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論｜孫金昱：浪漫有罪？前媒體人馬金瑜遭家暴，為何要因詩和遠方飽受指責？

2021年春節前一週，為了給身邊幫助自己和被拖欠債務的朋友一個解釋，嫁入藏地的大陸女記者馬金瑜的自述《另一個拉姆》，在大陸微信朋友圈一夜傳開。在自述中，這是一個懷揣理想主義與浪漫情懷的女性，因遭遇多年嚴重家暴，而最終無力經營網店、且欠下大量債務、身心遭受重創的故事。起初，馬金瑜的遭遇引起了輿論同情。

但「另一個拉姆」的自比與自述，在隨後幾天中讓馬金瑜迅速陷入輿論漩渦。她的形象，從一個遭遇長期家暴、最終帶着三個孩子逃離的受害者，到才華橫溢卻為愛涉險、選擇人生「逆城市化」的浪漫悲劇人物，再到逃避網店經營不善的責任、隱瞞丈夫的藏化漢人的身分、「誇大」家暴事實的「扯謊精」⋯⋯不過一週時間。像所有要素豐富的女性故事那樣，大眾對這名家暴受害者的嚴苛的審視，隨之而來。

對馬金瑜的批評並不都是簡單的責備受害者。她的職業經歷、與眾不同的人生選擇、乃至她不凡的寫作能力使她的遭遇混合了多個層次。嫁入藏區、嫁給藏化漢人謝德成、稱他扎西，是把愛情童話建立在一個由她默許的民族浪漫想像中；她的藏地農產品網店生意經與這浪漫愛情深度綑綁，互相支撐。馬金瑜的自述起初是為給朋友和同事一個交代，在事件發酵後，朋友和同事的回應與發聲補全了她文學化敘事中缺失的細節，也從旁觀者角度解釋了馬金瑜不少令人匪夷所思的決定。某種意義上，這些聲音是建設性的批評，指出了馬金瑜在人生策略上、處事風格上值得深思和檢討的問題。

然而這些提醒式的批評，在輿論風暴中一旦脱離了身邊人視角，就迅速演繹成對受害人自作自受的嘲諷，人們疑心起她所遭遇的家暴事實，甚至還帶著一絲對南方系傳媒人和公知的哂笑：一個善講故事的女記者，以杜撰或誇大家暴的方式，讓他人為自己失敗的商業經營買單；她既是浪漫愛的受害者、也是浪漫愛的鼓吹者。相信愛情，在這個現實感十足、同時又看重女性獨立和力量的當下，不僅顯得不合時宜，更有與父權社會合謀之嫌。

輿論在經歷數次反轉後，最終苛求起完美家暴受害者，同時，也再次強化了城市和偏鄉的二元對立敘事。自媒體將她作為一個反面的典型教材，為其他女性提煉出一系列的教訓總結：不要嫁給愛情、不要對「詩和遠方」充滿浪漫幻想、不要去奔赴「落後文明」。

「反面教材」、「怒其不爭」

這個巨大的漩渦彷彿在說，如果女性可以時刻警醒，不要跌入愛情的迷夢，在愛情的懸崖前轉身就走，馬金瑜這樣的悲劇是有可能避免的。

雖然每一次家暴案件曝光後都不乏反對苛責受害者的聲音，相關社會工作者、法律工作者和女權主義者也都會解釋家暴受害者為何難以脱身、呼籲更完善的法律和更積極的公權力介入，但是馬金瑜所引發的輿論風暴更為複雜：

批評甚至痛罵她的人，未必不懂得不去要求完美受害者的道理，這些尖鋭的負面聲音有很多是「怒其不爭」。

這不是家暴案第一次激起輿論熱議。只是從前的家暴受害者看來可以被苛責的軟弱和遲疑——受到脅迫、無法反抗、缺少經濟來源、受教育程度低、性別意識薄弱等，多少都是可以被辯護和解釋的。

