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論｜疫情蔓延時的雙重體驗：魔幻現實的春晚，與體制的拖延症

1月24日晚，傳統農歷的除夕之夜。在北京，中國中央廣播電視總台主辦（原先的中央電視台已被改制）的春節聯歡晚會如期直播登場。只不過，和往年不同的是，這個除夕歷史少有地趕上了一場嚴重蔓延的傳染病疫情——2019年12月起從華中地區武漢爆發的冠狀病毒肺炎，患病人數快速攀升，政府在1月23日封鎖武漢的進出交通，進入「戰時狀態」，當春晚紅火播出的時刻，武漢市民們，乃至湖北許多城市的人，都正經歷防疫封鎖。相比第二天有軍方醫療隊和各地醫療隊馳援，亦有北京的政治局常委會開會討論應對方案，這個除夕夜，對關注疫情的人來說是灰色而悲觀的。

在除夕之前，已經有零星的網上聲音建議取消或暫停春晚。但無論是以防止人口集聚傳播疫情為由，還是以大疫當前不宜強作歡慶為由，都沒有影響到已經準備了數月之久的這場新年節目，數十年的「行禮如儀」也繼續着。只不過，此刻的許多觀眾，心情都極為複雜，電視畫面上的歡騰，與社交平台上流傳的焦慮不安也形成了巨大的反差。

這對中國社會來說意味着什麼？

雙重體驗

也許大部分中國人從來沒有過這樣的春節聯歡晚會體驗：一面是試圖讓觀眾開心的歌舞雜技和小品相聲，是「小鮮肉」和俊男美女們登台表演普天同慶的基調；另一邊是線下正在飛快傳播的各種關於武漢疫情的消息。這種「雙重體驗」讓這個除夕夜顯得格外耐人尋味。就在春晚的節目持續進行，主持人呼籲觀眾一起搶紅包的時候，微信朋友圈裏的各類募捐信息也不斷刷新——湖北的各級醫院對外呼籲募集捐贈防護物資、武漢義載車隊呼籲車主加入⋯⋯最令人感到震動的，是一些無法確認來源的，疑似武漢醫療人員崩潰的微信聊天截圖和哭泣視頻在網上傳播。一些醫護人員在微博上曬出當晚的年夜飯，而網民們驚訝地發現，部分抗疫一線的醫護人員只能吃方便面和包裝食品湊合一餐，然後繼續投入工作。

事實上，「雙重」的體驗不僅僅體現在春晚這一件事上。中國互聯網空間也似乎在這場疫病中分隔成了兩個世界。在微博上和微信朋友圈中，從官方媒體到焦慮的網民不斷轉發着各種疫病消——戴口罩、不要去武漢、勤洗手，哪裏的醫院缺少物資了，哪裏能買得到春節仍然發貨的防疫用品，哪裏正在募款，都彷彿一呼百應；但另一邊，在電視上，日常生活的空間中，防疫宣傳和新聞傳播仍然不及春節的喜慶氣氛。這一點在農歷年最後幾天的央視頻道上格外明顯——到處都是新春的年貨廣告、賣給春節聚餐人群的酒品廣告保健品廣告，各類農歷新年特別節目如期播出⋯⋯

微博網民幾乎被這種雙重世界給逼瘋了。一面是他們不斷看到刷新的疫情感染消息，一面是電視上現實裏一切似乎都沒什麼變化——親友們忙着操辦年夜飯，準備接下來去串門、打麻將、親戚聚會、組織娛樂活動。微博網民許多是年輕人，而收看電視則是中年人老年人為主，於是「如何勸說父母戴口罩」、「如何勸說父母不去拜年」成為了網民們的熱議話題，結果似乎收效甚微——除夕的白天，微博上瀰漫着沮喪的情緒，許多人都說勸不動家人，有人感到痛苦甚至絕望。

