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論｜中國大城市新貧困階級：「小鎮做題家」的選擇題

最近又是一年一度的中國高考揭曉成績的時刻，各大媒體熱衷於挖掘高分考生的秘聞，社交媒體上充斥着「親戚家小孩這個條件報考什麼學校什麼專業合適」的討論。從這個角度來看，中國的高等教育似乎仍然承擔着保障社會流動性的責任。

但是與此同時，「小鎮做題家」這種帶有嘲諷性意味的稱呼也開始在青年群體中流傳。「後浪」們意識到，按照父輩的規劃，老老實實讀書找工作，並不能讓自己過上在大城市裏買房定居，生兒育女的穩定生活。面對這個高度「內捲」的社會，他們開始提出新的解決方案，一種是昭和青年式的「入關」，另一種則是平成廢宅式的「摸魚」。

誰是「小鎮做題家」？

「小鎮做題家」們發出了哀嚎：我吃了那麼多苦，考了那麼多試，為什麼僅僅是想成為一個普通人都這麼艱難呢？

「小鎮做題家」一詞流行於豆瓣、知乎等青年人扎堆的社交網站，它通常被用來指代來自經濟條件、社會地位較低的原生家庭，考試成績較好（一般認為下限是能進入211大學），但除此之外別無特長的青年。

「小鎮做題家」們的成長環境中，父母和學校教師們通常會向他們灌輸「別的什麼都不重要，好好讀書考大學就行了」（典型例子是近期熱門電視劇《隱秘的角落》的男主角朱朝陽）。這種價值觀至少來自兩個方面：第一方面，1977年恢復高考以來，接受高等教育的確是沒有背景的中國人改變自身命運的一個重要途徑，90年代中期以前，政府會為大學生分配工作，這一政策取消後，蓬勃發展的中國私營經濟又吸納了大量的大學生。第二方面，高考在很大程度上承接了帝制中國時期科舉的社會意義，被用於建構「中國社會存在較好的階層流動性」這一敘事，在媒體的報導和人們的日常口語中，不乏「狀元」、「放榜」這種帶有強烈科舉色彩的詞語，即便宣傳部門明令禁止也無濟於事；而條件較差的家庭，往往更容易選擇相信這種「階層流動性神話」，服從秩序。

但是必須指出，階層流動性神話成立的前提，是這種流動性必須是令人信服的。「小鎮做題家」的父母成長於新世紀以前，在他們的見識中，高考帶來的階級流動性是實打實的。然而，「做題家」自己面臨的卻是一個全然不同的世界：中國高校自1999年以來一直都在擴招，大大增加了大學生的供給；然而在需求的一側，不僅中國經濟在2010年後逐步結束了高速增長，而且此前已經進入職場的人們並沒有那麼快退休（相比之下，80年代的中國大學生們面對着一個幾乎沒有競爭者的就業市場）。

「小鎮做題家」發現，身邊那些原生家庭條件優秀的同學能找到最好的工作，這些同學不光可以從父輩的人際關係網中沾光，而且擁有更多「軟技能」，例如更好的演講技巧和業餘才藝。而他們只能再次走上「千軍萬馬搶過獨木橋」的戰場——例如考公務員，或者學習編程技巧進入工資相對較高的互聯網行業。

然而，即便是極少數找到了心儀工作的「小鎮做題家」，在面對大城市生活時也很無力。2015年後中國房價大幅上漲，如果沒有來自家庭的支持，工薪階層可能永遠也湊不夠買房的錢，更不用提如果有孩子，還會涉及教育等大額支出。

「小鎮做題家」們發出了哀嚎：我吃了那麼多苦，考了那麼多試，為什麼僅僅是想成為一個普通人都這麼艱難呢？

「入關學」：通過「殖民」實現階級躍升

「入關學」迴避本民族內部的階層矛盾，以對外擴張作為解決內部的靈藥，不能不令人想起昭和時期的日本。

當這些「求中產而不可得」的人群意識到問題後，自然會有人為他們提供答案。

第一種思路是近幾年從知乎上流行開的「入關學」。它的核心論述是一個比喻：當下的世界，就猶如17世紀早期的東亞，美國類似當時的明朝，經濟發達，擁有霸權地位，但內部已經矛盾叢生；而中國類似當時的建州女真，雖然正在崛起，但仍然處於明朝的壓迫之下。

在這個比喻的場景之下，有一句論斷：建州女真是通過佔領中原超越了明朝，而不是通過在赫圖阿拉讀四書五經。翻譯過來就是：中國超越美國也不能靠學習美國人倡導的價值觀，而要靠「佔領」美國。

