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論｜「沙造長城」、反艦導彈與「要塞艦隊」：21世紀的中美海上競爭邏輯

【編者按】本文作者為戰地記者、海軍歷史和海洋安全事務分析員，在2006-2016年曾參與中美兩國學界圍繞雙邊海上關係問題開展的多次討論和筆談，並為英文著作《太平洋上的紅星：中國崛起及其對美國海洋戰略的挑戰》（Red Star Over the Pacific: China’s Rise and the Challenge to U.S. Maritime Strategy）修訂版的審閲者之一。

造價45億美元、排水量超過10萬噸的「約翰·斯坦尼斯」號航空母艦正在護航艦艇的伴隨下巡弋於北大西洋，一連串熊熊火光包裹着的飛行物突然穿過大氣層，從多個方向扎入它的飛行甲板。「斯坦尼斯」號的艦殼被突如其來的衝擊撞穿，斜角甲板處的撕裂傷朝對舷方向蔓延，最終將332.8米長的艦體撕成了兩截。這個龐然大物在幾分鐘之內就從軸向甲板末端裂開，後半截高高翹起，帶着5600多名艦員一同朝冰冷的海底墜去……

以上是2009年上映的美國電影《變形金剛：復仇之戰》中，描繪霸天虎進攻地球情節時的一個橋段。這不是「斯坦尼斯」號第一次在好萊塢被摧毀了：2002年表現美俄核衝突的影片《恐懼的總和》中，該艦曾被俄羅斯「逆火」型轟炸機發射的超音速反艦導彈命中，喪失戰鬥力。後一情節的創意來自劇本原作者、亦是20世紀美國最廣為人知的軍事小說家湯姆·克蘭西（Tom Clancy），它呈現的是20世紀80年代美國軍方對未來美蘇海上衝突的預估——由於缺乏一支足以突破GIUK（格陵蘭—冰島—英國）「遏制點」（Choke Point）、有能力確保戰略導彈核潛艇進入開闊大洋通道的制海型艦隊，蘇聯在開戰初期，勢必會嘗試從空中、水下和陸上發起針對美軍航母戰鬥群這一核心火力投送平台的導彈「飽和攻擊」，以癱瘓後者的制海功能。美國「神盾」戰鬥系統（Aegis Combat System）的問世，便是因應了此種預判，也是頭號海上強權意圖確保既有優勢的技術反映。

相當巧合的是，「斯坦尼斯」號第二次在電影中被擊中的畫面，折射出的也是美國軍方心目中大規模海上衝突模式在21世紀初發生的重大變化：不再有超音速轟炸機群攜帶飛航式導彈從幾百公里外飛來，也不再有「導彈卡車」式的核潛艇埋伏於水下。威脅將直接來自從地面射入太空，隨後再入大氣層、高速命中移動目標的大威力常規彈頭。當然，它們不會是霸天虎，而是反艦彈道導彈（ASBM）——一種在21世紀初才真正完成研發、往往部署於內陸腹地的非對稱打擊武器。今年8月下旬，中國人民解放軍從浙江和青海射向南中國海海域的，正是這種類型的導彈。而中國軍方顯然並不忌諱將自己的決定性武器比附為電影中的反派：過去十年間，「斯坦尼斯」號斷裂沉沒的畫面曾在不止一部宣傳反艦彈道導彈威力的科教紀錄片或者互聯網視頻中出現。好萊塢電影所塑造的驚險畫面，儼然已經成為中國軍事分析人士做出「美軍航母脆弱易毀」判斷的佐證之一。而這種輔以極富視覺衝擊力鏡頭的判斷，又構成了中國對美「反介入/區域拒止」（A2/AD）海上戰略的基石。

