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本文為「SHKS」（Society for Hong Kong Studies）為《端傳媒》供稿。SHKS成立於2017年，是由全球21個國家、250多位學者組成的多學科、多院校合作的獨立研究組織，協會關注香港本地、香港與中國及亞洲的關係，涉足領域包括政治、歷史、社會及文化研究等，主要目標是促成本地與國際、學者與學子之間的對話與合作，並鼓勵概念、理論及研究方法上的創新。SHKS每月在《端傳媒》上刊出新近的研究成果。
以香港作為思考對象的著述，其實早在二十世紀五、六十年代已有出現（可參看《葉靈鳳香港史系列》、羅香林《香港與中西文化之交流》等），至八、九十年代，更湧現了一批為數可觀、由屬於戰後嬰兒潮、可說是香港第一代土生土長的學者所撰寫的歷史及社會學研究。無可否認，撇除九七前後出版、以學術作掩飾的官方論述，或以香港的生與死作招徠的坊間著作外，近二十年來，有關「香港研究」的著述，毋論是研究的範圍還是著作的數量，都較九七前為寬為高。
尤其是2008年以後。箇中原因，無法在這裏詳述，但值得指出的是，「香港研究」的（再）冒起，一方面無疑是因應九七後香港政治地位的改變以及經濟模式的轉型，另一方面則是經歷2003年沙士/二十三條立法一役、2006/07年中環天星及皇后碼頭等事件後，社會對「核心價值」、「集體回憶」、「香港精神」等概念，顯得越來越重視。學苑的運作固然有其內在邏輯，但近年香港大學的「香港研究」課程，以及教育大學的「香港研究學院」的先後出現，或多或少，都可反映出九七後「香港研究」這兩個大方向。
2014年雨傘運動固然是一場政治抗爭，但毋論對支持或反對者來說，也是一個思考香港的重要契機。雨傘運動（以至最近的反修例運動）是否稱得上是「香港研究」的轉捩點，現在言之尚早。但可以肯定的是，五年來，毋論是在本地或海外，似乎都有一股動力，在政治角力以外，去認真思考香港的過去與未來。除了成立不久的香港學會（Society for Hong Kong Studies） 外，本地大專界也在不同院校擁有相關教研人員，在架構容許下，在各自領域繼續其有關香港的教研項目（特別值得一提的是中文大學的香港文學研究中心）。在本地一群年青學者的領導下，中文大學出版社更在2018年開始出版一本正名為《香港研究》(Hong Kong Studies) 的中英雙語學術期刊。
至於海外方面，英國布里斯托大學 (University of Bristol) 的「香港歷史項目」（Hong Kong History Project）近年正致力訓練以歷史為專業的研究生，而加拿大英屬哥倫比亞大學（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的「共研香江計劃」（Hong Kong Studies Initiative）則嘗試透過多元的教研項目及外展活動，令不同背景的學生和社區人士對香港有更深的認識，亦希望在海外提供一個平台，讓有意認真思考香港的學者、作家或其他藝術工作者做他們認為值得做的事。
海外為什麼要研究香港？
歸根究底，「香港研究」，正如「中國研究」、「歐洲研究」、「加拿大研究」等等，是屬於世界的，而不是狹義地只屬於住在當地的人。
但大家會問，為甚麼（尤其是在海外）要研究香港？這疑問看似簡單，但又不是三言兩語可以解釋清楚。當世界貧富不均的問題並未因資本的流通或科技的發展而得以舒緩，當不同政權或其人民到今時今日還以國家、種族、宗教、文化等名義去排斥、打壓、甚至屠殺他者，當地球正要面對氣候暖化所帶來不可逆轉的改變，我們憑甚麼要堅持花費有限的資源去研究這一块還不到地球面積十萬份之一的土地？
