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初中国的舆论场，被三件事情占据——武汉新型冠状病毒肺炎传播，随著确诊和死亡案例在20至22日激增，中国互联网的注意力已几乎完全流向这里；而仅在三、四天前，另一起热度延烧的还是故宫奔驰女（开车进故宫寻乐）事件；一周前（1月13日），43斤女孩吴花燕（为照顾弟弟极度节俭）的死亡也引起了广泛的悲痛和批判。
尽管三者的起因和性质不同，一个关乎公共健康安全，一个关乎特权和社会平等，一个关乎贫富、慈善和社会救济，但它们几乎同一时间出现在中国的舆论场，却非简单巧合，而具很强的象征性。
武汉肺炎事件早在一个多月前即有媒体留意，但它引起当局和大众的严肃重视却是在近日。早期当局信息披露不够及时透明，而该病传播速度在近期突然加快，从病毒“出国不出省”，到截止22日已在中国多个城市确诊400多起病例，致死17例，台澳港先后确诊，病毒“人传人”的特性被证实⋯⋯这些都让人联想到17年前的那场SARS——关口之外统统严戒，关口之内伴随春运人口迁徙，恐慌心理激增。
故宫奔驰女事件则完全是由私人在社交媒体的炫耀式展示，而变成一起公共事件的。它指向的是特权。谁能够在故宫这种严禁汽车进入的场所开着象征身份的奢华大奔（奔驰）进去拍照？当媒体曝出此女为某“红色高干”的孙媳妇后，它点燃了中国社会早已潜伏的对特权阶级的高度不满，这个特权阶级不是一般的富人或者官僚阶层，而是维系中共统治的红色“贵族”。
吴花燕事件则是一个关于花季少女因长期贫困和营养不良而离开人世的悲凉故事。在她病逝后，当自媒体将她仅有43斤（47磅）重的照片，与当地腐败官员为躲避调查而将收受的几千瓶名贵茅台倒在自家下水管的照片，放在一起对照时，强烈的视角反差刺激了人们的神经，这个故事也就变成了对腐败和社会不平等的控诉。腐败在此不仅仅指向官员，更指向慈善组织。
类似事情不是第一次出现。自SARS、三鹿奶粉大头婴儿、有害疫苗等事件发生之后，公共卫生问题在中国境内已经变得天然敏感，虽然在那之后跨地域的公共卫生事件未再流行；因炫耀出现的全民围观近年则发生过多起；至于慈善和社会救济，在红十字会郭美美事件之后，人们对它的信任至今未恢复。
由于政府的强力维稳和弹压，中国正在加速进入人心浮变的社会动荡期，它不是以街头和广场抗议的形式出现，而是表现在日常生活和心理层面。
但这些同类事件几乎同时出现，且先后成为热搜，表面看是一种巧合，从逻辑而言却是一种必然。它们意味着当下的趋势：由于政府的强力维稳和弹压，中国正在加速进入人心浮变的社会动荡期，它不是以街头和广场抗议的形式出现，而是表现在日常生活和心理层面——几乎人人都感觉自己是受害者，都迫切需要且谋求改变现状。繁华与残败并存，狂欢与下沉共生，过去或许不容易引起注意的事情，都能轻易触发人们的心理情绪，而被围观成公共事件。
但除了像肺炎这样需要自救的情况之外，很多时候人们确乎只在、只能围观。
谈及武汉肺炎，部分网民很爱用“美国流感致千多人死亡”来“观照”，以显示“美帝之水深火热”。确实，根据美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近日发布的最新估计：从2019年9月29日至今，美国至少有1300万人感染流感，其中12万人住院接受治疗，死亡人数达到6600人。然而用这一数字比照肺炎的人或许不清楚，流感在中国的严重性其实一点不低（有非官方数据指或每年逾8万人致死），而肺炎的死亡率更高出数倍，因此需要更多的重视、投入人力物力。
更重要的是，在美国流感并未引发民众的极度忧虑和不安，而肺炎引发的恐慌则是肉眼可见的。除了因为流感在医学上比肺炎能够有效预防及治疗之外，美中社会结构和社会情绪及对政权和政府的信任度的不同，也构成了人们对同一种公共卫生问题的不同反应的宏观社会背景。
此正是当下中国的脆弱之处。尽管在外媒的镜头中，遇到公共危机中国人仍然是“相信党相信政府”，但不少人潜在地对官僚机构依然是半信半疑甚至高度不信任的状态。这种低信任度让民众认为，只要出了问题，政府就倾向于隐瞒真相。除了政府及警方“解决提出问题的人”的情况外，如胡泳所言，“谣言”也开始成为一种逼迫公权力采取措施的抗议手段，尽管有时人们并无确切根据，但对事件的某些判断会成为永远无法被解答、却又持续存在的影响。
