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論｜王浩嵐：從「中產喬」到外交人，拜登的四十年參院生涯

年過古稀仍在一線「奮鬥」的拜登，也許可以說是「烈士暮年，壯心不已」。即將年滿78歲的拜登歷經了千辛萬苦，三次參選總統之後終於走到了他夢寐以求的民主黨總統候選人位置。

雖然現在下定論還為時太早，但民調中領跑現任總統特朗普（川普）的拜登，確實有大機會成為美國歷史上第46位總統，完成他畢生奮鬥的夢想。

拜登長達半個世紀的政治生涯始於1972年，年僅29歲的他成功當選特拉華州（Delaware）參議員，成為美國歷史上第六年輕的參議員，開啟了至今近50年的政治生涯。

由於拜登擔任了前總統奧巴馬（歐巴馬）八年的忠實副手，因而對華語世界乃至對美國年輕一代而言，他的政治形象始終停留在副總統身份之上。但要理解拜登的政治軌跡，看到他的另一面——一個大半個人生都耗在參議院之中的老牌政客，就更為重要。

事實上，在被奧巴馬選中之前，拜登就已經經歷了36年的政治生涯，成為民主黨內首屈一指的外交和內政聲音。也正是這些年的經歷塑造了拜登當今的政治形象和對世界的認知，追溯他的參院生涯，我們也許能預見這位潛在美國總統未來執政和外交思路的方向。

「中產喬」的早年歷險

喬·拜登1942年出生在賓夕法尼亞州斯克蘭頓（Scranton）一個愛爾蘭裔天主教家庭中，是家中的長子。11歲時他跟隨全家搬到了特拉華州。成長過程中，拜登沒有什麼離奇艱難經歷，是很典型的美國戰後中產階級背景，只不過中產屬性也將伴隨他一生。

法學院畢業後拜登早早結婚生子，然後步入政壇，先是在1970年當選特拉華州紐卡斯爾郡議員。隨後1972年以29歲的年齡挑戰了當時在任的共和黨老牌參議員，憑藉着反越戰和變革的口號成功爆冷當選。彼時的拜登堪稱美國夢的典範——平凡出身、年少成名、家庭和睦、兒女雙全，一時間生活美滿前途無兩。

然而命運無常，就在拜登當選參議員之後不久，他的妻子和女兒就在聖誕節前採購歸來的路上遭遇車禍遇難。雖然同車的兩個兒子存活下來，但這仍是常人難以承受的巨大悲劇和創傷。一度悲傷不已、尚未就任參議員的拜登，甚至再三考慮過放棄政治生涯。最終是在時任參院多數黨領袖麥克·麥斯菲爾德的勸說之下堅持了下來。拜登在醫院兩個兒子病床前宣誓就任，開啟了他漫長的36年參院生涯。

拜登早期的參院生涯波瀾不驚，專注於一些本地事務。由於每天晚上都要坐火車從華盛頓回特拉華家中照顧兩個兒子，他也就並非華盛頓媒體和晚會上的焦點人物。他的意識形態和投票紀錄也都和他家鄉特拉華類似——一直穩穩居於意識形態的中間位置（甚至今天也是類似）。當然，隨着兩黨和美國政壇在各種議題上的左右轉變，中間派的立場也一直變換。如今，拜登早年的政見，比如曾極力反對以跨鎮巴士強行解除教育中的種族隔離——就成為了他去年初選中的黑歷史。

司法委員會

隨着拜登的參院資歷增長，他在位高權重的司法委員會和外交委員會逐漸爬到了前排。1980年，大批民主黨參議員在選舉中落馬，民主黨失去了參議院多數黨地位，但這一變革也促使拜登成功當上了司法委員會的首席民主黨成員 （Ranking Member），成為1980、1990年代民主黨在司法和犯罪問題上的頭號發言人。

美國當時興起「毒品戰爭」和嚴刑峻法打擊犯罪潮流，拜登都是積極的參與者。他作為少數黨代表參與起草1984年《全面控制打擊犯罪法案》（Comprehensive Crime Control Act），1994年作為司法委員會主席一手推動《暴力犯罪控制與執法機構法案》（Violent Crime Control and Law Enforcement Act）。拜登無疑是民主黨內部 「嚴刑峻法」 （Tough on Crime）勢力的代言人。

