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論｜總統選舉結果，如何決定中美關係的未來？

美國大選只剩下最後兩周，特朗普和拜登的外交觀念南轅北轍，誰能當選對今後四年的美中關係影響重大。因此，分析選後美中關係走向，必須同時考慮各自當選這兩種情況，作一對比。

共和黨的對中政策在過去四年內波瀾起伏。大致上，這四年可分為三個階段。第一階段，從特朗普上任到2018年3月開打貿易戰，雙方處於試探期。特朗普雖然在諸如台灣問題上給中國下馬威，但雙方關係並未明顯惡化。從特朗普派出小孫女用中文向中國祝賀農曆新年，到2017年3月特朗普在自己莊園招待習近平，再到2017年特朗普訪華，美中關係一路走高。第二階段，2018年3月美中開打貿易戰到2020年1月雙方簽訂第一階段貿易戰協議。這個階段，美中關係全面轉折，雙方主要圍繞貿易戰大打出手。但第一階段協議簽訂後，雙方本來可以進入一個和緩的階段。第三階段，從2020年2月至今，最早在中國武漢爆發的COVID-19疫情擴散到美國後，美中關係急轉直下，惡化到自1970年代恢復接觸以來的最低點，美國在多個戰線向中國開火。

現在重要的問題是，如果特朗普當選，第三階段這種嚴重惡化的雙邊關係，是否會延續下去。對此，有兩種相反的意見。一種意見認為，2020年是選舉年，特朗普帶頭向中國開火是一種選舉策略。如果選舉獲勝，則有望改善。特朗普是商人思路，可和中國交換利益。中國若可以給更多的好處安撫特朗普政府，美中關係可望有所改善。另一種意見則認為，特朗普的對中國的強硬政策會延續下去。兩者之中，延續強硬政策更可能發生。

特朗普和共和黨鷹派的前景

首先，疫情的負面影響讓特朗普政府的對中政策過了「無法回頭的點」。特朗普責備中國，固然存在推卸疫情責任和選舉策略的考慮，但特朗普的這種憤怒情緒也是真確的。

從國家角度，美國死了二十多萬人，特朗普可以推說不是自己的責任，可以推說自己做得還不錯（否則情況會更差），但不可能不給美國人民一個交代。如果一邊處處宣傳是中國的責任，要向中國追責，一邊在當選後對中國轉變，這樣自打嘴巴不符合特朗普的風格。特朗普這人雖然愛吹牛，說謊不打草稿，在小事上態度反復，但在重要的政治承諾方面看得很重，正如他常說的「promise made，promise kept」，以「守承諾」為自豪。

據報，特朗普對中國怒不可遏的轉折點是中國「戰狼」外交發言人趙立堅在推特上暗示美國軍人才是「傳播病毒的元兇」。 此事事關美國軍人的榮譽，這也是特朗普最看重的方面之一。

從個人角度，疫情讓特朗普在本可穩穩贏下的總統選舉中陷於苦戰。此前，就連特朗普自己也染上COVID-19肺炎，這些因素加在一起可謂「國仇家恨」。英國首相約翰遜在自己感染肺炎後，對中國政策就有180度的轉變，積極響應美國「打壓華為」，特朗普又豈會例外？我們甚至有理由相信，經過疫情之後，特朗普的對中態度已大轉彎。他揚言「不再對貿易協議感興趣」，「不想和習近平說話」未必只是選舉語言。

其次，在「追責中國」的路綫下，戰略鷹派全面佔據話語權。在今年六七月間，以國務卿蓬佩奧為首的戰略鷹派一連發表了四篇分量非常重的演說。其中最重要的一個信號就是「對中共的話，美國必須不信任再核查」。美國式的人際交往中以「信」為先，一般預設對方說真話可被信任；如果「信任再核查」（如對蘇聯）其實已是不信任的表現了。如果預設立場從「信任」變成「不信任」，這意味著雙方關係的根本轉變。

