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本文为“SHKS”（Society for Hong Kong Studies）为《端传媒》供稿。SHKS成立于2017年，是由全球21个国家、250多位学者组成的多学科、多院校合作的独立研究组织，协会关注香港本地、香港与中国及亚洲的关系，涉足领域包括政治、历史、社会及文化研究等，主要目标是促成本地与国际、学者与学子之间的对话与合作，并鼓励概念、理论及研究方法上的创新。SHKS每月在《端传媒》上刊出新近的研究成果。
以香港作为思考对象的著述，其实早在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已有出现（可参看《叶灵凤香港史系列》、罗香林《香港与中西文化之交流》等），至八、九十年代，更涌现了一批为数可观、由属于战后婴儿潮、可说是香港第一代土生土长的学者所撰写的历史及社会学研究。无可否认，撇除九七前后出版、以学术作掩饰的官方论述，或以香港的生与死作招徕的坊间著作外，近二十年来，有关“香港研究”的著述，毋论是研究的范围还是著作的数量，都较九七前为宽为高。
尤其是2008年以后。个中原因，无法在这里详述，但值得指出的是，“香港研究”的（再）冒起，一方面无疑是因应九七后香港政治地位的改变以及经济模式的转型，另一方面则是经历2003年沙士/二十三条立法一役、2006/07年中环天星及皇后码头等事件后，社会对“核心价值”、“集体回忆”、“香港精神”等概念，显得越来越重视。学苑的运作固然有其内在逻辑，但近年香港大学的“香港研究”课程，以及教育大学的“香港研究学院”的先后出现，或多或少，都可反映出九七后“香港研究”这两个大方向。
2014年雨伞运动固然是一场政治抗争，但毋论对支持或反对者来说，也是一个思考香港的重要契机。雨伞运动（以至最近的反修例运动）是否称得上是“香港研究”的转捩点，现在言之尚早。但可以肯定的是，五年来，毋论是在本地或海外，似乎都有一股动力，在政治角力以外，去认真思考香港的过去与未来。除了成立不久的香港学会（Society for Hong Kong Studies） 外，本地大专界也在不同院校拥有相关教研人员，在架构容许下，在各自领域继续其有关香港的教研项目（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中文大学的香港文学研究中心）。在本地一群年青学者的领导下，中文大学出版社更在2018年开始出版一本正名为《香港研究》(Hong Kong Studies) 的中英双语学术期刊。
至于海外方面，英国布里斯托大学 (University of Bristol) 的“香港历史项目”（Hong Kong History Project）近年正致力训练以历史为专业的研究生，而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大学（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的“共研香江计划”（Hong Kong Studies Initiative）则尝试透过多元的教研项目及外展活动，令不同背景的学生和社区人士对香港有更深的认识，亦希望在海外提供一个平台，让有意认真思考香港的学者、作家或其他艺术工作者做他们认为值得做的事。
海外为什么要研究香港？
归根究底，“香港研究”，正如“中国研究”、“欧洲研究”、“加拿大研究”等等，是属于世界的，而不是狭义地只属于住在当地的人。
但大家会问，为甚么（尤其是在海外）要研究香港？这疑问看似简单，但又不是三言两语可以解释清楚。当世界贫富不均的问题并未因资本的流通或科技的发展而得以舒缓，当不同政权或其人民到今时今日还以国家、种族、宗教、文化等名义去排斥、打压、甚至屠杀他者，当地球正要面对气候暖化所带来不可逆转的改变，我们凭甚么要坚持花费有限的资源去研究这一块还不到地球面积十万份之一的土地？
一个可以接受的解说是：香港地方虽小，人口起初也不多，但从十九世纪开始，这块位于大清/中国南方边陲的土地，在经历自身内在转变的同时，亦在历史的偶然下成为近代中国、亚洲以至世界史上一个重要见证。从晚清时期西江、珠江三角洲以至南洋一带的合法或非法商贸活动（包括鸦片的买卖）、十九世纪中叶至二次世界大战欧、美以至日本在亚洲的政治与经济扩张及殖民活动、近代跨太平洋或“唐人世界”的人口流动、战后意识形态的对垒与经济起飞、到冷战时代的结束与中国崛起，香港在历史舞台上都似乎占有一重要席位。虽然不能说香港历史就是一部世界近代史，但要明白人类现今面对的种种问题，先了解香港的过去与现在亦未尝不是一个合理的起点。