今天看來，拜登在司法問題上的強硬立場是極大的包袱，但是在全美社會都傾向於推動嚴刑峻法的年代，這一特質反而是政客的加分項。1988年拜登第一次參選總統時被許多黨內外人士看好，很大程度上就是因為拜登在司法問題上的強硬態度讓他足以對衝共和黨傳統上處理犯罪議題的優勢。

此一時彼一時，如今講究反思「嚴刑峻法」政策帶來的不良社會後果，當年的優勢項無疑變成了一大原罪。拜登在民主黨初選中屢次因為過往在司法問題上的立場，而受到民主黨內部進步和新生代勢力詬病。為了適應當前的政治形勢，拜登也不得不在司法問題上180度大轉彎，完全拋棄了自己的過去並承認當時犯錯，接受及擁抱了當前推動刑法改革的趨勢。

不過，拜登過往在司法問題上的立場和成就也並非全盤皆錯。1994年通過的新刑法中，包含了意在保護女性權益的反婦女暴力法（Violence Against Women’s Act），極大延伸了對女性在家庭暴力，性侵等問題上的保護，可算是近代女權運動上的一個不小成就。拜登日後也聲稱這一法案是他參院生涯的最大成就，成為吸引女性選民支持的一大資本。

而1994年新刑法也包含另一重要條款：針對突擊武器銷售的聯邦禁令。近年美國大規模槍擊案頻繁發生，國會卻在槍支管控問題上毫無進展。在此背景下回看1990年代，拜登和國會民主黨人當年能通過為期十年的突擊武器銷售禁令，似乎是一件不可思議的事情。即便突擊武器銷售禁令在十年期過後自動失效，其存在期間的效果也備受質疑，但它依然是近半個世紀以來唯一一次聯邦政府成功通過的 「禁槍」 法案。拜登能讓如此爭議的法案成功闖關，至少說明他作為立法者能夠撮合兩黨合作，團結必要的利益團體來達到最終目的，這也奠定了他未來作為奧巴馬政府頭號國會談判代表的基礎。

高院兩爭議

拜登在1980和1990年代的最高法院也留下了自己的遺產。只不過其中既有「光輝戰績」，也有職業生涯的污點。

1986年中期選舉之後，民主黨奪回了參議院的控制權，拜登成了參院司法委員會主席。不同於眾院司法委員會，參院司法委員會同時承擔了審核總統所提名的各級聯邦法官職責。手握重權任期終身的聯邦最高法院大法官也不例外。1987年，時任總統列根（雷根）提名了知名保守派法官羅伯特·伯克（Robert Bork）來替代退休的路易斯·鮑威爾（Lewis F. Powell Jr）大法官。

羅伯特·伯克是極端保守派，名聲在外，剛一提名就遭遇民主黨和自由派的強烈抵制。麻省參議員泰德·肯尼迪（Ted Kennedy）在伯克被裏根提名四十分鐘後即在參院發表了一番慷慨激昂的演講，駁斥伯克的為人和司法哲學，督促參院拒絕認可他的提名。正好位居風暴中心，掌控提名聽證過程的拜登自然也跟隨民主黨大部隊一起對伯克發起了全面圍攻，成功在温和派和自由派共和黨人的幫助下狙擊了伯克，參院最終以58比42的投票結果否決了伯克的提名。

迫於參院的反對，列根在另一位提名人因大麻問題退出的情況下只能無奈妥協，選擇了温和保守派安東尼·肯尼迪（Anthony Kennedy）作為替代，而2018年退休的肯尼迪長期成為了高院中扮演決定性作用的搖擺票，時常讓保守派惱火。