這種「預設不信任」的思維的直接後果就是美中關係不但嚴重惡化，對話渠道還全面停頓。中國的多位高級外交官員，諸如楊潔篪、王毅、樂玉成、傅瑩等紛紛釋出「求和」信號。王毅提出的三個建議的第一條就是「激活和開放所有對話渠道」 。然而這些「求和信號」根本沒有得到美國的回應。在貿易戰時，中國輿論總愛說「能談起來就好」，現在連「談起來」都無法實現。這幾個月，公開的唯一高層接觸就是例行的檢討貿易協議執行情況的視像會議，而即便如此還一波三折才能開成。但貿易問題已在美中關係中退居二綫了。一般被視為「美國友好人士」的美國駐中大使布蘭斯塔德9月在《人民日報》投稿，被中國拒絕，隨後布蘭斯塔德解職返回美國，進一步重挫美中關係管道。

在戰略鷹派勢力膨脹下，美中關係自由落體式下降，衝突擴散到以前無法想像的領域（比如互相關閉領事館，禁止共產黨員移民等）。現在連原先被視為「鷹派」的貿易代表萊澤特希也被視為「軟弱」，可見一斑。重要的是，如果特朗普能連任成功，那麼就證明這些戰略鷹派惡化美中關係的手段有效，他們都為特朗普立下大功。這樣在特朗普下一任期的布局中，他們的勢力只會更大。

最後，對中強硬的立場正在升級。共和黨內的強硬派除了政府內部，還在國會共和黨人中迅速擴散。在參議院的盧比奧、克魯茲、科頓等的對中強硬路綫已廣為人知，現在眾議院中的共和黨人表現得更強硬。

今年五月，眾議院的共和黨議員主導成立中國任務小組。他們在日前（9月30日）發表了成立以來第一份報告（China Task Force Report） ，對中強硬程度令人矚目。報告再次確認以往那種假設擴大美中經濟聯係的做法會促使中共發生變化的策略已宣告失敗，從「六條支柱」（six pillars）各方面歸納了中國對美國的威脅：意識形態競爭、供應鏈安全、國家安全、技術、經濟與能源、和競爭力，提出了超過400項政策建議。

具體的描述和建議難以逐一討論，但報告最引人注目之處還在於在官方文件中罕見地把中國定義為「戰略敵手」（Strategic Adversary）。報告這樣寫道：

「我們今天面對最大的世代挑戰，這就是中國共產黨的威脅。COVID-19大流行至今在全球範圍殺死了一百萬人，摧毀了世界經濟。其結果就是美國已醒過來，正如我們中的許多人已經談論了一段時間，認識到中共是我們的戰略敵手，一直把欺騙和惡意影響散播在全世界。」

而考慮美中關係時最重要的一點，就是雙方在各自眼中的「定位」。雖然兩國關係由非常多不同層面的問題和矛盾構成，但如何定位對方是這些問題和矛盾的總綱。

在美國外交用語中，盟友（ally）、朋友（friend）、夥伴（partner）、對手（rival）、敵手（adversary）、和敵人（Enemy）大致對應關係從好到壞的六個級別。在共和黨主導的文獻中，敵人這個詞一般只用在北韓、伊朗和恐怖分子上（民主黨的文獻則會把俄羅斯加上）。

美國以往定位中國，好的時候認為是「夥伴」（Partner），壞的時候是「對手」（Rival）。只有在談論到軍事、間諜等特定事務上，才會暗示中國是「敵手」，但明確把中國整體上定義為「敵對」則極為罕見（如果不是近幾十年來首次）。

2017年《國家安全戰略》（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中，中國是和美國競爭（competition）的「對手」（rival actor）（儘管暗示了中國在一些方面也是敵手）。彭斯2018年10月在哈德遜研究所的演講中沒有把中國形容為敵手。在國會的老牌委員會「美中美中經濟暨安全檢討委員會」（U.S.-CHINA ECONOMIC AND SECURITY REVIEW COMMISSION）的2019年度報告 ，以及「美國國會及行政當局中國委員會」（Congressional-Executive Commission on China）2019年度報告中，也從未用「敵手」形容中國。白宮在2020年5月發布了《美國對中戰略方針》報告（United States Strategic Approach to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中國的定位依然是「對手」。即便在蓬佩奧的「美四篇」的總結篇中也沒有用「敵手」這個詞定位中國（或中共）。