今時今日，中國海軍在艦艇數量和武器裝備的層次、性能上已經上升為全球第二。過去十年中國新下水艦艇的噸位數與質量，幾乎相當於美國連同其亞太盟國之和。

2008年成為中美海洋關係發生決定性轉折的關鍵時間節點。中國在全球範圍內經濟利益的成長，尤其是自能源需求中滋生的「南海偏執」的出現，使得中美兩國間海上摩擦事件的發生頻率一舉進入增長區間。從那時起，歷經12年演化，中美海上競爭的「接合點」以及可能導致擦槍走火的場景早已變得空前密集。美國資深海軍事務記者邁克爾·法貝（Michael Fabey）在他於2017年10月出版的《Crashback：美中在太平洋上的權勢碰撞》中，幾乎事無鉅細地羅列了所有這些情境：2009年3月中國艦船在南海國際水域對美軍水下情報偵聽船「無瑕」號（USNS Impeccable, T-AGOS-23）的攔截行動，2013年12月發生在美國巡洋艦「考彭斯」號（USS Cowpens, CG-63）與一艘中國登陸艦之間的危險貓鼠遊戲，「環太平洋2014」（RIMPAC 2014）演習期間出現在夏威夷外海的中國電子情報蒐集船，中方在南海上經由吹沙填海形成的「沙牆」工事……法貝斷言，隨着兩國在艦船/飛機迫近對峙、反艦彈道導彈以及南海造島三大問題上同時處於對抗狀態，很難想像所有美軍指揮官都願意如2013年時的「考彭斯」號艦長一般，在最後時刻採取「Crashback」（推進器緊急停車）動作。而安德魯·埃裏克森（Andrew S. Erickson）等研究者設想過的中美在同種海洋秩序下共存的可能性，早已成為明日黃花。

今時今日，中國海軍在艦艇數量和武器裝備的層次、性能上已經上升為全球第二。過去十年中國新下水艦艇的噸位數與質量，幾乎相當於美國連同其亞太盟國之和。然而這種整體實力差距的迅速縮小，並沒有如克蘭西筆下上世紀80年代的蘇聯海軍一般，形成在北大西洋、地中海、太平洋等多個方向上挑戰美國海上霸權的姿態。相反，迄今為止中國對美國實施的海上威懾與拒止，範圍從未超過所謂「第二島鏈」。更確切地說，它們過於高密度地集中在南中國海周邊，從而帶來了一項令許多研究者極度困惑的悖論：倘若中國志在從海上維護其全球利益，發展類似反艦彈道導彈（ASBM）這樣的岸基武器又有何必要？而一支立足守勢的艦隊，為何又需要航母？

理念之爭：全域介入VS步步為營

外界認為中國和過去5個世紀裏追求過強大海權的所有陸海複合型國家一樣，犯了將大陸領土和安全觀念生硬搬弄到海上的錯誤，從而違背了「海權論之父」馬漢關於「大洋是不可分割的整體」的忠告。

美國海軍戰爭學院中國海事研究中心（CMSI）在2015年春天出版的「中國的遠海行動」主題論文集，被命名為「越過長城」（Beyond the Wall）。該文集編者之一安德魯·埃裏克森副教授曾經告訴筆者，在他看來，中國海洋戰略的發展軌跡與上世紀六七十年代的蘇聯相當類似，首先尋求的都是形成足以覆蓋本土周邊海域（黃海、東海和南海）的防衞能力，接着嘗試將第一、第二島鏈以內的半封閉海域變為假想敵無法插足的「反介入區」，最後則是培養執行跨地區非傳統安全任務的能力。海權建設的資源投入優先度以及實際效能將伴隨空間距離的遞增而衰減，並且在每一階段都有相當具體的戰略地理座標或遏制點（Choke Point）作為邊界，宛如修築在海上的萬里長城。而中國海軍遠海行動的增長，將形成「越過長城」：趨勢雖屬向外，重心仍在內側。

埃裏克森的看法，頗能代表美國政策界、尤其是海軍事務研究界部分專家對中國海洋轉型進程（Maritime Transformation）的看法。所謂「海上長城論」，在不同領域和層面曾被冠以形形色色的稱謂：在西太平洋海洋安全問題上，它被叫作反介入/區域拒止（A2/AD）；在南海，被稱為「沙造長城」；在裝備發展上，則被稱為「要塞艦隊」（Fortress Fleet）。其共同點是，認為中國和過去5個世紀裏追求過強大海權的所有陸海複合型國家一樣，犯了將大陸領土和安全觀念生硬搬弄到海上的錯誤，從而違背了「海權論之父」馬漢關於「大洋是不可分割的整體」的忠告。由於「長城」能庇護的僅是規模較小的經濟—安全共同體，一旦主導性海洋強國充分利用其對全球開放市場和安全體系的影響力，組織相應的戰略同盟做出制衡，挑戰者將在越過「長城」之前自行崩塌。