但這一次的馬金瑜顯得太過「主動積極」地服從暴力了。與拉姆不同，她不是一個窮盡所有辦法逃離家暴的女性，她不該將自己與拼命獨立、意志堅定但資源匱乏的拉姆相提並論。在對馬金瑜的評論中，一個細節反覆出現，那就是當她已經遭遇家暴、已經意識到自己的婚姻問題百出之時，在高校講座上，她依然鼓勵年輕人面對愛情的懸崖，勇敢去跳。她對愛情的維護「太難讓人理解」了，評論文章《馬金瑜的悲劇：人生「逆城市化」》寫道：

「然而心裏最大的疑問是，哪怕受過非常良好的教育、有過非常豐富的媒體工作經驗、拿過頂尖專業獎項、也關注性別問題的女性，為什麼自己作為當事人時，完全無法運用這些經驗和理論？
……
懂了這麼多道理，我們到底能不能過好這一生？」

在若干個做出抉擇、改變命運、挽救自己和孩子的節點上，馬金瑜都看似本可以憑藉自己的學識、經驗、能力、人際關係等選擇另外一條道路，這些「本可以」的假設讓馬金瑜遭到持續的詰問和批評。

但這一次的家暴案其實又沒什麼不同。無論是怒斥她愚蠢，還是為她辯護，公眾的目光都集中在馬金瑜的身上，跌入輿論漩渦的人是她，並不是她的丈夫謝德成——儘管在承認出軌的錄音曝光之前，後者也接受了採訪，還否認了家暴存在。家暴者隱身了，被害者被推到風口浪尖，這個巨大的漩渦彷彿在說，如果女性可以時刻警醒，不要跌入愛情的迷夢，在愛情的懸崖前轉身就走，馬金瑜這樣的悲劇是有可能避免的。

在「公共」的外殼下，輿論漩渦中只餘下網友比較證詞、對家暴細節的推理斷案，和對女性個體生活選擇的歎息、指點、教導。

是的，在對浪漫愛的批判中，施暴者本身、社會應當為個體展開的安全網又被踢出了公共討論之外。2月9日，貴德縣委縣政府回應「網絡輿情」，稱馬金瑜與丈夫謝德成「常因瑣事發生口角……經常吵架，偶爾會動手打架……」，馬金瑜在自述中提到，家暴問題在當地並不罕見，不單是她，她的網店僱傭的女工也遭遇家暴。但通報中這一細節被否定，理由是調查組詢問了女工得到否定答案。同時，通報中幾乎完全沒有認定馬金瑜提到的家暴事實。同一天，馬金瑜律師發表聲明，稱這份輿情回應完全沒有按照約定等待馬金瑜方面寄送家暴相關的自述和證據。2月10日，馬金瑜出示錄音證據，包括丈夫謝德成承認出軌、女工證詞證明馬金瑜帶傷求助、以及謝德成對女工施加暴力。

比馬金瑜的個案更值得關注的，也許是當地政府這種冷冰冰的、迴避責任的、以輿情為核心的對家暴案件的回應和處理，也許是家暴問題出現時既是受害者也是人質的孩子，他們的福利缺少保障，他們與母親的情感牽絆也讓逃離家暴更為艱難，也許是當地女性面臨的進退維谷：放棄獨立謀生賺錢則在經濟上依賴丈夫，遇到粗暴對待和家庭暴力難以逃離；努力獨自謀生則會被指為「僭越」、侵害男人的「權益」，經濟獨立反而成為被責難乃至被家暴的理由。

但是，在「公共」的外殼下，輿論漩渦中只餘下網友比較證詞、對家暴細節的推理斷案，和對女性個體生活選擇的歎息、指點、教導。總之，這些網友想要告訴大家的是，馬金瑜的故事是值得記住的教訓，而她和謝德成的恩怨，自有法律給出最後的判斷——至於同情，在這位前女記者身上似乎不值得。

