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論｜陳婉容：在最黑暗的時代，「愛」作為人的尊嚴

【編按】：2019年和2020年，是香港的希望與失望並存的時代，社會動盪下，人的尊嚴、志業、熱情、愛與恨、政治實踐、生存的意義⋯⋯還有可能嗎？還能如何進行？《端傳媒》邀請社會學者陳婉容撰寫系列文章，討論這時代的愛與希望。本系列已發表兩篇文章，本文為第三篇。

哈維爾在1975年寫了齣荒誕劇目《Unveiling》（《揭幕》），是著名的「瓦尼克三部曲」（Vanek trilogy）之一。主角瓦尼克帶著哈維爾本人的影子，是個被共產政權發落到啤酒廠工作的「異見者」劇作家。共產黨掌權後，瓦尼克受邀到前同事薇拉和米高夫婦家，二人急不及待地展示新置的奢華豪宅，又滔滔不絕地介紹家裏從世界各地搜羅回來的珍品，還不忘推銷他們又帥又高又聰慧過人的小兒子。雖然劇本沒有說薇拉和米高向政權投誠，但觀眾一定猜得到：在1975年的共產捷克可以住大宅，買珍品和去瑞士旅行（共產捷克有出境限制）的，就只有共產黨員。

瓦尼克對這一切不置可否的態度，遭到這對夫婦的批評：「你老婆伊娃怎麼不像薇拉那樣會煮飯？她為什麼不把你們家佈置得像我們家這麼精緻？她沒興趣？那你就讓她有興趣啊！你們為什麼不生孩子？生孩子很好！你不覺得看著那樣的一個不小點兒長大成人是很神奇的嗎？看我們的孩子多可愛！多聰明！你想想看，沒有你的話他根本不會存在……不用懷疑，信我們吧，你看我們多幸福，多相愛！你說你和伊娃已經很相愛，很幸福？不是的，你一點都不幸福！我很肯定，你一點都不幸福！」想要說服瓦尼克之餘，薇拉和米高不斷「秀恩愛」，米高說薇拉持家有道，薇拉說米高無微不至。然後兩個人還在客人面前親熱起來：「瓦尼克快看，我們多恩愛！你不要走，留下看我們做愛吧。」

到了21世紀這依然是個終極問題——愛可以克服困頓嗎？

瓦尼克幾乎沒有什麼對白，他的作用是讓其他角色不斷說話﹑演戲，然後在瓦尼克面前自行崩潰除下面具。哈維爾的批判很明顯：薇拉和米高選擇了順應遊戲規則，放棄個性和獨立思考，接受了黨給予的溫柔的意識形態和切切實實的生活便利。也是因為如此，瓦尼克這種人的存在才會令他們那麼痛苦：雖然沒有奢華生活，只能在啤酒廠當個小工人，不能去旅行也不能買珍品，但他在某種意義上更自由：他還是整全的個體，他還有思考的能力，他還有愛的自由。瓦尼克是米高夫婦試圖引誘的人，因為他們沒法接受身邊有這樣令自己痛苦的人存在。

去年我跟美國學生一起讀這劇本，先問學生，薇拉與米高有他們自己講的那麼相愛嗎？他們紛紛說不；再問如果你們活在七十年代的共產捷克，要當瓦尼克和伊娃，還是薇拉和米高？這群十八二十的少男少女卻苦思良久——一半說自己還是會想做瓦尼克：「因為我實在接受不了裝幸福但事實不幸福，裝被愛但事實不被愛。倒不如當個還能獨立思考的人。」有一半誠實地說自己會想當薇拉和米高：「那些『真正的愛』可以彌補他們出不了境，買不起好東西吃，說不起想說的話，想繼續當作家但只能在啤酒廠擰樽蓋的困難嗎？」

我慶幸學生都很誠實，因為到了21世紀這依然是個終極問題——愛可以克服困頓嗎？

愛的公式和後極權

愛是一種會擴張的情感，它令一個人想要自由，想成為一個有思想，有靈魂的個體。

如果這班學生都舉手說要當瓦尼克，我反而認為大部份人對人性太過樂觀，或者對自己太有自信。香港獨立記者蕭雲在自己臉書提到早前被捕的清華教授許章潤：「八九年的許章潤和其他年輕人一樣，都在天安門絕食過。他曾以為同代人不會忘記廣場上的血，豈料大部分人都接受招安，只剩下寥寥堅持者和他。」——活在後極權之下，當薇拉和米高甚至是唯一一種舒適的出路。

