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陈婉容：在最黑暗的时代，“爱”作为人的尊严

【编按】：2019年和2020年，是香港的希望与失望并存的时代，社会动荡下，人的尊严、志业、热情、爱与恨、政治实践、生存的意义⋯⋯还有可能吗？还能如何进行？《端传媒》邀请社会学者陈婉容撰写系列文章，讨论这时代的爱与希望。本系列已发表两篇文章，本文为第三篇。

哈维尔在1975年写了出荒诞剧目《Unveiling》（《揭幕》），是著名的“瓦尼克三部曲”（Vanek trilogy）之一。主角瓦尼克带著哈维尔本人的影子，是个被共产政权发落到啤酒厂工作的“异见者”剧作家。共产党掌权后，瓦尼克受邀到前同事薇拉和米高夫妇家，二人急不及待地展示新置的奢华豪宅，又滔滔不绝地介绍家里从世界各地搜罗回来的珍品，还不忘推销他们又帅又高又聪慧过人的小儿子。虽然剧本没有说薇拉和米高向政权投诚，但观众一定猜得到：在1975年的共产捷克可以住大宅，买珍品和去瑞士旅行（共产捷克有出境限制）的，就只有共产党员。

瓦尼克对这一切不置可否的态度，遭到这对夫妇的批评：“你老婆伊娃怎么不像薇拉那样会煮饭？她为甚么不把你们家布置得像我们家这么精致？她没兴趣？那你就让她有兴趣啊！你们为甚么不生孩子？生孩子很好！你不觉得看著那样的一个不小点儿长大成人是很神奇的吗？看我们的孩子多可爱！多聪明！你想想看，没有你的话他根本不会存在……不用怀疑，信我们吧，你看我们多幸福，多相爱！你说你和伊娃已经很相爱，很幸福？不是的，你一点都不幸福！我很肯定，你一点都不幸福！”想要说服瓦尼克之余，薇拉和米高不断“秀恩爱”，米高说薇拉持家有道，薇拉说米高无微不至。然后两个人还在客人面前亲热起来：“瓦尼克快看，我们多恩爱！你不要走，留下看我们做爱吧。”

到了21世纪这依然是个终极问题——爱可以克服困顿吗？

瓦尼克几乎没有甚么对白，他的作用是让其他角色不断说话﹑演戏，然后在瓦尼克面前自行崩溃除下面具。哈维尔的批判很明显：薇拉和米高选择了顺应游戏规则，放弃个性和独立思考，接受了党给予的温柔的意识形态和切切实实的生活便利。也是因为如此，瓦尼克这种人的存在才会令他们那么痛苦：虽然没有奢华生活，只能在啤酒厂当个小工人，不能去旅行也不能买珍品，但他在某种意义上更自由：他还是整全的个体，他还有思考的能力，他还有爱的自由。瓦尼克是米高夫妇试图引诱的人，因为他们没法接受身边有这样令自己痛苦的人存在。

去年我跟美国学生一起读这剧本，先问学生，薇拉与米高有他们自己讲的那么相爱吗？他们纷纷说不；再问如果你们活在七十年代的共产捷克，要当瓦尼克和伊娃，还是薇拉和米高？这群十八二十的少男少女却苦思良久——一半说自己还是会想做瓦尼克：“因为我实在接受不了装幸福但事实不幸福，装被爱但事实不被爱。倒不如当个还能独立思考的人。”有一半诚实地说自己会想当薇拉和米高：“那些‘真正的爱’可以弥补他们出不了境，买不起好东西吃，说不起想说的话，想继续当作家但只能在啤酒厂拧樽盖的困难吗？”

我庆幸学生都很诚实，因为到了21世纪这依然是个终极问题——爱可以克服困顿吗？

爱的公式和后极权

爱是一种会扩张的情感，它令一个人想要自由，想成为一个有思想，有灵魂的个体。

如果这班学生都举手说要当瓦尼克，我反而认为大部份人对人性太过乐观，或者对自己太有自信。香港独立记者萧云在自己脸书提到早前被捕的清华教授许章润：“八九年的许章润和其他年轻人一样，都在天安门绝食过。他曾以为同代人不会忘记广场上的血，岂料大部分人都接受招安，只剩下寥寥坚持者和他。”——活在后极权之下，当薇拉和米高甚至是唯一一种舒适的出路。

