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論｜大流行病、中美脫鉤、明州抗議之後：美國想讓誰做總統？

Covid19 在美國爆發之後，一方面總統川普應對失格，另一方面各州面臨嚴峻的失業、經濟問題，而從密西根州開始的反關城運動（anti-lockdown）更加劇了各州要迅速重啟的壓力；中美脫鉤隨著川普演講進入第二階段，另外五月底開始的種族衝突正在劇烈地影響美國的本土政治。美國今年的總統與國會大選顯得詭譎多變。

今年美國大選還會如常進行下去嗎？疫情、國際局勢、美國本土政治對各黨、參眾兩院的選情產生什麼影響？會如何刺激中美關係、美歐聯盟等的變化？這是關鍵而難以預測的一年。筆者嘗試在美國混亂的政治氣氛中點出今年大選的看點與政治發展。

疫情：過早結束的民主黨初選，與措手不及的川普政府

4月8日，桑德斯宣布中止參與民主黨初選，這也讓前副總統、前參議院議員拜登，成為代表民主黨挑戰川普的候選人。這場初選結束得比四年前要早很多。在2016年時，即便桑德斯輸了超級星期二，他仍然一路奮戰到民主黨代表大會（7月下旬）時才宣布初選輸給柯林頓。

其實在最早開始初選的幾個州，桑德斯都拿下了不錯的成績。但在拜登橫掃南卡羅萊納州之後，民主黨的布特恰吉（Pete Buttegieg）與克羅布徹（Amy Klobuchar）迅速決定終止選舉，並且背書拜登，被視為民主黨建制派做了要齊心對抗桑德斯——這位長期以來自詡社會民主主義者的左翼政治人物——的決定。在民主黨建制派快速歸位的狀況下，拜登在超級星期二（每次總統初選都會有一天有非常多州一起舉行初選，這被稱為超級星期二）大獲全勝，也確立了桑德斯的敗相。

4年前桑德斯一路參選的動機，就是要給柯林頓壓力，逼迫他採取桑德斯的某些政見。然而今年，因為疫情的關係，在許多州的初選被迫推遲的情況下，桑德斯沒有太多的動能可以持續挑戰拜登的政策。再加上疫情開始後，美國政治焦點全部轉向疫情，使得桑德斯難以利用媒體曝光來給拜登施壓，或逼迫民主黨建制派改變政策，只好黯然地退出了初選。

回到川普政府，筆者在《端傳媒》的另一篇文章中曾指出美國應對疫情的政治困境，以及政府如此捉襟見肘背後的制度性原因。但除了聯邦與州之間的扞格外，川普本人各種離譜的發言，以及共和黨議員可能藉由這次疫情發國難財等負面消息，都讓川普政府顯得非常的狼狽。而川普也很快地耗盡了他在疫情剛開始時所獲得的民意支持。

從二戰到伊拉克戰爭，歷來美國只要遇到戰爭或是重大災難，總統的支持度總是會上升，政治學者稱其為聚旗效應（rally around the flag effect）。效應背後有兩個機制：一是美國人的愛國主義，二是反對黨批評聲浪減弱所造成的輿論效應。愛國主義讓全民一心支持對外代表國家的總統，同時反對聲音的減少令聚旗效應得以延續一段時間。

川普的支持度雖然在疫情初期有小幅度的上升，但經過一個月混亂的政策溝通與執行後，對他的不滿意度也高過了滿意度。總體上而言，川普的滿意度在四月後又跌回疫情前的水準，樣本中超過51%的美國民眾不滿意川普的表現，滿意的比例也跌回45%。雖然美國民眾對川普的經濟表現滿意度還是相對高企，但隨著美國失業人口來到前所未有的14%高點，經濟滿意度可能難以維持，更難轉化成選舉動能。

