與觀點，不但成為一個可能，更有其必要性。

早年經歷

一九一○年四月二十七日，蔣經國出生於浙江奉化，父親蔣介石，母親毛福梅，從六歲起直到十二歲，他在家鄉接受中國傳統啟蒙教育。一九二二年至一九二五年間，在上海與北京先後完成小學與中學教育之後，他決定前往蘇聯留學，並獲得父親的同意。此時正值中國國民黨推行「聯俄容共」政策，蔣介石所效力的廣州國民政府內部充斥著俄籍顧問，中國各地不少有能力與影響力的家族，紛紛把子弟送往莫斯科的中山大學就讀，學習並感染俄國大革命之後新蘇聯的進步氣息與革命思潮。

一九二五年十月十九日，年僅十五歲的蔣經國告別上海，搭乘輪船經海參威轉往莫斯科，由於他是當時中國政壇明日之星蔣介石的兒子，加上本人對馬克思主義的信仰堅強，因此在進入莫斯科中山大學後不久，即被吸收加入蘇聯共產主義青年團，此一時期其同窗友人包括鄧小平、葉劍英、烏蘭夫、林伯渠、董必武、廖承志、卜道明、王新衡、嚴靈峰、黃中美、鄧文儀等人。

往後的漫長歲月裡，由於時勢造化，讓這批熱血澎湃、具有異鄉革命情誼的同窗之中半數以上人士，成了兩蔣父子政治上的敵人，其餘則在蔣經國權力路上的不同階段，追隨並襄助之。

一九二七年春，掌握國民政府軍事權柄的蔣介石羽翼漸豐，他發動「清黨」，驅逐俄國顧問，並掃除國民黨內的左派份子與中國共產黨員。蘇聯當局與國民政府交惡之後，決定把莫斯科中山大學大部分的中國留學生遣送回國，然蔣經國卻未在遣返名單之列，當時中共派駐蘇聯代表團從中干涉阻撓是原因之一，對蘇共領導人史達林（Joseph Stalin）而言，在與蔣介石決裂之後，將其公子扣留下來，或可作為日後雙方交涉時的一顆棋子。

在無法被允許返回故鄉的情況下，蔣經國申請加入蘇聯紅軍，獲准後被分派至莫斯科紅軍第一師，研習軍事、政治與意識型態等課程。一九三○至一九三二年間，他先被分發到莫斯科一所電子機械工廠擔任學徒，同時在列寧大學進修，之後又在郊區一處落後的集體農場裡擔任勞工苦力。這段時間他與中共駐莫斯科代表團成員交惡，被指控受父親之命，在蘇聯境內秘密組織「江浙同鄉會」反革命團體，因此受到猜疑與排擠。一九三三年初，在中共駐蘇聯代表王明（陳紹禹）的敦促下，蘇共中央把蔣調離莫斯科，送往西伯利亞烏拉山一個重機器廠擔任技師，後來晉升副廠長。在這座偏遠的工廠裡，他結識一位名叫芬娜（Faina Ipatevna Vakhreva）的白俄女子，孤兒出身的芬娜，在小蔣最落寞的時候給予他同情、安慰與照顧；交往兩年後兩人於一九三五年三月結婚，同年底長子孝文誕生，這或許是小蔣被流放西伯利亞多年以來，少數令他感到快慰之事。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二日，國民政府西北剿匪副總司令張學良與西北軍將領楊虎城，於西安發動兵諫，挾持蔣介石，此一震驚中外的「西安事變」，成了蔣經國得以回到中國的轉捩點。當時日本在亞洲的軍事擴張政策，已嚴重危害蘇聯的遠東利益，史達林認定中國共產黨尚未成氣候，唯有蔣介石的聲望足以領導全中國，產生對抗日本的槓桿作用，因而指示中共派員前往西安調停釋放蔣介石，促成國、共合作一致抗日。

國民黨、共產黨與莫斯科三方關係出現微妙的轉折，也為蔣經國命運帶來戲劇性發展；一九三七年春，蘇共當局允許小蔣一家人返國，三月二十五日他離開生活十二年之久的俄國，經海參威回到上海，四月十九日下午小蔣夫婦在杭州拜見父親蔣介石與後母宋美齡，老蔣在當天日記裡寫道：「經兒由俄歸家，一別十二年，骨肉重聚，不足為異，而對先妣之靈可以告慰。」

蔣介石顯然對這個在異國接受馬列主義洗禮長達十餘年的兒子，已無法全然放心，因而有意對他先進行一番觀察與思想改造。

兒子回到故鄉，蔣介石終於可放下無以面對母親王太夫人、無以面對蔣家列祖列宗的沉重的精神負擔。 在父親指示下，蔣經國與妻小回到奉化故里，芬娜也有了一個中文名字「方良」，小蔣除與母親毛福梅享受天倫樂之外，也在蔣介石的秘書徐道鄰、汪日章與故鄉奉化武嶺學校國文教師黃寄慈等人指導下，重新學習中文，詳讀國學典籍與孫中山著作；在父親要求下，他還著手撰寫蘇聯生活的回憶錄。小蔣日後憶及此段往事時曾委婉解釋，「父親因為我童年就已出國，而在國外時間又太長，怕我對中國固有的道德哲學與建國精神，沒有深切的了解。」蔣介石顯然對這個在異國接受馬列主義洗禮長達十餘年的兒子，已無法全然放心，因而有意對他先進行一番觀察與思想改造。

初試啼聲

來到贛南之後小蔣顯然無所畏懼，他以迥異於傳統國民黨的非典型作風，把在蘇聯學的那套社會主義治理風格注入贛南。

七七盧溝橋事變爆發後，中、日兩國全面開戰，蔣經國無法繼續隱居故鄉閉門讀書、置身事外。時任江西省主席熊式輝主動向蔣介石提議，讓小蔣前來江西任職，置於其麾下。熊早年參加同盟會，後東渡日本，一九二五年自日本陸軍大學畢業後，返國追隨蔣介石參加北伐；一九三○年起主持江西省政以來，負責圍剿紅軍，厲行保甲政策，積極推動「新生活運動」，甚受蔣介石器重和欣賞，將自己歸國不久的兒子置於熊式輝身旁學習成長，老蔣是可以放心的。一九三八年新年過後，蔣經國即從奉化來到江西省會南昌，他的第一個職務是省政府保安處副處長，兼任政治講習學院總隊長與新兵督練處處長，熊式輝自記初次見到小蔣時，「余無勉勵語，但略略指示今後工作，而於舊日規模，則無一語提及」，似乎擔心以長輩姿態提示教誨過甚，恐讓年輕氣盛的小蔣認為是老生常談，心生厭煩。

初踏入江西政壇的小蔣，有著初生之犢不畏虎之氣勢；一月十日出席省政府首次工作會報時，他侃侃而談，主張政治訓練班課程應符合時代化與實際化，宣傳工作應多招募一般民眾加入，才能有具體成果，令主持會議的熊式輝留下不錯的印象，暗地裡讚美他「發言簡要」，而其他列席省政府官員的表現，皆不如小蔣「平易發言」來得可貴。此後一段時間裡，熊進一步觀察考核小蔣，認為他表現沉厚，公開發言頗能掌握要領，因而在兩人單獨晤談時，開始面授一些從政要訣，還把一九二九年他如何協助其父蔣介石應付唐生智叛變的經歷提出來炫耀一番。老謀深算的熊式輝特地囑咐這位後生晚輩，政治圈裡「人心難測」，因此日後「用人宜注意觀其行，不可專聽其言」。