不過如何理解「佔領」，「入關學」擁躉們的理解並不一樣。有人認為它指的是字面意義上的軍事征服，也有人認為它是指中國在擴充軍力之後強行改變世界的貿易格局。但是無論如何，「入關學」都顯然是一種殖民主義，唯一的區別在於它是温和的，還是激進的。

在「入關學」描繪的圖景之下，包括「小鎮做題家」在內的中國人所面臨的困苦生活都將因「入關」成功而徹底解決：滿洲人終清一朝都是「鐵桿莊稼」不是嗎？

反對「入關學」的人甚至不用去討論17世紀和21世紀的世界之間的巨大差異，只用藉助它的比喻來反擊它自身就好了：建州女真征服明朝後，並不是每個滿洲人都均等地享受了「入關紅利」，貝勒老爺們當然實現了「財務自由」，一般旗人也只能爭搶有限的當兵員額，對於包衣奴才來說改變就更小了，而且普通旗人和包衣奴才們在進攻明朝的戰爭中要冒生命危險。

「入關學」迴避本民族內部的階層矛盾，以對外擴張作為解決內部的靈藥，不能不令人想起昭和時期的日本。陸軍基層軍官通常是家境較差的陸軍士官學校畢業生，而中高層軍官則是陸軍大學校畢業的世家子弟。基層軍官們面對着一眼就能看到頭的職業天花板，大城市中高昂的物價和微薄的工資，難免生出「主動對外侵略，提升自身地位」的心思。而昭和日本的結局，應該沒有人比中國人更清楚。

任何對當下的中國有基本認知的人都必須承認，這是一個階層分化非常嚴重的社會。「入關學」的出現並不是孤立的，近年來中國官方採取的一些宣傳話語其實已經在逐步增強民族主義成分，但是值得玩味的是，新殖民主義者不敢直接說出自己的主張，而要用清史的外殼將真正的觀點包裝起來。這當然是為了迴避言論審查制度，但是即便如此，「入關學」的主要開創者知乎網友「山高縣」也還是被永久封號。這可能說明，至少到目前為止，中國官方對於民間的新殖民主義思潮還是保持了一定程度的警惕。

「摸魚學」：對996的消極反抗

既然在經濟大勢的變化面前，個人是否努力對於命運的影響微乎其微，那為什麼不快樂起來，用摸魚瓦解工作的意義呢？

如果說「入關學」是中國新一代民族主義者對昭和男兒的意淫，那麼「摸魚學」就比較類似平成廢宅了。同樣是面對令人絕望的未來，另一批青年人提出了一種多少帶着戲謔意味的口號：「認認真真上班只是用勞動換取報酬，只有偷懶，只有上班划水摸魚才是賺老闆的錢！」

持「摸魚論」者並不關心宏大的「中國崛起」或者「入關」敘事，他們只關心自己的人生。而且他們的行動力遠比入關學家們強——在紙上意淫一千遍拳打印度腳踢日本佔領美國本土，也不能影響現實裏中國的軍事行為，但是每一份「如何在辦公室裏假裝很忙」的網絡熱帖都可能實實在在地讓一批年輕人踐行了「摸魚論」。

「摸魚論」者甚至產生了一定程度上的階級意識。他們發現，主動配合老闆無理要求的「奮鬥逼」（「奮鬥逼」們通常就是曾經的「小鎮做題家」）是摸魚的最大阻力，只要有一個人留下來無償加班，那麼全公司的人可能都不太好早走。在中國，員工既不能公開反對老闆，也不能公開反對「奮鬥逼」，更別提組建工會，那就只能通過「摸魚」來消極地、隱秘地、分散地展開對抗。

「摸魚論」其實也不是新鮮事物，但是在2020年，它的聲勢顯然比出現了「996事件」的2019年還要更加旺盛。這其中的原因，很可能在於新冠肺炎之後，經濟出現了實質性的衰退，很多青年一代進一步認識到，老闆們許諾的升職加薪等好處幾乎都是可望不可即的，員工和老闆之間不再是夥伴關係，而是零和博弈。既然在經濟大勢的變化面前，個人是否努力對於命運的影響微乎其微，那為什麼不快樂起來，用摸魚瓦解工作的意義呢？

「入關學」是在幻想的層面搞對外侵略，「摸魚學」則是在實踐的層面對內搞「分布式罷工」。但它們有一個共性：都回避了推動當下中國的政治格局進行某種程度的改變（無論是體制內的改革還是體制外的革命）這一問題。

這並不是說現在的中國青年人不去思考這類問題，而是公共輿論空間的變化迫使他們只能把自己的不滿用這樣的形式發泄出來。而值得進一步觀察的問題是，這兩類思潮的消長，到底會讓中國走向昭和化，平成化，還是趨向另一種道路？

（比利小子，中國大陸互聯網從業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