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度 評論 這時代的愛與希望

陳婉容:人治下,尊嚴和政治還有可能嗎?

反抗並不單單是一件集體和政治的事情,而應該是每個人跟他自己的生命之間的協議:「你可以接受自己的生活中存在多少謊言?」


2011年12月18日,人們聚集紀念捷克前總統哈維爾(Vaclav Havel )的去世。 攝:Petr David Josek/AP/達志影像
2011年12月18日,人們聚集紀念捷克前總統哈維爾(Vaclav Havel )的去世。 攝:Petr David Josek/AP/達志影像

【編按】:2019年和2020年,是香港的希望與失望並存的時代,在如雨如雷的街頭政治因應社會氣氛和疫情中斷之後,這個城市迎來前所未有的政治管治和打壓,社會繼續極化,自由迅速失落,人們眼看著細密嚴厲的統治術在此地從無到有,還來不及抵抗,中美新冷戰的漩渦又將她捲入大風大浪之中。香港的政治與經濟遭遇雙重打擊,議會政治也開始嘗試新的抗爭路線,普通市民嚴肅地考慮是否要移民。社會動盪下,人的尊嚴、志業、熱情、愛與恨、政治實踐、生存的意義⋯⋯還有可能嗎?還能如何進行?《端傳媒》邀請社會學者陳婉容撰寫系列文章,討論這時代的愛與希望。首篇《(後)極權主義的陰霾下,人活著還有沒有意義?》已經發表,本文為系列文章的第二篇。

【後按】:有讀者指出,張潔平的文章《極權之下,我們的恐懼、抵抗與愛》與本篇有相當多的相似之處。事緣於潔平於撰寫《極》文前曾與作者討論,並參考了作者在四月臉書上的文章。由於審稿時間關係,本文反而較潔平的文章遲了刊出,潔平亦於她的社交媒體上交代此事,連結見於此

寫完這個後極權系列的第一篇之後,港版國安法就真的通過了。條文公布之後多名當權者忙不迭地自行詮釋法律——民主派初選又犯法,進立法會阻礙法案通過也犯法,講抗爭口號犯法,唱不該唱的歌好像也會犯法。那條不能踩的紅線突然降臨,甚至根本不知道紅線究竟設在哪裏。各人刪臉書的刪臉書,刪好友的刪好友,搞移民的搞移民。禁止出境的風聲傳出來,我們私下討論港版柏林圍牆的可能性,想著東德也是因為想不到有那麼多人逃亡,柏林圍牆才會出現。現在搞不好香港就是新的東柏林了。

大概是去年這個時候,721元朗事件前後,我突然很感受到哈維爾說的所謂「漫長而死亡般的寂靜」(a long and moribund silence)是甚麼意思。哈維爾說,在1968年蘇聯為了打壓被稱為「布拉格之春」的民主改革,將坦克開進布拉格後,捷克斯洛伐克就進入了這種「漫長而死亡般的寂靜」——在改革的希望被徹底粉碎後,人們失去了對公共事務的的熱情,社會迅速進入冷漠和道德僵化的狀態,普通人都縮回自己的窩裏想要不問世事,所有反抗行動都被滅聲,人們繼續在後極權的消費社會裏麻醉自己,裝作看不到身邊世界的變化⋯⋯這種寂靜不止漫長,還是「死亡般」的,因為人在這種社會裏完全無法伸張自己,自由地當自己想要當的人。

「我突然很感受到哈維爾說的所謂「漫長而死亡般的寂靜」(a long and moribund silence)是甚麼意思。這種寂靜不止漫長,還是「死亡般」的,因為人在這種社會裏完全無法伸張自己,自由地當自己想要當的人。

哈維爾關於對抗後極權的名言,很多人都引用過了:他叫我們要「活在真相中」(living-in-truth)。只是甚麼才叫真相?很多沒經歷過後極權的人,都拿《一九八四》裏「戰爭即和平,自由即奴役,無知即力量」的大洋國真理部口號來跟現實比對。即是說人們以為的所謂真相,大概都是政治的,都是關乎言論自由﹑集會自由那一類的事情。

那麼,「活在真相中」就等同於堅持叫抗爭口號嗎?哈維爾大概不會太同意。我覺得,哈維爾說的「活在真相中」完全不是政治的,或至少不一定是政治的。那是一種生存狀態,至少一開始的時候可以跟政治完全沒有關係。