無論此種評價是否客觀，有一點是確鑿無疑的：它反映了16世紀以來主導性海洋霸權國家的一般安全觀念。對自我定位為全球領導者的美國而言，存在兩項至關重要的戰略地理目標：在全球層面，要保障普遍的航行與貿易自由，以維護由華盛頓主導的開放政治—經濟體系的安全，並從商品、原材料和資本的流通中獲利。這意味着美國所欲維護的不僅是與自身的商品進出口和戰略性原材料輸入直接相關的航路（如大西洋），還囊括了整個海洋「公域」。在地區層面，則要防止任何一個強國在其周邊地區建立封閉勢力範圍，從而影響到全球政治和經濟空間的連續性；尤其要防止這類國家以勢力範圍為槓桿，挑戰美國的介入能力和地區影響力。

應當這樣理解其中的邏輯：儘管今日的全球經濟已大大不同於17~18世紀「貿易即富源」的模式，但海洋作為經濟交往通道的價值依然十分突出。在虛擬空間進行的資本流動，很大程度上仍依賴於海上運輸。而美國作為全球最大的資本輸出國，利益遍布五大洲，皆由海洋航線加以聯通。是故最大限度地保障海路暢通不止是維繫外部威望的基礎，而且可以被視為一項內政措施——它服務於構成美國經濟基礎的私人資本。

更有甚者，作為全球化關鍵基礎的普遍航行自由並非自然生成，而是美國霸權的副產品。上世紀90年代以來的全球化進程中，美國以其無與倫比的海上力量確保了全球海上通道的開放，使各國無須承擔海洋安保義務便可使用這一機動介質。相應的，美國也具備了更大的話語權和執行力去限制其他國家對海洋的軍事利用。這便是美方在2015年版《21世紀海上力量合作戰略》中提出的「全域介入」（All Domain Access）的實質。

應當承認，儘管解放軍海軍的裝備狀況在過去十幾年裏有了顯著改善，但和具備全球級海洋能力的美國相比，今日的中國海軍本質上依然只是一支「先進中等海上力量」。

相比之下，中國海軍在進入21世紀之後最顯著的戰略信條變化，是在2015年版的軍事戰略白皮書中申明：「（解放軍）海軍按照近海防禦、遠海護衞的戰略要求，逐步實現近海防禦型向近海防禦與遠海護衞型結合轉變，構建合成、多能、高效的海上作戰力量體系。」所謂「近海防禦」，就性質而言可以細分為兩類任務：一是拓展在西太平洋、尤其是第二島鏈以內的海上防禦縱深，從而最大限度地確保中國最富經濟活力的東部沿海地區的安全；二是保障對發展經濟至關重要、且仍在不斷延伸的海上交通線——尤其是經馬六甲進入印度洋的南海航線——的安全，以為經濟增長提供持久的動力。從上世紀90年代中期到當下，中國用30年左右的時間將其近海防禦圈的覆蓋範圍延伸到了150~200海里（即整個專屬經濟區），從而在第一島鏈範圍內建立起了事實上的有效對海控制（Control of the Sea），並將活動範圍進一步朝第二島鏈延伸。

至於另一個概念「遠海護衞」，它至少包含有兩部分內容：一是在遠離本土600海里以上的區域，進一步提升對海上交通線的防衞能力，具體措施包括在南海海域建立偵察和補給據點，嘗試派遣潛艇在印度洋進行定期水下巡航，以及在東南亞和非洲獲取區域外補給、停靠基地的努力。二是繼續培養實施區域外非傳統安全行動的能力，如海軍外交、海上聯合執法（例如護航行動）、人道主義援助和救災（HADR）等。

應當承認，儘管解放軍海軍的裝備狀況在過去十幾年裏有了顯著改善，但和具備全球級海洋能力的美國相比，今日的中國海軍本質上依然只是一支「先進中等海上力量」：它已經具備了足夠的自衞能力，但在跨區域活動和投送能力方面劣勢明顯，並且對全球主要的海洋地理遏制點（Choke Point）缺乏影響。