翌年（一九三九）春天，熊式輝把蔣經國從南昌調任江西第四區（贛南）行政督察專員，兼任贛縣縣長，轄區涵蓋十一個縣份，面積達兩萬三千平方公里，約台灣三分之二大小。這個地方自然條件貧瘠，經濟落後，直到一九三五年為止皆由紅軍掌控，當地官員貪汙腐化嚴重，烟館與賭館公然林立，地方豪紳囂張，土匪與民團公開械鬥，著實一片化外之地。熊式輝在蔣經國就任儀式上的訓詞意簡言賅：「贛州是贛南重鎮，地方猶有殘餘封建勢力存在，宜恩威並用」。

來到贛南之後小蔣顯然無所畏懼，他以迥異於傳統國民黨的非典型作風，把在蘇聯學的那套社會主義治理風格注入贛南。短短數年內，該地區的變革，不論是教育建設、經濟政策、社會革新乃至幹部訓練，成果有目共睹，一時之間「建設新贛南」不只是一句空洞口號，還成了抗戰時期媒體注目的焦點。

贛南時期蔣經國異於舊國民黨的特立獨行作風，曾為他添了不少麻煩。他以強制手段禁煙、禁賭、清鄉與改革當地「土匪式」民團等老問題，得罪不少地方政治勢力，人身攻擊的黑函滿天飛，政敵們甚至打算利用他喜好輕裝簡從，深入民間，放消息要暗算他。一九四○年夏天，小蔣在贛南各地探訪民情，抵達安遠縣時，該縣新田鄉有一位綽號「唐老虎」的大土豪唐立靖，蔣久聞其名而且恨之入骨，他帶著一群手下，臨時找上門，在唐宅內搜出槍枝二十餘枝，銀幣數百枚，當即下令交出所有軍火財寶，「唐老虎」抗拒不從，蔣竟當場賞他數個耳光，然後將其強制拘捕。

此事隨後在江西政壇傳開來，但不知何故，卻被描繪成「蔣專員遭土匪包圍，經衝鋒始脫離危險」。此一誤傳，加上欲謀刺小蔣的謠言不斷，讓江西省議會議長彭凌霄不得不請求熊式輝親自出面，規勸小蔣保重生命，不要再輕易冒險。

多年以後，當蔣經國回憶起這些往事時，反省自己犯了「力求新奇」作風的錯誤，「求奇以動人，乃是自我表現」，不禁慚愧當時其作為實在太幼稚了。

然無庸置疑，三○年代蔣經國在贛南所展現的施政作為，極大程度形塑了往後半個多世紀裡，他那具有強烈個人色彩的領導風格；由於看不慣中國舊官僚養尊處優的習氣，小蔣以身作則，勤跑贛南各地視察，他不擺架子，短裝草履穿梭在黑巷農村內巡行，與民眾天南地北任意交談，早年俄國生活的刻苦經歷，讓他比一般官僚對於民間疾苦有著更深層的體悟。這一時期，他多次在私人日記裡真情流露出體察民瘼、濟弱扶傾，感慨：「不憂社會上有貧富之分，而憂富者欺貧，富者愈富，而貧者愈貧。」

抗戰時期中國各地因民生物價上漲所帶給老百姓的痛苦，他比任何人都要來得敏感；一九四一年初，在日軍嚴厲封鎖下，贛縣米糧供應出現嚴重短缺，導致糧價高漲，而江西省政府又無具體對策，這令坐困縣城的小蔣憂慮非常，心神不安，最後以「計口授糧」緊急措施來度過難關。

此種不以「官二代」自居的親民作風，延續了四十年之久，即使在台灣時期他當上了行政院長、總統之後依然不變，而小蔣對於民生物價的高度敏感與處置反應，以及他在贛南所提出的諸多社會革新構想，在往後不同的歷史階段與場景（上海、台灣），將繼續不斷地呈現出來。

贛南時期一些蔣經國所結交的人物，在往後半個世紀裡，對其公私生涯乃至台灣政治發展，皆有深遠的影響。一九三九年春，一位名叫章亞若的女子透過友人介紹，進入行政專員公署服務，隨後擔任小蔣秘書，同年底並參加小蔣新創辦的三民主義青年團（簡稱「三青團」）江西支部幹部訓練班，蔣對這位曾經有過一段婚姻的女僚屬動了感情，兩人墜入愛河，展開一段婚外情。這段時期方良不會體貼丈夫，也不太會過日子，時常因細故與小蔣爭吵，難獲丈夫歡心。

相較之下，章亞若的聰明、能幹與可愛，皆讓小蔣迷戀不已；一九四一年春天的一段時間裡，蔣在私人日記裡以「慧雲」稱呼章亞若，毫無保留地記載他對章的愛戀，坦言「感情之力量大矣」，一到沒有上班的星期假日「即自覺精神無寄託之處，心甚不定」，以不能與章見面而深感痛苦。蔣自認他愛章亞若乃「出於至誠，發於內心」，然因大環境因素，有許多對不起她的地方，蔣心中有愧，並自問「不知其能諒我之苦心乎？」

這一段地下情讓蔣經國愛得刻骨銘心，他一度以身為蔣委員長之子，無法做一個平常人自由自在生活而感到痛苦：「如慧弟能常時見面，則定能解悶。我不想名利，只想有自由呼吸，自由做人之可能。」對於無法與章亞若一起生活，他抱怨：「天下之事實在太不公道，為何不能使我滿足此小要求？雲弟如能同我在一起，則工作效力定可增加數倍。環境既然如此，惟有望雲弟幸福快樂。」

一九四二年初，已懷上小蔣骨肉的章亞若自贛南前往桂林待產，此時蔣一度準備向妻子全盤吐實，並認真考慮兩人七年婚姻是否劃上句點，他所擔心的是兩個未成年子女孝文、孝章未來的生活與前途。

三月一日，章在桂林生下一對雙胞胎，取名孝嚴、孝慈，五天後小蔣於贛南接此消息後，在當天日記裡寫下「心中喜極」四個字，並於兩星期後利用前往重慶公差的機會，途經桂林探視母子。眼見孩子日漸長大，章亞若對於名分的問題日益焦急，五月間她寫信給在桂林協助照料母子三人起居的小蔣舊部桂昌宗，表示內心之痛苦已到了極點。在贛南的小蔣讀到此信後，自記「心中有不安之深感」。

不幸的是，章亞若於該年夏天突然亡故，其死因無確切的答案，成了一樁懸案，有傳聞指她遭到小蔣身旁「護主心切」、具有特務工作背景的僚屬所殺害，亦有稱她確實是病死而非遭到謀害，至今真相依然無解。

微妙的是，檢視蔣經國一九四二年日記原件，原本極可能記載他數次停留桂林的活動情形，以及該年八月章亞若去世前後數十天的相關頁數，如今卻不見蹤影。一九五四年十月間，小蔣曾在該（一九四二）年日記本首頁補記如下一段話：「翻閱舊日記，發現卅與卅一年之日記中，被人偷撕甚多，實為奇事，可能於卅八年侍父至馬公時被偷。因抗戰期間之日記六本，當時曾帶在身邊，置於一箱中，並未加鎖，而且曾有一次奉命赴廈門公差，離馬公寓所有二天之久，想必於此時被偷。雖已不記得其中所記為何事，但決無愧心事，故於心亦甚安也。」