眾議院開了這個頭，這種定位上的升級很可能進一步擴散到參議院和行政系統。如果共和黨繼續執政，美中關係或將全面定位為「敵手」，甚至出現「敵人」相稱都並非不可能。

因此，如果特朗普繼續執政，美中關係在短時間內或會相對稍有緩和（這段時間自由落體太厲害了），但總體上可以預期將會持續直綫式地惡化，儘管「下降斜率」會比過去幾個月慢一些。

那麼如果拜登上台會如何？

對民主黨的對中態度，也有兩種截然不同的解讀。一種說法是，兩黨的對中態度已基本一致，哪個黨上台都不會大變。另一種說法則認為民主黨是「中共的同路人」甚至「中共的傀儡」。以上兩種說法也均有不足之處。

認為「民主黨是中共同路人」的意見主要出自保守派陣營（包括中文的保守派寫手）。這種意見並非完全沒有依據。拜登對中國的認識和態度一向被人質疑。拜登本人一向是全球派的支持者。拜登本人過往和中國打交道的記錄以軟弱著稱。他一方面喜歡強調自己很懂習近平，吹噓在2013年訪問中國的經驗。那是他最後一次到中國，或許也因此向沒有意識到中國在這些年的急速推進。直到在去年5月的競選初期，他還認為「中國不是我們的競爭對手」 ，被普遍批評為嚴重低估了中國在經濟和科技上的進步。此後，他才開始說自己對中國強硬。

此外，其兒子亨特·拜登最近的「硬盤門」事件如果屬實，也顯示了民主黨權貴的子女從中國獲得的利益輸送。儘管事件的真確性尚不清楚，但美國政府高層子女被中國「收買」一點都不出奇，這和華爾街大公司重金僱傭中共高層的子女是一個道理。

賀錦麗的年資甚淺，沒有什麼國際政治經驗，在中國議題上沒有太多表現機會。在參議員期間，她在中國問題上的表態基本隨大流（如支持香港抗議者，譴責新疆政策等），很難知道她有什麼鮮明的主張。

進入大選階段，民主黨很少主動談中國問題。在拜登競選的官網中 ，羅列了50項議程，卻找不到專門的中國問題議程。經筆者的檢閲，除了很空洞地把「中國的崛起」列為世界的無可避免的挑戰之外，論述中國的具體議程只有重建世界領導力和氣候變化兩個。而前者，中國只出現四次，頭三次都是在相對無關重要的議題，最後一處是有關氣候政策。因此，氣候議題實際上是他官網上唯一較詳細討論和中國的關係的議程（見後）。無論拜登還是賀錦麗在總統和副總統辯論中，都對民主黨對中國的政策避而不談，轉而指責特朗普的中國政策「失敗」。

當然，如果僅憑這些認定民主黨對中國軟弱，或許不完全客觀。在選舉期間，特朗普主打「中國牌」，民主黨主打「疫情牌」。論對中國的強硬，民主黨以往的「政績」確實與特朗普差一大截，於是只能把重點放在特朗普的中國政策「沒有用」上。主打疫情牌時候過於責備中國，無異於幫特朗普推卸責任。

但從另一個角度看，在美中關係全面惡化之際，這樣對美中關係問題保持沉默，確實難以阻止被貼上「對中軟弱的標簽」。故有人判斷，拜登上台後會重新「對中國軟弱」也在所難免。然而，有幾點必須一併分析。