通常有两种看法，一种是在中国的官僚体制中，基层官员依然缺乏快速通报、马上反应的动力；另一种是地方政府可能并非有意隐瞒事实真相，因为对一种不明原因的新型病毒的确认是需要时间的。
对于肺炎危机，通常有两种看法，一种是在中国的管理体制中，基层官员依然缺乏快速通报、马上反应的动力，通报数比境外确诊案例回推的数字要少太多。另一种看法是，有了SARS的教训后，地方政府可能并非有意隐瞒事实真相，因为对一种不明原因的新型病毒的确认是需要时间的。然而，当下体制会滞迟事情的处理也应是不争之事实。
可确定的是，在强调维护最高领导人权威的体制下，任何事情和问题想在全局获得官僚机构的重视和解决，都必须先引起最高权威的注意和指示，只有在他做出明确的指示和要求后，相关职能部门或政府才会采取积极的行动或迅速动员起来。
要想获得最高权威的注意和指示，又必须在事情变得严重或恶化后才有可能，在这个过程中，事情解决的最佳时机很可能会被耽误，或者滞迟问题的解决。
然而，要想获得最高权威的注意和指示，又必须在事情变得严重或恶化后才有可能，在这个过程中，事情解决的最佳时机很可能会被耽误，或者滞迟问题的解决。尽管官僚机构要获取完全信息都很难避免滞后效应，但在中国这种什么事情都等最高领导人拍板的情况下，即使下级不想隐瞒信息，信息的上达比起一般的威权体制来，时滞效应也会更严重，更别说同民主体制相比。
武汉肺炎事件就鲜明地体现了这个特点。人们看到，中国当局对此事的重视，是在习近平有了明确的指示和要求后，而习之所以有此指示，很大可能是因为内部信息显示事情已经比较严峻，需要动用全国力量，而非仅仅武汉一地可以防堵的。
尽管官僚机构要获取完全信息都很难避免滞后效应，但在中国这种什么事情都等最高领导人拍板的情况下，即使下级不想隐瞒信息，信息的上达比起一般的威权体制来，时滞效应也会更严重。
此种体制及处理方式，一旦动员起来，虽然有它行动效率高的一面，可也存在一大风险，即在丧失前期最佳解决时机导致事情恶化后会否出现失控的局面。根据钟南山院士的说法，该冠状病毒的传染性不如 SARS 厉害，因此在全国动员后很有可能在短期内控制住。但假如它在传染过程中发生变异则令人难测，而即使能在短期内控制住，也难以知晓其他衍生事件是否也能被“有效”控制。
而随著对群体事件的严打严控，公共危机今后可能将越来越多地被故宫奔驰女子、吴花燕这种个体事件引爆。虽然就事情本身而言，尤其是吴花燕的案子，是小概率偶发的，但其折射出的贫富分化加剧和社会畸形不平等，以及大众对官僚机构和公益组织的一种广泛意义上的信任缺失，却是一个普遍存在的事实。
随著对群体事件的严打严控，公共危机今后可能将越来越多地被故宫奔驰女子、吴花燕这种个体事件引爆。
事情还在于，社会对特权的容忍度越来越低。任何对社会不平等的关注和不满，都与特权有关。中国的大小特权更遍地皆是。这种事情如果多次刺激人们的神经，会唤起他们对特权的记忆和憎恶。
有鉴于此，网络时代特权者行使特权会更小心更隐蔽，然而，总有“缺脑筋”的人控制不住炫耀之心。官方显然也意识到这一点，有时也会介入处理相关炫耀者，可是，要维持社会的统治，它又必须有意识地强化特权机制，这便导致恶性循环，继而加重人们对特权和社会不平等的恶感。
有人曾寄希望于诸如贸易战和贸易协议的外部压力撬动中国变局，但当局如果借势使用，亦有可能将其变为对统治有利。中国的控制机制使社会看起来很牢固，不用担心变局在某个时段发生，但确乎，堤坝上的蚁穴已经很多了，虽然还未打通连贯。
“社会”变得越来越脆弱，自然会累积越来越多的预警，只是从另一个角度看，若人和人的言论在这体系下始终一文不值，而压制始终可以船过无痕的话，能变的终究有几多？
（邓聿文，独立学者，政治评论员）
作者在「德國之聲」發表的《武漢新型肺炎與習近平新型極權》，與這篇文章有頗多重合，連日期也接近。
。。。这人是不是太久没回大陆了。以前的文章还蛮有意思的。现在在搞毛啊。。。。还是江郎才尽，肚子里没货了。。。。。。。。。。
垃圾媒体