儘管人們沒有過多討論，但這樣的雙重體驗似乎無處不在，就在1月21日，湖北省委還舉行了新春團拜會演出——僅僅在武漢封城兩天前。一份官方新聞稿中提到這場演出「編排新穎、銜接流暢緊湊、舞台恢弘大氣、表演精彩紛呈⋯⋯營造出喜慶、歡快、奮進的良好節日氛圍。」這條新聞出現後，湖北省和武漢市的大小官員前所未有地被網民罵得狗血淋頭。只不過，這樣的廟堂內外的冷暖之別，似乎又一次出現在了除夕當晚，只不過後者是「全國人民」的喜慶氣氛，和湖北人民的戚戚憂憂之別罷了。

也許，正如成龍在春晚節目裏錄播的「大灣區分會場」上唱的那句，「問我國家哪像染病？」，他唱這句歌的時候，這場病，在主流民眾眼中還未變成如此嚴重。

「應急節目」的遲鈍

也許，對比2008年的中央電視台春節晚會，觀眾們可以看到一些明顯的類似，又能看到一些明顯的區別。2008年初，華南的江西、湖南、貴州、廣西和廣東北部普降暴雪，壓垮了大量供電線纜，既導致許地區斷電，也導致春運的運力極度降低，大量人員受困無法回家，還有不少搶險人員因此犧牲。

那時候，還沒有人會料到5月份令人震驚的汶川地震。雪災已經是2008年人們眼中的一場大災。那時候還是紙媒盛行的時代，報紙連篇累牘地報導災情。在除夕夜，央視的春節晚會在開場不久就提到災情：「今年的春節與以往不同」。

值得注意的是，在這場和南方雪災同時的晚會中，由著名主持人白岩松帶頭，一群央視的主持人和當時人們熟知的著名演員，包括兩位「皇帝專業戶」陳道明和張國立（註：兩位中國演員曾包辦了大量電視劇的帝王角色），共同表演了一個詩朗誦節目，內容當然是感嘆災情，安慰災民，讚頌政府救災及時。「黨和國家領導人親臨第一線，坐鎮指揮，運籌帷幄，各級領導身先士卒，與人民群眾和衷共濟，共渡難關⋯⋯萬眾一心連着那中南海」，當然，這句話的前提是，當時的中共政治局常委們分頭南下到各地慰問——比如總理溫家寶一月底從北京坐火車到長沙，在長沙火車站探望滯留乘客，又比如時任國家副主席的習近平在當年2月2日到貴州視察救災。與詩朗誦同步的，是領導人們在各地和災民們握手、寒暄、鼓勵的鏡頭。除了兩三個慰勞災民的節目外，2008年的春晚還特意安排了與抗災現場的記者連線。

2020年的春晚，雖說是「臨時增加史上第一個沒有彩排的節目」來因應當下的疫情，但其實是幾乎照搬了2008年的這個節目——同樣是白岩松帶頭，幾個主持人朗誦了一首希望武漢加油，抗擊疫情的詩歌。「向白衣天使拜年，我們在過年，你們在幫我們過關⋯⋯隔離病毒不能隔離愛。」

相比2008年，這次的準備可以說是嚴重不足——人數不夠，時長也短，而除了前線醫務人員之外，能夠讚頌的人，能夠展示的「眾志成城」的鏡頭也不多。畢竟，疫情蔓延接近一個月，官方直到1月21日才開始在應對上有所升級，留給各級官員和官方媒體的時間，也不多。

在除夕夜數天前，中國互聯網上有網民提到了2003年香港的金像獎頒獎禮——在非典的大氣氛下，再舉辦歡樂的頒獎儀式會顯得突兀，但是金像獎頒獎還是如期舉辦，只不過調整了基調，也做了不少防疫措施。也許人們期待春晚也能夠如法炮製，至少不會帶來那麼兩極的觀感。但現實並未如此。

中央的宣傳部門可能從進入新年前狀態，到除夕當日，都沒能準備一套應對疫情的宣傳策劃，甚至可能一開始都沒有人想過需要有這樣的應對。而從武漢地方不斷傳出的缺乏物資的消息，到春晚只插入臨時節目而不改變主旋律的種種跡象來看，整個體制似乎都沒有停下「過年」的氣氛，應對疫情似乎仍然是地方上和基層的事情——河南省的從上到下積極應對似乎是個意外，因而被微博網民盛讚。而在許多地方乃至北京甚至數天前的武漢，「新年大過天」的味道格外濃郁。

