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論｜缺席的領袖身體：關於「親自」的笑話與災難中的政治奇觀

自從去年12月1日，研究報告中記載的第一例新型冠狀病毒感染引發的肺炎患者發病以來，今年冬春之交的這場疫情，已經持續了將近三個月，其感染規模和死亡人數都超過了17年前的SARS。除此之外，這還是一場在社交網絡時代爆發的疫情，遠離疫情中心的人們，通過微博、微信等信息工具全程目擊，它所引發的輿論效應也遠遠超過了2003年SARS所能達到的程度。在實時更新的疫情動態、海量的求助信息以及無盡的觀點之爭中間，我們也能注意到了一些網友創作的笑話、段子，以一種相對隱晦的方式發出批評的聲音。

災難催生笑話，因為幽默與諷刺往往也是人們面對負面情緒的一種方式。在2003年SARS疫情期間，中國的輿論場上出現了許多以SARS為主題的笑話，在前社交網絡時代，「非典笑話」主要通過手機短信傳播，其中流傳最廣的那些被收集起來，發布在BBS上。如今搜索「非典笑話」的關鍵詞，依然可以看到許多帖子，其中不乏直指最高領導人，帶有強烈政治諷刺色彩的笑話。

17年後，領導人的名字再也不可能出現在公開流傳的笑話裏，但關於最高領導人的笑話卻沒有消失。他會見世衞組織總幹事時所講的那句「親自指揮、親自部署」就成為了關於新冠病毒的笑話中，最為耐人尋味的一個「梗」。

「親自」一詞親力親為的意涵以及對最高權力的申明，和習近平在疫情期間從公眾視線中的持續缺席形成了鮮明對比，以一種頗為諷刺的方式回應了人們對「該露面的人沒露面」的質疑，其背後指向的則是大眾政治不可或缺的表演性，及其對於權力合法性的確認作用。

SARS時期的政治諷刺

因為防控不力，笑話中對剛上任的胡錦濤的調侃帶有一絲不信任、不看好的味道。

在2006年史丹福大學出版社出版的一本關於SARS的人類學論文集中，學者Hong Zhang對當時廣為流傳的一些非典笑話進行了分析。這篇題為《苦中作樂：非典笑話與幽默》的論文將非典笑話分成了六大類，第一類就是「作為政治諷刺的非典笑話」，這些笑話不僅尺度最大，也是嘲諷意味最濃的。

這篇論文中列舉了一個關於「三個代表」的笑話：

「非典的三個代表：代表特種病毒的發展要求；代表恐怖文化的前進方向；代表廣大野生動物的根本利益。」

（三個代表原文：中國共產黨要始終代表中國先進生產力的發展要求；代表中國先進文化的前進方向；代表中國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文中寫到，在2002年11月江澤民卸任黨主席之前，他的「理論貢獻」——「三個代表重要思想」被寫入黨章，這意味着，「三個代表」和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一起，成為了中國共產黨的指導思想，但在普通老百姓看來，三個代表不過就是一些「政治片兒湯話」，沒法跟馬列毛鄧的思想相提並論，因此，三個代表在當時成為了創作政治笑話的一個素材。

「非典的三個代表」恰恰印證了其「片兒湯話」的性質，在這樣一個排比結構中，填入任何的名詞似乎都不違和，而對於三個代表的嘲諷，則體現了從第三代領導人開始，公眾對於領袖的祛魅，三個代表的文本無法再像前兩代領導人所留下的思想、理論一樣被經典化。

非典來襲的2003冬春之交，也正值黨和政府的領導班子換屆之際。後來有研究者猜測，為什麼從2002年11月非典病毒爆發，到2003年4月，中國政府花了整整五個月的時間才開始採取行動，其中一個原因可能是，當時中國正在經歷領導層換屆的過渡期，從11月召開的黨代表大會一直到來年3月的人大閉幕，最高領導層忙於政治博弈，無暇顧及疫情，除此之外，新舊領導班子也都不願意為防控不力背鍋。

而另外一則非典政治笑話，就是將前幾任領導人的政經遺產和新上任的胡錦濤對非典疫情的應對不力並置起來，這則笑話的標題叫做《跟着學》：

「跟老毛學會喊口號，跟老鄧學會數鈔票，跟老江學會炒股票，跟小胡學會戴口罩。」

對前三代領導人的評價是蓋棺定論式的（毛的意識形態鬥爭，鄧、江的改革開放、發展市場經濟），而對剛上任的「小胡」的調侃則帶有一絲不信任、不看好的味道，這一態度在另一則叫做《沁園春·非典》笑話中更明顯：

「首都北京，千里病風，萬里毒飄。望長城內外，人心惶惶；京城上下，頓失囂囂。吃板藍根，服維生素，欲與薩斯試比高。無寧日，看口罩手套，分外暢銷。

中央如此煩惱，引若干官員競折腰。惜衞生部長，數據略少；學農書記，工作不好。四代核心，主席錦濤，只願防疫能見效。俱晚矣！數傳染病例，還要上飄！」

這首詞顯然改寫自毛澤東的名篇《沁園春·雪》，其中上半闕將原詞中對於北國雪景的描繪，替換成了對非典疫情之下人們日常生活和恐慌心理的記錄；而政治諷刺的部分主要集中在下半闕，諷刺了4月20日被免職的時任衞生部部長張文康和北京市市長孟學農，並形容前者被免職的原因是「數據略少」，即瞞報病例。