在這種困境下，川普不斷地重砲批評中國，共和黨的議員也同聲指摘病毒是從武漢P4實驗室中洩漏出來的，這種攻擊在美國政治的氛圍下很快的就變成政治光譜兩端的罵戰。自由派不斷強調對中國的攻擊都是川普為了卸責，與此同時，在中國外交部戰狼式外交後，保守派更是不斷加碼攻擊中國。但批評中國的策略並不十分有效，如同世界各國一般，美國輿論也把國內議題放在首位，聯邦政府在疫情處理上的不力才是媒體及政治人物批評的焦點。

從目前的民調來看，川普在全國民調落後拜登大約6%。這也代表，川普如果要連任，他的策略就跟上次贏柯林頓一樣，必須要在關鍵搖擺州取得小部分勝利，進而拿下選舉人團的多數。而從現在出爐的搖擺州民調來看，拜登在密西根、威斯康辛、賓州等上次由川普翻盤拿下的銹帶州仍處於領先；北卡、佛羅里達等傳統搖擺州，則是兩方拉鋸；而最特別的是，拜登在喬治亞這個傳統共和黨的票倉可能有機會勝出。

種種跡象都顯示，川普的連任之路困難重重。然而距離選舉日還有半年，民調與最終結果的差距總是非常大的。只是這種不確定性並不代表對川普有利，只是代表了目前拜登的優勢並不穩固。

明州抗爭：能否克服民主黨原本的聯盟隱憂？

拜登在選舉上的不穩定因素還有一則，就是他並不是一個能激起選民熱情的候選人。拜登在非白人的支持度上甚至比柯林頓還差，同時，他也沒有成功拉抬民主黨在低學歷白人中的支持度。拜登最有所斬獲的是高齡選民的支持。這背後的原因很可能是，嬰兒潮世代逐漸高齡化、而保守的沈默世代（silent generation，在美國的世代劃分上，1920年代中期到1949年出生的一代被稱作沈默的世代。他們成長於美國經濟蕭條到二次世界大戰期間，不穩定的政治經濟環境讓他們在政治上相對保守，與後來成長於民權運動與經濟高速發展的嬰兒潮世代成為對比。）逐漸凋零之故。

然而，從川普上任以來，民主黨的選舉路線就被強調種族、性別平等的進步主義勢力佔據。這群進步主義的特徵就是受過高等教育的白人。受過高等教育的白人女性也是近年來美國MeToo運動與抵抗川普（anti-Trump resistance）運動的核心成員，但這樣的路線與民主黨的路線並沒有完全重合。

民主黨的支持基礎主要有兩大塊，第一塊是非白人群體，第二塊是都市高學歷、高中產白人。這樣的政治聯盟是由1960年代的民權運動所奠定的：進步派的都市白人進入社區與黑人社區領袖合作，以取得民權運動上的進步。這樣的聯盟直到今天仍然非常穩固。

但這種聯盟不是沒有隱憂。民主黨整合的第一個難題是黑人社群的政策偏好，黑人社區長期支持民主黨，但他們不見得支持進步的社會政策。例如在反同性結婚法案被最高法院宣告違憲前，許多長期支持民主黨的黑人社區與教會極力反對同性婚姻。另一方面，在種族議題上，近年來的調查顯示，白人自由派對種族議題的態度比起黑人還要更激進，這在桑德斯所代表的高學歷、高收入的白人民主黨人中特別的明顯。但他們的政策與意識形態綱領沒有辦法成功深入到非白人的社區中，正是這種疏離感，讓潛在的黑人支持者不見得願意出門投票給民主黨候選人。

民主黨的另一個隱憂是2016年以來的反川普運動是否能具體轉化成支持拜登的選票，不確定的原因又與黑人社群的投票行為有關。研究已經指出，黑人社群的投票行為更不容易被情緒所影響，也就是說，白人自由派對川普的憤怒並不見得在黑人投票者中能取得共鳴。比起白人投票者會被「憤怒」這種負面情緒驅動去投票，黑人投票者去投票的理由是，候選人可以讓黑人社群感到光榮，或是有社區領袖催票。