一個可以接受的解說是：香港地方雖小，人口起初也不多，但從十九世紀開始，這塊位於大清/中國南方邊陲的土地，在經歷自身內在轉變的同時，亦在歷史的偶然下成為近代中國、亞洲以至世界史上一個重要見證。從晚清時期西江、珠江三角洲以至南洋一帶的合法或非法商貿活動（包括鴉片的買賣）、十九世紀中葉至二次世界大戰歐、美以至日本在亞洲的政治與經濟擴張及殖民活動、近代跨太平洋或「唐人世界」的人口流動、戰後意識形態的對壘與經濟起飛、到冷戰時代的結束與中國崛起，香港在歷史舞台上都似乎佔有一重要席位。雖然不能說香港歷史就是一部世界近代史，但要明白人類現今面對的種種問題，先了解香港的過去與現在亦未嘗不是一個合理的起點。
另一個不太政治正確但也許更接近我認為是事實的解說是：人類面對的問題，不是每一個都可以用科技來解決。到緊要關頭，我們要作出的將會是一個道德的抉擇。但道德（或善惡、好壞之辨）不應該只憑哲學邏輯或宗教教義去定奪，而是應該參考社會整體的經驗。說到底，人類的問題，最終還是要回到人類社群去找答案。也就是說，毋論問題有多複雜，只要是跟人有關的，我們還是須要從歷史、社會、文化等角度去探研我們最終要作的抉擇。但大家又會問，即使我們肯定區域研究的重要性（因為以地域劃分社群還是較容易為人接受），為甚麼是「香港研究」而不是隔鄰的「澳門研究」、規模較小的「天水圍研究」或較宏觀的「珠江三角洲研究」？答案其實是每一個地區都有值得研究的地方。所以把精神、資源花在書寫香港的故事，並不一定意味著香港較其他地方更值得思考、更有價值，而是——容許我用最簡單、最不學術的話語來回應——對「香港」一份說不清的感情的肯定。
在海外研究香港，一來是因為，歸根究底，「香港研究」，正如「中國研究」、「歐洲研究」、「加拿大研究」等等，是屬於世界的，而不是狹義地只屬於住在當地的人。二來是因為「香港研究」其實並不只是研究發生在香港這片土地上的事情，而是也關乎歷史上香港與世界各地的聯系。就以加拿大為例，遠者我們可以追溯到十九世紀下半葉香港作為不少華工往金山謀生的中轉站，近者則是大家較為熟悉因九七問題而引發的移民潮。雖然加拿大歷史的書寫還沒有把太平洋這一章完全成功地寫進去，但無可否認，香港的歷史，其實也是加拿大歷史的一部分。
放下二元、單線敘事
香港研究」要向前走，也許我們首先要做到的就是要放下我們習以為常的二元概念（東方/西方、傳統/現代、本土/外來、核心/非核心、殖民/後殖民等）及「還原性」思維。
感情當然並非學術，但沒有感情的學術卻會很乏味。香港的故事是否特別難說？香港人的「香港意識」是否特別淺薄？說到底，香港的「本質」是否就是「永遠在邊緣永遠在過渡」？這些問題當然不容易解答，但「香港研究」要向前走，也許我們首先要做到的就是要放下我們習以為常的二元概念（東方/西方、傳統/現代、本土/外來、核心/非核心、殖民/後殖民等）及「還原性」(reductive) 思維。如果我們不再願意接受「落日帆船」作為香港的符號，我們也不應簡單地以「獅子山下精神」或「香港自古以來是中國的一部分」來解釋香港的前世今生。
要說明的是，我並非鼓勵大家像環保般循環再用「東西方的糅合」、「傳統與現代的結合」等俗不可耐的論說去思考香港，也絕非要否定香港的主體性。但正正是因為香港現在所處的環境，我們是有責任去堅持香港（及香港研究）的多元性。「香港研究」的最終目的並不是要訴說一個單一、直線的「香港故事」，而是要把香港複雜、多重的經驗放在人類歷史的長河之中。到最後能否幫助解決人類將要面對的困境，那就不是完全在我們掌握之中。
（單國鉞，加拿大英屬哥倫比亞大學歷史系及亞洲研究系副教授、「共研香江計劃」召集人）
（自2017年成立以來，加拿大英屬哥倫比亞大學「共研香江計劃」已在溫哥華舉辦了數十場有關香港的學術講座及社區對談，最近數年亦開辦了一系列有關香港的本科生科目，內容包括語言（廣東話）、歷史、文學、電影及文學。正值香港風雨飄搖，加拿大英屬哥倫比亞大學去年秋季舉辦了一系列以「我衛 • 我城」為主題的學術及社區活動。研究方面，加拿大英屬哥倫比亞大學亦正在建立一個有關雨傘運動的口述歷史庫 。今年五月，加拿大英屬哥倫比亞大學會聯同布里斯托大學舉辦一個有關香港歷史的工作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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