同月底，小蔣又有如下一段不尋常記載，否認孝嚴、孝慈為其庶出，而是已故摯友、贛南時期上猶縣長王繼春與章亞若所生：「繼春為人忠厚，生活樸素，為一最難得之幹部，他在生時曾與章姓女相識，未婚而生孿子，當在桂林生產時，余曾代為在醫院作保人，後來竟有人誤傳此孿子為余所出，後來章姓女病故，現此二孩已十有餘歲，為念亡友之情，余仍維持他們之生活，並望他們有如其父一樣的忠心，為人群服務。」

五○年代的蔣經國已居國民黨權力接班梯隊之林，在內外政敵環伺下，他絕無可能讓早年這段無疾而終的婚外情，成為其政治事業更上一層樓之阻礙。除此之外，小蔣也無法不考慮父親蔣介石對此事的觀感，因而必須矢口否認他與章亞若這段往事，在日記裡撒謊。儘管如此，真相終究無法被永久遮掩，早在八○年代中期，華府外交與情報圈即認定這對雙胞胎確為蔣經國所生。

蔣經國去世後，其子孝武、孝勇也逐漸接受父親早年外遇生子此一事實。一九四九年後這對雙胞胎兄弟輾轉來台，儘管從未被父親公開接納，卻依然在刻苦環境中力爭上游，日後分別在學、政界有所成就。一九九四年底，章孝慈於東吳大學校長任內訪問北京時，因腦溢血中風陷入昏迷，一年之後辭世；蔣孝嚴則自九○年代起活躍於政壇，經歷諸多黨政要職，其子蔣萬安在二○一六年踏入政壇後，亦被視為台灣政壇的明日之星。

贛南時期一位名叫曹聚仁的新聞工作者，是蔣經國當時往來密切且尊敬有加的友人。一九○○年曹生於浙江浦江，早年曾在上海擔任中學教職，抗戰爆發後改任中央社記者，於一九三八年四月七日率先報導轟動海內外的「台兒莊大捷」。同年底他因在南昌採訪而結識蔣經國，除了結交國民黨要員外，曹聚仁於一九三九年前往皖南地區進行戰地採訪時，也與駐守當地的中共新四軍將領葉挺、陳毅等人相識。一九四○年春，曹攜眷定居贛南，與小蔣開始深交，兩人維持亦師亦友的關係，蔣在推動地方政務之餘，時常向他口中的「曹老師」請益，力邀他擔任專員公署參議，但被曹婉謝。極為重視新聞與宣傳工作的小蔣，於一九四一年秋天著手改組《新贛南報》為《正氣日報》，曹不但積極協助，翌年起並擔任《正氣日報》總主筆。一九四三年初，報社遭日軍轟炸後，曹聚仁受小蔣之託，一肩扛起艱困的復原工作，同年春天，蔣經國自贛南前往重慶謁見父親蔣介石時，他帶著曹同行，並將其引介給國府要員。

如此一位相交甚深的摯友，到了五○年代卻成了蔣經國眼中的「流氓」與「盜賊」；本書稍後將論及中共高層如何透過當時以「自由媒體人」身分旅居香港的曹聚仁，作為向國府高層傳達信息、進行和平統戰的重要管道，而曹本人對此事的積極活躍，一度讓台北政壇與美、台關係掀起萬丈波瀾，並對蔣經國的名聲帶來不少傷害。

與章亞若同為三青團江西幹部訓練班同學的王昇，也是在此一時期與蔣經國結下深厚淵源；幹訓班結業後，王昇因成績優異而受到小蔣重用，被派往贛南地區幾個最偏僻艱困的縣份，推動清鄉保安工作，頗有成效，此後追隨蔣經國長達半世紀之久。章亞若去世後，王昇擔負起與章家聯繫、私下關照孝嚴、孝慈兄弟的特殊使命，一九四九年國府遷台後，他協助小蔣推動國軍政戰業務不遺餘力，成為兩蔣父子將意識型態與政治忠誠深植軍隊的頭號反共健將。一九七五年夏天，隨著王昇出任國防部總政治作戰部主任，地位益加重要，在軍中已凝聚成一股龐大勢力，加上外界對蔣、王之間私交深厚的主觀印象，讓政壇上下對王昇極為敬畏與忌憚。台、美斷交後，王昇奉命籌組「劉少康辦公室」，統籌台北對北京政治鬥爭與反統戰之重任，這段期間他的權勢達到顛峰，甚至被西方國家視為蔣經國的接班人，最後他因位高權重，樹敵太多，遭蔣經國放逐至南美洲擔任巴拉圭大使。王昇從雲端跌落谷底，自此遠離權力核心，也結束他呼風喚雨的時代。

讀者將在本書接下來的相關章節裡，感受到王昇對台灣政壇的影響。

一九四四年初，蔣介石命蔣經國兼任新成立的三青團中央幹部學校教育長職務，此後小蔣往來穿梭於贛南與重慶之間。一年後，日軍進逼贛南，他被迫離開工作與生活長達六年之久的贛縣，遷居重慶，心中的依依不捨與對當地百姓的擔憂，充分反映在此時的日記與函電裡；在致江西省政府的離職電報中，蔣感慨︰「一旦遠別，真不啻罔若失矣。弟服務贛南數載，心血今已盡付東流，往事已矣，夫復何言？」他期盼國軍早日收復失地，重建必有希望。

從江西來到西南大後方，蔣經國的事業也開啟一扇新窗；中央幹校的性質類似莫斯科中山大學，以培養國民黨革命幹部與專業人才為宗旨，老蔣頗有以此一新職讓其子以該校為基地，逐漸培養其個人班底之深層用意。

從一九四四年夏天起，抗戰局勢加速惡化，日軍發動「一號作戰」，深入中國西南各省，攻勢銳不可擋，甚至連重慶也面臨威脅，國府一度有遷往昆明之打算。為配合蔣介石「一寸山河一寸血，十萬青年十萬軍」的動員號召，蔣經國奉命接掌青年軍「政工人員訓練班」（後改制為青年軍「總政治部」，隸屬中央幹校），他從此開始涉入軍隊的政治工作。初掌青年軍總政治部時，小蔣曾嚴厲警告僚屬「不要在政工班內做特務工作」，可見他對情報業務與部隊政工之間的分際，有一定之堅持。

然短短數年後，國府遷台初期的小蔣，竟然一人同時兼掌情治與政工大權，或許是他始料未及者，而小蔣欲在青年軍內部拓展政工業務，與當時欲全面主導青年軍的軍政部長陳誠發生嚴重的衝突，抗戰時期兩人之間的芥蒂，在一九四九年以後繼續延續下去，讓陳誠與其追隨者，成了台灣時期小蔣政治生涯中的一個艱難考驗。

蔣經國在重慶擔任中央幹校教育長時，一位畢業於上海復旦大學、名叫李煥的學生，頗得其賞識，此後李煥一路追隨，成為日後小蔣在台推動青年與教育工作的得力助手。七○年代起小蔣主持國政後，李煥成了國民黨內推動「本土化」與提倡開明政治路線的指標性人物，與同一時期王昇所代表的保守勢力，形成鮮明對比。

蔣在中央幹校的學生群當中，還有兩位日後在台灣頭角崢嶸，一位是一九四九年後成為報業鉅子的余紀忠，另一位是同樣在新聞媒體、文化與宣傳工作扮演重要角色，曾於五○年代擔任蔣介石新聞秘書的楚崧秋，這批所謂「幹校系」成員，在國府遷台後與小蔣贛南時期的班底，同被視為台灣政壇上「太子派」的核心，在蔣經國日後的權力路上有襄助之功，卻也製造不少麻煩。

