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論｜林泉忠：緬懷恩師傅高義，「中日通吃」背後的治學之道

驚聞恩師傅高義教授猝逝，筆者陷入了一陣深深的哀慟之中。據傅家公子轉述，傅高義是患上大腸癌。對於是否做手術，他有兩個選擇，不做的話，仍然可以多活一段時間，不過無法完成他晚年想完成的最後一本大型著作——胡耀邦研究。傅高義選擇了做手術。筆耕不輟的傅高義在進手術室之前還在工作，也沒中斷與外界的聯繫。或許他本人也樂觀認爲很快就可以出院，未料因術後併發症，就此撒手人寰。

筆者與恩師的結緣始於1997年9月從東京大學前往哈佛大學費正清東亞研究中心留學，承蒙東大指導教授田中明彥寫給傅高義先生的推薦信，那時剛好是傅高義第二度出任費正清中心主任，有幸受教於傅高義教授門下，歷時兩年。

哈佛大學是傅高義教授結緣最久與最深的學府，畢業後他受到主持東亞研究中心的著名漢學家費正清教授的賞識，於1973年接替費正清接任中心主任。該中心於1991年費正清逝世後更名為「費正清東亞研究中心」，並發展成美國乃至世界做中國研究的重鎮。此過程中，傅高義扮演極爲重要的角色。從1952年在就讀碩士課程直到走完人生道路，他人生超過四分之三的時間在哈佛度過。

爲了方便工作，傅高義早年就搬到了費正清中心後面的Sumner街上，步行僅兩三分鐘的距離。他的寓所也是他和各國學者、朋友交流的重要場所，在他晚年時還成爲每月一次日本年輕學子及在哈佛進修的年輕官僚菁英聚集的讀書會場地，稱為「松下村塾」或俗稱「傅高義塾」。

2019年夏天的8月13日下午5時，是筆者最後一次拜訪傅高義先生。那天，89嵗高齡的恩師精神飽滿，親自倒茶接待，也無需拐杖，席間贈送了他的新作《中國和日本：1500年的交流史》（China and Japan: Facing History）的英文原版，這本也成了傅先生最後及最重要的遺作。

毋庸置疑，傅高義教授堪稱享譽世界的中國研究與日本研究的頂級學者，也是唯一精通中日文且在中國和日本都深具影響力的美國學者。中日兩國自近代以來經歷了兩次戰爭，也經歷了兩次國力的逆轉，導致兩國關係即使到了今天仍極微妙與複雜。然而，傅高義無論在中國，還是在日本，都受到了推崇，堪稱「中日通吃」。究竟傅高義是如何做到的？

從日本到中國到中日關係

傅高義對亞洲的涉足始於日本，在中國要重現當年《日本第一》在日本風靡的景況，還是等到2012年中文版《鄧小平時代》出版之後才得以實現。

傅高義出生於1930年，其少年時代，正是日本帝國的最後15年，也是中日戰爭以及美國參加的太平洋戰爭的年代。或許正是抱著亞洲戰爭何以打起、美國的角色又如何的問題，使他在戰後與中日這兩個東亞大國結下了不解之緣。

儘管華人深知他是西方研究中國的大家，然而傅高義對亞洲的興趣乃至對亞洲課題的涉足，卻是從日本開始的。傅高義的日本研究早過中國研究，他在日本成名也遠遠早過中國。

1958年，從哈佛博士畢業的傅高義踏上了日本的土地，那時美國結束占領日本才6年，那年他28嵗。爲期兩年的留日生涯中，傅高義花了一年的時間學日語，到了第二年才開始進行家庭調查。1969年傅高義在美國出版了他的第一本專書——《日本的新興中產階級：東京郊區的工薪階層及其家庭》（ Japan’s New Middle Class）。這本處女作，首先是成就了他「成為有關現代日本的最前沿的美國觀察家之一」。然而，這個時候，他在日本還不知名，事實上這本書的日文版是10年後才出版。

