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論｜【來函】郝志東：如何理解國家主義知識分子

2020年8月3日，儲百亮在《紐約時報》發表了一篇文章，討論了一些支持香港《國家安全法》的國家主義知識分子，包括田飛龍、強世功、陳端洪等。正好在幾天前的7月20日，《紐約時報》發表了一篇書評，討論 Anne Applebaum 的新書（可以翻譯為《民主的黃昏：威權主義的誘惑》），以波蘭、英、美等地的知識分子為例，揭示那些使獨裁者成為可能的侍臣們的心態，即那些「作家、知識分子、宣傳冊的作者們、博主、政治化粧師、電視節目的製作者、為獨裁者創造文化基因或者表情包以便將他推銷給世人的人」的心態。

他們是真的相信威權主義或者國家主義呢，還是說他們其實只是犬儒的機會主義者？對於該書的作者來說，這一點並不十分清楚。但是有些問題是可以看到的，比如他們對民主的失望以及向民族主義、威權主義的傾斜、對冷戰時期道德上要達到某種目的的一種「鄉思」、對「任人唯賢」制度的失望、經不起陰謀論的誘惑、以互聯網為代表的現代話語系統的非黑即白、非此即彼的敵對思維方式、自己的職業野心等等。

這讓我們想到了中國的國家主義知識分子。他們的基本觀點是什麼，他們在為國家做些什麼樣的服務，他們面臨著怎樣的倫理困境，哪些結構、文化（包括意識形態）與個人的因素在影響著他們的思想與行為呢？這些正是本文想探討的問題。

國家主義知識分子和他們的基本觀點

許紀霖2011年的文章「近十年來中國國家主義思潮之批判」為我們介紹了國家主義知識分子的代表人物並且總結了他們的思想。這一節先來簡述一下這個總結。他說，國家主義「主張以國家為中心，以國家的強盛、國家能力的提升作為現代性的核心目標。國家不再是實現公民利益的工具，國家本身就是善……國家即是其自身的目的」。在2000年代，新左派王紹光、汪暉等人從同情和讚美底層民眾、痛恨西方資本主義及其民主，走向全面擁抱國家的路子，認為前30年和後30年都是中國模式的成功實踐，使得中國擁有了一個相對獨立和完備的主權性格及自我糾錯機制。

上述所謂的主權性格，在王紹光和胡鞍鋼看來，就是「國家實現自己意志的能力」，即吸取能力、調控能力、合法化能力和強制能力。在汪暉看來，這個國家就是黨，即「政黨的國家化」，而這個黨國則代表人民的普遍利益。

那麼有沒有黨國不代表人民利益的時候呢？強世功說這個問題本身就不存在。「政治問題的關鍵不是對錯的問題，而是服從與不服從的問題。只要不服從政治權威，『說你錯，你就錯，做對也錯』」。所以從邏輯上說也就沒有黨國是否代表人民利益這個問題，說代表就代表，不代表也是代表。當然在強世功看來，不容分說，中共就是代表人民的根本利益的，黨的意志就是國家意志，黨國一體，黨是靈魂，國是肉身。汪暉也認為「黨國代表普遍利益」，而且從1949年中共建國之後就一直在代表著人們的普遍利益，只是在市場化改革之後，各種利益滲透到國家意志中，這個特點受到威脅，所以更應該加強共產黨的領導。

那麼，共產黨領導的特點是什麼？如何加強共產黨的領導呢？強世功從施密特主義出發，認為政治的首要問題是分清誰是我們的敵人，誰是我們的朋友。在這兩者之間，只有暴力和政府，沒有什麼自由問題。這種暴力，在張維為看來，是善。所以他說「政府是必要的善」。即開明的強勢政府是善，不是人們通常認為的「必要的惡」。這就是潘維所說的中國模式的根本特徵，即擁有一個先進的政治集團，一個代表全民福祉、公正無私、紀律嚴明、團結統一的執政集團。這個紀律嚴明、團結統一的政治集團的能力就是韓毓海所推崇的西方國家那種「極強的擴張和征服能力」、對社會領域具有的「高度的整合與動員能力」。