但從另一個角度看，中國特殊的海洋地理形勢，在無形中放大了其海上力量的槓桿作用。儘管擁有漫長的海岸線，但中國直接瀕臨的黃海、東海和南海皆屬於半封閉的邊緣海，不能直接抵達開闊大洋；艦船需要穿越好幾道島鏈、海峽或類似的地理遏制點（大部分由美國及其盟友控制）才能進入真正意義上的公海。但邊緣海的半封閉性也提供了「步步為營」地拓展戰略縱深的機會——在背靠大陸、依託遠程岸基武器（彈道導彈和巡航導彈、岸基飛機）以及沿海基地體系的情況下，瀕臨邊緣海的國家可以首先對狹窄的封閉海域建立控制，進而以此為基礎、向鄰接的遏制點和大洋邊緣推進。在最理想的情況下，對邊緣海以及重要遏制點的控制將使一國獲得爭奪公海制海權的機會；最不理想的情況也可造就一種海上拒止（Sea Denial）態勢，使敵方無法利用邊緣海對該國實施干涉。

換言之，誠如埃裏克森所言，「步步為營」的實質是將分塊蠶食陸上領土的模式搬到海上，以遠程岸基武器作為保護傘，掩護海軍分階段、分區塊地提升作戰能力，最終造就一道距本國海岸線數千海里的「防禦藍帶」。防禦者不必在全球擊敗海洋強國，只須使對手在越過「藍帶」時、要冒遭受重大損失的風險，便足以限制對手的行動。美國對「反介入/區域拒止」戰略的敵意，原因也恰在於此：它所擔憂的是中國利用反艦彈道導彈充當其水面艦隊的保護傘，取消美國對西太平洋沿岸的即時干預能力，從而最終將影響到全球海洋經濟的開放性和統一性——這恰好與美國海上戰略的整體目標完全對立。中美海上競爭的核心問題，正是這種理念上的對立。

「要塞戰略」的缺陷

一個無須在陸地上自保或擴張的國家自可以從容地集中精力發展海權，這是英美等國的先天優勢；反之，陸海複合型國家往往要同時面對陸海兩個方向的壓力。

問題在於：一個封閉的「海上要塞」，或者說以保衞本土為宗旨的「防禦藍帶」，對中國究竟有多大意義？

從廣義上說，始於1978年的中國改革開放進程乃是一種「海洋轉型」（Maritime Transformation），它試圖把高度自給、立足內需、奉行保護主義的經濟發展模式轉變為擁抱國際市場、實現商品和資本自由流通、從共享中獲利的增長模式。後者不僅在很大程度上依託于海洋這一全球公域，並且與主導性海洋強國（美國）操控的開放政治經濟體系不謀而合。而在40年的開放進程為中國積累起可觀的紅利之後，北京同樣試圖以亞投行、「一帶一路」倡議等步驟影響更多的國家。既有的外向型經濟以及輸出資本的意願決定了局限在東亞一隅的封閉政治經濟勢力範圍對中國的價值不大，建立這樣一個「要塞」與海洋經濟本身的開放性特徵也截然相悖。

站在北京的立場，對南海島礁的經營、乃至試水印度洋的探索，似乎合於中國海軍立足防禦、穩步擴展影響力的既定策略。然而歷史已經多次證明，像陸上戰略那樣步步為營地累積海上控制範圍的「量」，並不能帶來海洋能力層次上的「質」變。一戰前的德國曾試圖以「風險艦隊」控制北海，繼而以北海為槓桿、要求全球範圍內的話語權；但一旦英國以遠程封鎖方式限制了德國海軍的活動範圍，遠離大西洋航路的北海即使為德國所獨佔，產生的影響也微乎其微。蘇聯海軍同樣試圖完全控制其瀕臨的邊緣海，但在和美國進行軍備競賽時，需要兼顧陸海兩個方向的莫斯科被證明很難投入更多的資源用於海洋。這足以徹底否定「要塞戰略」的模式。

不僅如此，身為陸海複合型國家的中國，在發展海上力量時很難處在一種隨心所欲的心理狀態中，而受到天然稟賦、尤其是地理條件的制約。馬漢將歷史上曾經影響過一國海權發展的主要條件歸納為地理位置、自然構造、領土範圍、人口數量、民族特點、政府的性質和政策六項，其中前三項就本質而言都是地理性的。一個無須在陸地上自保或擴張的國家自可以從容地集中精力發展海權，這是英美等國的先天優勢；反之，陸海複合型國家往往要同時面對陸海兩個方向的壓力，在戰略重點的選擇和陸海兩個方向的資源分配上需要更精細的戰略締造。這種締造不僅與該國本身的戰略意圖有關，還要考慮它會給既有權力結構中其他國家帶來的衝擊。用通俗的話說就是：「一個國家是否要爭取強國地位必須由它自己來決定，但這種努力是否成功則取決於其他國家做什麼反應。」（林恩：《單極幻想：為什麼新的強國勢必興起》）