由於拜登是歐巴馬的副手，他在黑人社群當中的吸引力比起其他白人自由派高出許多，但即便如此，拜登是否可以成功燃起黑人選民的熱情仍是未定數。如果沒有辦法成功提升黑人選民的投票率，那結果可能會跟上次柯林頓一樣，在搖擺州以些微差距輸給川普。

近日，明尼蘇達白人警察暴力執法導致 George Floyd 死亡的事件又為已經撲朔迷離的選舉添加了許多不確定性。主流的論點是，種族問題引起的大規模抗爭，一方面可能會加強黑人選民的政治參與進而增加民主黨的氣勢，但另一方面，種族衝突則會讓共和黨有機會強調「法與秩序」（law and order），進而動員保守的白人選民。

曾有政治學家把1992年洛杉磯種族衝突當成案例，探討種族衝突會讓選民更為支持各種進步的社福支出，還是反而造成保守派勢力反撲（必須要先指出的是，這研究所調查的範圍侷限在受衝突直接影響的社區，而沒有去討論外溢的全國性媒體與政策辯論。）研究指出，不論是黑人選民或是白人選民，在種族衝突後都更為支持社福政策，而越靠近衝突中心的社區則更支持社福政策。這樣的支持提升是由於大規模的種族衝突事件後，民眾會被政治動員，從而提高參與政治與選舉的意願。

從此研究結果推論，種族衝突過後，社區通常會更為支持社福政策與民主黨。雖然保守派也會在外圍城市動員「法與秩序」論述，但一來明尼蘇達州原本就是個民主黨佔優勢的州，二來不利種族抗爭的亞特蘭大、華盛頓等地，又選情相對緊張，種族衝突事件大概會讓共和黨雪上加霜、更難打選戰。

特別是，這次就連美國許多地方的警察也同聲譴責明尼蘇達警方執法不當（值得注意的是，連田納西這種非常保守的州都出來譴責明尼蘇達警方 ）。即便川普持續在推特上攻擊抗爭者「打砸搶」，但目前還無法確定川普的訊息是否能成功催出更多選票，來抵銷種族衝突後民主黨所增加的支持。

簡言之，種族衝突後，進步勢力通常可以將這動能轉化成選票。雖然2014年的種族衝突事件時，由於執政的是民主黨，而讓民主黨與種族平等運動的關係顯得曖昧：大量的警察暴力事件說明歐巴馬所做的改革不夠徹底。但在川普政府下，民主黨或許可以將運動能量轉換成11月時的選票。

川普化的共和黨

民主黨看起來隱憂很多，但共和黨的問題也不少。自從川普上台後，就有越來越多共和黨的政治人物往川普路線靠攏，並為川普的各種言行辯護。主因有二，一是美國總統的政治資源，例如人事任命權，吸引了大量追隨者；二是這些人相信川普魅力可以幫助共和黨繼續勝選。

川普的人事任命權能發揮最多作用的領域是法院體系。美國聯邦法院的法官都有終生僱傭保障，也因此，任命法官可以長期影響政策走向。因此，共和黨建制派非常願意跟川普合作提名各級法院法官，也在法院體系中產生了實質效果。

比如在最高法院，在川普三年多的任期內，他與參議院共和黨人合作任命了兩個最高法院的法官，這數量與當了八年的小布希與歐巴馬一樣多。更為可觀的是聯邦各級法院的法官，在川普尚未完結的任期內，他已經任命了51個聯邦上訴法院法官，以及141個聯邦巡迴法院法官。與之相比，歐巴馬在任期中僅任命了55個聯邦上訴法院法官以及268個聯邦巡迴法院法官。

在2018年期中選舉前，許多共和黨建制派也相信川普可以帶來選舉的勝利。因為川普與共和黨的基本盤氣味相投。長期民調顯示，共和黨支持者對川普的支持度非常的高，甚至，投給川普的人大多表示，他們支持的是川普而不是共和黨。