另一个不太政治正确但也许更接近我认为是事实的解说是：人类面对的问题，不是每一个都可以用科技来解决。到紧要关头，我们要作出的将会是一个道德的抉择。但道德（或善恶、好坏之辨）不应该只凭哲学逻辑或宗教教义去定夺，而是应该参考社会整体的经验。说到底，人类的问题，最终还是要回到人类社群去找答案。也就是说，毋论问题有多复杂，只要是跟人有关的，我们还是须要从历史、社会、文化等角度去探研我们最终要作的抉择。但大家又会问，即使我们肯定区域研究的重要性（因为以地域划分社群还是较容易为人接受），为甚么是“香港研究”而不是隔邻的“澳门研究”、规模较小的“天水围研究”或较宏观的“珠江三角洲研究”？答案其实是每一个地区都有值得研究的地方。所以把精神、资源花在书写香港的故事，并不一定意味著香港较其他地方更值得思考、更有价值，而是——容许我用最简单、最不学术的话语来回应——对“香港”一份说不清的感情的肯定。
在海外研究香港，一来是因为，归根究底，“香港研究”，正如“中国研究”、“欧洲研究”、“加拿大研究”等等，是属于世界的，而不是狭义地只属于住在当地的人。二来是因为“香港研究”其实并不只是研究发生在香港这片土地上的事情，而是也关乎历史上香港与世界各地的联系。就以加拿大为例，远者我们可以追溯到十九世纪下半叶香港作为不少华工往金山谋生的中转站，近者则是大家较为熟悉因九七问题而引发的移民潮。虽然加拿大历史的书写还没有把太平洋这一章完全成功地写进去，但无可否认，香港的历史，其实也是加拿大历史的一部分。
放下二元、单线叙事
香港研究”要向前走，也许我们首先要做到的就是要放下我们习以为常的二元概念（东方/西方、传统/现代、本土/外来、核心/非核心、殖民/后殖民等）及“还原性”思维。
感情当然并非学术，但没有感情的学术却会很乏味。香港的故事是否特别难说？香港人的“香港意识”是否特别浅薄？说到底，香港的“本质”是否就是“永远在边缘永远在过渡”？这些问题当然不容易解答，但“香港研究”要向前走，也许我们首先要做到的就是要放下我们习以为常的二元概念（东方/西方、传统/现代、本土/外来、核心/非核心、殖民/后殖民等）及“还原性”(reductive) 思维。如果我们不再愿意接受“落日帆船”作为香港的符号，我们也不应简单地以“狮子山下精神”或“香港自古以来是中国的一部分”来解释香港的前世今生。
要说明的是，我并非鼓励大家像环保般循环再用“东西方的糅合”、“传统与现代的结合”等俗不可耐的论说去思考香港，也绝非要否定香港的主体性。但正正是因为香港现在所处的环境，我们是有责任去坚持香港（及香港研究）的多元性。“香港研究”的最终目的并不是要诉说一个单一、直线的“香港故事”，而是要把香港复杂、多重的经验放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之中。到最后能否帮助解决人类将要面对的困境，那就不是完全在我们掌握之中。
（单国钺，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大学历史系及亚洲研究系副教授、“共研香江计划”召集人）
（自2017年成立以来，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大学“共研香江计划”已在温哥华举办了数十场有关香港的学术讲座及社区对谈，最近数年亦开办了一系列有关香港的本科生科目，内容包括语言（广东话）、历史、文学、电影及文学。正值香港风雨飘摇，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大学去年秋季举办了一系列以“我卫 • 我城”为主题的学术及社区活动。研究方面，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大学亦正在建立一个有关雨伞运动的口述历史库 。今年五月，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大学会联同布里斯托大学举办一个有关香港历史的工作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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