審美保守化與拖延症

如果我們把時間拉長，從2008年看到如今，我們會發現，雖然春節聯歡晚會年年遭到中國網民的怒罵，但是整台晚會的模式和美學，已經發生了好幾次巨大的變化。

其實，在1980年代，春節聯歡晚會是非常精英的一台節目。1980年代的春節聯歡晚會有濃重的體制內幹部氣氛，也和當時整個體制由精英官僚操控，民間普遍的「文化熱」氛圍相一致。從1990年代中後期開始，春晚的節目越來越貼近流行時尚和娛樂文化，從前被視為「不登大雅之堂」的新一輩港台紅星開始登台，演唱曾經被視為「靡靡之音」的樂曲，趙本山的小品開始走紅，哪怕一些內容被精英認為是「低俗」和「土」。

在2008年前後，春晚仍然熱衷於邀請當紅藝人上台演唱當紅歌曲，很多歌曲可能和農歷新年沒有什麼關係，也和當時的政治主題不一定沾邊。周傑倫唱《青花瓷》，費玉清唱《千里之外》，鳳凰傳奇唱《月亮之上》，還有《老鼠愛大米》、《因為愛情》⋯⋯這些歌曲被選入節目，看上去主要是因為他們膾炙人口，傳遍大街小巷，中央電視台想要借着春晚證明自己在與時俱進，變得更「摩登」和「現代」。

形勢在2016年前後發生了轉變，春晚開始強調「節儉」，開始強調不安排「低格調」的節目，不邀請「有問題的藝人」。在節目的編排上，一直都有的「政治性」也被拔高到了少有的局面。到了2020年的春晚，我們並沒有看到「節儉」——畢竟河南的山水舞台、「大灣區分會場」的無人機隊都是不小的開銷，但是政治性和主體性更進一步。比如說，就算是膾炙人口的歌曲，也需要加以「主流化」和「主題化」改造，才能夠登上春晚舞台。

比如，2020年春晚上移植了網上流行的舞曲《野狼Disco》，這首由藝人「寶石Gem」（董寶石）創作的歌曲，被一些評論者形容為「後工業時代」東北流行文化的又一個例子——頹廢的曲調，帶着東北腔的粵語歌詞，似乎都在向1990年代致敬，又都帶有一些玩世不恭的味道。但是，被搬上春晚的《野狼Disco》，改為了《過年Disco》，請來了陳偉霆和張藝興兩位「男神」演員，又配了舞隊表演，歌詞也完全成為了「主旋律」——比如原曲裏的「在你胸口上比劃一個郭富城，左邊右邊搖搖頭」，變成了「在你胸口上比劃一個大燈籠，家家戶戶中國紅」；「在那深夜酒吧，哪管他是真是假」，變成了「一起見我爸媽，感受那家鄉文化」。更不用說「奮發圖強幾十年，咱的發展真不賴」和「不管在哪裏都不能忘記我的中國心，全場動作必須整齊劃一」這樣的句子，彷彿在內地唱KTV時都會遇到的那首「拒絕黃賭毒」一樣，強行把夜店和中國夢結合在了一起。

主流化也意味着內容的單調化和保守化。在近年來關於春晚的爭議中，社會議題的討論日益變少，早年的春晚還會有一些反映農民工和底層人的節目，現在越來越抽象為家庭矛盾、夫妻矛盾，民間討論也越來越聚焦於性別刻板印象、地域歧視或長相歧視。這背後，其實反映的是，在「主流價值」單調抽象為愛國、敬業、誠實、守信等虛無縹緲的概念，對價值的審查又提升到無以復加的地步的時候，作為娛樂和意識形態教育相結合的春晚節目，也就只能變得無味化、抽象化——2020年春晚上岳雲鵬被許多人抨擊無聊的關於「小哥哥小姐姐」的相聲，大概也是其中一個側面。