步履維艱挫折多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日本宣布戰敗投降，如何與史達林交涉，接收當時已被蘇聯紅軍占領的中國東北，成了中華民國外交上的巨大挑戰，蔣經國與留俄同學卜道明，隨同行政院長宋子文前往莫斯科進行中蘇友好同盟最後階段的談判，也成為他接觸外交事務之肇始。該年秋天，小蔣以「東北外交特派員」的身分，隨同國府接收大員前往吉林長春，與蘇方人員進行艱困的交涉；同年底又以父親「私人代表」身分，接受史達林之邀回到莫斯科，與蘇方高層協商兩國之間的各項爭議。

蔣介石向蘇方打出蔣經國這張牌，一來藉由派自己兒子出面向史達林釋出善意，二來精通俄語、長住俄國的蔣經國，應比其他人更能了解俄國人的想法與意圖。此番機遇讓小蔣暫時放下青年軍與中央幹校業務，遠赴關外，在中國東北另闢政治舞台。無奈形勢比人強，即使他以「太子」與「知俄派」雙重身分出馬，欲爭取對蘇外交工作之有利地位，卻依然無法翻轉國際政治「弱肉強食」的叢林法則；從日本宣布投降直到一九四六年五月底，經過近十個月的時間，蘇聯紅軍才完全撤出國境。而在此期間蘇方已完成控制東北資源與扶持中共勢力的布局，也為短短兩年後國民黨丟失東北，乃至最後輸掉整個國共內戰、倉皇敗退台灣，埋下了遠因。

對蔣經國個人而言，處理戰後對蘇外交可謂一段不堪回首的經歷，由於時局演變與命運造化，在二十年之後，他竟然還要再次為退守海島一隅的中華民國政府與他年邁的父親，處理台、蘇之間一段不可能的任務。

卸下飽嚐挫折的「東北外交特派員」職務後，蔣經國將重心轉回到黨務，亟盼能在國民黨內找到一塊自己可以耕耘的政治土壤，於是他再次把眼光投向三民主義青年團。顧名思義，「三青團」是國民黨內推動青年工作的一個次級組織，一九三八年夏天在武漢成立，由蔣介石親任團長。

翌年夏天，在父親精心安排下，蔣經國在重慶參加國民黨黨政幹部訓練班，結訓後被選聘為三青團中央幹事，名正言順地籌辦起三青團江西省支部幹部訓練班，培養自己的班底。抗戰勝利後，小蔣無法在中國東北打開局面，因而黯然回到江南。一九四六年春天國府還都南京後，他開始在各地籌劃三青團青年夏令營，在嘉興、北京、九江等地的活動，吸引了近千人參加，聲勢與規模皆浩大，其身旁幕僚大受鼓舞，敦促他應設法讓三青團脫離國民黨，自行發展成為新政黨。亟欲擁有屬於自己一片天地的蔣經國，對此議頗為動心，曾將其想法集結成一份《我們的政治意見》說帖廣為流通，父親蔣介石也不完全排斥此議，甚至在同年秋天三青團全國代表大會上，數次強調三青團的「獨立性」，宣示其為「政治性獨立組織」。

然而，三青團希望獨立組黨的構想，卻遭到以陳果夫、陳立夫兄弟為首、國民黨內實力雄厚的「中央俱樂部」（Central Club；簡稱CC派）的強烈反對，CC派擔心其派系利益受到不利的影響，於是結合黨內元老，搬出孫中山遺訓，向蔣介石直言諍諫，一旦三青團由團改黨，勢將進一步擴大黨內分裂，如此將置黨國安危於何地？蔣介石迫於壓力，不得不收手阻止，因此三青團組黨一事付之東流；尤其甚者，一九四七年秋天國民黨中央決議實行黨團合併，將三青團團員一律登記為國民黨員，其原本的業務由新成立的中央青年部取而代之，成立不到十年的三青團遂壽終正寢，國民黨內政治鬥爭與局勢變化之劇，連當時西方駐華外交官都為之側目。

蔣經國對於無法透過三青團搭起個人的政治舞台，甚感懊惱與無奈，自記︰「青年團的工作無法打開，是我內心最大的痛苦，我不能指環境之惡劣，亦不能怨人心之狠毒，只能責備自己之不努力，無辦法。」

遭遇挫折的蔣經國退而求其次，欲保持其原本在中央幹校地據點，但隨後在與CC派新一輪交手之後，他又再度敗陣下來；一九四六年春，時任教育部長的陳立夫向蔣介石建言，稱中央幹校與成立於一九二七年、歷史基礎更悠久的中央政治學校，兩者並存實浪費資源，毫無必要，建議合併改組為「國立政治大學」，直隸教育部，由原本兼任兩校校長的蔣介石繼續擔任新成立的政治大學校長。此議獲得老蔣同意，然而小蔣卻因此失去一個舞台，心中不免失落。

一年之後，政大教育長段錫彭因病請假，教育部奉蔣介石侍從室旨意，派蔣經國代理，並由蔣介石署名發表派任令，此舉在於讓小蔣順勢掌握國民黨幹部的教育工作。不料消息發布後，政大校園內出現嚴重的抗議風潮，學生在各處張貼標語，反對「兒子教育長」與「父子家校」，要「不學無術的蔣經國滾蛋」。

老蔣勃然大怒，認定是CC派在幕後煽動搞鬼，不欲小蔣插足政大，在陳立夫極力解釋澄清與重新整頓布置後，校園內一切反蔣標語全部被清除，改掛歡迎蔣經國「蒞任視事」的大幅標語，但自尊心受沉重打擊的小蔣，已決心不幹這個教育長，連蔣介石也憤怒辭去兼校長的職務。

「政大教育長」的風波過後，蔣經國更加心灰意冷，感嘆「世途險惡，予以我莫大教訓」，此時此刻他只想遠離首都南京這個是非之地。

平心而論，當時他的地位確實微妙尷尬，雖在黨務與軍事（青年軍）業務都沾上一點邊，卻談不上是核心人物，中央政府層級的政務沒他的份，黨務也遭到嚴重排擠，軍事與情報系統更不容他有插足的餘地，如以今日中國官場的標準而言，蔣經國實在是一個混得極窩囊的「官二代」。一九四七年秋天，隨著國共內戰的局勢日趨緊張，無要職在身的小蔣，提出在各地建立「實驗綏靖區」來對付中共的構想，將華北與華東六個省份劃定數個綏靖區，再把各區之內的壯丁組編成「戡亂建國義勇隊」，荷槍實彈，保鄉保家，以鞏固地方，根絕解放軍兵員與糧食供應。不久之後此一主張獲得採納，國防部決定成立「戡建總隊」，下轄六個中隊，分別駐防蘇北、皖北、豫南、鄂北、魯南、冀東等地，直接受小蔣所主持的「戡建中心小組」指揮，該小組並肩負各地區的情報活動。

早在贛南時期，蔣經國在專員公署內即設有「特務處」，由留俄同學黃中美主持，下轄情報組與行動組，而公署所屬機關與各縣城內也都設有情報網，由三青團幹訓班學員兼任情報員，因此「戡建中心小組」的情報業務，是贛南時期之後小蔣再次經手特務組織的運作。