早前中国广电总局在七月中公布了共二十条的“题材审查及规避清单”，当中有不少涉及爱或爱情的规管：“青春剧要避开早恋、犯罪及暴力”；“爱情剧不能太甜蜜”；“同性恋关系需点到即止，可转为友情，但不能有明确同性恋题材及角色设定”。其他规管包括：“悬疑恐怖题材不得以反面角色为主角，禁止渲染恐怖暴力”；“禁止宣扬唯心主义、灵物附体、妖魔鬼怪、轮回迷信”等。我最“喜欢”的还是这一条：“现实题材三观要正，不要过于突出社会矛盾，要表现正常人的美好生活；小人物大情怀正能量，可以追求财富，但要通过正当手段……不得宣扬消极﹑颓废的人生观﹑世界观和价值观。”

这个清单令不少人哗然，在大陆微信等平台也疯传了。按照这二十条的归纳，后极权眼中爱的本质应该是这样的：它是绝对跟从社会规范的，青年不应沉迷在颓靡甜蜜的恋爱中，不应视恋爱对象为一切；应奋发向上，考北大清华，为社会效力，为国家建功。然后，恋爱虽然可以谈，但要谈得理性，务实，甚至计算；过份“甜蜜”的恋爱即是情感主导，恋爱浪漫化即是陷入唯心主义的陷阱，而且过于个人主义，不符国家宣传的那些民族主义﹑集体主义的价值。最后，爱也是目标为本的。恋爱的目的是组织一男一女，一夫一妻，一生一世的婚姻，没有其他可接受的目的；如果是为了浪漫感觉，或是为了性，那就当然是三观不正了。

官方禁不了人谈情说爱，只是后极权下的爱情必须干干净净﹑守礼守法，完美符合国家宣传的意识形态。

理论上一个健康的社会必须有人愿意结婚生子，繁衍后代，尤其是现在中国正因之前长年实施的一孩政策而面对人口老化问题。官方禁不了人谈情说爱，只是后极权下的爱情必须干干净净﹑守礼守法，完美符合国家宣传的意识形态，之所以要这样规管，是因为爱是一种会扩张的情感，它令一个人想要自由，想成为一个有思想，有灵魂的个体，它的本质是个人主义的。所以爱跟后极权的逻辑完全不相容－－后极权制造的必然是愿意切割自己投入集体、所以支离破碎的人。

不然薇拉和米高为甚么老是要瓦尼克的妻子伊娃学煮菜？为甚么不肯接受伊娃不煮菜，瓦尼克和她一样过得很好，很幸福？为甚么硬要他们也去生个孩子？为甚么要向瓦尼克展示家里的各种昂贵摆设﹑中产文化和高尚品味？他们在宣传的正正就是“小人物大情怀正能量”和“正常人的美好生活”啊。最近在大陆爆出的“天王嫂训练班”传闻令很多人哗然（潘玮柏﹑郭富城都疑似跟专业训练出来的网红结了婚），觉得网红居然可以成为一种行业，爱情可以流水式批量生产：网红们都是一样的“白富美”人设，照片不是提名牌包去六星酒店吃贵妇下午茶，去打哥尔夫球，就是河边放生，讲些机器人生产般的三观很正的话，“存好心，做好事”那一类的。

网红们“揭幕”的不就是我们都想要的“美好生活”么？

很多人说那些情节细思极恐，有点接近英剧《黑镜》那种未来世界的恐怖。但那并不遥远的，科技太发达的未来，这是后极权的过去和现在：网红们“揭幕”的不就是我们都想要的“美好生活”么？哈维尔说后极权容易被接受，是因为它利用意识形态的手套温柔地抚摸每一个人的生命。有甚么比美好的生活﹑人人羡慕的幸福和爱更温柔呢？虽然那种爱跟我们想像的有点不相似，但只要人人都说它是好的，那它总不能是坏的了吧？

是爱，还是责任？

捷克在共产政权倒台，与斯洛伐克分裂成两个独立国家后换了一个国家格言：“真相永胜”（truth prevails；拉丁文：Veritas vincit）。这个格言相信来自十四世纪捷克基督教思想家和殉道者胡司（Jan Hus）的名言：“寻求真理、 聆听真理、 教导真理、 热爱真理、 遵从真理、 并为真理辩护以至于死。”对于真相和真理的重视贯穿了捷克的政治哲学和神学传统，但提出“活在真相中”的哈维尔没有把真相视为用生命反抗后极权的唯一条件；他另一句名言将“爱”和“真相”并列了：“真相与爱，定能战胜谎言与仇恨”。这句也成为了很多人传诵的哈维尔名言。