同時，川普非正規的政治手段，例如在推特上用粗暴的語言來攻擊同黨或是不同黨的異議者、用人唯親以及對政治忠誠度的看重等，都對共和黨建制派造成衝擊。在2018年期中選舉時，要贏得共和黨初選的方式就是贏得川普的背書，而要贏得川普的背書就是必須要對川普表達忠誠，並且不能批評川普的作為。這樣的後果就是共和黨全面地採取川普路線——主打美國優先的種族主義政治。在川普路線外，共和黨建制派也利用川普推動了各種保守派政策：減稅、刪減社福、支持槍權以及反對墮胎。總體來說，共和黨建制派跟川普做了浮士德式的交易，用對川普的支持來換取各種保守派政策、人事任命以及選舉支持。

但這一魔鬼交易在2018年期中選舉時也遇到了重大的挫折：民主黨在眾議院大獲全勝，勝利不僅來自傳統民主黨票倉，也來自南方與搖擺州。民主黨甚至差點成功把來自德州的參議員克魯茲（Ted Cruz）拉下馬。

共和黨2018慘敗的原因大體上有兩個，一是如同民調所示，支持川普的選民並不必然支持共和黨，川普沒有完全把對自身的動員力轉化成對共和黨議員的選票；另一個原因是川普路線引發了某些保守派選民的不滿。傳統上，共和黨的主要支持者就是住在城市郊區以及農村的白人，但相比於2016年的不表態或是投給共和黨，2018年時郊區白人選區紛紛轉向民主黨而造成了共和黨大敗（在德州，做社區、教會工作的白人女性因為無法接受川普的排外政策而改變了投票意向。最後這個轉向並沒有成功讓歐洛克（Beto O’Rouke）打敗克魯茲，但票數接近，讓共和黨捏了把冷汗。）。

這一版塊位移的主因是，原本不願投票、或是想再給共和黨一次機會的郊區高學歷白人選民倒戈。這批選民把川普對體制的攻擊視為一個危機，層出不窮的弊案以及永遠不穩定的政府人事，讓他們受夠了川普。

簡言之，川普化的共和黨讓某些保守派選民感到疏離，如果這些失望的保守派最後選擇不投票或是投給拜登的話，那川普的連任之路就看起來更為困難了。

美中對抗，不論誰上或都會更強

對於亞洲讀者來說，美國選舉的重要性不是在於國內議題，例如健保或是墮胎，而是在於美國的外交政策。中文世界似乎普遍認為，當今美國對中強硬是川普個人的風格，而拜登由於跟中國有生意往來，所以不可能像川普一樣對中國強硬。

這種對美國外交政策的理解過分強調了總統的影響力，並低估了國會以及外交政策專家的影響力：細究美國外交政策的權限區分，國會能做的是立法、批准條約以及發出聲明給予行政權壓力，而外交政策的核心，其實是以國務院為中心的外交政策菁英們，總統只是做最後決定的人。

老牌的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 近期就做了邀請兩黨外交政策菁英辯論的系列節目。可以發現，在一些領域，例如對伊朗政策，兩黨政策菁英的基本方向完全相悖：民主黨智囊主張要回到歐巴馬時期用條約約束伊朗的核發展，共和黨智囊則主張要全面禁運給壓力，直到伊朗願意接受更嚴苛的條件。

但在對中國政策上，兩黨基本上方向一致，差別只是在於執行手段而已。兩黨都同意要遏止中國在南海的擴張，以及正面應對中國對東亞安全的威脅，兩黨的政策差別是，共和黨更強調軍事恫嚇，而民主黨強調加強與盟友的關係並且搶回國際組織的主導權。簡言之，兩黨的外交政策菁英在對中強硬這點上面沒有歧異，只是對於該如何強硬有不同的看法。

而在輿論方面，對於中國持負面看法的美國民眾比例達到了歷史性的高點。國會也在這兩年通過許多要求行政機關與中國對抗的法律，比較象徵性的有台灣旅行法以及台北法案，而有實質性政策意義的是香港民主與人權法。也因為美國民意對中國的態度非常的不好，拜登與川普這一個月來都互相指責對方對中國太軟。