時間推進到四年後的老布殊（老布希）執政期間，民主黨已經在野十一年。由於共和黨1968年後長期把持白宮控制權，曾經作為自由先鋒的最高法院已經逐漸被保守派全面包圍。長期等不到民主黨總統的上台，眼看着海灣戰爭後如日中天的老布殊似乎在1992年大選中立於不敗之地，飽受健康因素困擾的自由派偶像人物、美國歷史上第一位黑人大法官瑟古德·馬歇爾（Thurgood Marshall）只能無奈交上辭呈，拱手給了共和黨人任命他接班人的機會。

一年前剛剛任命了另一位傳奇自由派大法官布倫南（William J. Brennan）替代者的老布殊，選擇了知名黑人保守派，年僅41歲的克勞倫斯·托馬斯（Clarence Thomas）來替代馬歇爾。托馬斯匱乏的司法經歷，極端的意識形態立場，以及他要替代民權英雄馬歇爾的事實，本就讓他遭遇了民主黨和自由派的反對。此時仍控制參議院的民主黨，並不是沒有可能再重演四年前拒絕伯克的那一幕。

真正讓托馬斯的認證過程成為巨大爭議事件的，到還不是他的意識形態問題。在托馬斯已經走完司法委員會聽證程序，準備等待參院表決結果時，突然媒體捅出了其曾經的女下屬阿妮塔·希爾（Anita Hill）指責托馬斯對她性侵的消息。消息一出，引發了巨大的媒體關注，也迫使委員會主席拜登重新召開針對托馬斯的聽證會，傳喚了希爾到司法委員會作證。

然而，當希爾在鏡頭前傾訴自己的故事和悲痛經歷時，她所得到的卻並非是同情哪怕是認同的目光。全部成員均為白人男性的參院司法委員會對希爾的證詞表示了集體懷疑，即便是政治動機上傾向於支持希爾的民主黨人也沒有積極表達支持。倒是委員會成員對希爾非常不客氣的盤問和居高臨下的審視態度，給外界留下了深刻印象。

最終，作為委員會主席的拜登也沒有同意希爾要求更多證人來參院司法委員會作證的要求，草草結束了這段參院和高院歷史上最具爭議的提名之爭。托馬斯最後有驚無險，以52比48的得票比過關參院，至今仍是高院的一員。

對於拜登來說，阿妮塔·希爾事件至今仍是他履歷上最大的污點。希爾事件引發了美國社會的極大反彈，直接促成了1992年「女性之年」的誕生。當年就感到不妥的拜登在1992年選舉之後着力遊說了伊利諾伊新當選的非裔女參議員卡羅爾·布勞恩和加利福尼亞新當選的女參議員戴安·範恩斯坦加入司法委員會以避免再出現全男性的參院圍攻 「弱女子」 的尷尬場面。而近年，隨着Metoo運動的興起，全美再度陷入對性侵問題的大討論，拜登過去在托馬斯聽證會中扮演的尷尬角色又被再次挖出 「鞭屍」 。確實理虧的拜登也只能再三道歉，甚至表示願意公開向希爾謝罪。

不過，拜登對自己生涯往績的反思，很大程度上反映了美國社會在這些議題上的進程和變化。也同時證明了拜登一向保持的中間派角色，確實並非一成不變，而是隨着民主黨和美國社會變遷而緊跟的一種動態「温和」，這一點對理解拜登的政治生涯軌跡以及他的政治哲學而言至關重要。

「主戰派」外交人拜登

美國參議員和眾議員一個重要差別，在於參議員可以興趣廣泛，兼顧國內外事務，而眾議員則往往受眾院委員會的規則限制，只能專精於一個政策領域。

作為在參院待了36年的「老油條」，拜登顯然並不是只把精力放在了美國內政之上。作為參院外交委員會資深成員，拜登在1996年後長期擔任民主黨在參院外交委員會的領頭人，也多次出任外交委員會主席。拜登最終被奧巴馬選中為競選搭檔，很大程度就是因為他在外交領域豐富的經驗和巨大的影響力，這對於外交領域認知經驗匱乏的奧巴馬是一個很好的補充。

