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初中國的輿論場，被三件事情佔據——武漢新型冠狀病毒肺炎傳播，隨著確診和死亡案例在20至22日激增，中國互聯網的注意力已幾乎完全流向這裏；而僅在三、四天前，另一起熱度延燒的還是故宮奔馳女（開車進故宮尋樂）事件；一週前（1月13日），43斤女孩吳花燕（為照顧弟弟極度節儉）的死亡也引起了廣泛的悲痛和批判。
儘管三者的起因和性質不同，一個關乎公共健康安全，一個關乎特權和社會平等，一個關乎貧富、慈善和社會救濟，但它們幾乎同一時間出現在中國的輿論場，卻非簡單巧合，而具很強的象徵性。
武漢肺炎事件早在一個多月前即有媒體留意，但它引起當局和大眾的嚴肅重視卻是在近日。早期當局信息披露不夠及時透明，而該病傳播速度在近期突然加快，從病毒「出國不出省」，到截止22日已在中國多個城市確診400多起病例，致死17例，台澳港先後確診，病毒「人傳人」的特性被證實⋯⋯這些都讓人聯想到17年前的那場SARS——關口之外統統嚴戒，關口之內伴隨春運人口遷徙，恐慌心理激增。
故宮奔馳女事件則完全是由私人在社交媒體的炫耀式展示，而變成一起公共事件的。它指向的是特權。誰能夠在故宮這種嚴禁汽車進入的場所開着象徵身份的奢華大奔（奔馳）進去拍照？當媒體曝出此女為某「紅色高幹」的孫媳婦後，它點燃了中國社會早已潛伏的對特權階級的高度不滿，這個特權階級不是一般的富人或者官僚階層，而是維繫中共統治的紅色「貴族」。
吳花燕事件則是一個關於花季少女因長期貧困和營養不良而離開人世的悲涼故事。在她病逝後，當自媒體將她僅有43斤（47磅）重的照片，與當地腐敗官員為躲避調查而將收受的幾千瓶名貴茅台倒在自家下水管的照片，放在一起對照時，強烈的視角反差刺激了人們的神經，這個故事也就變成了對腐敗和社會不平等的控訴。腐敗在此不僅僅指向官員，更指向慈善組織。
類似事情不是第一次出現。自SARS、三鹿奶粉大頭嬰兒、有害疫苗等事件發生之後，公共衞生問題在中國境內已經變得天然敏感，雖然在那之後跨地域的公共衞生事件未再流行；因炫耀出現的全民圍觀近年則發生過多起；至於慈善和社會救濟，在紅十字會郭美美事件之後，人們對它的信任至今未恢復。
由於政府的強力維穩和彈壓，中國正在加速進入人心浮變的社會動盪期，它不是以街頭和廣場抗議的形式出現，而是表現在日常生活和心理層面。
但這些同類事件幾乎同時出現，且先後成為熱搜，表面看是一種巧合，從邏輯而言卻是一種必然。它們意味着當下的趨勢：由於政府的強力維穩和彈壓，中國正在加速進入人心浮變的社會動盪期，它不是以街頭和廣場抗議的形式出現，而是表現在日常生活和心理層面——幾乎人人都感覺自己是受害者，都迫切需要且謀求改變現狀。繁華與殘敗並存，狂歡與下沉共生，過去或許不容易引起注意的事情，都能輕易觸發人們的心理情緒，而被圍觀成公共事件。
但除了像肺炎這樣需要自救的情況之外，很多時候人們確乎只在、只能圍觀。
談及武漢肺炎，部分網民很愛用「美國流感致千多人死亡」來「觀照」，以顯示「美帝之水深火熱」。確實，根據美國疾病預防控制中心近日發布的最新估計：從2019年9月29日至今，美國至少有1300萬人感染流感，其中12萬人住院接受治療，死亡人數達到6600人。然而用這一數字比照肺炎的人或許不清楚，流感在中國的嚴重性其實一點不低（有非官方數據指或每年逾8萬人致死），而肺炎的死亡率更高出數倍，因此需要更多的重視、投入人力物力。
更重要的是，在美國流感並未引發民眾的極度憂慮和不安，而肺炎引發的恐慌則是肉眼可見的。除了因為流感在醫學上比肺炎能夠有效預防及治療之外，美中社會結構和社會情緒及對政權和政府的信任度的不同，也構成了人們對同一種公共衞生問題的不同反應的宏觀社會背景。
此正是當下中國的脆弱之處。儘管在外媒的鏡頭中，遇到公共危機中國人仍然是「相信黨相信政府」，但不少人潛在地對官僚機構依然是半信半疑甚至高度不信任的狀態。這種低信任度讓民眾認為，只要出了問題，政府就傾向於隱瞞真相。除了政府及警方「解決提出問題的人」的情況外，如胡泳所言，「謠言」也開始成為一種逼迫公權力採取措施的抗議手段，儘管有時人們並無確切根據，但對事件的某些判斷會成為永遠無法被解答、卻又持續存在的影響。