這裏說的「其他國家」，不僅包含了因為陸海複合型強國發展海權而受到直接衝擊的主導性海上大國，如拿破崙和威廉二世時代的英國或者「冷戰」時代的美國，也包含了與該複合型強國在陸地和海上毗鄰的其他國家。後者甚至要比主導性海上大國更早和更直接地感受到複合型強國調整其國家戰略與軍事路線帶來的壓力，這些國家的即時反應、尤其是帶有抵制傾向的反應，對主導性海上大國採取遏制戰略來應對陸海複合型國家的崛起，也有很大的促進作用。

不妨以一戰爆發前的英德關係為例來分析這種衝擊—反應模式的運作邏輯，這也是國際政治學者經常拿來與今天的中美關係做類比的一個模型。路德維希·德約（Luwdig Dehio）把不列顛帝國在其鼎盛時期的作用概括為「中介者」——當時存在一個經濟、政治和軍事力量分布大體均衡的歐洲大陸，即所謂「大陸體系」；又存在一個以（形式上的）民族獨立和貿易自由為原則的洲際遠程貿易體系，即所謂「大洋體系」。主導性海上強國因為擁有實力佔優的艦隊和靠近主要海上交通線（SLOCs）的基地網，便可以在這兩個體系間充當中介。

對大洋體系而言，皇家海軍不僅確保了英國投資者能擁有進入世界市場、取得原料來源的自由通道，而且為一切遵循既存貿易秩序的商業主體提供了公利（Public Good），違背這一秩序者將遭到驅逐和禁絕。對大陸體系而言，英國無意直接介入或干預其內部事務，但倘若出現有能力攫取歐陸霸權、繼而覬覦全球海上霸權的挑戰者，皇家海軍就是最好的力量投送工具，可以將英國從大洋體系中收穫的經濟和政治優勢用於恢復歐陸均勢（Balance of Power）的鬥爭：這也就是兩個體系間的力量轉移。

放任大陸體系被單一國家控制的危險在於，資源總量的價值、尤其是「生產」這一要素相對於貿易重要性的上升，使得一個擁有大洲級規模疆域的陸上強國有可能取得顯著的經濟優勢，繼而動搖主導性海上強國在經濟方面的領先地位。

放任大陸體系被單一國家控制的危險在於，資源總量的價值、尤其是「生產」這一要素相對於貿易重要性的上升，使得一個擁有大洲級規模疆域的陸上強國有可能取得顯著的經濟優勢，繼而動搖主導性海上強國在經濟方面的領先地位。有了穩固財源的支撐，再取得對外擴張必須的出海口，這種海陸兩棲強國便可以迅速擴充海軍，取消原有海上強國作為兩大體系唯一中介者的地位。

「地理政治學之父」哈爾福德·麥金德（Halford J. Mackinder）在《歷史的地理樞紐》中對「心臟地帶」強國俄國的恐懼，便是出於此種原因。而英國在先後面對路易十四—拿破崙一世法國與威廉二世—希特勒德國的挑戰時，最為擔心包括荷蘭、比利時在內的低地國家的安全，除了意在防範對手以此為跳板入侵或封鎖英國本土外，更是擔心控制低地國家的陸海複合型強國就此操控洲際遠程貿易，進而急劇提升其海洋能力。而無論拿破崙還是希特勒，他們賴以與英國相抗衡的經濟武器都是封閉的獨佔性歐陸經濟區，這是遵循貿易自由和航行自由原則的海上強國無論如何也不能容忍的。

大陸均勢與海軍優勢，可以視為主導性海上強國賴以維繫地位的兩大支柱，兩者間有着密切的聯繫。鑑於大陸均勢的基礎作用，主導性海上強國永遠會懷着警惕心理防範地區霸權的覬覦者，並以津貼體制等工具作為手段，尋求該地區其他國家對覬覦者的制衡（也就是利德爾·哈特所說的「英國式戰爭方式」）。一般而言，這些鄰國對區域均勢的敏感度遠高於它們對全球均勢的敏感度——對一些「小國」而言尤其如此。而主導性海上強國對（至少是形式上的）民族獨立原則的強調，更易於獲得這些旨在維持現狀國家的贊成。是以無論是法、德還是蘇俄，歷史上陸海複合型強國的稱霸努力往往遭致主導性海上強國與毗鄰的陸上國家的雙向夾擊，從而暴露其先天的雙重易受傷害性弱點。