隨著大陸局勢快速惡化，「戡建總隊」的功能無法充分發揮，內部人事嚴重傾軋，可預見其最後走向徹底失敗的命運，只不過這個由小蔣一手催生的武裝力量，在國民黨統治大陸時期的尾聲，曾為他本人在上海政治生涯最後悲壯的一幕，扮演了重要角色。

一九四八年夏天，中國各地通貨膨脹嚴重，經濟瀕臨崩潰，於是國民政府決定孤注一擲，推動金圓券改革，限期內收兌民眾所持有的黃金、白銀與外匯，加強經濟管制，穩定物價，藉以平衡國家總預算與國際開支。上海乃全國經濟重心，蔣介石把整個上海地區經濟管制的重責大任交給兒子，小蔣信心滿滿，帶著「治理新贛南」的成功經驗，調來「戡建大隊」與一群舊班底作為後盾，在市中心中央銀行大樓內設置辦公室，開始他轟轟烈烈整頓金融秩序的行動。在小蔣統一指揮下，上海各地軍警單位全員出動，到全市市場、庫房、水陸空交通場所等地進行搜查，凡違背法令與觸犯財經緊急措施條文者，一律嚴懲法辦。「戡建總隊」喊出「只打老虎，不拍蒼蠅」的響亮口號，提出「打禍國的敗類，救最苦的同胞」的崇高目標。而小蔣那句「寧使一家哭，不使一路哭」的政治格言更被傳誦一時，其得意手下王昇在短時間內即號召了一萬兩千名上海青年，成立二十個「青年服務大隊」來協助整頓金融，取締囤積居奇，並同時組織擴展上海地區的群眾運動。

蔣經國雷厲風行的上海「打老虎」行動，初期確實有些成效，不但嚴辦了幾個敢向中央挑戰的地方官商人士，也讓廣大的上海百姓願意放心拿出手中的黃金和美鈔來兌換金圓券；然而，當地財閥與官僚集團等既得利益者，卻始終不願真心與小蔣合作，向來以開明作風為外界稱著的上海市長吳國楨，也不滿小蔣的強勢與專擅，憤而向南京中央遞出辭呈，而種下了日後台灣時期他與兩蔣父子水火不容的因子。

隨著時間推進，「打老虎」的情勢開始急轉直下。九月初，小蔣為了立威，以違法囤積貨物為名，將上海青幫大老杜月笙之子杜維屏抓起來，杜月笙不服，反咬孔祥熙與宋靄齡長公子孔令侃所主持的揚子公司，非法囤積大量物資，要求蔣經國依同一套標準對揚子公司查處嚴辦。一個月後，小蔣果真下令查封揚子公司，逮捕若干職員，甚至傳聞他還打算軟禁孔令侃，人在南京的宋美齡獲報後，立即向丈夫抱怨，她本人也親自趕赴上海直接插手此案，要求小蔣放手。在宋美齡的施壓下，於華北督戰的蔣介石隨後也飛來上海，召集各方進行調解，由於後母的干涉，「揚子案」再也辦不下去了。小蔣在十月十六日的日記裡坦承：「經濟管制的工作，發展到今天，確實已到了相當嚴重的關頭。」

最後「揚子案」不了了之，讓蔣經國一個多月來辛苦建立的「打老虎」聲威付之一炬，此後短短兩週之內，上海的金融情況快速惡化，通貨膨漲已達十倍之譜，當地工人的生活指數也上漲了百分之一百一十。美國駐華人員觀察到這是有史以來最壞的情況，上海各地群眾騷動，流氓橫行，老百姓搶購物資已成失控局面，民怨甚深，「打老虎」初期威風凜凜的「戡建總隊」與「青年服務大隊」也束手無策。

十月底南京立法院召開會議，要求中央立即取消限價，維持市面，行政院長翁文灝因迫於壓力，於是決定自十一月一日起取消經濟管制措施，財經改革宣告全面潰敗，所有的責任都推到蔣經國一人身上。數日後小蔣發表沉痛的《告上海市民書》，並向市民致歉，隨後悄然離滬，國民政府的金圓券改革黯然收場，民心盡失，其在中國大陸統治的終結，只是時間遲早的問題。

對小蔣個人而言，上海的嚴重挫折讓他在往後漫長歲月裡，心理上對孔、宋家族留下至為惡劣的烙印；政府遷台不久的一九五三年，當時正值壯年的蔣經國感嘆：「孔宋的黑影，始終緊跟著我，不知何日方可擺脫也。」

二十五年之後的一九七九年，他已貴為中華民國總統，只要一想起孔令侃這個人，內心的憤慨依然如昔，除私下痛批孔「非人也」，還不忘提醒自己，對於過去孔、宋家族「禍我國、害我家」的諸多往事，「何能忘耶？」

在中國大陸的最後時刻

當老蔣受到眾人唾棄，小蔣適時扮起「孝子」的角色；父親下野後近一年時光，他隨侍左右，分憂解勞，父子倆一起度過這段人生最黑暗的時光，其中一九四九年春天發生的一段驚險意外，讓小蔣深刻體悟到必須全力發展一個可以牢固掌控的特務組織，並有效地控制軍隊與青年學生。

一九四九年一月二十一日，蔣介石黯然宣布下野，由李宗仁代理總統的職務，華府則準備對國民黨採取「袖手旁觀」的消極政策，靜待中國的政局塵埃落定。老蔣下野當天，正好是美國新任國務卿艾奇遜（Dean Acheson）上任首日，艾氏在辦公室聽聞老蔣下台的消息，不禁一陣欣喜，戲稱「我進來，蔣出去」（I coming in, Chiang going out），並由衷歡呼「我們過關了！」（We passed），華府高層對蔣介石與國民黨鄙夷之情溢於言表。

當老蔣受到眾人唾棄，小蔣適時扮起「孝子」的角色；父親下野後近一年時光，他隨侍左右，分憂解勞，父子倆一起度過這段人生最黑暗的時光，其中一九四九年春天發生的一段驚險意外，讓小蔣深刻體悟到必須全力發展一個可以牢固掌控的特務組織，並有效地控制軍隊與青年學生。事情原委如下：蔣介石下野後，李宗仁為了向中共釋出善意，以利和談，便下令撤銷「勘建總隊」。鑒於當時國軍主力已遭解放軍擊潰，小蔣聽從國防部預備幹部局代理局長賈亦斌之議，徵集青年軍萬餘人，在華中、華東與西南地區成立三個「預備幹部訓練總隊」（簡稱「預幹總隊」），作為日後另起爐灶、籌建新軍的幹部儲備庫，而其中華東地區預幹總隊四千人，由小蔣一手提拔且信任有加的賈亦斌兼任總隊長。二月初，華東總隊調入浙江嘉興，眼見國府朝不保夕，賈亦斌有謀反之意，他暗自與中共聯繫，準備攜手國軍傘兵總隊部分兵力於南京「起義」，最後因傘兵調派未果而作罷。三月間，蔣經國透過管道得知賈亦斌情況不穩、預幹總隊可能叛變的情報後，於是進行必要的人事布置，報請國防部將賈予以免職，並由副總隊長黎天鐸接替之。

四月六日，駐防嘉興的預幹總隊果然出現譁變，賈亦斌率員脅迫黎天鐸，要求部隊立即開拔至莫干山，與當地共軍游擊隊合流，向奉化地區展開行動。黎迫不得已，對部隊下達「行軍演習」指令。翌日，預幹總隊行抵烏鎮，浙江地區的國軍警備部隊趕來救援，以優勢兵力瓦解預幹總隊進一步的行動，於是賈亦斌在倉皇混亂中率領「起義」部隊分三路突圍，逃往江西。