通常有兩種看法，一種是在中國的官僚體制中，基層官員依然缺乏快速通報、馬上反應的動力；另一種是地方政府可能並非有意隱瞞事實真相，因為對一種不明原因的新型病毒的確認是需要時間的。
對於肺炎危機，通常有兩種看法，一種是在中國的管理體制中，基層官員依然缺乏快速通報、馬上反應的動力，通報數比境外確診案例回推的數字要少太多。另一種看法是，有了SARS的教訓後，地方政府可能並非有意隱瞞事實真相，因為對一種不明原因的新型病毒的確認是需要時間的。然而，當下體制會滯遲事情的處理也應是不爭之事實。
可確定的是，在強調維護最高領導人權威的體制下，任何事情和問題想在全局獲得官僚機構的重視和解決，都必須先引起最高權威的注意和指示，只有在他做出明確的指示和要求後，相關職能部門或政府才會採取積極的行動或迅速動員起來。
要想獲得最高權威的注意和指示，又必須在事情變得嚴重或惡化後才有可能，在這個過程中，事情解決的最佳時機很可能會被耽誤，或者滯遲問題的解決。
然而，要想獲得最高權威的注意和指示，又必須在事情變得嚴重或惡化後才有可能，在這個過程中，事情解決的最佳時機很可能會被耽誤，或者滯遲問題的解決。儘管官僚機構要獲取完全信息都很難避免滯後效應，但在中國這種什麼事情都等最高領導人拍板的情況下，即使下級不想隱瞞信息，信息的上達比起一般的威權體制來，時滯效應也會更嚴重，更別說同民主體制相比。
武漢肺炎事件就鮮明地體現了這個特點。人們看到，中國當局對此事的重視，是在習近平有了明確的指示和要求後，而習之所以有此指示，很大可能是因為內部信息顯示事情已經比較嚴峻，需要動用全國力量，而非僅僅武漢一地可以防堵的。
儘管官僚機構要獲取完全信息都很難避免滯後效應，但在中國這種什麼事情都等最高領導人拍板的情況下，即使下級不想隱瞞信息，信息的上達比起一般的威權體制來，時滯效應也會更嚴重。
此種體制及處理方式，一旦動員起來，雖然有它行動效率高的一面，可也存在一大風險，即在喪失前期最佳解決時機導致事情惡化後會否出現失控的局面。根據鍾南山院士的說法，該冠狀病毒的傳染性不如 SARS 厲害，因此在全國動員後很有可能在短期內控制住。但假如它在傳染過程中發生變異則令人難測，而即使能在短期內控制住，也難以知曉其他衍生事件是否也能被「有效」控制。
而隨著對群體事件的嚴打嚴控，公共危機今後可能將越來越多地被故宮奔馳女子、吳花燕這種個體事件引爆。雖然就事情本身而言，尤其是吳花燕的案子，是小概率偶發的，但其折射出的貧富分化加劇和社會畸形不平等，以及大眾對官僚機構和公益組織的一種廣泛意義上的信任缺失，卻是一個普遍存在的事實。
隨著對群體事件的嚴打嚴控，公共危機今後可能將越來越多地被故宮奔馳女子、吳花燕這種個體事件引爆。
事情還在於，社會對特權的容忍度越來越低。任何對社會不平等的關注和不滿，都與特權有關。中國的大小特權更遍地皆是。這種事情如果多次刺激人們的神經，會喚起他們對特權的記憶和憎惡。
有鑑於此，網絡時代特權者行使特權會更小心更隱蔽，然而，總有「缺腦筋」的人控制不住炫耀之心。官方顯然也意識到這一點，有時也會介入處理相關炫耀者，可是，要維持社會的統治，它又必須有意識地強化特權機制，這便導致惡性循環，繼而加重人們對特權和社會不平等的惡感。
有人曾寄希望於諸如貿易戰和貿易協議的外部壓力撬動中國變局，但當局如果借勢使用，亦有可能將其變為對統治有利。中國的控制機制使社會看起來很牢固，不用擔心變局在某個時段發生，但確乎，堤壩上的蟻穴已經很多了，雖然還未打通連貫。
「社會」變得越來越脆弱，自然會累積越來越多的預警，只是從另一個角度看，若人和人的言論在這體系下始終一文不值，而壓制始終可以船過無痕的話，能變的終究有幾多？
（鄧聿文，獨立學者，政治評論員）
作者在「德國之聲」發表的《武漢新型肺炎與習近平新型極權》，與這篇文章有頗多重合，連日期也接近。
。。。这人是不是太久没回大陆了。以前的文章还蛮有意思的。现在在搞毛啊。。。。还是江郎才尽，肚子里没货了。。。。。。。。。。
垃圾媒体