首先，拜登當副總統時和現在雖然相差只有四年，但全球氣氛截然不同。中國對美國的挑戰越來越大，也越來越現實，經過幾年的「反中宣傳」，「中國威脅論」也越來越深入人心。在疫情全球爆發後，世界主要西方國家和不少發展中國家對中國的反感程度急速上升。即便拜登看不到，其他民主黨人也看得到。因此，就算拜登曾對中國軟弱，也很難相信拜登會簡單重複過去對中國的軟弱政策。

其次，雖然共和黨逐漸淪為「特朗普黨」，但民主黨遠遠不是「拜登黨」。民主黨大致上分為温和建制派（或中間派、温和派、自由派）和進步派兩個派系。拜登在初選中能勝出非常僥幸。如果不是奧巴馬等人在初選「超級星期二」前把拜登在温和派路綫中的主要對手都勸退，如果不是進步派路綫的沃倫不肯退選，如果不是自由派報紙和華爾街炒作「激進的社會主義者」對經濟的損害，如果不是疫情突如其來地讓初選完全失焦，進步派的代表桑德斯不會輕易再次失敗。

儘管如此，進步派在民主黨內已不再是四年前的「新生力量」，而可和建制派平起平坐了。弗洛伊德事件再為進步派增添動力。這樣，在民主黨全國大會上通過的行動綱領有很多進步派的議程。可以預見，若民主黨勝選，進步派會在政府中佔有重要位置。因此，考慮民主黨政策時不得不重視進步派的議程。同時，行動綱領因此也應被視為分析民主黨政策的主要文本。

再次，中美關係涉及六個關鍵問題：貿易戰問題、科技競爭問題、台灣問題、南海問題、香港問題附帶新疆西藏問題、中國對美國的「滲透問題」。在這些問題上，兩黨的立場高度相似。

在貿易問題上，美中貿易戰在今年年初達成第一階段協議臨時停火，無論誰當選都必定上演「第二季」。貿易戰雖以「貿易」概況，其實包括貿易、投資和科技轉移（或盜竊知識產權）三個主要問題。貿易不平衡導致貨物貿易赤字嚴重，在關鍵物資上極為依賴中國。投資不對等則因中國一方面大力鼓勵美國製造業在中國投資（導致製造業轉移），一方面對服務業投資和基礎產業投資拒之門外。中國通過多種方法（合法和非法手段）獲得美國科技，形成史無前例的大規模科技轉移。

相應地，特朗普團隊是三派的大混合。特朗普為首的貿易赤字派強調赤字問題優先，主張高關税以支持製造業迴流。華爾街派則著眼於中國對等開放市場，讓美國公司在中國市場分一杯羹。戰略鷹派則著眼於切斷科技轉移的路綫。

拜登一直是全球派的支持者，主張中國開放市場，這點上與特朗普團隊中的華爾街派並無不同。進步派在貿易問題上的訴求則和特朗普相差不遠：他們都代表了產業工人要求製造業迴流的呼聲。行動綱領上多處提到中國的貿易不平等問題：「民主黨將採取針對中國的進取行動（aggressive actions）」，以回擊損害美國製造業利益的貨幣操控、傾銷、不公平的補貼政策。民主黨雖然反對關税政策，但強調要徵收離境懲罰税（Offshoring Tax Penalty）和美國製造税務補貼（America Tax Credit）。在他們看來，此舉比關税更直接有效。至於在科技轉移上，民主黨同樣強調反對中國盜竊知識產權，在立場上分別不大。

在科技競爭問題上，民主黨只會對加大科技投入更支持，因為特朗普政府出了名的不尊重科學。

在台灣問題上，共和黨是積極親台派，但在國會的涉台法案基本上是兩黨共同提出。民主黨的行動綱領上甚至刪掉以往提及台灣時必會強調的「美國的一中政策」，變成了民主黨「將信守台灣關係法，將在符合台灣人民的最大利益的基礎上，繼續支持和平解決海峽兩岸問題」。

在香港、新疆和西藏等問題上的各種議案，兩黨基本一致通過。行動綱領上的表述也非常強硬。鑒於民主黨傳統上更注重人權問題，有理由相信民主黨在這些問題上會對中國更強硬。不要忘記，特朗普的意識形態是「不干涉各國的道路選擇」，他也曾肯定過中國在新疆的措施。