引退於故鄉奉化的蔣介石虛驚一場，把蔣經國嚴厲責備了一番。蓋嘉興距離奉化僅一百七十公里，約三小時車程即可抵達，可以想見當時情況之危急。小蔣自認該事件對他打擊甚大，數日過去後「內心痛楚猶深」。

內戰晚期各地國軍部隊多已無心戀戰，高級將領向解放軍投誠之事頻傳，不足為奇。然而，此意外帶給蔣氏父子最大的震撼，在於「預幹總隊」乃出自青年軍與三青團的小蔣嫡系，如果連這支隊伍都可能叛變，那麼還有什麼武裝力量可讓他們放心？無怪小蔣要大嘆「世事艱險，人心難料」。

此風波落幕不久，蔣介石決定由其子出手整頓瀕臨瓦解的情報組織，來到台灣後，「保密防諜」工作意味著將犧牲許多無辜生命，但在蔣經國心中，為鞏固領導中心與政權安危，或許他堅信即使要付出再大的代價，亦在所不惜。

一九四九年國民黨在大陸的最後幾個月，蔣介石多數時刻都處在前途黯淡未明與驚濤駭浪的不安狀態之下。前一年秋天，妻子宋美齡匆忙離華赴美，為爭取新的美援而做最後一搏。在老蔣下野後最慘淡的時光，只有隨侍在側的兒子可以信任，蔣經國替父親分憂解勞，甚至多次出入險境，為延續中華民國的祚命而奮力不懈；五月底上海淪陷前他冒險前往督導國軍撤退，以及九月間他單槍匹馬深入虎穴，前往昆明替父親爭取態度搖擺的雲南省主席盧漢，皆是例證。

往後的歲月裡，小蔣還將多次擔當此類危險的任務，國府遷台初期國軍孤懸西昌一隅最後的根據地，浙江外海大陳島的撤退任務，「八二三炮戰」時金門外島戰地最前線，以及國軍游擊隊在滇緬邊境原始叢林裡的險惡據點，都曾留下小蔣的足跡。而兩蔣父子因共患難而凝聚出來的命運共同體，是老蔣其他親信僚屬無法取代的，這對日後小蔣得到父親絕對的信任與其本人的接班態勢，確實有加分的效果。然而，「太子」地位是否可直接轉化為一把政治「尚方寶劍」，保證仕途一帆風順，卻是本書要進一步探究的；大陸時期的蔣經國，在政壇上曾遭遇數次挫折打擊，台灣時期的蔣經國，其權力之路也絕非吾人所認為的理所當然。

一九四九年十二月十日，在四川成都督導國軍防禦作戰的蔣介石，得知前一晚盧漢已將飛往昆明與他討論在雲南建立反共根據地的國府要員軟禁起來，盧漢不但通電宣布效忠毛澤東，還致電要求四川各國軍將領倒戈，扣留蔣介石。眼見大局已無可挽回，於是兩蔣父子在最後一刻搭上專機，從成都飛往台北，告別中國大陸。

對蔣介石而言，抗戰勝利後頂著同盟國四強之一的光環，卻在短短四年就丟失整片大好江山，退守台灣，這絕對是其政治生涯中最不堪的一頁。然而對蔣經國來說，國府播遷來台後，痛定思痛，重新改造並重組權力核心，不啻意味著大陸時期黨內各派系與地方勢力的消散瓦解，而這些派系與勢力被阻絕於台灣之外，實有益於緩解其日後所面臨的阻礙。整體而言，與大陸時期相較之下，小蔣來到一個新的環境，對於其更上一層樓、最終順利接班，局面應屬相對有利。

台灣：歷史的新起點

以今日民主時代的標準來衡量過去這段歷史，兩蔣父子作風被視為「獨裁」，不足為怪；而小蔣受命督導情治工作，其對五○年代台灣「白色恐怖」所應負之政治責任也無從迴避，但若把時光回溯至半個多世紀以前，或許我們更想知道，當時參與其中的蔣經國，其內心的想法究竟為何？

一九四九年以前蔣經國在蘇聯與中國大陸的各種經歷，直接或間接地影響了一九四九年以後他在台灣時期的作為，而中華民國政府撤退來台後的蔣經國，即是本書聚焦所在。數十年來，以傳記體形式、按照年代順序描述蔣經國一生的中外著作汗牛充棟，歌功頌德者有之，批判嘲諷者亦不少，本書無意重炒冷飯，而是充分利用台、美、日、英等地近年來新解密的檔案文獻，特別是敝人服務的胡佛檔案館新公開的蔣經國日記，來剖析台灣時期小蔣在國安與軍事情報、敵後特務、白色恐怖、政工、對外關係、經濟與民生建設、政治本土化、民主化與兩岸關係等重要領域之作為，設法還原並呈現其內心對這些議題的深層思維。這其中固然有不少鮮為人知的新故事，即使是論及吾人耳熟能詳的歷史事件，也因本書基於新史料的分析，而得以補充過去研究成果之不足。如果說十餘年前蔣介石日記的公開，在一定程度上修正吾人對於老蔣本人乃至整個中國近代史的理解，那麼這一部蔣經國私人日記，或可比擬為解開一九四九年以後台灣內政、外交與兩岸關係秘辛的一把鎖。

本書包含三大部分，第一篇以三個章節窺探蔣經國與台灣的軍事情報、軍隊政工、國家安全與敵後工作之關聯，以及他與美國情報機構──主要為中央情報局──長達三十年的愛恨糾葛，時間限度從五○年代初期到七○年代他主掌國政後所發生的諸多爭議。眾所周知，台灣時期蔣經國的政治生涯始於情治、特務、敵後與軍隊政工，國民黨在威權統治時期的國安議題，其內容與威脅來源由領導人定義，而後下達各部門來執行，套句小蔣本人的話，國安工作「要作領袖的耳目，對黨國負革命安全之責。」

以今日民主時代的標準來衡量過去這段歷史，兩蔣父子作風被視為「獨裁」，不足為怪；而小蔣受命督導情治工作，其對五○年代台灣「白色恐怖」所應負之政治責任也無從迴避，但若把時光回溯至半個多世紀以前，或許我們更想知道，當時參與其中的蔣經國，其內心的想法究竟為何？另一方面，小蔣逐步掌控台灣情治系統的經過，似足以反映其權力消長起伏，他雖貴為蔣介石之子，但在權力路上卻遠非一帆風順，免不了遭遇挫折，此一事實充分展現在小蔣初掌軍情業務過程中所面臨的挑戰，以及美國政府對他的強烈猜疑。一言以蔽之，在冷戰時期全球政治格局壁壘分明的態勢下，具有蘇共背景的蔣經國在本質上即很難獲得老美誠心接納，成為同屬「自由陣營」一員之台灣未來理想的領導人。

五○年代起，台北與華府基於反共戰略的利益，建立起堅實的同盟關係。然而，在看似穩固的表象下，雙方為了自身利益而在各方面進行角力，蔣經國與美國中央情報局之間的互動秘辛，體現出台、美關係儘管密切，彼此卻仍依現實權力的原則來運作；以自我利益為考量，從而讓此種「盟邦」關係呈現出另類風貌。六○年代起，當蔣經國逐漸從政治幕後走向台前、為接班做準備之際，他逐步放下見不得光的情報業務，然而從一九七二年以行政院長之姿取代父親、出掌國政，直到一九八八年於總統任內驟然長逝，來台後蔣經國賴以立足的軍事情報、國安與政工三大領域，卻屢屢出現危機，迫使他必須以國家領導人的高度親自涉入，設法管控危機並挽救危局。這些難題不但對其領導統御帶來沉重的壓力，也讓台、美關係蒙上陰影，影響所及，對八○年代國民黨權力基礎與晚年蔣經國的人事布局，更帶來深遠的影響。