慈善这个问题其实说白了就是商业活动，“出售满足感，赚取管理费”，中国因为各种原因变成了带有光环的事业，政府插手也就算了，还一定程度“外包”，没有全面管理，使得个体的慈善事业变成了消费政府信誉的商业活动，做得好了效率高，一旦闹出丑闻，社会的信任感就会下跌，但慈善商业和政府工作模式有所不同，社会组织只是名义上的，实际却是政府间接经营，不参与至少也是兜底，但慈善组织不需要对全社会负责，只需要对捐款人负责，说好只捐XXX，就得捐XXX，一分不能给别人，所以这些组织陷入了两难局面，最好的办法果然还是政府退出，只从事监管，避免慈善组织通过商业包装过度吸引和浪费社会资源以及资金流向的公开化，而其他层面，比如扶贫则是政府的职能所在。
唉。。只想重重叹口气，觉得很无力，感觉什么都改变不了
写得真好。
好担心过半年就不准在网路上提武汉肺炎，再过三年开始教小朋友这是政府的“大胜利”，“只有中国政府这样的政府才能对付瘟疫“云云
十九世紀的體制應付廿一世紀的社會。舊世界何來高樓大廈做成人口密雜，何來高速交通做成複雜交叉感染，何來化學成份做成藥物食物複雜合成物，舊世界對於新世界相較之下，其實簡單得可憐，大部分問題，只要足夠人力便可以解決。今時今日還沉迷古老體制帝王之術，想靠一人之力解決問題，實在天方夜譚，究竟是小看了世界的複雜程度，還是小看了專業的雜體智慧。今日世界到有事發生時，對個人應對危機、資訊、知識的要求都十分高，自求多福吧。
donna你想多了，中共只會在疫情過去後更加嚴厲的封鎖互聯網，他們不會悔改
这一桩一件的事情累积起来的结果是，在大陆网络舆论场，小粉红已不再是主流，越来越多的人（终于）开始怀疑以及质疑公权。我看到一条呼吁监督政府的微博好几千转，这几年的网络舆论倾向中这种情况是很少见的，感觉这些事、特别是这次疫情，会是一个转折点。
言論管控也是中國的官僚體制反應如此之慢的重要原因。如果新聞媒體都有報導的自由，習近平為什麼要仰賴基層官員的機靈和誠實，為什麼要過這麼多天才收到消息？再者，新型病毒需要時間確認合理，但武漢政府顯然連基本的防護措施都沒有宣導。總之，這次肺炎危機明顯絕大部分出自於人禍，把統治權置於人民性命之前的政府弄出來的人禍。
更直接一点 目前的政体真的漏洞百出 适应不了社会发展了
如果他们像控制记者一样去控制病毒，疫情何至于此
今天凌晨兩點多，看到武漢封城的新聞消息，我眼睛泛起淚水。也不知道為什麼，會如此感傷。冷漠的官僚階層，也就只能用冷漠形容他她們。去年的武漢陽邏民眾反對興建垃圾場事件，也特別讓人難受。從此，更加對執政者失去了信心。
每次發生這些悲劇就跳出來說不要把一切都扯上政治。可是事實上這些悲劇所造成的傷害的大小就是政治所引起的。
如果不是一言堂，各層級不敢不願不想背負任何下命令的責任，事情何至於此。真希望大陸人民想清楚這一點。
為武漢，為所有人民祈福。
今天封城了，但一聲令下將武漢市内交通癱瘓之後，武漢民衆的生活如何維持，患病的人如何得到醫療保障，目前完全沒有看到。在封城這一刻居然沒有同時公開任何計劃安定民心，由此可見很可能就是根本沒有預先制定計劃。春運之前不僅沒有限制出入武漢，還通過官媒一再保證可防可控讓民衆失去最基本的危機意識，造成病毒在未知階段就大面積傳播，疫情失控之後封城並癱瘓市内交通看似是亡羊補牢，實則是封建王朝時代對待瘟疫的傳統模式。此後武漢以外的人是否還能知道市内真實的情況？
實際上，專制國家應對疫情的效率並不會比發達民主國家要高，反而有更大的概率產生人禍。專制體系之下是無限的管制權，同時對應的就是無限的責任，而無限的責任會自上而下轉移，最後基層成爲擔責最大的主體。當事故出現，上層只需要問責和處死下層。爲了不被“處死”，下層唯有報喜不報憂，所有的人禍幾乎都從自以爲可以控制局面，自以爲可以瞞天過海開始。
有些人原本可以不用染上病毒，有些醫護人員原本可以不用犧牲，有些人原本可以不用終生承受後遺症的痛楚。然而，對上負責的體系之下，民衆只是一個數字，只要可以瞞天過海，只要可以保住統治者的面子，死多少人都不會是問題。這是SARS留給後人的教訓，而後人只被教育成了歌功頌德、喪事喜辦的道具。17年過去，這個國度不僅沒有吸取教訓，甚至還返祖到封建王朝時代。
遺憾「如何呈現『問題』」的問題，在治理體系的內在邏輯演繹下，逐漸超越了『問題』本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