讓「エズラ・ボーゲル」這個傅高義的日文名字在日本名聲大噪的，是1979年他那本橫空出世的《日本第一：對美國的教訓》（Japan as Number One: Lessons for America），尤其是4年後日文版在日本出版，隨即引起轟動，風靡整個日本。筆者留學東京是1990年代，那時仍能感受到這本書影響的痕跡。無需贅言，《日本第一》使他成爲當時日本最知名的西方學者，而這本書在當時日本的影響力，恐怕比之後《鄧小平時代》在中國的影響力之上。不止於此，《日本第一》還被翻譯成中文、法文、葡萄牙文、印尼文等，成爲當時世界認識日本的重要媒介。

傅高義涉足中國研究的契機，正是受到哈佛漢學家費正清教授的鼓勵，於1961年進入費正清主持的哈佛大學東亞研究中心，開始學習中文，教他中文的是趙元任教授的女公子、哈佛第一位華人女教授趙如蘭。那是冷戰的年代，新中國還處在鎖國狀態，西方與中國也還沒有接觸，而那時包括日本和韓國等西方陣營的學子們要留學學中文，大多到台灣的國立師範大學，也有少部分會去了香港中文大學。

冷戰時期公認的西方觀察新中國（China Watching）的最佳地點是——香港。想研究新中國，卻未能踏足中國大陸的傅高義也選擇了香港。1963年他首次踏足香港，一方面在那裏收集有關大陸的研究資料，另一方面則與其他學者一同籌建了後來被稱爲冷戰時期西方研究新中國的資料重鎮——「大學服務中心」。1988年傅高義積極參與促成將中心納入香港中文大學，其本人還從1992年至2015年期間，一直擔任該中心的國際顧問委員會主席。諷刺的是，就在傅高義辭世三天後，香港媒體就報道該中心將於2021年面臨重組，一些輿論擔心重組後一些敏感庫藏可能被封存。

結束在香港的一年資料蒐集後，傅高義於1964年回到哈佛大學，並開始撰寫描繪新中國1949年後廣東發展狀況的《共產主義制度下的廣東》（Canton Under Communism）。該書於1969年出版，隨即獲得哈佛大學出版社的年度教科書獎，也成爲尼克遜總統訪問北京前，美國瞭解新中國發展的重要參考資料。事實上，1971年基辛格在尼克遜訪華前，還特地專程到哈佛大學東亞研究所，與費正清和傅高義等「中國通」，就中國問題聽取了這些在當時最頂尖中國研究專家的意見。傅高義也在尼克遜破冰訪華之後，於翌年即1973年開始踏足他期待已久的中國土地。

毛澤東時代結束後，中國開始實施「改革開放」的新政策，自然也吸引了已經是西方最重要的中國觀察家（China Watcher）傅高義的關注。1987年傅高義前往廣東進行為期8個月的田野調查，走遍了廣東70個縣，展示了其早年求學時期受到社會學訓練的治學本色。是的，傅高義絕不是一位躲在象牙塔裏裡的學者，自從1958年初次造訪日本之後，他每年都會來到亞洲，或講學或交流，直到2019冠狀病病毒 疫情爆發初期，他仍在北京進行訪問，與年輕學者交流。

1989年傅高義根據其在廣東的調查，出版了《先行一步：改革開放中的廣東》（One Step Ahead in China: Guangdong Under Reform）（1989）。這本提供美國了解改革開放後前10年的重要著作，加上之前的《共產主義制度下的廣東》，奠定了傅高義作爲西方最重要的現代中國研究學者之一的崇高地位。

然而，傅高義在中國的知名度並沒有提升得那麽快。事實上，《先行一步》的中文版，要到了2008年才出版。儘管如此，他的名聲卻也在中國開始爲人所知。只是在中國要重現當年《日本第一》在日本風靡的景況，還是要等到2012年中文版《鄧小平時代》出版後才得以實現，這時他的生命只剩下8年的時間。