這種整合與動員能力來自於對敵友的明確劃分，來自於保持政治共同體的同一性。所謂劃分敵我，就是要排除內部和外部的異質性。用現在的話來說，這些需要排除的異質性就是「海內外敵對勢力」。由此而得來的國家意志是絕對的、唯一的、至高無上、不可分割、不可轉讓的。這正是施密特式的同一性政治秩序。

於是，他們反對公民社會。王紹光認為公民社會是一個無所不包的大雜燴，公民社會組織「不過是些追求一己私利的利益群體或壓力集團而已」。他們還拒斥現代的代議制民主。在陳端洪看來，中共和人大就是人民的代表，並擁有超越憲法的、不可分割、不可轉讓的最高主權。這是歷史的選擇。於是也發生了眾所周知的其他一系列事情。這裏我們就不一一列舉了。

他們如何服務國家？有何倫理困境？

我在《十字路口的知識分子：中國知識工作者的政治變遷》一書中討論了知識分子的三個政治角色，包括專業的角色、有機的角色，以及批判的角色。其實所有的知識分子都應該扮演一個專業的角色，否則便不能稱為知識分子。

這個專業的角色要求他們對政治保持一種不偏不倚的態度。如果他是一個教授，在課堂上討論政治問題，那麼他應該像韋伯說的那樣，將不同的政治觀點都擺到桌面上來，不能迴避不利於自己觀點的事實。討論事情要講事實、講邏輯，要實事求是，要追求真理。

有機的角色則是葛蘭西講的那樣，為統治集團做代言人，履行具體的社會控制與政治管理的職能，即做統治階級的吹鼓手、組織者與管理者。也是熊彼得所說的，為一個黨或者這個黨所代表的社會運動寫宣傳單、發言稿、黨秘書、顧問等。

而批判的角色則是曼海姆所說的「墨墨黑夜中的守更人」的角色，也即中國人常說的社會良心的角色。這個角色要求知識分子站在弱勢群體的立場上，為公平、正義發聲，進行社會批判。於是他們通常就站在了權力的對立面，在挑權力的毛病。

那麼這些國家主義的知識分子們在扮演著什麼樣的政治角色呢？很顯然，是有機知識分子的角色。比如，他們做政府的顧問，幫助政府論述為什麼北京對香港有全面管治權。倡導香港要「二次回歸」的鄭永年，被稱為「海外國師」。他說香港在第一次回歸後，中國只有主權沒有治權。本文開頭所引的儲百亮的文章，談到了田飛龍和陳端洪的觀點。從國家主義的觀點出發，他們認為香港的社會運動是分裂國家的行為。香港是中國的香港，不是分離主義者的香港，個人自由、個人權利要服從國家權威、國家利益。因為同樣的原因，西藏、新疆和台灣的分離主義也都在被撲滅之列。

強世功認為1980年代對香港地位的界定是中國還比較弱的時候的事情，而且還受到外國自由思潮的影響。正如田飛龍所說，我在弱的時候，接受了你的原則。現在我強了，有自信了，就要堅持我自己的規則，自己的價值觀，自己的看法。陳端洪認為國家的存在是第一位的，憲法法律必須服從於這個根本目的，所以向香港推行國家安全法是非常重要的。他在2018年的一篇文章中直接引述了施密特的理論，來支持他的觀點。他說國家處於極端危險中，即生死存亡之時，領導人可以將平時的憲法與法律放在一邊，「特別是其中的公民權利條款，而採取一切必要的措施」。

這些國家主義知識分子們在扮演國家決策顧問的角色，為政府決策提供理論支持。他們認為，只有加強國家的力量，撲滅任何反對力量，也即「海內外敵對勢力」，中國才能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恢復世界強國的地位，甚至取代美國成為新型的良性帝國。