早前中國廣電總局在七月中公布了共二十條的「題材審查及規避清單」，當中有不少涉及愛或愛情的規管：「青春劇要避開早戀、犯罪及暴力」；「愛情劇不能太甜蜜」；「同性戀關係需點到即止，可轉為友情，但不能有明確同性戀題材及角色設定」。其他規管包括：「懸疑恐怖題材不得以反面角色為主角，禁止渲染恐怖暴力」；「禁止宣揚唯心主義、靈物附體、妖魔鬼怪、輪迴迷信」等。我最「喜歡」的還是這一條：「現實題材三觀要正，不要過於突出社會矛盾，要表現正常人的美好生活；小人物大情懷正能量，可以追求財富，但要通過正當手段……不得宣揚消極﹑頹廢的人生觀﹑世界觀和價值觀。」

這個清單令不少人嘩然，在大陸微信等平台也瘋傳了。按照這二十條的歸納，後極權眼中愛的本質應該是這樣的：它是絕對跟從社會規範的，青年不應沉迷在頹靡甜蜜的戀愛中，不應視戀愛對象為一切；應奮發向上，考北大清華，為社會效力，為國家建功。然後，戀愛雖然可以談，但要談得理性，務實，甚至計算；過份「甜蜜」的戀愛即是情感主導，戀愛浪漫化即是陷入唯心主義的陷阱，而且過於個人主義，不符國家宣傳的那些民族主義﹑集體主義的價值。最後，愛也是目標為本的。戀愛的目的是組織一男一女，一夫一妻，一生一世的婚姻，沒有其他可接受的目的；如果是為了浪漫感覺，或是為了性，那就當然是三觀不正了。

官方禁不了人談情說愛，只是後極權下的愛情必須乾乾淨淨﹑守禮守法，完美符合國家宣傳的意識形態。

理論上一個健康的社會必須有人願意結婚生子，繁衍後代，尤其是現在中國正因之前長年實施的一孩政策而面對人口老化問題。官方禁不了人談情說愛，只是後極權下的愛情必須乾乾淨淨﹑守禮守法，完美符合國家宣傳的意識形態，之所以要這樣規管，是因為愛是一種會擴張的情感，它令一個人想要自由，想成為一個有思想，有靈魂的個體，它的本質是個人主義的。所以愛跟後極權的邏輯完全不相容－－後極權製造的必然是願意切割自己投入集體、所以支離破碎的人。

不然薇拉和米高為什麼老是要瓦尼克的妻子伊娃學煮菜？為什麼不肯接受伊娃不煮菜，瓦尼克和她一樣過得很好，很幸福？為什麼硬要他們也去生個孩子？為什麼要向瓦尼克展示家裏的各種昂貴擺設﹑中產文化和高尚品味？他們在宣傳的正正就是「小人物大情懷正能量」和「正常人的美好生活」啊。最近在大陸爆出的「天王嫂訓練班」傳聞令很多人嘩然（潘瑋柏﹑郭富城都疑似跟專業訓練出來的網紅結了婚），覺得網紅居然可以成為一種行業，愛情可以流水式批量生產：網紅們都是一樣的「白富美」人設，照片不是提名牌包去六星酒店吃貴婦下午茶，去打哥爾夫球，就是河邊放生，講些機械人生產般的三觀很正的話，「存好心，做好事」那一類的。

網紅們「揭幕」的不就是我們都想要的「美好生活」麼？

很多人說那些情節細思極恐，有點接近英劇《黑鏡》那種未來世界的恐怖。但那並不遙遠的，科技太發達的未來，這是後極權的過去和現在：網紅們「揭幕」的不就是我們都想要的「美好生活」麼？哈維爾說後極權容易被接受，是因為它利用意識形態的手套溫柔地撫摸每一個人的生命。有什麼比美好的生活﹑人人羨慕的幸福和愛更溫柔呢？雖然那種愛跟我們想像的有點不相似，但只要人人都說它是好的，那它總不能是壞的了吧？

是愛，還是責任？

捷克在共產政權倒台，與斯洛伐克分裂成兩個獨立國家後換了一個國家格言：「真相永勝」（truth prevails；拉丁文：Veritas vincit）。這個格言相信來自十四世紀捷克基督教思想家和殉道者胡司（Jan Hus）的名言：「尋求真理、 聆聽真理、 教導真理、 熱愛真理、 遵從真理、 並為真理辯護以至於死。」對於真相和真理的重視貫穿了捷克的政治哲學和神學傳統，但提出「活在真相中」的哈維爾沒有把真相視為用生命反抗後極權的唯一條件；他另一句名言將「愛」和「真相」並列了：「真相與愛，定能戰勝謊言與仇恨」。這句也成為了很多人傳誦的哈維爾名言。