打假的責任

他沒有意圖要打擊中國武術,他執著的從來都是各種誇張虛假失實的「中國武學」想像。

我拿中國的格鬥狂人徐曉冬當例子。

前一陣子看到一段有線中國組拍的新聞片,講中國各門各路的「武術宗師」。有自稱太極宗師的憑內功把一眾弟子震飛幾丈,有隔山打牛,還有隔著拳套點穴,令對手一時昏昏沉沉無法動彈的「神功」。覺得太好笑了,忍不住上網再搜一下大陸近年崛起的武術宗師,見到有電視節目拍鴿子在「宗師」的手上飛不起來,因宗師內功高強,鴿子找不到「支點」起飛;還有太極宗師單對單對決一隊美式足球隊,幾個青年小將都攔不住穿著功夫衣服帶球走的中年大叔。看著當然覺得特別好笑,這些宗師不僅超越了科學,也超越了人體工學,雖說世事無奇不有,但中國奇人異士特別多。

打MMA(綜合格鬥)出身的「格鬥狂人」徐曉冬。

打MMA(綜合格鬥)出身的「格鬥狂人」徐曉冬。網上圖片

中國武術源遠流長,但這些骨骼精奇,身懷絕學的「宗師」,其實是中國民族主義操作的衍生品。這些宗師許多都是經過官方認證的,例如上面講的那個讓鴿子飛不起的大師,就是被央視吹捧為「中國武林十大宗師」之一的「太極雷公」魏雷。除了「雀不飛」的太極秘傳神功,央視《體驗真功夫》的節目還播出魏雷使出「內功」劈西瓜的表演,裏面變黑變壞、而西瓜表面絲毫無損。總之要多離奇就多離奇。官方對這種超乎常理的表演不但不會求證,還會嘉許,一時間中國武林大師空群而出,好像都要一個打十個,都要把「東亞病夫」﹑「華人與狗不得內進」之類的牌匾告示都劈碎,將百年民族屈辱清洗乾淨,證明中國文化天下第一。有些節目還重金請根本沒學過武的日本人去打(當然是一定要輸給中國選手的),打輸了就跪著求饒,要讓中國人民感到國恥一洗而空。中國過去二十年極速膨脹的民族主義與光怪陸離的中國武林是共生的。

2017年,打MMA(綜合格鬥)出身的「格鬥狂人」徐曉冬聲言要揭開中國「武林」的各種造假,公開踢館各大宗師,第一個跟他打的就是「太極雷公」。本來以為有一番龍爭虎鬥,誰知徐曉冬不到半分鐘就將魏雷打趴。徐因此聲名大噪,還點名要對決包括自稱「一陽指」和「降龍十八掌」傳人的武當派掌門賀曦瑞、馬雲的保鑣李天金,還有以少林真傳之名、因「武林風」節目在中國走紅的「武僧一龍」。但他打趴「中國武林十大宗師」之一的魏雷後就成了不受官方歡迎的人物,比武前會被無端架走審問,官方明令禁止他比武;徐曉冬吃上了官司,現在坐飛機火車都有限制,他的小孩也不能上私立學校。

徐曉冬被官方針對後,現在也是西方自由社會定義的那種「異議者」了。但我並不相信徐曉冬一開始的意圖是要與中國政府對著幹。他可能有一部份是為自我宣傳,但出發點始終是對於誇張失實的「武學」的打假。真正練武的人天天在拳館裏流血流汗,明明沒有實戰能力的人卻整天弄虛作假。一個西瓜不知多少個人事前劈完,在鏡頭前才讓「太極宗師」劈來表演,而且官方不止不打假,還加入作假,與假武術宗師互相利用,一起餵養「中國民族偉大崛起」的虛榮心。

徐曉冬自己就說,他沒有意圖要打擊中國武術,他要打的只是愚弄人的、假的中國武術。他執著的從來都是各種誇張虛假失實的「中國武學」想像:太極拳用來強身健體就好,明明沒有防身能力,怎麼偏要講成是絕世武功?