事實上，拜登自從1980和1990年代開始，就是民主黨內最為洪亮的外交聲音，也是華府中少數能對美國外交政策產生影響的非行政機構人員。拜登的外交政策主張和思路大體上是符合國際自由主義框架的，和1990年代到本世紀初的美國外交建制派屬於同類人，崇尚多邊主義，強調利用美國的盟友體系來維持世界的和平和秩序。

拜登最早在外交領域嶄露頭角，還是在他剛剛履新參議員時。那是奉行緩和政策的1970年代，美蘇之間簽署了多份雙邊軍備控制協議，以減輕軍備競賽的壓力和核戰爭風險。其中最出名的就是兩輪限制戰略武器的條約（SALT）。身為年輕參議員的拜登很快就適應了時代，成了參院中最堅定的軍備控制提倡者。1979年，卡特政府和勃列日涅夫（布里茲涅夫）領導下的蘇聯進行了第二輪限制戰略武器談判，提出並達成了雙方互相限制自身戰略核武器與核彈頭數量的協議。不過由於雙方國內都存在着對協議的巨大反對浪潮，美國參院遲遲拒絕批准該條約。見到條約在參院遇阻，熱心於幫助協議生效的拜登親自和蘇聯外長葛羅米柯（Andrei Gromyko）會面，幫助他理解美國國會的情況，並希望蘇方能在一些條款上妥協。雖然由於事後蘇聯入侵阿富汗導致這份協議（SALTII）從未被國會正式批准，但雙方政府依然自願遵守了協議的條款，減輕了核戰爭和核衝突的風險。隨後上台的列根政府試圖放寬SALT I對美彈道導彈項目的限制來發展「星球大戰」計劃。拜登和其他參院民主黨人都激烈反對了這一舉動。列根政府1986年藉口蘇聯阿富汗戰爭撕毀 SALT II 時，拜登也沒少表示不滿。

南非的種族隔離問題，則是拜登早年參院生涯所關注的另一大問題。南非種族隔離制度進入到1980年代後愈發開始與時代脱節，舊制度面臨巨大沖擊。掌權的南非白人政府殘酷鎮壓反對種族隔離政策的抗議者，國內屢次出現流血事件和暴力衝突，引發了國際社會強烈反彈，國際上頻繁出現呼籲制裁南非的聲音。但列根政府出於地緣政治和傳統盟友關係的考量，遲遲不願對南非當局採取過激政策，在制裁問題上一拖再拖。

拜登則正好抓住了1986年外交委員會問詢國務卿舒爾茲（George Shultz）的機會，嚴厲質問舒爾茲和列根政府不作為。拜登慷慨激昂質疑為何美國政府會包容南非當局這樣嚴重侵犯人權的非正義政府，又質疑為何列根政府是對南非當局忠誠而不保護南非人民。拜登的詰問一度讓舒爾茲疲於應對，隨之招來的大量媒體關注和美國社會的壓力，迫使列根政府不得不制裁南非，最終促使南非種族隔離制度垮台。即便彼時拜登的表現大半和他意圖參選1988年總統大選有關，但也着實起到了推動美國南非政策改變的作用。

冷戰結束後的1990年代，拜登除了忙於自己司法委員會主席的角色，也沒有忘記兼顧外交領域。作為外交委員會下屬歐洲委員會的主席，拜登對東歐劇變後的歐洲格局產生了濃厚興趣。克林頓上台後，拜登利用自己職位的影響大力支持了北約擴張等克林頓政府的外交方針。不過，1990年代拜登真正在外交領域出彩，還是體現在他推動美國介入波黑戰爭。

1991年，南斯拉夫陷入內戰，首先是克羅地亞（克羅埃西亞）獨立戰爭。然後是波斯尼亞和黑塞哥維那（Bosna i Hercegovina）聯邦內塞族和穆族爆發的衝突即波黑戰爭。拜登出於人權以及地緣政治穩定的考量，率先敦促美國政府，解除了對新獨立的穆族主導的波斯尼亞政府的武器禁運。由於聯合國先前對南斯拉夫通過了制裁和武器禁運，被涵蓋在禁令內、本就軍事水平不如塞族（有塞爾維亞支持）的波斯尼亞政府軍當時正處於全面下風。