可是什麼是愛？

這個月，我博士班的老師，威斯康辛大學社會學系教授賴特（Erik olin wright）生前寫的病中書結集出版，書名叫《stardust to stardust》（本文作者暫譯：命若星塵）。一年半以前，賴特教授因白血病去世，我在《端》寫過一篇紀念文章。從前老師就很常引用馬克思《費爾巴哈提綱》（Thesen über Feuerbach）著名的第十一條：「哲學家嘗試用不同方式解釋世界；問題在於改變世界。」他告訴我們，不要執著於純粹與同質－－縱使人呱呱墮地之時就注定活在限制以內，但人之所以為人，正是因為我們能夠觀察世界，解釋世界，並且會以行動來改變世界。

人活在現代社會本來就要面對無盡的空虛，活在無法自由伸張的社會更甚。只是，這樣的生命值得愛嗎？

我把那篇文章命題為「關於愛，Erik Olin Wright教我的事」。這個題目或者是有點奇怪的。對馬克思主義的傳統理解沒有所謂「愛」；唯物史觀將個體視為理性經濟動物，個體與生產資料的關係決定了人的本質，即是說人類的所謂意識說到底源於物質，亦次於物質。這麼說的話，所謂「愛」最多只是大腦皮質層的運作。可是人不單單是一個神經系統：就算將一個人千刀萬剮，就算我們掉了一條手臀，斷了一條腿，我們的靈魂還是整全的；我們還是有欲望，有思想。人之所以為人，不就因為這樣嗎？

寫那篇文章的時候我過三十歲不久。而我其實從來不是愛講「愛」的那種人，三十歲以前，我更喜歡關心的是那些戰亂﹑革命﹑政治﹑還有這種那種主義。但走到了某個階段，到了一個不得不好好思考人生，思考何謂好生活的年紀，我反而開始疑惑：這些「主義」跟「我」到底有什麼關係？它能讓我的人生過得更好，更滿足嗎？

過去一年，跟不上潮流的我老是在想：將來有很長一段日子，我們也許還會在這種狀態（或更壞的狀態）裏生存。《易經》中所謂的「天地閉﹑賢人隱」不過如此。當然在大部份可能發生的狀況裏，人還是可以生存下去的。人活在現代社會本來就要面對無盡的空虛，活在無法自由伸張的社會更甚。只是，這樣的生命值得愛嗎？愛錢﹑愛權力﹑愛《基本法》﹑似乎都比愛自己和他人的生命容易。

哈維爾和賴特都告訴我們，不要追求烏托邦，因為愛是一個克難和屢敗屢試的過程，而不是一個純淨無垢的終點。

在那篇文章的結尾我說，「Erik讓我覺得，茫茫世間，人類所有能理解和感知的所謂愛，到了最深最盡處，都是在世間一切約束與限制中竭力創造希望與幸福的過程。」重看那篇文章，我竟然覺得似曾相識－－我在哈維爾的一個訪問裏讀到了非常相似的想法。哈維爾說，生命是無法理解的，不斷變化的，神秘的；意圖把它限制在一個人工或抽象的結構中的話，生活必然會被同質化、規範化、標準化和毀滅。哈維爾還說，「不然集中營是什麼呢？就是相信烏托邦的人（utopians）為了排除那些他們不要的元素而搞出來的東西而已。」

哈維爾在獄中寫給妻子奧加的信也說：「今日我們這個世界的危機，其實是一個責任的危機，所以它也是一個關乎人類身份的危機」，而在這樣的危機裏，只有「愛﹑善心﹑同情心﹑寬容﹑理解﹑自制﹑團結﹑友誼﹑歸屬感」﹑以及「對一個人身邊責任的擔負」才能給人意義和希望，並且改變世界。

作為學者﹑思想家，哈維爾和賴特都告訴我們，不要追求烏托邦，因為愛是一個克難和屢敗屢試的過程，而不是一個純淨無垢的終點。在最黑暗的時代裏，愛就是堅持自己作為人的尊嚴：賴特說人之所以為人，就是不停止思考世界的真相，直面人和群體所面對的限制，然後在這個限制裏作出自己可承擔的最多的行動。

哈維爾說，人要見證時代的恐怖，不能別過頭去不看，然後選擇虛假的幸福和愛以作補償。「愛」對他而言，就是承擔責任的行動，是「活在真相中」的大前提。

哈維爾說，人要見證時代的恐怖，不能別過頭去不看，然後選擇虛假的幸福和愛以作補償。「愛」對他而言，就是承擔責任的行動，是「活在真相中」的大前提：因為對自己和他人的深刻關懷，人才會有承擔的勇氣，才可以保持整全的靈魂，才會有在關鍵時刻行動的動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