方法，而非立場的差別

以上分析似乎支持了「兩黨相差不大」的理論。然而，兩黨差別最大的不是具體問題上的立場，而是看待中國的戰略定位和具體問題上所使用的方法。

民主黨從來沒有把中國視為「敵手」，不但沒有明說，連暗示都非常罕見。民主黨的行動綱領中強調在追求那些（對中國不友好）的目標時，要避免進入「新冷戰陷阱」。在民主黨眼裏，中國最多是「競爭對手」，沒有必要「誇大中國的能量」（exaggerate China’s weight）。

在一些問題上，民主黨還必須和中國合作，特別是氣候變化上。在拜登的官網上，氣候變化是提及中國次數最多的（11次）議程。議程贊揚中國對可持續能源的投入，提出要停止中國補助煤礦產業和輸出碳污染（指把碳排放的工業轉移到其他國家），與中國簽訂雙邊的碳排放協議，與中國領袖一道取消對化石能源的補貼等等。在這種合作思維，中國甚至是「夥伴」。

定位的不同，令民主黨下的美國不可能發展出類似共和黨這樣的針對中國的力度。有合作就是有求於人，就必須「交流」，就可以交換，就可以妥協，這又會重新進入中國喜歡的節奏。

在一些具體問題上立場雖然一致，但使用的方法不一樣，也會導致截然不同的後果。民主黨尊重規則，其同義詞就是難以突破，沒有共和黨鷹派那種跳出「外交慣例」框框的想像力。比如，關閉中國駐美領事館、驅逐中國有軍方背景的學生學者、封殺Tiktok等，民主黨政府就相當不可能做出來。當年奧巴馬已要決定圍堵中國，但就連中國搞個亞投行都阻止不了自己的盟友撐中國。這和蓬佩奧那種滿世界跑追殺華為的勁頭，以及威脅若用華為就不再進行情報合作的「懲罰手段」，與之形成鮮明對比。可以想像，南海填島如果發生在現在，美國或會直接派出軍艦阻止，而不會仍由中國進行工程。同樣可以想像，如果香港事件放在民主黨政府，那麼美國很可能不會直接中止給香港的特殊待遇（雖然國會立了法，但決定權依然在行政系統）。

不過，民主黨主張高舉價值觀，增強領導力，鞏固盟友體系，打造針對中國的國際同盟。而特朗普則對盟國諸多指責，動輒揚言退出聯盟，令盟國離心離德，也失去了道德高地。特朗普對中策略更激進，但效果則未必更好。

所以，對民主黨有利的是，共和黨人在過去半年來，突破了無數美中交往的禁區，為以後四年奠定基礎。民主黨上台，既難以改變，也沒有理由推翻。即便民主黨會修改一些「激進」的做法，也沒有理由全盤退回。比如在南海問題上，國務院發表正式聲明，否認中國對南海「九段綫」的訴求。民主黨就沒有理由在這個立場上後退。比如共和黨在對台問題上的進展，民主黨也有理由笑納。

事實上，不少人都認為，共和黨的戰略鷹派是在盡可能地利用過去半年多時間，全面固化對中國的鷹派立場。造成即成事實，甚至有理由相信，假如民主黨勝選，共和黨的戰略鷹派還會利用剩下兩個月的「跛腳鴨」時期，繼續「反華」。民主黨不一定會喜歡這些措施，但一定會非常歡迎這些措施所帶來的與中國周旋的有利空間。因此，以後兩個月，如果民主黨勝選，才是美中關係最危險的時期。

因此，可以預料，和共和黨當選後的美中關係將持續直綫下降相比，民主黨上台後的對中政策，會導致美中關係是一條緩慢變化的曲綫， 不會急劇惡化，但也難以很快變好。它的起點會在什麼地方，完全由選後兩個月內共和黨戰略鷹派所決定。

（黎蝸藤，旅美歷史學者，哲學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