筆耕不輟的傅高義於過世前一年的2019年出版了最後的著作《中國和日本》。然而，這本書，對他的成就與學術身份，卻有了另一層的重要意義——他不僅是中國研究的大家，也不僅是日本研究的大家，還是中日關係研究的大家，而後者的艱難之處，則遠在前兩者之上。

負責出版《中國和日本》中文版的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基於筆者也長期從事中國研究和日本研究，也曾受教於是傅高義先生，而邀請筆者為此書撰寫書評。在分析該書的特色之餘，筆者也將之延伸到另一個問題，傅高義究竟慿什麽能量，讓無論是日本人還是中國人——這兩個民族與國家的歷史關係極爲複雜的人民，都對他推崇備至？就此，筆者認為和他治學中的三大因素有關。

治學

傅高義教授明確反對狹隘的愛國主義。如此的思想，自然是建基於他對二戰期間軍國主義下日本社會特徵的理解。因此他呼籲中日兩國都應該更積極地理解歷史、直面歷史。

其一，避免意識形態的先入爲主。先別論及傅高義是如何同時得到中日兩國人民的正面接納，作爲一位研究外國的學者，如何贏得研究對象社會的認可，本身就是一大挑戰。更何況研究現代新中國的傅高義是來自「美帝國主義陣營」，且非具有清晰的左派意識形態的學者。如此的背景，如何才能夠獲得中國菁英乃至社會大衆的接納，本身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筆者看來，傅高義的研究乃至他的思想，並沒有刻意討好中國，而是基於一個很簡單的原則——毋需用意識形態的眼光來看待中國的發展。他傾向抛開先入爲主的意識形態束縛，無論在進行田野調查，還是基於調查的論著，都暫時忘掉了自己是美國人的身份，而直接進入乃至深入瞭解和理解研究對象的世界。他在與中國人接觸時，儘管外貌無法改變，然而那種真誠與親切、謙虛的態度，沒有讓許多中國人覺得在與「老外」交流，也因此他比其他「老外」更能理解新中國社會運作合理性的一面，儘管這並不意味著他不瞭解中國所存在的諸多問題，包括制度上和觀念上的。

另一邊廂，戰後美國與日本同爲西方資本主義陣營，在意識形態上不存在明顯的隔閡。然而，畢竟美日之間在文化體制與社會制度上的差異仍然巨大。年輕的傅高義於1958年踏足日本的那一刻，就是帶著瞭解日本社會結構的心態而來，沒有絲毫「占領者」傲慢的身影。

值得强調的是，傅高義對研究對象的日本與中國的熱忱及謙卑的態度，與過去西方世界隔著一層紗地對東方世界的好奇乃至「着迷」的「東方主義」（Orientalism）心態截然不同。傅高義心中的亞洲，不是想像的遙遠世界，而是在田野調查中可以隨時隨地談笑風生的第二故鄉。他既沒有「東方主義」潛在的傲慢心態，也沒有處處以西方人的思維來審視亞洲，這是他既贏得日本社會的信任，也獲得中國社會接受的根源之所在。

其二，傅高義擅於積極正面看待中日的歷史，擅於挖掘並重視各自社會的長處和優點。正如傅高義教授公子、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從事日本研究的斯蒂芬•沃格爾（Steven Vogel）教授在訃文中，稱父親「具有洞察每個人和每個國家的優點，這是他自己無法抑制的一種能力。」筆者看來，傅高義教授所具有的如此「能力」，與國師大師錢穆所言，對歷史要有「溫情與敬意」，可謂異曲同工。傅高義正是秉承對中日兩國的歷史和社會的「溫情與敬意」，讓他得以「中日通吃」。

然而，如此的「溫情」，並不意味著傅高義教授不直面兩國歷史中的錯誤與問題。在《鄧小平時代》，傅高義花了37頁的篇幅，描述「六四天安門事件」，儘管之後有批評認為他對鄧及六四還是「寬容」。他在晚年的發言中，也積極鼓勵中國與世界接軌、主張法治是國家長治久安所必須的、同時認爲建立約束權力的制度是關鍵。另外，他在《中國和日本》中，也直言1999年江澤民訪日的失敗以及批評中國利用歷史問題來應對當下的中日關係。