但是，這個有機的角色，和知識分子的專業角色與批判角色是有衝突的。於是他們實際上面臨著一個倫理困境。

我們先看他們的有機角色和專業角色的矛盾。像鄭永年那樣把香港的主權和治權分開，非此即彼，就不是專業主義的分析。另外拿香港最近幾年的社會運動來說，其實任何一個社會運動都會有各種派別。香港這個社會運動主流是爭取民主，而不是港獨，也不是暴力抗議。用港獨和暴力來概括這個運動，顯然是以偏概全的，不符合事實的。香港的民主化也是基本法所規定的，並不是像陳端洪所說，香港民主了，中國就要滅亡。專業主義強調客觀、公正地分析社會現象，不帶黨派偏見。所以他們的這些觀點，顯然不是專業主義的觀點。他們扮演的這個角色是和專業主義的角色有衝突的。但是如果不進行專業主義的分析，那麼他們還是知識分子嗎？這顯然是一個倫理困境。

香港科技大學唐文方教授，2020年8月19日在《南華早報》上發表了一篇文章，說國安法實行之後，香港的學術自由完全沒有受到影響。香港的學術自由比美國都好。從專業主義的角度上看，這個論斷既不符合事實，也不符合邏輯。具體例子很多，我就不講了。但是從邏輯上講，國安法就是要限制人們的言論與行為的，當然是要讓人們謹言慎行。否則為什麼要立法呢？連美國的幾所名校都在採取措施，看是否應該讓學生們在網上討論時匿名發言，以免「觸法」，會有嚴重後果。香港的大學教授和學生能不小心嗎？能不受影響嗎？

上面兩個例子說明，有機知識分子在為國家服務的時候，是會犧牲專業主義的精神。這無疑是一個他們需要考慮並解決的倫理困境。否則他們便不應該被稱為知識分子，而是應該被稱作政治家或者政客。

他們的有機角色和批判角色也有衝突。批判角色強調做社會良心。這就要求堅持普世價值，將公平、公正放在首位，而不是強權政治。田飛龍所說的我強大了，就可以為所欲為，就是弱肉強食的社會達爾文主義、叢林法則。這裏看不到對人的尊重、對弱勢群體利益的保護。金燦榮2016年1月10日接受浙江海洋學院的陳玲採訪時說，大陸軍力解決台灣問題很容易，幾十個小時就能打下來。台方的20萬軍隊，「大部分就投降了，剩下的幾萬人就消滅了」。把「消滅」幾萬人說得這麼輕鬆，哪裏有什麼人道、人性、人權可言。

國家主義知識分子的這些觀點，顯然和社會良心不沾邊，和民主、自由、人權的普世價值不沾邊。但是這正是國家主義知識分子的倫理困境。正如他們需要解決有機角色和專業角色的衝突一樣，他們也需要解決有機角色和批判角色的衝突，否則他們也不能被稱作知識分子，只能被稱作政治家或者政客。

那麼為什麼這些國家主義的知識分子會扮演這個有機角色，而不是專業和批判的角色呢？這可能和結構、文化與個人的因素有關。

為什麼要扮演有機角色？

結構的原因相對比較容易理解。在目前的大環境下，專業的角色是不太容易扮演的，尤其是在涉及到政治和歷史問題的時候。專業的角色要求客觀、公正，不能非黑即白、非對即錯。因為政治問題總是非常複雜的，比如香港的社會運動問題。歷史問題就更是如此。但是在大陸的語境中，知識分子必須站隊。

比如胡錫進在5月24日《環球時報》的一篇評論中說，在中美衝突中，知識分子們必須站隊：「精英們這個時候不能戀美國、怕美國，而要敢於站到與美國開展複雜博弈的一線，把國家利益和民族大義放在首位。國家興亡，匹夫有責，現在是很多中國人需要重温這句話的時候了」。專業主義要靠邊站。他說知識分子們不可以說美中關係變壞，中國是否也有錯，中國是否需要做出重大調整。儘管現在的問題的確是互動的結果，但是問題在美國。所以這個隊不能站錯。