當北京頻頻以受害者的語氣批評美軍艦艇、飛機在中國周邊海域的「航行自由」示威行動以及抵近接觸時，似乎從未意識到，易地而處，這正是南海周邊國家看待中國行事方式時的感受。

自這一角度審視，當可洞悉中美雙方的視野差異之驚人。站在中方角度，無論是反艦彈道導彈的部署，還是南海「沙牆」的經營，希望展現的都是一種強硬但有限度的立場——中國無意挑戰美國的全球海洋統治權，北京的全部期待只是美方默認中國在第二島鏈之內擁有充分的行動自由和有效的對海控制。

但對美方而言，僅僅是這種局部封閉性勢力範圍的想法，即已威脅到了全球開放政治經濟體系的基礎。而中方在進入21世紀之後，在南海問題、尤其是海洋劃界和「沙牆」營建問題上始終採取寸步不讓的立場，站在北京的角度是對整個20世紀中國近海海洋權益受損的一種補償，但對周邊國家、乃至整個外部世界而言卻屬於不折不扣的霸凌。當北京頻頻以受害者的語氣批評美軍艦艇、飛機在中國周邊海域的「航行自由」示威行動以及抵近接觸時，似乎從未意識到，易地而處，這正是南海周邊國家看待中國行事方式時的感受。

「絕對安全」的誤區

2008年前後開始發酵的「南海偏執」或者說「能源通道焦慮」，構成了過去十幾年中國強化海洋能力的心理動因。

對中國而言，過去40年發展的外向型經濟模式所奠定的「東重西輕、南重北輕」格局，天然地決定了有針對性地擴充海上力量勢在必行。但這種海上力量的能力類型與目標上限，始終是需要斟酌的重大問題。儘管中國政府向來以口頭上的「不侵略、不稱霸」作為一種立場申明，並且將其海洋能力升級的範圍主要限定在第二島鏈之內，但法德和蘇聯的前車之鑑已然顯示：在國際無政府狀態下，對動機的判斷往往被置於對實際能力的評估之下。因此，中國意圖形成何種海上安保態勢與正在建設何種構成的艦隊，始終是美方關注的焦點。

2008年前後開始發酵的「南海偏執」或者說「能源通道焦慮」，構成了過去十幾年中國強化海洋能力的心理動因。這類觀點在強調「馬六甲困局」和南海爭端對中國能源安全構成負面影響的同時，開出的藥方卻是進一步採取戰略攻勢，一面實現南海島嶼的要塞化、「長城」化，一面以反艦彈道導彈（ASBM）為憑靠、阻止美軍進入該海域。

能源安全之於中國經濟繁榮的重要性自然不必贅言，需要省察的是：馬六甲航道和南海問題的嚴峻程度，是否真的到了只能以成本高昂的「硬」手段來解決的地步？答案至少不是完全肯定的。作為一系列戰略性國際海上通道之一，馬六甲海峽乃至南海航路「存在受阻風險」和「遭到完全截斷」可以說是兩個概念。發生後一種情況意味着世界第二大經濟體被人為隔絕在國際市場之外，實際上只可能由跨地區重大軍事衝突所導致；那種條件下，常態保障已不敷使用，北京將以一切可能的軍事和政治手段來維護自身利益。而在僅僅是「存在受阻風險」、特別是非國家因素導致的風險的情況下，所有經過這一航線的船隻所受的威脅是均等的，利益相關方採取的應對策略也應當是集體化的。排他性的「沙牆」營建，實際上已經構成對海洋公利的僭奪和威脅。

另一方面，對南海乃至馬六甲作為能源運輸通道功能的強調，往往忽視了一項先決條件：從中東和非洲通往中國的能源航線並不始於南海。它們首先需要穿越印度洋腹地，經孟加拉灣才會抵達馬六甲海峽。倘若把「存在受阻風險」這一可能性絕對化，則南海諸島的要塞化依然不足以確保充分的安全，中國還需要把確保印度洋航道暢通的責任也一併攬過來。這在能力和成本上都沒有任何可行性。