2019年底，傅高義來到香港中文大學這個他非常熟悉的校園，那時正是香港社會反修例運動如火如荼之際，中大也成爲「風暴中心」之一。儘管他對如此矛盾尖銳的歷史事件的場面也「見慣不怪」，也深知評論該事件的敏感度，但仍能在訪談中坦率地表達了他的看法，提出了「執政者要調整對港政策，不能沿用國內那套強硬手段」的觀點。

此外，基於對中日近現代史的洞察，傅高義教授還明確反對狹隘的愛國主義。如此的思想，自然是建基於他對二戰期間軍國主義下日本社會特徵的理解。因此他呼籲中日兩國都應該更積極地理解歷史、直面歷史。言下之意，也是暗示如今崛起的中國也應當吸取當年日本崛起後的教訓。然而，他對中國與日本的這些批評，仍然是在「溫情與敬意」的框架下進行，仍然是以「朋友」的身份，希望「朋友」發展更好的前提下來進行。這種方式使得他的批評不具有敵意，也因此比較容易獲得被批評者接受。

其三，傅高義發表難度較高、較容易引發中日讀者不滿的著作《中國和日本》的時間較晚，僅在他離世的前一年，相當程度避免或降低了兩國讀者對他所論述的中日之間無可交集的一些歷史的不滿意見的纍積和發酵的可能。

《中國和日本》這本巨著橫跨東亞1500年的歷史，整本書的架構是「日本向中國學習」（古代的600年-838年）與「中國向日本學習」（近代的1895年-1937年；現代的1978年-1990年代）的「中日互相交流史」。誠然，書中無可避免地論及中日兩國矛盾激烈的歷史，包括明治維新後日本的對外擴張、中日之間的兩場戰爭、戰後的歷史問題與釣魚台列嶼（大陸稱釣魚島）爭議等。傅高義教授對這些敏感問題的論述，更多的是根據歷史史料的客觀分析，以及中日之間對這些議題所存在的不同理解，而並非基於價值判斷的評價。

第三者的寬容？

傅高義不是「完人」，他的論述與觀點，以及他的治學方法與處世之道，自然容許也歡迎來自不同視角的評論。

儘管如此，正因爲無論是歷史問題還是釣魚台問題，皆爲極容易刺激雙方民族情緒的敏感議題，即便如何客觀，都難免未能同時討好兩國的讀者，甚至因此得罪雙方。所幸，傅高義教授是在已經獲得中國和日本雙方都接納以及歡迎之後，才較多觸及這些議題，也更清晰地表達自己的觀點，使得中日雙方都能視之為「善意的批評」，或「對第三者的寬容」來理解。

誠然，傅高義不是「完人」，他的論述與觀點，以及他的治學方法與處世之道，自然容許也歡迎來自不同視角的評論。同時，他之所以能夠「中日通吃」，既非必然，亦非偶然，也都離不開他至死不渝對中國與日本、對亞洲與世界，乃至對人類的「溫情與敬意」。

現實向來不是理想主義者的天堂。傅高義的母國與中國的關係當下正處於40年來的最低點，相反傅老長年念兹在兹的中日關係在經過了8年前「釣魚島風暴」的洗禮之後，目前處於有所回暖的階段。這些基於地緣政治與霸權爭奪的大國關係之間的變遷，對嫺熟美、中、日三角關係的傅高義而言，不過是歷史的過程，或許也是重複歷史的過程。

只是在此依然雲譎波詭的年代，如今我們永遠地失去了傅高義這樣既有溫情又身具洞察力的智者，不僅對中日兩國而言，相信對美國乃至世界而言，無疑是無可挽回的一大損失。

（林泉忠，東京大學法學博士、中研院近史所前副研究員，師從傅高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