本書第二篇以四個章節探討蔣經國與一九四九年後台灣的對外關係，其中台灣與蘇聯秘密外交的開展，以及蔣經國在其中扮演何種角色，是筆者關注的焦點之一。六○年代起中、蘇共發生嚴重分歧，雙方的關係江河日下，一九六六年文化大革命爆發後，蘇聯當局不但有意停止兩國的貿易，廢除同盟關係，還準備摧毀大陸境內的核武設施，甚至密謀推翻毛澤東的領導地位。

中、蘇關係轉壞的同時，美國朝野則逐漸改變對華政策的觀點，並謀求改善與北京關係。一九六九年春，中、蘇雙方於中國東北烏蘇里江邊境上的珍寶島發生軍事衝突，美國總統尼克森（Richard Nixon）與國家安全顧問季辛吉（Henry Kissinger）將此事件視為打開與中共交往之門、拉攏北京對抗莫斯科及扭轉國際戰略格局的重大契機。美、中關係的改善必然對美、台關係帶來負面影響，蔣介石對美國的不滿與不安，加上台、蘇擁有共同敵手毛澤東，讓台北與莫斯科在各自利益的考量下，逐漸接近並建立起接觸的管道，試探雙方合作可能性；而蔣介石願意放下長久以來「反共抗俄」立場，著手改善對蘇關係，此段歷史也成為近年中外學界研究的熱點。

蔣經國曾在蘇聯求學與生活長達十二年，不但接受正統的馬列主義教育，還參加過蘇聯共青團，並娶俄國女子為妻。對蔣介石而言，如欲拓展對蘇關係，在他身旁大概沒有人比他自己的兒子更理解蘇聯與俄國人。於是，冷戰時期中華民國政府與蘇聯之間的地下交往，蔣經國毫不意外地扮演了關鍵的角色。國府冒著來自華府可能的不良反應，以及違背數十年來自身意識型態的教條與宣傳，而開展這段大膽的外交冒險與嘗試，其來龍去脈究竟為何？兩蔣父子內心的真實想法是什麼？七○年代蔣經國主政之後，台、蘇關係又呈現何種面貌？這些問題都成了待解之謎，也是本篇焦點之所在。

韓戰爆發後，台灣成為美國在亞太地區圍堵共產黨勢力的前哨站，歷經國共內戰失利、退守海島一隅的蔣介石，再度成為美國的盟友。一九五四年美、台簽署協防條約後，面對來自華府壓力，老蔣以實質上放棄對中國大陸與金馬外島主權的文字堅持，來換取美方對台、澎安全防衛的承諾，而國府的正當性與國際地位也獲得強化。迄今將近四分之三世紀以來，不論雙方有無正式邦交，「對美關係」依然是中華民國外交的重中之重，當今有意角逐總統大位的台灣政治人物，不分黨派，都以赴美訪問作為爭取華府支持與累積個人政治能量的重要途徑。然而，這絕非今日才出現的現象。回顧歷史，一九四九年後蔣經國曾五度訪美（不包括一九五六年兩次密訪太平洋美國屬地塞班島），藉由「訪美」以及環繞此議題所衍生的諸多紛爭，吾人得以一窺小蔣如何領悟台、美關係，以及這個議題如何牽動國民黨內部的權力關係，並成為海內外政敵攻擊他的焦點。持平而論，半個多世紀以來美國作為全球霸權，其對外政策經常是自身內政議題的延伸；而台灣的情況恰好相反，內部諸多政治角力與折衝，往往是對外（特別是對美）關係陰影下的投射，此種反差與對比，在小蔣歷次訪美所產生的問題上，被強烈地映照出來。七○年代以後，隨著華府推動美、中關係正常化，蔣經國時時刻刻都處在台、美斷交陰影的煎熬中，他如何認知此種痛苦關係？他如何在困境中設法保有國家的自主性，不被美國老大哥牽著鼻子走？此刻影響美、中、台三角互動的變數有哪些？台、美斷交後複雜的雙邊關係之調整談判內幕又是如何？以上議題都將是本篇探討的重點。

一九四九年以後，因地緣政治因素，維持與亞太各國的密切關係，對國府領導人的重要性不言可喻。日本乃東亞地區的龍頭，維繫台、日邦交是蔣介石內心的重中之重，然與日本人有深仇大恨的蔣經國，又是如何看待對日關係？就反共意識型態而論，冷戰時期台灣與南韓常被喻為「兄弟之邦」，彼此同屬分裂國家，同樣面對來自北方的共產黨敵對政權；就圍堵共產勢力在亞洲擴散的角度觀之，台灣與南越的關係往往被形容為「唇齒相依」；除此之外，國府當局為配合美國的冷戰政策，曾在東南亞地區暗中支援當地的反共勢力，輸出以反共意識型態為基礎的軍事與情報外交，但同時也引發了不少爭議，蔣經國如何協助其父親處理台灣與亞太地區各鄰邦的關係？其內心如何看待與這些周邊國家的往來互動？本篇章節將會有生動的分析。

本書第三篇的三個章節將探討蔣經國與台灣民生經濟建設、政治民主化、本土化與兩岸關係等議題的關聯。小蔣啟動國民黨本土化的工程，以及台灣逐步自威權統治走向民主化，無疑是一條漫長、曲折而艱辛的道路。一九四九年以來，在國際社會中以代表「全中國」正統地位自居的國府當局，以「反攻大陸」的最高國策與伴隨而來的軍事、政治與社會動員，相當程度化解了各方對蔣介石威權領導的反抗暗流。一九七一年秋天起，國府先後失去聯合國席位與世界上大多數國家的外交承認，面對此一局面，接班的蔣經國勢必要在國政大方向上有所調整。一心一意想光復大陸的蔣介石，傾向於把國共之爭視為「兄弟鬩牆」爭奪家產，兩岸之間再怎麼激烈爭鬥，但彼此對於「一個中國」的立場並無懸念。蔣經國在主持台灣政局之後，縱使無法拋棄國府已遭國際主流社會否定的「中國」之性格與元素，卻依然繼續堅持「一中」原則，然而他也開始嘗試重新去界定「中華民國」的意涵，設法在險境中爭取生存空間，其內心思維為何與如何實踐，本篇內容將有所著墨。

四十年來，蔣經國從最初主掌情治特務工作、參與「白色恐怖」政治案件，經歷七○年代國民黨的正當性嚴重弱化，以及隨之而來風起雲湧的海外台獨運動與島內「黨外」勢力的急遽發展，直到八○年代著手開啟全面民主化，從壯年步入老邁，其心路歷程與內心轉折為何？在台灣生活大半輩子之後，他對於島上總人口占絕大多數的本省籍民眾，是如何理解與認知？來自國際社會（特別是美國）的壓力，對於他處理省籍問題、台獨運動、本土化與民主化又發生了何種作用？終其一生，蔣經國無法全然拋開一九四九年以前大陸時期所留下來的憲政法統框架，以及父親留下來那具有強烈道德色彩的「光復大陸」之沉重包袱，而主政後所面對的諸多內外艱困挑戰，又迫使他必須逐步讓政治走向「可控」與「有限」的在地化，並接受伴隨民主化而來的諸多政治遊戲規則，對於出身且得益於威權體制的蔣經國，其內心的痛苦轉折與體悟為何，將是本篇關懷的重點。