反抗是一種生存狀態

其實「異見者」不過是在實踐生命的時候無可避免地跟權力槓上的人而已。

哈維爾大概會說,徐曉冬只是一個在追求志業的路上,跟權力迎頭撞上的人而已。徐的「活在真相中」,在於他對於自己所關心的事情的執著,他對武術的執著——那些執著原本是跟政治完全沒有關係的。這種「真相」甚至可以體現在比武術跟政治八竿子打不著的事情上。

2011年12月21日,捷克首都布拉格有紀念哈維爾去世的市民。

2011年12月21日,捷克首都布拉格有紀念哈維爾去世的市民。攝:Sean Gallup/Getty Images

在這種角度看來,政治其實只是人生的一部份,甚至只是一小部份。西方社會慣性地將後極權下的異見者塑造成在極權體制下追求西方民主自由的英雄,真的活在東歐後極權下,被捷克共產黨針對的哈維爾卻很厭惡西方社會對「異見者」的臉譜化。哈維爾在《無權者的權力》裏寫道,其實「異見者」不過是在實踐生命的時候無可避免地跟權力槓上的人而已。他們是醫生﹑社會學家﹑音樂家﹑作家——各行各業的普通人。他們沒有故意要做甚麼政治偉大事業,可能沒有太多關於政治的意圖,甚至是平常不想跟政治扯上關係的人。但只要人在自己的生命中有令人期待的事情,有想要執著,想要追求的標準,才會有與權力周旋的勇氣。

那種對生命的深刻關懷最後可能是「政治」的,但那不一定是,也不必要是。所以,政治真的沒有必要被放到最高無上的地方。對自己的生命負上責任是更崇高的堅持。也是因為這個原因,我不覺得哈維爾是一個要所有人都去搞革命,將「關心政治」放到至高無上位置的人。

但只要人在自己的生命中有令人期待的事情,有想要執著,想要追求的標準,才會有與權力周旋的勇氣。

哈維爾會這麼想,是因為人即使失去了政治自由,只要願意接受後極權的意識形態,絕對是可以活得下去的。在一個穩定的後極權社會,操縱一切的不是架在人民脖子上的一把刀(至少不只是那把刀),更是無所不在的意識形態,就像跟中國假武術綑綁在一起的民族主義。哈維爾在《無權者的權力》裏這樣說:

「後極權制度在每個方面都觸及人,但每次都帶上了意識形態的手套。這就是為甚麼在體制中的生命總是滲透著虛偽和謊言:官僚統治的政府叫做人民政府,工人階級在工人階級的名義下被奴役,人的墮落被說成是人的最終解放,隱瞞事實叫做令真相大白,操弄權力去打壓人民叫做權力掌在人民手裏,濫權無度叫做依法查辦,壓抑文化發展叫做百花齊放,擴張勢力範圍叫做支援被壓迫人民,沒有言論自由變成自由的最高形式,鬧劇式的選舉變成民主的最高階段,扼殺獨立思考變成最最科學的世界觀,軍事佔領變成兄弟友邦施加的援手。」

也因為後極權在接觸人的時候總是戴著這個「意識形態的手套」,它其實不難接受,而且很多人連接受了都不自知。也所以哈維爾在別處又用了另一個比喻:意識形態像一間廉價公寓,人人都可以住進去,沒甚麼門檻,一旦住進去了既舒適又不用再擔心甚麼或思考甚麼,雖然代價是放棄一個人的良知﹑思考能力和責任感。其實中國社會跟別的社會(包括香港社會)在某些部份沒太大分別,大部份人都對政治不大關心,比較關心電視上有甚麼可以看,有甚麼娛樂可以填補活在消費社會的空虛。喜歡看假武術宗師表演「雀不飛」神功的人未必每個都覺得自己在看甚麼民族主義洗腦,可能是純粹喜歡這種俗氣但娛樂性高的武鬥或表演,就像我偶爾也喜歡看Netflix上沒甚麼營養的真人秀那樣。

徐曉冬幹的事情就是將一個看似好笑荒謬但無傷大雅,也無關政治的謊言撕開,然後發覺後面的謊言一環接一環,無意中揭開了後極權的意識形態操作。

政治不是至高無上

如果真的要定義敵人,那我們的敵人其實不是一個實體。哈維爾會告訴我們,所有人,是所有人——都有可能成為後極權的幫兇,只要他們願意接受任何謊言,接受任何程度的誇大﹑失實﹑愚弄﹑作假。