過度偏執的「能源強迫症」，本質上是一種危險的「絕對安全」觀念。一方的絕對安全帶來另一方的絕對恐懼，這一點自伯羅奔尼撒戰爭以來就沒有改變過。

過度偏執的「能源強迫症」，本質上是一種危險的「絕對安全」觀念。一方的絕對安全帶來另一方的絕對恐懼，這一點自伯羅奔尼撒戰爭以來就沒有改變過。當一國將其安全環境人為地預設成絕對敵意，進而按照這一預設建設一支在艦種和規模上都趨向「絕對全能」的大艦隊時，它將導致的只有疑懼和對抗。將南海周邊國家一概視為潛在假想敵，偏執地強調要確立戰略性海上通道完全不受威脅的絕對狀態，不僅激化了北京與東盟國家之間的矛盾，還使得區域安全與全球範圍內的中美海上關係形成勾連，造成雙重壓力。結果遂使中國一方面要在西太平洋建設以反介入/區域拒止為導向的「海上長城」，另一方面仍要為維護分布廣泛的全球經濟利益而繼續擴充遠洋制海型艦隊，兩大作戰系統難以形成耦合，財政負擔卻至為嚴重。這正是中國今日面臨的困境。

若以西太平洋的區域海上安保為指向，則中國在裝備了2~3個航母戰鬥群、一定數量的核潛艇和水面防空艦，以及具備區域外打擊能力的空射反艦導彈之後，已經可以勝任常態環境下的大部分任務。在全球層面，發展以航母編隊為中心的遠洋水面艦隊看似與美國形成了競爭，實際上卻是避免戰略猜疑和安全兩難的理性選擇——在現階段，中國航母戰鬥群的技術水準和數量尚不足以和美國海軍等量齊觀，而這恰恰構成了某種「安全閥」。戰略與預算評估中心（CSBA）高級研究員、原美國海軍戰爭學院教授吉原恆淑曾告訴筆者：「中國發展航母在美國並沒有引發戰略層面的恐慌，因為它與美國對未來海上衝突或者說海戰的預期其實是一致的。」但當航母、「沙牆」和反艦彈道導彈結合為一個系統時，情況就變得大不相同了。深重的敵意遂由此滋生。

這類決策者往往為一種既焦慮又自負的心理狀態所籠罩，一方面抗拒一切不夠「完美」的政策路線，一方面強調既有的歷史範例和規律不足以概括本國的特殊狀態，而傾向於追求獨特的、一步到位的解決方案。

從歷史經驗看，倘若國家從一開始就抱定非此即彼的觀念，並不斷強化時不我與的緊迫感，很容易就會導向預言自證式（Self-fulfilling prophecy）衝突。這類衝突通常具備三大特徵：其一，政策制訂者對具體的、時時處在變化和消長中的國家間矛盾缺乏理性分析，而汲汲於某些帶有意識形態色彩的終極目標，並在心理上反覆加以暗示。其二，由於把雙邊關係視作零和博弈，並認為國與國之間非友即敵，決策者對雙邊交流的價值不甚看重，很少考慮對方的戰略處境和心理，對避免誤解和矛盾升級也比較消極。其三，決策者往往為一種既焦慮又自負的心理狀態所籠罩，一方面抗拒一切不夠「完美」的政策路線，一方面強調既有的歷史範例和規律不足以概括本國的特殊狀態，而傾向於追求獨特的、一步到位的解決方案。過度強調終極性、確定性和完美性，使得決策者在應對瑣碎的日常接觸時越發喪失耐性，最終不惜以全面衝突來獲致「一勞永逸」的功效。

尤其微妙的是，非對稱戰略並非任何一個國家的專利品。2015年之後亞洲海上安全形勢的一項新變化在於，南海周邊國家乃至台灣、韓國等國家和地區都顯著增加了在新型巡航導彈及其發射平台（主要是潛艇）方面的投入，意圖構造屬於本國的小型「反介入」圈。美國在廢止《中導條約》之後做出的陸基中程導彈部署前置、航空基地進一步分散化和機動化等安排，實際上使得反艦彈道導彈（ASBM）最重要的心理優勢——陸基發射平台的不受摧毀性——遭到了重大挑戰。「緊急制動」的時代已經過去，所有行為者都將處在高度的恐懼和不安全中。

（劉怡，資深國際時政記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