而川普在5月29日發表的政策宣告，也正式結束了美中脫鉤的第一階段，並開啟了美中脫鉤的第二步。美國二十年來對中國的接觸政策，造就了後冷戰的高速全球化（包含了資本、商品與人員的全球流動），而中美脫鉤也循資本、商品與人員流動展開：過去一年多來的貿易戰已經大幅的改變了全球商品鍊的樣態，中低端製造業開始往越南、墨西哥移動。川普宣示要取消香港的特別關稅地位，正是要關上中美貨物貿易的後門，而宣布要加大對中國人入境美國的審查以及制裁中港官員，正是要控制人員的流動；最後，川普宣布要審查中國企業在美國的股票交易，正是要脫鉤兩國的資本流動。

這樣的政策方向在政治人物間非但沒有引起強烈的反對，反而被眾議院議長佩洛西（Pelosi）批評「不夠具體也沒有跟國會合作」，美國智庫、政策菁英則大多同意有限度的脫鉤是有益甚至是必要的。種種跡象顯示，美國與中國的對抗策略並不是川普個人的偏好，也不是共和黨的政策選擇，而是少數有兩黨共識的美國策略。因此不論十一月是哪黨勝出，我們大概都會看到強度更高的美中對抗。

參眾兩院爭奪

除了總統大選外，11月同時有眾議院的全面改選以及參議院的部分改選。以選制而言，眾議院每兩年全面改選以快速反應民意，參議院則是每兩年改選三分之一的議席以維持國會的穩定。因此，眾議院的選舉結果會較為接近總統普選票的結果。

至於參議院選舉，今年正是共和黨需要防守比較多的時刻——在35席改選的席次中，有23席是共和黨，12席是民主黨。其中，民主黨在阿拉巴馬的席次可能會被共和黨拿回，但共和黨在緬因州、科羅拉多州、亞利桑那州、北卡以及喬治亞州可能都會有一番苦戰。緬因、科羅拉多、亞里桑納以及北卡本來就有不輸共和黨的民主黨勢力，而2018年中期選舉時，民主黨在緬因、科羅拉多以及亞利桑納都取得不錯的成績。喬治亞州的現任議員則遭遇了政治信任危機，現在她的席次看起來岌岌可危。

如果在這次改選中，民主黨獲得超過15席的話，那民主黨就可以成功拿回參院控制權。而在眾議院的方面，民主黨只要保住大部分2018年獲得的席次就可以獲得眾議院控制權。

回到最初：選舉還能如常舉行嗎？

對美國而言，當下最大的問題是，在疫情的陰影下，該如何安全地舉行選舉？如果要實體投票的話，那勢必會有人群聚集。而如何有效率地投票、又控制疾病傳播風險，就是一個大問題了。威斯康辛州在四月初進行了一場混亂的初選，選民不知道是否可以遠程郵寄選票，而在來不及寄送選票的考慮下，不少人還是在投票日當天去票站排長隊投票。這場初選造成的結果是低投票率、高廢票率以及在票站發生的感染。

因應疫情，11月的選舉可能會大量地採取遠端郵寄選票的方式，而遠端投票所需要的人力以及物力都不是目前各州政府能負荷的。因此，兩黨目前正在國會辯論是否要撥款給州政府做遠端投票的準備，而川普以及共和黨的立場是，聯邦政府不應該補助州政府做遠端投票。

共和黨表面上的理由是，安排選舉是州政府的事項，不應該由聯邦政府插手，但背後的理由是怕郵寄、遠程投票會對民主黨有利——雖然沒有任何證據支持這個說法。川普並不是一個重視證據的政治人物，他大概會繼續竭力反對郵寄選票制度，讓國會兩黨繼續爭執。

所以，按照目前的選民意向來看，2020的選舉應該對民主黨來說是審慎樂觀的，拜登對特朗普的優勢仍不穩固。但目前最大的變數是，選舉本身該如何進行？

（黎班，甫加入美國失業大軍的中美觀察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