田飛龍也說中國知識分子們要「選邊站隊」。在這種情況下，當然就沒有專業主義可言了。如果你站錯了隊，是會影響到你的飯碗的。所以很少人有這個膽量。

在目前的大環境下，批判的角色就更加困難。相當一部分具有批判性的知識分子已經被開除公職。不身陷囹圄已經是非常客氣的了。所以結構性的因素使得絕大多數知識分子會扮演有機的角色，甚至是本文所講的國家主義的角色，主動為政府出謀劃策，當顧問，而不是批判的角色。

文化的因素可以包括讀書做官、光宗耀祖等傳統觀念。做一個政府的顧問，幫助政府決策，自然是非常榮光的事情，也有很多實際的利益。文化的因素也可能是意識形態問題。這些知識分子或許真的信仰國家主義。許紀霖在前述文章中，提到傳統儒家觀念、共產主義烏託邦、普世價值在中國逐漸受到攻擊，於是國家主義乘虛而入，成為一種去政治化的政治、去價值的價值、去意識形態的意識形態，受到一些知識分子的追捧。國家被他們神魅化，國傢俱有內在的善，可以造福人民，維持穩定，能夠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他們並不認為國家主義會催生出一個反人文、反人性的國家。

但是結構和文化因素都還不足以影響他們的行為和思想。這裏還有一個個人的選擇問題。金燦榮在前述訪談中回答了陳玲關於他為什麼年輕時比較激進（小學三年級組織地下游擊隊、大學組織辯論隊、研究生時期組織推翻了研究生會、食堂罷餐等等）而現在比較保守的原因。金燦榮引述了蕭伯納和羅素，說一個人如果在年輕的時候不激進就是沒有良心，沒有激情，沒有創造力。但是在30歲以後，年紀大了，還激進，就是沒有腦子，沒有出息，沒有把握好那個度，沒有戰略定力。成家立業之後，有了家庭責任之後，人會穩重一些。

換句話說，識時務者為俊傑。這當然是個人的選擇。一些扮演批判角色的知識分子並沒有因為年紀大了而不再批判。那些所謂「兩頭真」的老革命家們，恰好是在老年才更加具有批判性的。例子也多不勝數。

當然對個人的選擇，或許有一些歷史事件也起了一些催生的作用。比如金燦榮提到當年蘇聯解體，使他感到尋求西式民主自由，國家就給搞沒了。這個不對。「傷害了這個國家了，我覺得人生意義就沒有了」。這些都是個人的認識。田飛龍也提到2014年在香港，「目睹了騷亂」，決定「重新思考個人自由跟國家權威之間的關係」。

這些也都是個人的選擇。還有很多人也都經歷了同樣的歷史關頭卻得出了完全相反的結論，做出了像批判型知識分子那樣完全不同的選擇。

但是個人選擇為什麼如此不同呢？這或許和個人的性格有關、和所接受的中小學和大學教育有關（田飛龍說他也是自由主義學者培養出來的——不過這或許是對他的導師的一種反叛吧），當然也和他們對環境和文化的認知有關。這些都需要更多的研究。

總之，理解國家主義知識分子的思想觀念比較容易，許紀霖已經給我們做了一個很好的整理。理解他們的角色扮演與倫理困境比較容易，因為這個可以從他們的行動中看得比較清楚。但是理解他們為什麼這樣做，卻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或許上述的結構、文化和個人的因素在相互影響，從而使他們做出了國家主義的抉擇。

不過無論是什麼原因，正如齊慕實（不列顛哥倫比亞大學研究知識分子的專家）在上述《紐約時報》那篇關於中國國家主義知識分子的文章裏所說，忽視他們的聲音，會給我們帶來很大的危險。許紀霖在他文章結尾也說，「國家，多少罪惡假汝之名而行」！給大家提個醒，讓我們更好地認識這些國家主義知識分子，正是本人寫作這篇文章的目的。

（郝志東，澳門大學社會學系榮休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