蔣經國在七○年代主政後，面對一塊面積大小與三○年代贛南時期相差無幾的土地，如何有效治理正考驗著他。在行政院長任內，小蔣致力推動經濟建設，讓台灣在天然資源極端缺乏的不利環境下，成功創造出一番經濟奇蹟，使台灣的經濟發展達到新興工業化國家的水平，與南韓、香港、新加坡並列「亞洲四小龍」；八○年代以後，台灣更由出口導向的勞力密集工業邁向高科技產業的轉型，而成為開發中國家典範，並為九○年代「台灣錢淹腳目」的富裕社會奠定深厚的基礎。但多年來，台灣一直面臨著經濟萎靡不振、競爭力疲弱、出口衰退、薪資停滯、產業結構轉型與升級緩慢等問題，未來經濟發展的前景不明，讓陷入失落的台灣社會有理由深深懷念「蔣經國時代」的美好歲月。

然而冷靜想想，財經領域向來非蔣經國所擅長，在國府遷台後相當長一段歲月裡，各項重要財經的建設與決策討論，主要是在蔣介石充分的授權下，由行政院長陳誠帶領一批技術官僚來負責推動。從五○年代初期的土地改革，以及隨後的工商業改革（市場經濟與計畫經濟之辯）、財政金融制度的改革（管制進口與開放出口之辯），乃至諸如台電公司在全台各地建立發電廠，以及石門水庫重大基礎建設案等，陳誠與其手下大員如尹仲容、俞鴻鈞、嚴家淦、楊繼曾、錢昌祚、江杓、李國鼎等人實為主要擘劃、參與及實際推動者。

相較之下，蔣經國在上海經濟管制的失敗，間接導致國府在大陸統治崩潰這段不堪的往事，在政府遷台之後依然令人記憶猶新，而他對台灣的民生建設與整體經濟發展的思維、理念與觀點，是如何建立起來？早年在俄國、贛南與上海的經驗，對於日後他處理台灣財經建設與民生議題有何影響？原本主持情報業務的蔣經國，又是在何種機緣下開始涉入台灣的建設發展？回顧歷史，七○年代台灣遭逢巨變，外交上的逆流讓小蔣主政下的國府，安定內部重於對外，因而鋪陳了集中精力於建設發展台灣的時空背景。本篇嘗試以大歷史脈絡與歷史延續性的視角來回答如上問題，除重新思索蔣經國與台灣經濟發展的關聯性之外，也將探討他如何摸索原本並不擅長、甚至曾遭遇嚴重挫敗的財經議題，一步步地帶領台灣走向經濟起飛與發展，讀者將發覺，大陸時期小蔣諸多人身經歷，依然深刻地影響著台灣時期其決策與治理。

一九四九年兩岸分治後，雙方隔著海峽互相對抗，同時參揉著美、蘇兩極全球性的衝突，而形成了中國近代史上空前的大決裂。它不只是兩個政權之間的對立，更是國際兩極體系在亞太地區的充分展現。台海兩岸的國、共政權一度成為美、蘇兩大強權兩極對抗的馬前卒，在政治、軍事、意識型態、社會制度與生活方式形成全方位的對峙；它不只是政權與政權之間的對抗，更是雙方人民的全面隔絕，任何官民往來都全面禁絕。六○年代起，兩岸在軍事上的衝突逐漸減緩，彼此的競爭主要表現在外交領域上，文化大革命時期中共自陷孤立，卻造就了中華民國外交上的一段黃金時代。七○年代起，局面開始逆轉，台北失去聯合國的席位，同時伴隨著雪崩式的斷交潮，直到一九七八年底失去了與美國的正式邦交，整個七○年代成了中華民國外交最黑暗的時期。在這段過程中，兩岸之間依然長期隔絕，得不到溝通與瞭解的機會。

美、中關係正常化與台北在國際社會深陷孤立，反而開啟了兩岸關係的契機。鄧小平主政下的中國大陸，開始走向理性化與改革開放，而台灣在國際社會的艱困處境，也讓蔣經國必須以更務實和彈性的立場，處理兩岸與對外關係。八○年代起，隨著國際間冷戰格局走向緩解，蔣經國以國家元首與政治強人的高度，成為兩岸融冰、終結彼此長達四十年隔絕、及奠定九○年代雙方全面交流基礎的關鍵推手。小蔣在兩岸關係演變過程中的角色與心路歷程，四十年來國、共雙方擺盪於敵對與和緩兩端的複雜情形，以及美國政府在兩岸關係不同階段所處的關鍵地位，都是本篇最後一章所欲探究的重點。

值得一提的是，兩蔣父子處理國、共關係的歷史遺緒，在台灣全面民主化之後的一段時間裡，依然是兩岸互動乃至決策思考的重要素材，其中一例發生在一九九九年。該年夏天，李登輝發表震撼國際社會的「兩國論」，引發兩岸高度緊張態勢；十月底兩岸重量級智庫學者在北京曾有一番直接溝通，面對台海局勢出現新變數，代表中共軍方立場的軍事科學院與國防大學與會人員，即以五○年代國、共之間透過特殊渠道所進行的試探性接觸為例，來闡述半世紀以來北京對台政策的基本軸線，而這些作為兩岸之間智庫交流的談話內容，隨後也上呈當時的台北軍政高層作為參考。

在蔣介石主政時期，兩岸之間意識型態對立，蔣經國生前很難完全掙脫，然而小蔣一生與美國人交手諸多不愉快的經歷，反過來卻可能讓寓居台灣海島四十載的小蔣，深化對「中國」、或者說對「中華民族」的認同與情感。一九七八年夏天，當時仍為「黨外」勢力年輕成員的陳菊，因將一份政治犯名單透過特殊管道送交給國際特赦組織（Amnesty International），而觸怒國府並遭到逮捕，然十餘天後台北即在美政府壓力下釋放陳菊，且看此時蔣經國的反應：「為『陳菊案』美國對我加以壓力和恐嚇，其行為之卑鄙下流，令人痛恨，益增余深愛我中國之情操。國與國之間只有利益關係，不可稍存任何之幻想也。」

如何在政治、外交現實與民族大義之間求取一個平衡與出路，似成了小蔣主政台灣的總寫照。另一方面，在蔣經國生命的最後時刻，他能打破兩岸之間的敵對意識，擱置國共兩黨之間的宿怨，毅然決定開啟民間交流之門，思及至此，或許當今兩岸領導人應該思考，彼此之間似乎沒有跨不過的門檻與解決不了的問題。

蔣經國是一個中國人，晚年他提到自己也已經是一個台灣人。本書涵蓋一九四九年以後其所涉及的諸項重大議題，層面與範圍皆廣，因此這不僅是一部國家領導人的個人傳記，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台灣時期中華民國歷史的一個縮影。吾人評價政治人物，應將其置於特定的時空背景與歷史大環境來理性看待，如果您已經準備好將心中既存的意識型態、史觀與政治框架暫時擱置一旁，那麼誠心歡迎您透過接下來各個章節，一同探索蔣經國在台灣的歲月。筆者衷心期盼這本書能讓世人對台灣時期的蔣經國有更深刻的認識，進而客觀地理解台灣的過去，觀照這片土地如今所面臨的處境，同時思考中華民國未來的出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