我所擔心的是,假如我們以為反抗必然是政治的,並且將政治放到至高無上的位置,我們自己可能就會變成樂意住進哈維爾所說的「廉價公寓」的人。

舉一個我自己感觸很深的例子。去年年底有一位以學者自居的網上意見領袖發表了一篇關於「警察殺人」的臉書帖文,指自己分析了最近三個月的自殺率數據,發現自殺率不尋常上升,於是作出警察殺人的結論。帖子得到幾萬個分享和讚好。事後我和一位電腦科學學者朋友拿另一個公開的自殺數據庫數據去分析,發現完全無法得出「自殺率不尋常上升」的結論;一位科學界編輯朋友完整檢查了這位意見領袖的數據,更發現錯漏百出,不止漏掉某些個案,甚至有非自殺個案被當成自殺個案來統計的嚴重問題。事實上,統計數據無論如何都沒法告訴我們,整場反送中運動中有沒有人「被自殺」:就算有一個人被自殺,那也是被自殺,統計分析根本感應不出來。我們因此要求發帖的「意見領袖」撤回失實帖文。

我們各自公布分析結果後,雖然也有不少人分享,但遠遠不及當初那篇「警察殺人」的帖子。我印象最深刻的是,有些人會跑來罵我們說:「你用學術標準來檢視政治,不覺得自己很無聊?」或是「明知敵人那麼強大,你跑來打自己人是甚麼居心?」

但這句話是完全站不住腳的。如果真的要定義敵人,那我們的敵人其實不是一個實體。哈維爾會告訴我們,所有人,是所有人——都有可能成為後極權的幫兇,只要他們願意接受任何謊言,接受任何程度的誇大﹑失實﹑愚弄﹑作假。不是有政治權力的人講的謊言才是謊言,因為任何看來與政治毫無關係的謊言,最終都可以成為政治謊言的保護盾,那怕那個謊言似乎是針對有公權力者的。哈維爾告訴我們,只要有多一個人因為自己想要接受的意識形態而不介意謊言,就少一個人「活在真相中」。

做不關心政治的「港豬」其實不是問題。但底線是,除了政治,你還有沒有關心的事?有沒有你無論如何都要守護的底線,即使那看起來跟政治完全無關?

在上一篇的結尾,我引用韋伯的《政治作為一種志業》,說在政治黑暗,生命無法自由伸張的年代,投身志業可能是我們保持希望的唯一辦法。寫完以後我自己其實也有點疑惑:這會不會是過份樂觀,也過份簡單的說法?現在國安法通過了,學者沒法自由寫作和做研究而不考慮紅線,記者無法自由採訪報道,各行各業被管制收編也是遲早的事。有對志業的愛與熱情,但沒有隨便做,放手做的自由,那又有甚麼用?我們為甚麼不是應該全部以爭取政治自由為己任?

我想回到我上一篇也提過的《過於喧囂的孤獨》。赫拉巴爾寫的打包工漢嘉常常飲醉酒,有一次他寫漢嘉酒醉見到的一場幻象:當耶穌被美女和青年簇擁著,當他們高喊要革新一切,要起義,要推翻舊的世界的時候,老子正孤身立於山頂,靜靜地尋找一塊墓地。我們想像的抗爭永遠都是熱血的,集體的,亢奮的情緒高漲的,但活在共產捷克,被政權禁言的赫拉巴爾說,反抗為甚麼不可以像老子那樣?因為不慍不火,因為像水一樣溫柔,因為關注的是個人而不是外在世界,這種反抗比耶穌代表的那種年少激昂更難以擊破,更恆久。

如果有的話,可能你也已經找到你的真相。哈維爾會說,抓住它,保護它,不要讓意識形態的手套利用它。那是在漫長和死亡般的寂靜裏,我們每一個人最少應該做到的事。

活在後極權社會的哈維爾或赫拉巴爾都看穿了意識形態的無孔不入,所以才會認為反抗並不單單是一件集體和政治的事情,而應該是每個人跟他自己的生命之間的協議:「你可以接受自己的生活中存在多少謊言?」一個對自己的專業或志業沒有執著的人,其實很容易就可以接受活在一個造假的社會。所以我想用一句很違反直覺的話作結:做不關心政治的「港豬」其實不是問題。但底線是,除了政治,你還有沒有關心的事?有沒有你無論如何都要守護的底線,即使那看起來跟政治完全無關?

如果有的話,可能你也已經找到你的真相。哈維爾會說,抓住它,保護它,不要讓意識形態的手套利用它。那是在漫長和死亡般的寂靜裏,我們每一個人最少應該做到的事。做這些不是為了革命,甚至不要偉大到要為了更美好的社會:為了自己不要變成手套的一部分而做就好了。

(陳婉容,威斯康星大學社會學博士候選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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