慈善这个问题其实说白了就是商业活动，“出售满足感，赚取管理费”，中国因为各种原因变成了带有光环的事业，政府插手也就算了，还一定程度“外包”，没有全面管理，使得个体的慈善事业变成了消费政府信誉的商业活动，做得好了效率高，一旦闹出丑闻，社会的信任感就会下跌，但慈善商业和政府工作模式有所不同，社会组织只是名义上的，实际却是政府间接经营，不参与至少也是兜底，但慈善组织不需要对全社会负责，只需要对捐款人负责，说好只捐XXX，就得捐XXX，一分不能给别人，所以这些组织陷入了两难局面，最好的办法果然还是政府退出，只从事监管，避免慈善组织通过商业包装过度吸引和浪费社会资源以及资金流向的公开化，而其他层面，比如扶贫则是政府的职能所在。
唉。。只想重重叹口气，觉得很无力，感觉什么都改变不了
写得真好。
好担心过半年就不准在网路上提武汉肺炎，再过三年开始教小朋友这是政府的“大胜利”，“只有中国政府这样的政府才能对付瘟疫“云云
十九世紀的體制應付廿一世紀的社會。舊世界何來高樓大廈做成人口密雜，何來高速交通做成複雜交叉感染，何來化學成份做成藥物食物複雜合成物，舊世界對於新世界相較之下，其實簡單得可憐，大部分問題，只要足夠人力便可以解決。今時今日還沉迷古老體制帝王之術，想靠一人之力解決問題，實在天方夜譚，究竟是小看了世界的複雜程度，還是小看了專業的雜體智慧。今日世界到有事發生時，對個人應對危機、資訊、知識的要求都十分高，自求多福吧。
donna你想多了，中共只會在疫情過去後更加嚴厲的封鎖互聯網，他們不會悔改
这一桩一件的事情累积起来的结果是，在大陆网络舆论场，小粉红已不再是主流，越来越多的人（终于）开始怀疑以及质疑公权。我看到一条呼吁监督政府的微博好几千转，这几年的网络舆论倾向中这种情况是很少见的，感觉这些事、特别是这次疫情，会是一个转折点。
言論管控也是中國的官僚體制反應如此之慢的重要原因。如果新聞媒體都有報導的自由，習近平為什麼要仰賴基層官員的機靈和誠實，為什麼要過這麼多天才收到消息？再者，新型病毒需要時間確認合理，但武漢政府顯然連基本的防護措施都沒有宣導。總之，這次肺炎危機明顯絕大部分出自於人禍，把統治權置於人民性命之前的政府弄出來的人禍。
更直接一点 目前的政体真的漏洞百出 适应不了社会发展了
如果他们像控制记者一样去控制病毒，疫情何至于此
今天凌晨兩點多，看到武漢封城的新聞消息，我眼睛泛起淚水。也不知道為什麼，會如此感傷。冷漠的官僚階層，也就只能用冷漠形容他她們。去年的武漢陽邏民眾反對興建垃圾場事件，也特別讓人難受。從此，更加對執政者失去了信心。
每次發生這些悲劇就跳出來說不要把一切都扯上政治。可是事實上這些悲劇所造成的傷害的大小就是政治所引起的。
如果不是一言堂，各層級不敢不願不想背負任何下命令的責任，事情何至於此。真希望大陸人民想清楚這一點。
為武漢，為所有人民祈福。
今天封城了，但一聲令下將武漢市内交通癱瘓之後，武漢民衆的生活如何維持，患病的人如何得到醫療保障，目前完全沒有看到。在封城這一刻居然沒有同時公開任何計劃安定民心，由此可見很可能就是根本沒有預先制定計劃。春運之前不僅沒有限制出入武漢，還通過官媒一再保證可防可控讓民衆失去最基本的危機意識，造成病毒在未知階段就大面積傳播，疫情失控之後封城並癱瘓市内交通看似是亡羊補牢，實則是封建王朝時代對待瘟疫的傳統模式。此後武漢以外的人是否還能知道市内真實的情況？
實際上，專制國家應對疫情的效率並不會比發達民主國家要高，反而有更大的概率產生人禍。專制體系之下是無限的管制權，同時對應的就是無限的責任，而無限的責任會自上而下轉移，最後基層成爲擔責最大的主體。當事故出現，上層只需要問責和處死下層。爲了不被“處死”，下層唯有報喜不報憂，所有的人禍幾乎都從自以爲可以控制局面，自以爲可以瞞天過海開始。
有些人原本可以不用染上病毒，有些醫護人員原本可以不用犧牲，有些人原本可以不用終生承受後遺症的痛楚。然而，對上負責的體系之下，民衆只是一個數字，只要可以瞞天過海，只要可以保住統治者的面子，死多少人都不會是問題。這是SARS留給後人的教訓，而後人只被教育成了歌功頌德、喪事喜辦的道具。17年過去，這個國度不僅沒有吸取教訓，甚至還返祖到封建王朝時代。
遺憾「如何呈現『問題』」的問題，在治理體系的內在邏輯演繹下，逐漸超越了『問題』本身。