可是甚么是爱？

这个月，我博士班的老师，威斯康星大学社会学系教授赖特（Erik olin wright）生前写的病中书结集出版，书名叫《stardust to stardust》（本文作者暂译：命若星尘）。一年半以前，赖特教授因白血病去世，我在《端》写过一篇纪念文章。从前老师就很常引用马克思《费尔巴哈提纲》（Thesen über Feuerbach）著名的第十一条：“哲学家尝试用不同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他告诉我们，不要执著于纯粹与同质－－纵使人呱呱堕地之时就注定活在限制以内，但人之所以为人，正是因为我们能够观察世界，解释世界，并且会以行动来改变世界。

人活在现代社会本来就要面对无尽的空虚，活在无法自由伸张的社会更甚。只是，这样的生命值得爱吗？

我把那篇文章命题为“关于爱，Erik Olin Wright教我的事”。这个题目或者是有点奇怪的。对马克思主义的传统理解没有所谓“爱”；唯物史观将个体视为理性经济动物，个体与生产资料的关系决定了人的本质，即是说人类的所谓意识说到底源于物质，亦次于物质。这么说的话，所谓“爱”最多只是大脑皮质层的运作。可是人不单单是一个神经系统：就算将一个人千刀万剐，就算我们掉了一条手臀，断了一条腿，我们的灵魂还是整全的；我们还是有欲望，有思想。人之所以为人，不就因为这样吗？

写那篇文章的时候我过三十岁不久。而我其实从来不是爱讲“爱”的那种人，三十岁以前，我更喜欢关心的是那些战乱﹑革命﹑政治﹑还有这种那种主义。但走到了某个阶段，到了一个不得不好好思考人生，思考何谓好生活的年纪，我反而开始疑惑：这些“主义”跟“我”到底有甚么关系？它能让我的人生过得更好，更满足吗？

过去一年，跟不上潮流的我老是在想：将来有很长一段日子，我们也许还会在这种状态（或更坏的状态）里生存。《易经》中所谓的“天地闭﹑贤人隐”不过如此。当然在大部份可能发生的状况里，人还是可以生存下去的。人活在现代社会本来就要面对无尽的空虚，活在无法自由伸张的社会更甚。只是，这样的生命值得爱吗？爱钱﹑爱权力﹑爱《基本法》﹑似乎都比爱自己和他人的生命容易。

哈维尔和赖特都告诉我们，不要追求乌托邦，因为爱是一个克难和屡败屡试的过程，而不是一个纯净无垢的终点。

在那篇文章的结尾我说，“Erik让我觉得，茫茫世间，人类所有能理解和感知的所谓爱，到了最深最尽处，都是在世间一切约束与限制中竭力创造希望与幸福的过程。”重看那篇文章，我竟然觉得似曾相识－－我在哈维尔的一个访问里读到了非常相似的想法。哈维尔说，生命是无法理解的，不断变化的，神秘的；意图把它限制在一个人工或抽象的结构中的话，生活必然会被同质化、规范化、标准化和毁灭。哈维尔还说，“不然集中营是甚么呢？就是相信乌托邦的人（utopians）为了排除那些他们不要的元素而搞出来的东西而已。”

哈维尔在狱中写给妻子奥加的信也说：“今日我们这个世界的危机，其实是一个责任的危机，所以它也是一个关乎人类身份的危机”，而在这样的危机里，只有“爱﹑善心﹑同情心﹑宽容﹑理解﹑自制﹑团结﹑友谊﹑归属感”﹑以及“对一个人身边责任的担负”才能给人意义和希望，并且改变世界。

作为学者﹑思想家，哈维尔和赖特都告诉我们，不要追求乌托邦，因为爱是一个克难和屡败屡试的过程，而不是一个纯净无垢的终点。在最黑暗的时代里，爱就是坚持自己作为人的尊严：赖特说人之所以为人，就是不停止思考世界的真相，直面人和群体所面对的限制，然后在这个限制里作出自己可承担的最多的行动。

哈维尔说，人要见证时代的恐怖，不能别过头去不看，然后选择虚假的幸福和爱以作补偿。“爱”对他而言，就是承担责任的行动，是“活在真相中”的大前提。

哈维尔说，人要见证时代的恐怖，不能别过头去不看，然后选择虚假的幸福和爱以作补偿。“爱”对他而言，就是承担责任的行动，是“活在真相中”的大前提：因为对自己和他人的深刻关怀，人才会有承担的勇气，才可以保持整全的灵魂，才会有在关键时刻行动的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