拜登和另外兩位參議員為了表示對波斯尼亞的支持，強烈敦促老布殊和克林頓政府拋棄中立的模糊立場，解除對波斯尼亞政府的武器禁運並通過北約對波提供軍事援助。拜登等人的強硬干涉立場，主要還是因為塞爾維亞支持的武裝在內戰中涉嫌實施種族屠殺。拜登在與塞爾維亞總統米洛舍維奇（Slobodan Milošević）會面時，也毫不保留地斥責他為戰爭罪犯。在拜登為首的國會議員壓力之下，克林頓政府最終改變了原先的中立立場，推動了北約對塞爾維亞的空襲，為後來達成和平協定奠定了基礎。

幾年後同樣發生在巴爾幹半島的科索沃戰爭中，拜登和他的好友麥凱恩（John McCain）再度敦促了克林頓政府採取一切必要的手段介入科索沃。拜登和麥凱恩提出的決議不僅呼籲北約對塞爾維亞和黑山發動空襲，同時表示美國應準備在必要時派遣地面部隊介入。

不過，比起拜登在巴爾幹半島問題上的表現，他在中東外交上建樹不多。甚至多年後在進步派的眼裏，拜登在中東問題上的判斷就沒有一次正確過。第一次海灣戰爭時，拜登和大部分國會民主黨人反對老布殊政府出兵。「911」之後的阿富汗戰爭和伊拉克戰爭，拜登則是開始鼎力支持，堅決支持推翻薩達姆·侯賽因（薩達姆·海珊）這個「區域不穩定因素」。然而隨着戰爭進程受阻，民意開始反對布殊政府政策之後，拜登又很快改變了自己先前的立場，竭力反對布殊政府的中東政策。小布殊政府2007年向伊拉克增兵的決定，拜登也沒少批評。

整體來看，拜登過去幾十年在外交領域的種種表現，整體上是一個國際自由主義者，強調雙邊多邊合作，樂於鞏固美國的盟友體系和以美國為首的自由世界秩序。在國際組織問題上，拜登雖然尊重聯合國等跨國機構的權威，但他在波黑戰爭和伊拉克戰爭初期的表現，也說明了他並不會拘泥於框架對美國獨立外交政策的限制。

「老人」拜登

拜登漫長的參院生涯確有可圈可點的出彩之處，也有個人污點。在華府沉浮四十多年的經歷塑造了他的政治理念和行事風格：原則性很強，但也不乏變通，很能緊跟政治大環境變遷，多年來一直完美保持了中間派的形象和立場。其內外政策立場，又很有舊時代美國的影子。

拜登作為奧巴馬副手的八年，相對來說就令人熟知。本以為自己的政治生涯止步於二號人物的拜登，被奧巴馬賦予了許多重任，並非是花瓶角色。拜登一手負責了奧巴馬政府八千億經濟刺激計劃的實施，尤其是在對汽車三巨頭的救濟計劃中扮演了相當重要的角色。在外交領域上，拜登也屢次被賦予重擔。

當然，最為符合拜登個人風格的，還是他在2012年的著名「大嘴巴」事件。在接受NBC專訪時，拜登公開了自己對同性婚姻的支持，這不僅推翻了自己過往的立場，還打了彼時仍公開反對同婚合法化的奧巴馬一個措手不及。拜登的出格舉動一度讓奧巴馬十分惱火，甚至迫使本不想在大選年觸及這一爭議話題的奧巴馬也更正自己的立場，公開站台同婚合法化。

大半輩子活在公眾目光之中的拜登，有着比近幾位總統都更漫長的政壇經歷。這一方面讓拜登沒有任何新鮮感，剝奪了他擁有「變革者」這個有利標籤的可能，但也讓外界能夠清楚預測拜登的行事風格和政治立場。拜登初選和大選中最喜歡講的口號，也是他回擊外界攻擊最常用的一句話，就是「人民知道喬是誰」。這種平淡和老成，會否是經歷了特朗普四年後感到疲勞的民眾所渴望的方向？

（王浩嵐，旅美觀察學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