浪漫愛祛魅，新的「女子防身術」

祛魅浪漫愛是重要的，但它不該針對被浪漫愛俘獲的女性，所以「不要嫁給愛情」也不是馬金瑜遭遇家暴的恰當診斷。

馬金瑜47天閃婚嫁入藏地，把浪漫愛的意識形態踐行到了近乎極致。就算我們要把目光和問題投向社會結構、投向公權力，至少有一個關注馬金瑜的視角是可取的，那就是，我們要為浪漫愛祛魅。不要「嫁給愛情」，有人歎息。

「嫁給愛情」是相當晚近的意識形態。在此之前，婚姻僅僅關乎生育與經濟合作，其中並沒有夫妻雙方情感聯結的位置。由激情主導的浪漫愛被視作一種低級的情感，往往是人做出正確決策的阻礙。

即使到了浪漫愛被作為一種積極情感現象，受到文學、音樂、商業等多方面的追捧讚美，單純陷在愛情中的決策也經常被認為是冒險或不明智的，只是，為愛痴狂與為愛犯傻在某種程度上成為了「浪漫」的確證，在當代獲得了正面的意義。

浪漫愛也遭遇祛魅。隨着性別議題受到越來越多的關注、女性在經濟上更獨立、女性自我意識甦醒，浪漫愛遭遇有意識的批判。女權主義者指出浪漫愛的短暫的歷史、精妙商業運作對浪漫愛文化氛圍的加強，以及它對男女兩性失衡的「俘獲」：現有性別結構下的浪漫愛婚姻對女性的要求是，除了愛情不求其他，甚至也要求她們放棄自己本來所擁有的職業和人際關係，而給予她們全身心投入的獎勵則是地久天長（愛情童話的結尾都是「他們從此幸福地生活在一起」）、伴侶的寵愛、物質的保障。

相比於男性，女性更容易被浪漫愛的意識形態所俘獲。主流文化蠱惑女性奮不顧身投入浪漫愛，既源自女性敏感、情緒化、戀愛腦的刻板印象也反過來加強這一刻板印象。但對於男性投入浪漫愛，主流文化則往往施以警告，視其為缺乏男子氣概的表現之一。至少，謝德成也同樣是47天閃婚的當事人，不管不顧與對方學歷、背景、價值觀念、生活方式的巨大差異進入了婚姻。但他的選擇似乎從來沒有被從浪漫愛的角度審視過。

祛魅浪漫愛是重要的，但它不該針對被浪漫愛俘獲的女性，所以「不要嫁給愛情」也不是馬金瑜遭遇家暴的恰當診斷。一個相信浪漫愛的女性被家暴了，被審視的核心也不應當是她的價值觀和愛情觀。以她的觀念來理解遭遇家暴是一種錯位。同樣，她對「詩與遠方」的嚮往和追求，無論增添了多少自己的美化和幻想，也無法為她遭遇家暴提供解釋。

她對「詩與遠方」的嚮往和追求，無論增添了多少自己的美化和幻想，也無法為她遭遇家暴提供解釋。

浪漫愛是不理智的冒險，但是所冒風險的大小取決於社會為個體提供了怎樣的託底機制。有一個健全的託底機制，鋌而走險的結果可能是重新開始、再一次選擇自己的生活方式，而託底機制缺位，鋌而走險的代價則可能是尊嚴、健康、甚至生命。

去探究馬金瑜的心路歷程，去探究她文藝青年病的病徵，試圖藉此提煉出幫助其他女性的疫苗和預防措施，就能避免同類的悲劇嗎？生活何其複雜，人的行事動機有千樣百樣，這個世界上總有令人難以置信的冒險家，而投身浪漫愛的女性，只是這些冒險家中的一類。人生選擇上的策略性失誤，難道就意味着她們活該承受暴力、羞辱、親子分離的懲罰嗎？