年輕一代的中國網民並不關心這些歌詞的修改和內容的變化，對他們來說這不如偶像們的舞蹈和動作重要。在微博上，大家讚頌着張藝興的舞技和陳偉霆的顏值。就如同春晚的觀看體驗一樣，春晚的節目也分成了兩個世界，一個是偶像粉絲和新興娛樂產業的世界，大家陶醉於偶像的登場和顏值；另一個是意識形態和政治內容的世界，無論是什麼樣的偶像，什麼樣的表演者，蹦出的台詞和節目的形式，都要是「正派」，乃至於傳統的。最為魔幻的是，這兩者似乎可以並行不悖。

官方應對

也許，這些各種各樣的雙重體驗，都正正是對當下種種時代問題的直觀反映。

在實質的內容上，春晚這樣曾經更「全民化」的節目，愈發保守化，乃至在年輕人眼中變得有些「中老年化」，儘管氣勢宏大，舞台華美，卻讓人覺得內涵上像一場「大秧歌」——不再兼容各種不同的文化和美學形式，而是全面向一種保守、歡慶、熱鬧、單一主流的美學靠攏。這和近年來各大報紙的頭版、各種官方媒體對突發事件的應對一樣。

另一邊，人們感受到的，也是近年來中國國家機器在新媒體領域的突飛猛進和快速增長——從共青團中央在bilibili視頻站的紅火，到微博上「粉紅一代」的動員大潮，似乎都意味着黨國體制完全適應了新市場環境。這種一面更保守僵化，一面更游刃有餘的模式，在近年來的各種新聞事件中屢見不鮮——比如應對香港的危機時，微博上的宣傳、舉報和文宣都充滿着動員力，但與此同時，官方的港澳系統、黨政系統，到頭來也沒能找到有效應對情況的辦法。中美貿易戰也是一樣——為了穩定官方的溝通，只能夠在宣傳上壓制這些更為靈活的手段，比如微博大規模的禁言，以避免反美情緒影響了貿易上的談判。

這符合當下對疫情的反應：各種「臨時工」和市場化的官方機構，比如各大官媒的新媒體公號，比如《環球時報》，乃至微博上的「粉紅青年」們，許多都在報導、轉發、討論防疫消息，抨擊湖北省政府的應對不力。但打開電視，在之前的幾天裏，幾乎仍然是歌舞昇平。直到25日中央政治局常委會召開會議討論疫情，似乎才標誌着真正的「體制內」部分行動的開始。

在民間，各種真真假假的信息已經漫天飛舞，微博上的網民們抱怨父母一輩完全不聽自己的勸告，只相信朋友圈裏轉發的小道信息，又或是毫不在意。平時熟悉的「體制」，好像如同春晚內外那樣，變成了兩個部分——一個是保守、遲緩而官僚的，它掌控着現實；一個是迅速、靈活而有動員力的，它掌控着互聯網。後者似乎平時能代表主流社會，卻在疫情中發現自己影響力有限；前者本來能動員最大眾的人群，去令社會開始警覺、預防疫情的「體制」，卻日益保守、僵化，就算不能說是沒有反應，也足以說是行動遲緩、在新年的鐘聲裏，就像春晚舞台上的節目一樣，和許多人活在了兩個世界。

曾經，在沒有互聯網新媒體的時代，電視和報紙這樣的傳統媒體內，有「紅白臉」的區別。既有保守的領導，也有一些符合大眾需要的員工和品牌——白岩松就是其中一個例子。但互聯網時代，中國的電視、報紙和網絡媒體的受眾日漸分化，彼此的界限和風格，也日益明顯。官方所說的「治理現代化」到底意味着「管理社會的現代化」，還是只是「管理網絡社會」的現代化？這是這次疫情中明眼人都看得到的問題。

短短的幾天裏，「粉紅一代」的網民，幾乎是在和自由派網民一起痛罵湖北地方政府不作為，倒逼體制作出應對。

似乎，從北京的角度看來，疫病的危機，和香港示威抗議的危機，都揭示了同樣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