據《南方週末》後來報導，直到2003年4月17日，中央政治局才批准成立北京防治非典型肺炎聯合工作小組，小組成立第二天，北京的SARS病例數據才第一次彙總出來，温家寶公開表示，「決不允許緩報、漏報和瞞報。否則要嚴肅追究有關領導人的責任」。兩天後，也就是4月20日，北京SARS病例數據第一次向公眾通報，同時，張、孟二人被免職，吳儀、王岐山接任。這一天也成為非典疫情防控的轉折點。但在《沁園春·非典》中，作者對這一轉折點的評價是「俱晚矣」，認為這一系列罷免舉措並沒能有效控制疫情蔓延，感染的病例依舊在增加。

新的病毒與缺席的領袖

與他聲稱的「親自指揮，親自部署」形成鮮明反差的，是習近平在疫情爆發期間的身體缺席，這種反差讓「親自」這個詞產生了喜劇效果。

回看非典時期的政治笑話，可以發現領導人在其中是高度顯形的，對幾代領導人功過的比較、點評以及人們對於半個世紀以來中國政治、社會變革的集體記憶，是這些笑話得以成立、引人發笑的原因。而在17年後，有關新型冠狀病毒的笑話中，再也看不到領導人的名字。

他的名字自然早就成為了敏感詞，而在這次疫情期間，他身體上的缺席似乎更加引人注意，他本人也沒有出現在武漢的抗疫一線、或者對公眾發表講話，除了開會和會見外國領導人以外，他唯一一次公開露面是視察北京的社區防疫。

而在1月28日，習近平會見世界衞生組織總幹事譚德賽時表示，對於疫情防控，他一直在「親自指揮、親自部署」，當晚的《新聞聯播》也播出了這句話，後來在新華社的通稿中，這句話被改成了「統一指揮，統一部署」，淡化了習的個人色彩。但依然有一些地方官媒的新媒體號以「親自指揮、親自部署」為標題報導了習近平與譚德賽的會談，在社交網絡上被大量轉發。網友也開始用「親自」造句，「親自」成了一個人們心照不宣的「梗」。還有一些人指出「我親自做某事」在漢語中其實是一個語病，2019年6月8日的《北京晚報》16版上的一篇題為《「親自」的兩種誤用」》的文章，也被網友翻了出來，文中寫道：

「『親自』這個詞隱含着一個意思：某人做某事，而從常理上說，這樣的事以他的身份不必自己去做，那麼別人看見了，就會說『他親自做（某事）』，含有對其人的讚揚之意……這裏面有個語言使用上的限制：不說『我親自（做某事）』，體現着中國人卑己尊人的原則，對自己用謙詞，表現出謙虛、低調。如果用『我親自（做某事）』，就有居高臨下、自我表揚的意味了。」

對「親自」一詞的誤用和自我表揚的嫌疑，顯然只是習的這番言論被網友揪住調侃的一小部分原因，與他聲稱的「親自指揮，親自部署」形成鮮明反差的，是他在疫情爆發期間的身體缺席，「該露面的人沒有露面」，甚至連走個過場、做做樣子都沒有，這種反差讓「親自」這個詞產生了喜劇效果。

在無法公開批評的情況下，輿論的不滿依舊以一種隱晦的方式浮現出來。在一段時間內，前兩任領導人到受災一線視察、講話的照片和視頻開始在社交網絡上傳播。胡錦濤視察汶川地震災區時所留下的影像資料，被網友從紀錄片和新聞報導中剪輯出來，江澤民在1998年抗洪一線視察的照片也獲得了大量轉發。

從微博配文和網友留言中可以看到，人們從這些圖像中準確地提取出了高度戲劇化的元素，例如胡錦濤坐在地上詢問安置點災民的生活狀況，江澤民冒着大雨視察抗洪一線，以及胡錦濤站在北川廢墟上講出那句「任何困難都難不倒英雄的中國人民」。公開的、飽含着意識形態的政治展演，是權力獲得其合法性的途徑之一，而在一些情況下，它可以是主要的，甚至唯一的途徑。

人類學家格爾茨在對印尼巴厘島的研究中就提出了「劇場國家」（Theatre State）的概念，在劇場國家裏，權力是通過一個又一個的奇觀操演和確認自身的。而在重大災難所製造的一種「例外狀態」中，當全民動員和運動式治理懸置了按部就班的官僚體制，讓中央的意志直達基層時，最高領導人作為這一意志的具身化，到抗災/抗疫前線和當地民眾一起完成一場公開的政治展演，並將這一奇觀傳達給它的目標觀眾，似乎就顯得格外必要。而這一奇觀的核心，就是政治人物的身體，身體的在場是一切的前提。

由「親自」一詞生發出的笑話，在某種程度上觸發了一種關於在場與缺席、可見與不可見、中心與彌散的張力，權力是否已經不再需要通過一種公開的政治展演來反覆確認和鞏固其合法性，不要需要以一套可以輕易被解碼的符號與它的民眾溝通，而處於權力核心的政治人物，是否也在走向一種去身體化和抽象化的方向？他似乎是永遠在場又是時常缺席的，高度可見同時高度隱形的，是一切的中心又彌散在權力的每一個毛細血管之中。

它同時觸發的，似乎還有一種比「該露面的人為什麼遲遲沒有露面」更為深層的疑惑：看似掌握着最高權力的領導人，到底能不能做出有效的治理決策？一個權力如此集中的國家，為何在面對突發情況時又是如此遲鈍和失序？這或許是疫情過後，也值得我們思考很久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