況且，更多的女性根本不是選擇投身浪漫愛，而是別無選擇進入婚姻。即使拉姆在某種意義上比馬金瑜更清醒、更拼盡全力逃離深淵，在她身後依然沒有一張安全網托住她。現在拉姆成為了一個完美受害者的樣本，但，成為一個更加完美的受害者，接受輿論更誠摯的惋惜與哀悼，對死去的拉姆而言又有什麼意義？

馬金瑜又確實是另一個拉姆，她們二人沒有本質的不同。

從這個角度來說，馬金瑜又確實是另一個拉姆，她們二人沒有本質的不同。即使馬金瑜沒有嫁給愛情，避免了今日悲劇的命運，那麼另一個嫁給謝德成的女性會不會遭遇類似的命運，而她到時候能否得到今日比馬金瑜更多的幫助？

個體層面的祛魅浪漫愛更帶著對偏鄉的優越和冷漠。因為浪漫愛鼓勵女性捨棄和犧牲，跨越階級的、地域的、文化的障礙去追求愛情，那麼反抗浪漫愛自然是看清這些障礙，不要試圖去跨越它們。城市才是馬金瑜這類嚮往田園牧歌女性的「應許之地」，如果她沒有去那些「遠方」，她不至於此。

但是，那些被我們標記為落後、危險、愚昧的遠方，只是「我們」的遠方，但卻是另一群人的「此地」。馬金瑜現在離開了，但是那些她曾希望幫助過、記錄過、也曾對她施以援手的女工們呢？她們的安全網在哪裏，她們應當向誰求助？除了強調祛魅浪漫愛不是對女性個體的人生指導，更不要忘記在很多地區，女性由於貧困、教育缺乏、文化環境保守等原因，甚至都來不及被浪漫愛俘獲，而早就淪為了其他封建、保守價值觀念的獵物。

祛魅浪漫愛的本質應當是對公共文化與社會制度的質詢。我們的教育是否在單一地向女性灌輸愛情婚姻至上至美？文學、影視、音樂等是否在單一地輸送「王子公主」「才子佳人」「霸道總裁」「真愛至上」的童話和神話？商業運作是否在捆綁消費與愛情，創造種種愛的標誌並從中獲利？國家關於婚姻制度的規定是否依賴於浪漫愛的意識形態，在婚姻定義和婚姻雙方的權利邊界的界定中，用「愛情」囫圇掩蓋權利的衝突和不平等的權力關係？

這不是說我們要全民打倒浪漫愛，而是說在浪漫愛之外，其他的情感聯結方式、其他的人生價值追求、其他的對個體間情感依賴的解讀應當被更多地討論和曝光。而公權力更加積極地介入家暴案件，為受害者和她們的子女提供保護也應當是長期應盡的義務，而不是偶然性地對悲劇個體善意的援助。

當文化環境通過浪漫愛神話實現思想操縱，社會結構拒絕為女性的「瘋狂」的選擇託底時，在雙向圍剿之中，深淵就在那裏。

浪漫愛的祛魅淪為新「女子防身術」的風險值得警惕。它逐漸成為受過良好教育的獨立女性的必備技能，以求遇到親密關係相關的選擇時可以識別危險、及時躲避、儘快止損。因此，女性習得的經驗和理論自然而然地被認為應當應用於當事人的生活。

沒有被啟蒙的、沒有習得這套「女子防身術」的女性，例如拉姆，奮力去擺脱家暴困境，則值得額外的讚揚；而教育完善的、關注性別議題的女性，如馬金瑜，則必定存在什麼問題。

但是，為什麼是女性需要花費時間和精力去學習這種防身術？文化環境用浪漫愛對女性施以誘惑，但當浪漫愛給出的承諾無法兑現，又是女性被嘲笑愚蠢和天真。

「懂了這麼多道理，我們到底能不能過好這一生？」

這個獨獨拋給女性的問題的答案是：

當文化環境通過浪漫愛神話實現思想操縱，社會結構拒絕為女性的「瘋狂」的選擇託底時，在雙向圍剿之中，深淵就在那裏——她只為女性準備，無所謂是誰跳下懸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